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豚的年龄鉴定、生长和生殖的研究

本文根据在长江中下游,长江口和中国东北沿海收到的68头江豚标本,对江豚年龄鉴定的方法作了摸索和研究。从年龄,生长和生殖的角度系统分析了江豚的一些种群生物学特征。江豚年龄与生长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遵循的幂函数型式。4-5龄以前,江豚的生长迅速,此后减慢。江豚首次性成熟年龄雌性4龄,雄性4.5龄。性成熟时体长雌性133cm,雄性140cm。根据16头胎儿资料,用对数分割法反推出江豚的交配期较长,并有两个可能的交配高峰,分娩的高峰为2-4月。断奶年龄约为0.5龄。粗略估算长江江豚的年生殖率为20％。长江的江豚和中国沿海的江豚在形态和种群结构上各具特点。从江豚的年龄组成看出,幼龄组(0-4龄)的比例较大,结构基本正常。       

长江中下游江豚种群现状评价

作者根据近年在长江中下游对江豚进行考察的资料和收集到的标本,系统分析评价了长江中下游江豚的种群现状,主要结果如下:1.长江江豚上至宜昌(距河口1669公里),下至长江口,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均有分布。分布型式是沿长江纵向呈集群性分布,横向呈趋岸性分布;2.长江中下游江豚种群数量估计为2700头。其数量冬季最高,夏季最低。夏季的SPUE值仅为冬季的48.7％—58.6％;3.长江中下游江豚群体以1—5头最为常见,占88％;4.理论推算长江中下游每年新产生个体为539头,年出生率为20％;5.通过分析比较长江中下游和中国沿海以及日本Inland Sea江豚种群数量变动趋势,推测长江中下游江豚很可能进行“江—海”、“海—江”长距离大规模的迁移,这种迁移与生殖有关。     

江豚染色体的初步研究

江豚是一种广泛分布于浅海和河湾的无背鳍豚。其分类学研究[b]、说明该属中有多个种。分布在我国沿海和长江中的江豚,过去曾被认为与日本的江豚同属一种,命名为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有关它的染色体组型     

长江天鹅洲故道江豚的集群规模及其时空分布

2 0 0 1年 5月至 2 0 0 2年 4月 ,选择使用岸上定点观察、流动观察和水上流动观察 3种观察方式 ,对长江天鹅洲故道内约 2 0头江豚的集群状况进行了一个周年的监测 ,共观察到江豚集群 5 88次。结果表明 :天鹅洲故道内江豚以集群的方式迁移和活动 ,集群规模从 2— 2 0头不等 ,一般分成 2个 9— 11头规模的亚群体 ,2个亚群体活动范围相对独立 ,其活动主要为D区和H区。每个亚群体又常分成规模较小的核心群体 ,其中 3头集群最多。一年中春、秋和冬季江豚集群状况基本相同 ,而夏季有所差别。天鹅洲故道江豚集群在白天期间有 3个高峰期 ,主要发生在9:0 0— 11:30 ;12 :30— 16 :15和 17:15— 18:0 0 ;正午时间 ,江豚的集群活动处于相对低谷。江豚集群相对集中在天鹅洲故道D、E、F、G和H区域 ,占 70 % ,江豚在上下区域集群相对较少。根据江豚集群规模在天鹅洲故道的时空分布规律 ,作者对长江天鹅洲保护区江豚群体的保护与管理提出了科学的合理化建议。     

江西水域枯水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特征

研究于2021年11—12月,设置12条考察路线,采用同步目视考察法,对包含长江干流江西段、鄱阳湖和赣江下游的江西水域长江江豚数量和分布开展了考察,结合历史资料,探讨了该水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和分布规律及江湖迁徙关系。结果显示, 11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17群次、454头次, 12月考察观测到长江江豚236群次、569头次,受水位和天气等环境条件影响,两次考查观察到的长江江豚数量差异显著(t=–2.23, P<0.05)。11月和12月江豚分布规律基本一致:长江江西段,江豚主要分布在湖口石钟山-彭泽三号洲水域;鄱阳湖适宜水深范围水域都有长江江豚分布,其中吴城望湖亭-渚溪河口、都昌船厂-黄金咀-三山-瓢山水域是江豚高密度分布区;赣江下游,长江江豚分布在扬子洲渔业村附近水域。两次考察目击率分别为1.00和1.08次/km,均高于往年调查结果,由此推测,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可能有所增长。鄱阳湖通江水道蛤蟆石-石钟山水域,两次考察分别仅发现3头和2头长江江豚,推测调查期间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和鄱阳湖之间的迁移行为较少,未来需进一步管控江湖迁移水域的人类活动,促进江湖迁移。吴城望湖亭-渚溪...     

