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蛋白有机液肥对小粉土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影响

采用恒温土壤培养方法,研究了4种不同鱼蛋白有机液肥施用量[0(对照)、0.5、1.5、2.5 ml·kg-1]条件下小粉土酶活性和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变化,及其与土壤养分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不同鱼蛋白有机液肥施用量处理下土壤pH值变化范围为7.07～7.31,与对照无显著差异;土壤磷酸酶活性显著增强,分别为对照的1.27、1.90、1.96倍;土壤脲酶活性分别比对照提高39.81%、78.06%、173.24%;蛋白酶活性比对照提高56.37%、108.29%、199.98%;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均随肥料添加量的增加而逐渐增大,分别为对照的1.67、3.95、4.74倍和1.21、2.43、4.06倍.土壤脲酶和蛋白酶活性以及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在不同施用量处理下达到峰值点的时间不同.土壤磷酸酶、脲酶和蛋白酶活性、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与土壤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施用鱼蛋白有机液肥可以显著促进小粉土微生物的生长及酶活性的提高,从而促进土壤有机质的分解转化和速效养分的释放.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综合成效评估技术框架

我国实施了诸多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以往工程多以湿地、森林、草原等单一类型的生态系统为保护修复目标,缺乏区域整体性、系统性考虑。2016年以来,我国开始从完整流域的视角出发,系统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和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该类工程保护修复目标多样、内容庞杂,因而成效评估面临子项目类型多、空间尺度多、目标维度多、项目实施周期短等诸多挑战。就空间尺度而言,评估对象既要涵盖常规评估中相对较大的、确定的空间范围,也要涵盖具有相对类似生态问题或目标的保护修复单元,以及实际采取措施的子项目;就时间尺度而言,既要考虑工程实施结束时的成效,也要考虑实施结束后的成效动态;就评估内容而言,既要关注社会、生态、经济效益,也要考察工程措施与生态效应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子项目的关联性与协同性、工程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研究基于上述背景制定了一个新型评估框架,重点强调基于子项目、保护修复单元以及工程范围三个尺度的指标体系,以及生态、社会、经济、管理四个方面的评估内容。新的评估框架将有助于完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标准体系,为推进国土空...     

洞庭湖流域中上游地区景观格局变化的水文响应

将洞庭湖流域中上游地区1980、1995和2000年的Landsat MSS和TM卫星照片解译所得的景观数据,与经过最大似然估计法“消噪”的湘、资、沅、澧四水入湖水文站的年内最高洪峰水位、最大瞬时流量、年入湖径流量和年入湖泥沙量数据进行Paneldata模型处理,并对处理后的景观和水文数据进行灰色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最高洪峰水位的变化受景观格局变化影响最大,入湖泥沙量的变化受景观格局变化影响最小。对最高洪峰水位变化影响最大的是山地水田、水库坑塘和灌木林地疏林地景观面积的变化,影响指数值分别达-48．5、-48．1和45．2;对最大瞬时流量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水库坑塘、水田（山地水田除外）和灌木林地疏林地景观面积的变化,影响指数值分别达-41．9、41．2和41．2。有林地景观因林分差和林种结构单一,对各水文特征指标变化的影响较小,影响指数值分别仅为-10．1、-13．5和-14．5。     

农林业系统沙兰杨-小麦、玉米群落类型氮、磷、钾营养元素循环的研究

农林业系统沙兰杨-小麦、玉米群落类型N、P、K营养元素循环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群落中,元素N和P发生损亏,K基本平衡。在植物组分库和枯落物库中,元素N、P、K均发生累积;在土壤库中,元素N、P和K均发生亏损。土壤表层(0—20cm)N的含量是限制农作物正常生长发育的主要环境因子。土壤库中有效N和速效P的含量是限制沙兰杨正常生长发育的主要环境因子。群落的年输入输出量大,枯落物少,营养元素在各组分间的循环量大等是该群落类型营养元素循环的重要特性。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以洞庭湖流域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要目标是维护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以维护和提升人类福祉所需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提出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的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框架,以实现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质量提升和格局优化。基于该框架,以洞庭湖流域为例,通过流域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状况分析、流域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和生态问题识别,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为实现可持续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提出系统保护与修复布局建议。通过洞庭湖流域的分析案例为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重要区域的识别提供了可借鉴的指标和定量分析方法,为流域尺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和修复提供思路和途径。     

