跨区域森林生态补偿的演化博弈分析——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视角

新常态下,我国的森林生态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森林资源存在乱砍乱伐现象和林区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森林保护和补偿的驱动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物力和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跨区域森林生态补偿难以实现,因此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厘清森林生态环境保护与补偿行动中保护主体、受益主体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有助于突破跨区域森林生态保护补偿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分析主体功能区利益群体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保护地区政府和受益地区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未引入"约束-激励"机制和引入"约束-激励"机制下的主体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剖析不同情形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决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在未引入中央政府"约束-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跨区域生态补偿无法实现,保护地区政府会通过权衡保护森林资源收益和机会成本进行策略选择,当保护森林资源的净收益为正时,即使没有受益地区生态补偿,保护地区政府仍然有足够的激励保护森林资源,当保护森林资源的净收益为负时,两类政府群体容易陷入森林生态治理的"囚徒困境",而"约束-激励"机制的引入可以实现森林生态保护补偿的帕累托改进,通过中央政府惩罚、奖励金额的限制能够实现最优稳定均衡策略。     

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路径探索

针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这一新型主体展开研究,探索在将其列入监管对象的同时,是否能够成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主体,并探索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路径,与政府建立合作机制,通过建立长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完善“三小”入网经营等方式,建立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包容性治理：中国国家公园治理新思路

模式的选择在自然保护地有效治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适宜的治理模式是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综合效益最优化的重要途径。包容性治理在建立多元共治、全民共享的国家公园治理体制、促进社会公平和容纳边缘群体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对保护地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系统总结了全球保护地治理模式,对不同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和评价,重点从理论和实践背景阐述了包容性治理的源起;从边缘性和公平性视角两方面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国家公园进行包容性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中国国家公园包容性治理框架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中国国家公园包容性治理建议和思考。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间的合作、促进社会公平、容纳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发展,尤其是确保边缘群体的利益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公园协调保护和当地发展的新思路、新选择。     

法国大区公园经验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跨界治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之一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然而, 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保护不仅面对交叉重叠、多头管理导致碎片化管理问题, 还要面对行政区划进一步造成的碎片化和管理分割的现实。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地跨浙江、安徽和江西三省, 存在国家公园跨界治理过程中的三大普遍问题: 跨界协同治理空间边界划定、生态保育政策及执行不统一、毗邻社区居民生计对自然资源依赖与生态保护目标的矛盾。文章借鉴法国大区公园治理经验, 依据《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精神, 提出钱江源国家公园跨界治理中必须形成一个政府主导(公园管理机构为代表), 企业、社区居民和第三方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组织框架, 并针对上述三个问题, 提出通过第三方组织参与方式实现跨越行政壁垒的统一保护、通过社区协议保护方式实现保护标准的统一、通过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湖南省生态补偿地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由于各地生态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差异性, 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基于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核心内容分析(补偿类型、补偿标准、补偿利益主体、补偿方式、补偿措施), 从省域、区域、市域不同空间尺度对湖南省生态补偿的地域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 (1)补偿类型及标准的差异在各空间尺度均存在, 表现为各区以当地优势资源为重点补偿对象, 且经济发达区补偿标准相对高于经济欠发达区; (2)补偿方式和补偿利益主体的差异性在全国省域尺度较为明显, 湖南省结合流域上下游之间的补偿、资源产权交易等方式形成了政府-政府、企业-企业等多种利益主体格局; (3)补偿措施的差异性在市域尺度较为明显, 各市域结合自身实践, 实施政策、实物、技术等多种补偿。湖南省生态补偿地域差异格局的形成与区域生态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及省级政策方针导向、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等因素密切相关。最后, 总结出湖南省生态补偿的基本特征, 并提出相关建议。     

生态脆弱区贫困与生态环境的博弈分析

生态脆弱区既是生态环境破坏最典型、最强烈的区域,也是贫困问题最集中的区域。然而,实践中试图摆脱"贫困陷阱"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鲜有协同生态保护与扶贫的研究,尤其是忽视了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与机制。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生态脆弱区不同利益主体的两组核心博弈,即政府与民众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博弈。研究发现,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作用过程事实上就是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目标与利益的博弈过程,博弈结果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扶贫的效果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效应。研究为深入理解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为中国生态脆弱区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环境正义下重工业区工业碳排放治理机制

探寻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重工业区工业碳排放治理机制,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环境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辽宁重工业区为例,构建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和第三方核查机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影响工业碳排放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对不同均衡点下三方利益主体的策略选择进行仿真,进而构建工业碳排放治理机制。结果表明: 不同均衡情景下,研究区工业碳排放利益主体策略选择分别符合现实和理想两种情景。在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不同均衡情景中,地方政府和第三方核查机构在不同稳定性均衡情景碳排放策略选择中分别起主导作用。政策补贴、违规行为罚款、减排成本、核查成本和监管成本是研究区工业碳排放三方利益主体演化博弈的关键影响因素。结合工业碳排放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创新机制、约束机制、市场机制和倒逼机制4个方面构建研究区工业碳排放治理机制。完善研究区工业碳排放利益均衡分配,促进三方利益主体合作,可实现工业碳排放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环境正义。     