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的消化器官 Ⅰ.舌、食管、胃

江豚是属于鼠海豚科(Phocoenidae)的一种小型齿鲸。我国沿海以及大的江河、湖泊中均有分布。1926年秉志曾报道过江豚某些消化器官的大体结构。以后Howell(1927)和Pilleri等(1972)也分别描述了其胃的构造,可是都缺少组织学的观察,对江豚的舌、肠和胰等的叙述极简短。此外,Arvy等(1972)、Yamasaki等(1976)和Komatsu等(1980)对江豚的舌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基于PAE编码系统构建的半自然条件下长江江豚行为谱

识别和编制动物行为谱是深入研究动物行为及其与环境复杂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本研究于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以栖息在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半自然水域的8头长江江豚为研究对象,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和随机动物取样法观察记录了动物行为发生的过程、内容和环境,并以"姿势—动作—环境"(posture-act-environment,PAE)为轴心,以行为的功能为依据,构建了长江江豚的PAE行为谱。共分辨记录了半自然水域长江江豚的8种姿势、33种动作和46种行为,并定性描述了不同行为出现频率与年龄组、性别的关系。该行为谱综合了姿势和环境信息,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长江江豚的生态与行为、促进长江江豚的保护。     

固化河岸对长江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2016年3月—2017年1月,对长江干流2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12次考察,并收集了这2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12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215头次,平均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17.92±7.09)头次。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59%,分析发现,仅约13.9%的江豚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86.1%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50 m水域的江豚占31.8%,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2头江豚活动在近岸50 m水域内。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10 km江段12次考察均未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     

渤海江豚种群现状初探

渤海是黄渤海江豚种群的重要分布区,但是有关该区域江豚的种群数量的资料极其匮乏。2015年至2016年,采用截线抽样法在渤海水域开展了6个航次的目视调查,收集了渤海江豚的分布数据,首次评估了区域内的江豚种群数量,为制定有效的渤海江豚种群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基础资料。调查结果显示,在2015年8月、2016年5~7月、9月和11月进行的6个调查航次共计8972 km的有效航程中,发现江豚87次、136头次。江豚在渤海各海湾和中部水域都可观察到;14:00-18:00时段、离岸15~35km范围内较易观察到江豚;黄河口外、秦皇岛东北侧老龙口和莱州外沿岸河口水域,江豚出现频次较多。各季节中,以5月在黄河口外20~40km范围内发现江豚的频次和数量最多。采用Distance 7.0软件估算渤海江豚种群数量,其中探测概率分别取值0.399、0.85和1时,渤海江豚种群数量估算值分别为7883头（CV=0.21）、3701头（CV=0.21）和3124头（CV=0.21）,对应的种群密度分别为1.441头/km2、0.066头/km²和0.056头/km²,均低于已报道的南黄海和日本海江豚种群相应值。受海上天气、调查条件和经验所限,本文估值可能存在偏差,但限于渤海江豚历史资料缺乏的现状,本文的结果对于认识渤海江豚的种群状况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长江江豚对八里江江段的利用及其栖息地现状的初步评价