国家大型煤电基地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煤电基地为例

随着我国煤电基地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煤电基地建设与开发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了解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评估其对生态系统与人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制定合理的保护、治理、恢复策略是煤电基地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生态环境监测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然而,现有的监测技术体系普遍存在自动化水平较低、成本较高、时空覆盖面较低等问题。鉴于物联网技术在提高信息采集效率和改善信息获取方式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所以将物联网技术应用于煤电基地生态环境监测,从感知层、传输层、支撑层、应用层、用户层的角度明确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效途径。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北京市产业生态效率

提高生态效率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至关重要。为了了解北京市产业转型过程中各产业部门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识别提高影响北京市产业生态效率的关键部门,基于北京市投入产出表,运用指标体系法,选取水资源效率,以及废水、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环境效率作为生态效率的衡量指标,核算了北京市2007、2010和2012年各部门的水资源效率以及2005、2007和2010年各部门的环境效率,并比较分析了各部门的水资源的完全用水系数以及污染物的完全排放系数,计算各部门之间完全排放量的相互贡献比例,识别了提高生态效率的关键部门。研究结果:(1)2007—2012年,北京市各部门水资源效率和2005—2010年废水、二氧化硫(SO_2)、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环境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农林牧渔业和废品废料部门是提高水资源效率的关键部门。(3)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工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和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是提高废水环境效率的关键部门。(4)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是提高SO_2环境效率的关键部门。(5)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及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是提高工业固体废弃物环境效率的关键部门。     

Screening of Native Hyperaccumulators at the Huayuan River Contaminated by Heavy Metals

Plant, soil, and sediment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the Fuqiao area within the Huayuan River basin in South China. Concentrations of manganese, zinc, cadmium, and lead in the samples were measur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t samples to absorb, transfer, and accumulate the target metals were analyzed.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target metals in 13 plant samples greatly exceeded the background values of target metals in plants over the world, and that the plant species might evolve to the accumulating ecotypes for the target metals under the long-term stress from the contaminated environment. Among 13 plant species,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exhibited the highest accumulation capacities for the target metals, amounting to 6511, 13,784, 155, and 104 mg/kg in its shoots for manganese, zinc, cadmium, and lead, respectively. Its bioaccumulation coefficients for manganese, zinc, cadmium, and lead were 5.08, 49.23, 36.78, and 34.81, respectively, and its transfer factors for manganese, zinc, cadmium, and lead were 7.53, 3.19, 7.38, and 1.29,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satisfied the criteria for the hyperaccumulator for zinc and cadmium, and that it might be a potential native plant species for phytoremediation of the contaminated soil, sediment, and river water by the target metals within the basin.     

略论棕榈科与新分出的省藤科的系统分类、演化、区系地理及主要的经济用途

棕榈科原省藤亚科因其子房壁及外果皮被倒生、螺旋状排列的鳞片所覆盖,而区别于其他亚科,因而独立分出成一新科--省藤科。作者讨论了棕榈科的祖先种可能在石炭纪时,自原始裸子植物开以顿目在分化、衍生出苏铁目祖先种的进化干上,于白垩纪时分化出的一个分支。在棕榈科的祖先种出现不久后,在其进化的分支上,于白垩纪后期又分化出一旁支,成为棕榈科的姊妹科--省藤科的祖先种。从两祖先种分别再分化、衍生出现今分布地球上该二科的属与种。两科、尤其前者是被子植物、尤其是单子叶植物中最原始的类群之一。作者还提出棕榈科象牙椰亚科与贝叶棕亚科是该科最原始或较原始的两类群;槟榔亚科和腊材榈亚科是较进化的两类群;而水椰亚科祖先种可能源于象牙椰亚科的祖先种,但又演化为该科最进化与特化的类群。省藤科省藤亚科略比鳞果榈亚科原始。作者讨论了两科为泛热带分布的科,指出两科的"现代分布区"在南北两半球热带地区,少数种还延伸分布到两半球暖亚热带、甚至达中亚热带地区,分布区边缘最北达日本中部、中国长江流域及黄河下游的南部,美国加利佛尼亚州与佛罗里达州和地中海北部;最南达智利中部和新西兰南部;而"现代分布中心"在热带与暖亚热带的亚洲,中、南美洲,大洋洲及非洲的东、南、西部;但分布区的"密集中心"则在热带亚洲、热带中及南美洲、南太平洋群岛及非洲东南部。作者还介绍了近50年我国南方引种驯化成功的两科植物近400种(见^*图谱),其中少数为耐寒的种类,有的种已引种到长江流域或更北的地区。引种的大部分种都有其重要的经济用途,包括:1. 食用,如淀粉和树液可制"西米"或制糖,酿酒、醋或作饮料;果或种子榨油,供食用或工业用;某些种的嫩芽作蔬菜,甚至种子代咖啡饮用;2. 药用,有消炎、止血、活血、驱虫、抗癌等用;3. 建筑、工艺与日用品,包括不少种的树干供建普通房子、桥梁、小船;少数种可提制工业用蜡;许多种的纤维制高级缆绳和编织品;还制工艺品与日用品等;4. 代表热带景观的园林工程、绿化及美化环境的观赏树和人行道树及建造园林景观生态类型的树种等。     