新农科背景下农业类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多元共治治理体系探索

新农科建设提出培养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现代农业复合型人才,而专业实践基地是农业类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载体,构建专业实践基地治理体系对提高农业类研究生培养质量意义重大。针对农业类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治理的现实困境,结合三螺旋理论构建了政府参与的多元共治新型基地治理体系,并比较分析了科技小院和广东开放基地两种多元共治基地治理体系,提出政府参与农业类研究生专业实践基地治理的必要性以及多元共治基地治理体系完善与发展的建议。     

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构建场景要素与路径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是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的重要场景之一,合理的生态网络能加强生态源地间的连通性,提高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有效缓解生态环境问题,对保障城市与区域生态安全,提升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例,以场景为依托开展生态网络协同构建场景要素与协同路径分析,结合景观连通性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获得生态源地,并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与生态节点,构建大湾区生态网络总体格局,最后从跨区域协作角度探讨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构建的潜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网络由40个生态源地、780条潜在生态廊道与892个生态节点构成,生态源地面积1.88万km²,占湾区总面积比例为33%,所识别的生态源地及生态廊道与自然保护区、广东省万里碧道、珠江三角洲绿道网重合程度较高;（2）识别跨区域生态廊道552条,其中,跨越佛山与广州市的生态廊道较多,一半以上的廊道跨越三个及以上城市,跨陆海区域的生态廊道连接了湾区南部主要沿海城市,构成陆海生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3）提出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构建的潜在模式,应结合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等构建主体,分析城市内、城市间生态网络构建过程涉及的协同需求、协同对象,探索差异化的协同路径;（4）以场景为依托识别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场景的主题、时空特征、对象、路径和价值,可为进一步开展生态网络协同构建与应用示范过程提供指导。本研究是对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建设的有益探索,基于跨区域生态廊道协同构建场景模式的探讨能够为今后进一步探索区域统筹协同机制、实现景观格局协同构建和优化、促进区域生态共建共享提供理论依据。     

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的政策格局及评价

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科学合理的产业协同政策是加快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政策事件的系统梳理,从区域、省际和城际3个尺度解读了产业协同政策的格局及其演进过程,并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视角进行了评价。研究认为:(1)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协同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内跨地产业合作和城市间产业联系,有助于提高城市群整体竞争力;(2)不同空间尺度的产业协同政策关注的重点、发展的方向、演化的特征不同,当前城市间的产业协同政策与区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关系不明确,产业协同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尚不显著,亟需加强研究和统筹协调;(3)受城市行政区等级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影响,京津冀产业协同政策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高度契合统一,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理念并不相符,影响科学合理协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对当前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及其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五省市蔬菜生产及跨区域供给分析——基于北京市视角

受到资源约束、城市定位等因素的影响,北京依靠自产蔬菜无法满足本地居民巨大的蔬菜需求,强化蔬菜跨区域供给,特别是与周边省份协同发展,构建本埠、外埠蔬菜共同保障首都蔬菜供给安全的联动体系是稳定北京蔬菜供给的新动力。本研究从北京及其周边主要产地天津、辽宁、河北、山东（以下简称为五省市）的生产特征出发,对五省市蔬菜产业现状及发展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并在分析北京蔬菜区域协同供给的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蔬菜供给区域协同发展愿景,以期为首都蔬菜供应的全面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移动云的急救医疗信息协同平台设计

现代急救医疗要求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将正确的信息交接给正确的人,因此建立一套覆盖急救医疗全程,既能满足单一环节信息支持,又能满足各环节信息协同的管理平台,对提高城市急救能力及重大灾难救援能力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急救医疗服务具有涉及部门多、参与人员多、流转过程多、地域跨度大的特点,信息交互共享涉及不同系统间的信息标准和规范、异构信息系统间的互操作性、跨机构系统间的信息协同等问题,因此具有很大的实施难度。文章探讨利用移动云技术构建低成本、高效率、高安全性的分布式信息资源整合方案,实现各类信息跨业务系统、跨机构、跨地域的在线存储、创建、编辑、共享及协同管理。     

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与政策选择

以公共政策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垂直面枢纽性”和“水平面复杂性”的情势分析,以及公共政策利益相关者对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态度差异分析,提出了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政策目标定位和政策选择模式。研究认为,把政府各部门连接起来,整合和协同多元非对称性的力量,是当前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政策的首要选择。     