通过定点和流动观察的方法，作者使用行为指数和栖息地利用指数定量分析了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于1996—2000年间对八里江江段的利用和选择状况。结果表明：江豚在八里江江段的行为指数大小顺序为摄食＞抚幼＞玩耍＞休息，摄食和抚幼是江豚在八里江江段的优势行为；江豚栖息于离岸距离100—300m的近岸带占81．8％，栖息于水深小于9m的水区占73．3％；江豚分布密度随水深增加而逐步递减(典型的指数分布)；江豚活动水区的流速范围是0．3-1．2m／s，透明度范围是0．2—0．8m，江豚在八里江江段对水体流速和透明度没有明显的选择性；栖息地利用指数高的断面一般是饵料鱼类聚集、2—4股水流的交汇处。八里江江段的众多异质小生境为江豚提供了充足饵料和繁育抚幼的适宜场所；同时八里江江段为江豚提供了庇护、休息和玩耍的足够活动空间。八里江江段成为长江干流适宜江豚活动的最佳栖息地之一，也是常年江豚在此大规模集聚的理想江段之一[动物学报49(2)：163—170，2003]。     

长江江豚繁殖生物学研究概述

长江江豚,即江豚扬子亚种,是仅分布于长江及附属湖泊中的唯一江豚淡水亚种,也是3个江豚亚种中最濒危的一个亚种。本文概述了30 年来国内外关于长江江豚繁殖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从繁殖生态学、组织解剖学、生理学以及行为学等4 个方面阐述了长江江豚繁殖生物学研究现状,并对其中一些相互矛盾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今后研究中应注意的重点问题,力图为长江江豚的繁殖生物学研究指明方向,为早日实现长江江豚的人工繁殖奠定基础。
     

江豚皮肤及其背部角质结节的组织学研究

分布在我国沿海和长江中的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经分类学研究,马洛伊(Pilleri)认为与分布在日本的江豚(Neophocaena sunaraeri)和巴基斯坦的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不同,是独立的一个种。其解剖学的研究已有一些报道,组织学方面尚缺乏系统的资料。关于其皮肤的组织学结构在徐凤和周开亚的工作中虽有简略述及,但未见有详细的观察。为此对其显微结构进行了研究,并与白暨豚皮肤作了比较。     

长江河口区江豚种群调查

为弄清长江河口区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数量和分布情况,于2012年6月8~11日和2012年9月12~19日对这一水域作了2次较大覆盖面的目视考察和9次遗骸搜寻。6月的考察目击到江豚5群8头,9月的考察未目击江豚个体。依据样带法估算,长江河口水域6月份的江豚种群数量约为61头。全年共获得7头江豚遗骸,并搜集到其他5例死亡信息。对其中5头外表完整、特征保留良好的遗骸所作的鉴定结果显示,2头为长江亚种(N.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3头为东亚亚种(N.asiaeorientalis sunameri)。调查表明,崇明岛西端和青草沙附近水域是长江亚种活动的热点水域,可作为重点监护区域。     

北部湾印太江豚密度估算及适宜栖息地预测

目前我国印太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的基础信息十分有限,2018—2020年对北部湾离岸较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离岸较远的涠洲岛水域进行了截线抽样法船只考察。应用DISTANCE估算出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印太江豚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0.273 (0.133 ~ 0.561) 头,数量约88头 (95%CI：43 ~ 181);涠洲岛水域印太江豚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0.100 (0.048 ~ 0.210) 头,数量约137头 (95%CI：65 ~ 286)。利用最大熵模型 (MaxEnt) 分析北部湾水域印太江豚的适宜栖息地分布及面积。MaxEnt模型训练集和测试集AUC值分别为0.980和0.927,模型拟合度较好,结果表明离岸距离和海洋深度是影响印太江豚栖息地分布的主要因子,印太江豚的适宜栖息地在北部湾东北部近岸区和海南西侧,适宜度超过0.5的栖息地面积达14 630.62 km²。2018—2020年印太江豚适宜栖息地面积较2013年大幅度下降,0.5适宜度的栖息地面积减少了40%。参考印太江豚2个群体的平均密度和北部湾适宜栖息地面积,粗略估计北部湾水域印太江豚约1 463 ~ 3 994头。由此可见,北部湾水域内印太江豚密度比较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建议首先进行区域性海洋环境的整体保护,重点关注鱼类资源的恢复及对人类活动尤其渔船的管控,并尽快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长江安庆段江豚主要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