基于MSIASM方法的中国省级行政区体外能代谢分析

通过社会代谢多尺度综合分析方法,采用社会不同层次人类活动时间、体外能代谢率与人类活动的社会开支和体外能的社会开支等指标,评价我国30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自治区、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河南、湖南、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30个省级行政区的社会代谢状况,识别出限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持续发展水平,并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识别限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该方法社会代谢多尺度综合分析方法适合于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与2003年相比,2007年我国各省级单位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水平普遍提高。在内蒙古自治区,矿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剧烈带动作用,造成了体外能代谢改善水平高于全国其他省级行政区。在海南省,整体工业化水平不高,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产业特点,使其体外能代谢的改善水平低于全国其他省级行政区。在江西和贵州,生产性行业发展过快,而服务业发展的和民生的工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发展的滞后,导致生产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提高,而消费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下降。在河北、青海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各行业均发展较快,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较慢,使其付薪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提高,而家庭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下降。在安徽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和消费水平提高较快,而工业生产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有所降低,使其非农生产部门体外能代谢水平下降,而农业和家庭部门的体外能改善水平提高。在山西和上海地区,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较叫快,而农业生产发展较慢,导致非农部门和家庭的体外能代谢水平提高,而农业部门的体外能代谢水平有所降低,这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与2003年对比,2007年资本和技术聚集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自治区、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河南、湖南、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仍需加大力度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继续加大资本技术的引进力度,以解决个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技术聚集与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协调问题。而且,2007年中国省级行政区社会代谢表现异常,大多数省级行政区社会开支并未随社会发展而增加,社会负担表现为自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倾向;内蒙古、宁夏和新疆3个矿产资源丰富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使当地环境承压过重。30个省级行政区中只有上海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北京、天津、河北等16个省级行政区仍需着力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吉林、江苏、浙江等14个省级行政区仍需着力资本技术的引进力度,中国的社会负担出现南方转移到北方的倾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大部分省级行政区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曾遇到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应引以为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辽宁省食用菌产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概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辽宁省食用菌产业生产和管理现状,分析了疫情对辽宁省食用菌产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影响,指出了原辅料准备、菌种(棒)生产、养菌管理、产品销售以及人员用工、交通物流等存在的诸多问题,明确了疫情对食用菌产业结构、销售市场结构、投资市场结构主要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应对交通不畅、劳动力匮乏、资金短缺、技术缺乏的具体措施,并对辽宁省食用菌产业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评价及影响因素辨识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处于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落后状态,开展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时空特征评估及关键要素识,对于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战略和绿色丝路建设至关重要。基于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风险5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构建了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了2000—2015年尼泊尔县域尺度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厘清了影响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在县域尺度上主要集中在中低和中等恢复力水平,而中高恢复力呈由南向北逐渐降低态势,南部地区以及位于中部发展区的首都加德满都河谷地区恢复力水平相对较高;(2)2000—2015年尼泊尔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恢复力在不同阶段呈现波动变化状态,2005年恢复力最优,2010和2015年部分区域恢复力降低明显,系统恢复力区域间差异逐步增大;(3)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风险对系统恢复力提升的总效应分别为0.99,0.07,0.11...     