基于生态供需视角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与提升人类福祉的基本途径之一。以长三角地区为案例区,通过生境质量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景观连通性分析识别区域生态源地,在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辨别高生态需求区的基础上,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源地与高需求地之间的生态廊道,以构建并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生态源地总面积64911km~2,占全区的32.51%,主要分布于皖南和浙中;区域中高与较高生态需求斑块总面积占全区46.60%,主要位于上海市和江苏省;区域生态廊道总长度11188.85km,源间廊道主要分布于长江沿岸和区域南部,需求廊道主要位于区域东中北部。研究首次将生态需求评价纳入生态廊道建设框架,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新思路,结果可为生态空间保护规划提供参考。     

基于PEST模型的非营利性医院筹资宏观环境分析

用宏观政策分析、PEST分析方法,对我国非营利性医院筹资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及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改善了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环境,而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将带来现有卫生体系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都将对医院内部资金积累带来限制,政府主导多元投入体制的建立将为医院多渠道筹资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长三角中心区生境质量时空变化及其影响机制

明晰快速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和一体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长三角中心区为研究区，基于1995—2020年土地利用空间数据，运用InVEST模型评估生境质量空间格局，探究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并揭示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时间变化上长三角中心区生境质量呈现下降态势，省(市)域尺度上的差异性逐渐加强，生境质量等级以较差和差的面积变化为主，优、良好和一般等级的面积变化不大；生境质量等级空间变化上，体现为较差与差、优、良好等级之间的相互转移，南京、常州、镇江等城市的生境质量等级向差与向好转移幅度的均衡性较好，宣城、池州、舟山、安庆等城市的恢复潜力较强；在省(市)尺度近5年的生境质量管理和改善上，浙江省效果远好于其他省(市),省(市)间生境质量管理和改善的差异化，凸显出未来长三角中心区跨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管理和发展的重要性；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是影响长三角中心区生境质量时空差异化发展的重要原因，高程和坡度决定了生境质量的空间格局，人类活动强度驱动着生境质量格局变化。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环境污染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熵权法测算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依据Moran指数与散点图、LISA集聚图分析了我国环境污染的空间集群和集聚状况,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域的环境污染水平和发展趋势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工业污染排放已趋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居民生活污染已成为区域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我国各省域的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区位差异性,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集聚性和集群现象;不同因素对环境污染产生的冲击方向及强度均有所差异,但科技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保意识等因素对环境污染具有反向冲击:开放程度、科技水平的提升可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意识的增强有利于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强化区域环境治理合作、人口空间适度集聚、扩大环境治理投资规模、深化对外开放程度和鼓励产业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     

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根据国家科技部"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2016年)指南任务要求,本项目将重点开展"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的研究。基于对"长三角城市群重大生态安全问题的DPSIR多元共轭机理"及"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协同联动机制与保障路径"重大科学问题的辨识,强化"1、5、1"的整体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即:构建1个基础理论框架、研发5大技术体系、创新1个协同联动决策支持系统和平台。项目成果将有助于长三角地区提高生态系统监管能力,促进区域健康发展,并为国家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感潮河网区环境合作博弈模型及实证

区域决策者往往要选择合适的排污策略,使自己的经济和环境收益最大。当多个决策者进行策略选择时,就形成了区域环境博弈格局。针对感潮河网区排污行为与环境质量具有互相影响的特点,考虑了税收收益、治理成本和环境损失等因素,建立了河网区环境非合作博弈模型和合作博弈模型。非合作博弈的Nash均衡表明,在非合作局面下,区域决策者仅仅考虑最大化自己的收益,选择的排污策略与其他参与者无关。在合作博弈分析中,对大联盟、子联盟博弈进行了分析求解。通过计算所有可能联盟博弈的特征函数,使用常用的Shapley值法进行合作收益公平分配。研究表明,在大联盟合作局面下,区域决策者的策略选择考虑了全局收益的最大化,选择的排污策略与所有参与者的环境损失参数、环境影响参数有关。结合感潮河网区案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了3个区域非合作博弈状态和合作博弈状态下的排放量和收益,并使用Shapley值法对合作收益进行分配。对比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合作后3个区域排污量分别比合作前减少了17.98%、15.36%、5.55%。合作收益分别增加了2.17%、3.21%、1.25%。环境质量分别提高了14.24%、13.33%、10.52%。这说明合作局面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分配后的环境合作收益大于非合作收益,河网区环境合作是多赢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再修订: 背景、争点与建议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已纳入全国人大2020年年度立法计划。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经过多次修改, 但仍存在野生动物保护范围较窄、监管体制不顺、执法标准不科学、法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不能适应新时代“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战略协同规制的新需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决定》, 为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带来了良好机遇。目前各方面对于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既有共识, 也有争议, 呈现出不同利益诉求与立法思维的差异性, 以及立法过程中利益选择、利益表达、利益协调的复杂性。为此, 建议《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在完善立法目的、合理界定保护范围、健全“黑白”名单制度和许可证制度、优化野生动物保护监管体制、完善激励机制和法律责任制度等方面认真加以研究, 为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