长江皖河交汇处(皖河口)是安庆江段江豚主要的栖息地之一。为了解江豚主要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于2013年9月—2014年8月对皖河口及其附近4个断面逐月进行了鱼类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共采集鱼类35种,与历史资料相比,鱼类物种多样性已经严重下降,并且小型化趋势明显。5个断面当中,皖河口鱼类种数最多,为27种,且以中上层鱼类餐和油餐为主要优势种;其余4个断面分别为16、20、19和14种,且多数断面以底层鱼类黄颡鱼和长须黄颡鱼为主要优势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皖河口渔获物的总数量和总重量与其他断面无显著差异,但总种数却显著高于断面1和5。对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鱼类的进一步分析发现,5个断面的显著差异仅存在于中上层鱼类,且皖河口中上层渔获物的数量和重量均显著高于其他断面。由此推断,江豚选择皖河口作为主要栖息地可能主要由于其更加丰富的中上层鱼类资源。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了解鱼类资源的变化,还对江豚的原地和迁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知难而进的寻找

2006年11-12月,在国家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和瑞士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联合组织了一次长江豚类国际联合考察,对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江豚类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干流水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     

长江江豚脐静脉细胞体外培养的初步研究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属齿鲸亚目鼠海豚科, 是世界上唯一的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淡水亚种, 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干流和洞庭湖、鄱阳湖及其部分支流1—3。       

定量评估豢养长江江豚个体间的优势关系

2000年1—4月和2000年4月—2002年4月,分别连续3个月和2年观察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6头长江江豚（3雌3雄,8个不同组合群）个体间发生的3种交互关系,即接近—逃开、接近—接触和接近—尾鳍击打。在累计8,162min的观察时间内,共观察到这些交互关系1,685次。本研究将江豚个体间发生的这3种交互关系作为个体间优势关系的指示,并分别给交互双方赋予不同的分值,采用优势比分矩阵方法定量分析了江豚个体之间的优势关系。结果表明江豚群体内存在优势关系。同性别个体之间,优势关系与年龄和饲养时间有关,年龄大的个体比年龄小的个体具有优势,饲养时间短的个体比饲养时间长的个体具有优势。但是,异性成年个体之间,优势关系通常是可变的。     

2006长江豚类国际联合考察日记 知难而进的寻找

<正>2006年11-12月,在国家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和瑞士白鱀豚保护基金会联合组织了一次长江豚类国际联合考察,对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江豚类分布的长江中下游干流水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     

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

江西鄱阳湖是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的重要栖息地, 湖中栖息着约400 头江豚。多年的观察表明, 船舶交通是鄱阳湖中江豚面临的重要威胁之一。为了评估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了解船舶通行期间及其前后江豚的发声和行为特征, 作者于2007 年6 月27 日—7 月1 日在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采用固定被动声学系统, 即安装在监测点(29°42′38″ N, 116°11′11″ E)的一套水下声学数据记录系统, 对周边通行船舶的水下噪声及江豚声纳信号脉冲事件进行了定点监测和记录, 并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和统计分析。在整个监测的109h 中, 声学记录仪共记录到船舶494 艘, 江豚声纳脉冲串信号13413个。船舶出现与江豚出现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r = -0.029, N = 6550, P Z = -0.370, P> 0.05); 当有船舶经过时, 江豚的发声频次显著降低(Z = -10.050, P Z = -0.275, P> 0.05; Z = -0.119, P> 0.05); 船舶通行之前和之后, 江豚的发声频次、脉冲串持续时间、脉冲间间隔的差异性均不显著(χ2= 5.255, P> 0.05; χ2= 3.511, P> 0.05; χ2= 5.155, P>0.05); 在船舶经过时, 江豚对游动方向没有明显的选择性(χ2= 0.861, P> 0.05)。基于分析结果推测, 在狭窄水域中江豚躲避船舶干扰通常采取“临时性”策略, 而非长距离逃避。由于鄱阳湖湖口水域水道相对狭窄, 尽管研究的结果表明江豚对船舶有一定的敏感反应, 但是在相对狭窄的水域中, 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难以充分表现。另外, 江豚对该水域中高密度航行船舶的噪声可能存在一定的“适应性”, 导致当遭遇船舶时, 江豚的声行为反应不十分强烈。因此, 建议有必要在不同尺度的水体中采用声学数据记录仪继续开展类似的观察,以进一步了解江豚对船舶的行为响应, 尤其是观察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及发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