长期施肥对双季稻田土壤微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为探明不同施肥处理对早稻和晚稻各个生育时期稻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和微生物熵的影响,以湖南宁乡长期定位试验为平台,应用氯仿熏蒸-K_2SO_4提取法和化学分析法系统分析了定位长达29年5种施肥处理之间(化肥、秸秆还田+化肥、30%有机肥+70%化肥、60%有机肥+40%化肥和无肥)双季稻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和微生物熵的差异。结果表明,早稻和晚稻各主要生育时期,长期施肥均能提高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含量和微生物熵,各施肥处理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含量和微生物熵均随水稻生育期推进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均于齐穗期达到最大值,成熟期达到最低值;其中,以60%有机肥和30%有机肥处理双季稻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含量和微生物熵均为最高,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其大小顺序表现为60%有机肥30%有机肥秸秆还田化肥无肥。长期有机无机配施可以提高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和微生物熵,有机肥与化肥配施对提高土壤肥力效果最好。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及微生物熵可以反映土壤质量的变化,可作为评价土壤肥力的生物学指标。     

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研究关键思考

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研究应以地质学为基础，以生态学为指导，研究岩石、土壤、水、生物等在地质作用下产生的生态问题。秦岭生态地质特色鲜明，是催生生态地质基础理论、形成生态地质保护对策的理想实践地，迫切需要对秦岭生态地质环境角色地位予以系统剖析，梳理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构建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框架体系。研究提出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研究要把握以下关键思考：一是秦岭生态地质环境要素多元、圈层互馈过程复杂、灾害叠加影响效应突出、人-地-生相互作用强烈，立足生态秦岭面临的现实挑战，需认知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的要素构成及家底，构建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要素互馈演化模型，探索生态退化、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共存递进关系，进而提出地质环境-生态环境-人类环境动态平衡调控对策；二是秦岭生态地质环境系统框架体系应以地质环境认知为基础，将生态环境充分融入地质环境之中整体考虑，并对各要素对生态环境影响进行梳理；其中，构造、地貌地质环境是“生态容器”,岩石、土壤及水文地质环境是“生态载体”,灾害地质环境是引起“生态损害”的重要因素，人类活动环境则为造成“生态扰动”的外在驱动；三是秦岭林体-土体-岩体-山体-水...     

Effects of soil, climate,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some neutral volatile aroma components in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from high quality tobacco planting regions of Hunan Province

A pot experiment with the soils from Yongzhou, Liuyang, and Sangzhi, the high-quality tobacco planting regions of Hunan Province,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limate, soil,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some neutral volatile aroma components in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The contents of test neutral volatile aroma components in the flue-cured tobacco leaves were of medium variation, and the variation intensity was decreased in the order of dihydroactinolide, damascenone, furfural, total megastigmatrienone, and beta-ionone. Climate, soil, and their interaction affected the neutral volatile aroma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degrees. The furfural content was most affected by climate, the damascenone content was most affected by climate and by soil, the total megastigmatrienone and beta-ionone contents were most a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oil and climate, while the dihydroactinolide content was less affected by soil, climate, and their interac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climate, soil, and their interaction to the contents of the five aroma components was 40.82%, 20.67%, and 38.51%, respectively. During different growth periods of tobacco, different climate factor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neutral volatile aroma components. The rainfall, cloudiness, and mean air temperature at rooting stage, the diurnal temperature amplitude, sunshine time, and evaporation at vigorous growth stage, and the rainfall, evaporation, and mean air temperature at maturing stage were the top three climat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neutral volatile aroma components in flue-tobacco leaves. For the soil factors, the available potassium, available phosphorus, and pH were the top thre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five components.     

东方铃蟾在黑龙江省的现状与保护

2002—2006年通过样方法、样线法及访问调查,对黑龙江省32个县（市、区）东方铃蟾（Bornbina orientalis）的分布范围、栖息环境、种群状况、食物组成以及人工养殖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东方铃蟾在黑龙江省主要分布于东南山地的尚志、延寿、宾县、阿城、绥芬河、宁安、海林等地,栖息在山溪的石下、草丛或路边、半山坡上的小水坑、石头坑等处,产卵场的种群密度为2．8只／m^2;东方铃蟾的食物以膜翅目和双翅目昆虫为主,其出现频率分别为46．97％和39．75％,此外,半翅目、鞘翅目、鳞翅目、蜘蛛目、中腹足目的动物也占有一定比例,而蜻蜓目和直翅目所占比例较小;实验室条件下可以对东方铃蟾进行人工饲养,死亡率较低,成体能存活2年以上,食物以黄粉虫（Tenebrio molitor）和蚯蚓为主,并能抱对产卵。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栖息地片段化,环境污染造成的栖息地质量下降以及干旱的气候条件等因素,东方铃蟾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均呈缩减的趋势,因此建议加强立法、宣传教育和管理的力度,减少环境污染和人为活动对东方铃蟾栖息地的破坏,同时积极开展人工养殖方面的研究,解决饲料、繁殖、成活率等关键养殖技术。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展合理利用。     

THE BOOK CORNER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yield of prothrombin complex concentrates (PCCs) and to reduce their associated thrombotic risks, the influence of washing conditions on the yield, purity, and balance of coagulation factors (FII, FVII, FIX, and FX), and inhibitor proteins (PC, PS, PZ, and AT [antithrombin]) in PCCs was investigated by orthogonal testing, in which three variables (sodium citrate, NaCl, and pH) and their three levels were selected. It was found that AT yield and purity were extraordinarily low, and at lower NaCl content, the general yield, purity, and balance were higher, lower, and better,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results became contrary at higher NaCl. Moreover, within the investigated levels, NaCl was the first determinant for the yield except AT and the purity except FVII, PC, PS, and AT. Sodium citrate was the first determinant for AT yield and FVII, PS, and AT purity. The yield except FII, PS, and AT decreased and the purity except PC increased with increase of sodium citrate content. Just for PC purity, pH was the first determinant. The effect with pH fluctuation on the yield and purity was characteristically unobvious. The outcome undoubtedly supplies the guidance to further improve PCCs.     

柳江鱼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研究

为了解柳江鱼类群落结构、多样性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2018年7月和12月在柳江9个江段(榕江、从江、融安、柳城、象州、永福、鹿寨、河池和宜州)开展鱼类和环境调查。共采集鱼类36474尾, 隶属于5目20科80属115种; 其中, 鲤科鱼类最多(68种), 占59.13%。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son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Margalef丰富度指数的变化范围分别为2.13—3.12、0.81—0.93、0.58—0.80和4.65—7.18。鱼类优势种以银Squalidus argentatus、大眼华鳊Sinibrama macrops、胡Microphysogobio chenhsienensis、银鲴Xenocypris macrolepis和南方拟?Pseudohemiculter dispar等小型鱼类为主。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表明, 宜州、榕江、鹿寨、柳城、象州和融安江段鱼类群落受到中度或严重干扰, 河池、从江和永福鱼类群落结构相对稳定。采用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NMDS)方法对鱼类群落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将鱼类划分为3个类群: 柳江上游的从江-榕江类群, 洛清江支流的永福-鹿寨类群, 柳江中下游及龙江支流的融安-柳城-象州-河池-宜州类群。采用典范对应分析(CCA)分析鱼类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发现河宽、海拔和pH是柳江鱼类群落结构差异的主要影响因子。与历史资料相比, 柳江鱼类群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经济鱼类占比减少, 鱼类个体呈现小型化和低龄化。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柳江鱼类多样性保护: 加强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偷捕、电捕等非法行为; 对主要经济鱼类开展增殖放流; 恢复河流的连通性; 对流域珍稀特有鱼类进行监测、救护和繁育。     

基于DPSIR模型的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分析评价——以湘江源头为例

结合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将欧洲环境局的DPSIR环境管理模型引入到其生态文明建设分析评价当中,阐述了其分析评价的四个核心要点,并据此从生态制度、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选取40个指标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以湘江源头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就其生态文明建设展开分析评价,验证了评价模型的合理性、可操作性。结果表明:一是DPSIR模型能够很好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各因素间的因果关系信息,模型显示,可通过增强"驱动力"、降低"压力"、优化"状态"、妥对"影响"、全面"响应"等途径来增强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效果。二是从指标权重和研究的结果来看,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正向影响且权重较大的指标,要重视其正向影响并积极推动其效应最大化,对一些制约或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负向指标,要严格做好控制工作并减少其影响效应。三是研究得出湘江源头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宁远、江华和蓝山三县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生态社会、经济和制度的"驱动力"持续增强,生态资源和环境"状态"不断改善,生态社会和经济"影响"逐渐合妥,生态社会、经济和环境"响应"全面迅速,但经济转型、资源和环境"压力"仍然亟待降低。建议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的要求着手,对照目标,弥补差距,推动示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