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的概念框架和术语定义

“野生动物”(wild animal)一词不止在我国, 在全球的英语使用者中也有不同的含义。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国内法和国际法背景下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结合人类对动物繁殖和生活条件的控制情况, 本文提出了“野生动物”的二维概念框架, 梳理了动物从“野生”到“驯化”的12个连续状态。以下状态即未经中长期人工选择的动物类群应被视为野生动物: (1)其在荒野自然或人工环境(如城市或乡村)中自由生存繁殖, 无论是否存在人工投喂、经救护或辅助生殖后被放归的个体; (2)被捕捉圈养在人工环境中生活, 或源自野外但在圈养条件下出生的个体; (3)直系血亲(《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解释为世系前四代)仍有野外来源的人工繁育后代; (4)放生、逃逸或引入到自然环境中的人工繁育个体。在野生动物物种保护的目标和语境之下, 经过长期人工选择的驯化动物, 无论其是否在人类控制下生活, 如家养猫狗、家禽家畜或模式实验动物, 以及流浪猫狗、放生禽畜和野化家养动物等都不是“野生动物”。但对于一些经过一定程度的人工选择, 所处人类控制情况和对野外种群的影响各异(如经过多代人工繁育的驯养动物、因人类活动导致的外来动物等), 其是否需被作为野生动物管理, 则需要根据生态安全、物种管理、立法目标等特别设定监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可以考虑为: 受到人类威胁濒临灭绝的, 或者具有重要生态作用的野生动物物种, 其状态可不限于是在野外还是人工控制条件下。其他动物的管理, 可根据遗传资源保护、疫病防控、动物福利和生态安全等需要, 另外设立《动物福利法》《生物安全法》等, 并和已有的法律法规如《动物防疫法》《渔业法》等做好衔接。本文还就《野生动物保护法》可能采用的“野生动物”定义提出建议。     

生态保护红线战略视域下自然保护地如何划界和分区管控?

本文在生态保护红线战略背景下, 探讨自然保护地如何通过合理划界、分区管控及相应管理措施来处理人地关系。主要观点包括: 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战略指导下开展自然保护地边界划定及分区管控, 不仅是单一的自然科学问题, 同时也是多目标管理问题; 生态保护红线并不仅是一条静态物理空间划线, 而且也是生态系统动态管控的基线(baseline); 在生态保护红线战略思想下, 自然保护地分区管控需要考虑地理差异性, 应因地制策、因时施策。生态保护红线内区域的人地关系的处理需要明确保护地可建设范围、科学许可自然资源可利用方式, 应当对保护地的生态系统特征进行研究, 充分论证其对人类活动的承受能力, 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 最终将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系统稳定性可以接受的“基线”之内。     

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研究进展

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是以野生动物种群及其生境为主要保护目标的自然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对促进野生动物资源的科学保护、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和宏观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自然保护区评估(包括保护价值、管理有效性、人为影响等评估)和野生动物保护成效评估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明确了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的概念和内容,强调了保护成效评估中时空动态变化的重要性,指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在未来的保护成效评估研究中,应注重自然保护区内目标物种种群和生境动态、巡护与监测有效性的评估。     

社会-生态综合视角下海岸带生态监管框架与应用——以深圳为例

海岸带作为海洋与陆地两大生态系统的连接与桥梁,既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与战略中心,也是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热点区域。以往针对海岸带区域开展的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主要利用30 m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数据分析城市扩张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侵占,如自然用地减少、景观异质性降低、填海造陆速度变快等,而针对污染产业、人类活动等引起的河口水质污染、水温异常、自然岸线退化等复杂生态环境问题关注不足,难以满足陆海统筹管理、综合防治的需求。因此,研究围绕海岸带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向海岸带生态环境综合管制,构建了“问题识别-格局量化-地面调查-生态监管”的综合框架,通过明确生态环境问题,量化社会-生态格局,开展实地调查,制定生态监管目标和策略。通过融合高分影像、兴趣点、道路等多源异构数据并结合地面调查,准确识别影响生态环境的社会-生态格局因子,实现空间显性的生态监管。进一步以深圳为典型案例,探讨该概念框架的应用,将深圳市海岸带划分为了四类共980个生态监管单元,其中包括153个优先保护单元,主要为分布在海岸带东部的林地,7个生态风险较大的核心管控单元,597个几乎分布在海岸带西部的重点管控单...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 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随着生态保护红线理念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及划定技术与方法的发展完善, 生态保护红线正成为生态安全领域的核心议题。由于生态保护红线具有明显地理边界, 合理整合了多部门的生态保护成果, 并更加全面地关注了多种生态过程, 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与优化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在梳理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进展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科学本质与内涵的基础上, 探索将生态保护红线区作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源地,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建生态廊道、生态战略节点等, 从而形成涵盖重要生态功能保护格局、人居环境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维系格局的生态安全格局体系。以生态保护红线为基础的生态安全格局建设, 将有效保护、恢复和重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维持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今后需深入探讨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生态过程-功能-格局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在生态安全格局海陆统筹保护、配套相应管控措施、建立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现代狩猎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的作用

尽管现代狩猎有别于传统狩猎,但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国际上有大量学者从生态学、行为学、遗传学、经济学等角度研究狩猎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本文综合国内外文献,综述了狩猎在种群动态、行为、基因及表型方面可能对野生动物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 规范管理下的适当狩猎是管理野生动物种群的有效方式,有利于野外种群数量的恢复甚至增加.但过度或不当的狩猎会影响野生动物种群性比、出生率和死亡率,改变动物觅食行为及社群空间行为,对动物基因及表型产生人工选择.国际上很多国家已成功开展适当的狩猎活动,而我国要想在野生动物管理中科学应用狩猎,应基于生态学、经济学理论,参考国际上的成功案例,科学制定狩猎限额,加强狩猎监督管理,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对策

不合理土地开发加速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和侵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危机区域生态安全,开展生态用地规划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合理规划和管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广泛应用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主要以土地的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忽视其生态属性,导致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为主、保障生态安全的土地缺乏保护机制,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土地得不到有效保护。以北京市为例,建立了北京市生态用地分类与规划的思路与程序,在明确北京市生态安全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关系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及其空间格局,并进行了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研究规划了保障北京市生态安全的7类生态用地:地表水涵养与保护用地、地下水保护用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水土保持用地、河流防护用地、公路防护用地和城市绿地,总面积5137.37km2,占北京市域面积的31.31%。最后从生态用地识别和划分、将生态用地融入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生态用地管理措施和对策3个方面探讨了生态用地规划和管理的方法与措施。研究结果为北京市土地利用规划和有效管理提供依据,也为其它地区的生态用地规划提供参考。     

秦岭羚牛的生态与保护对策

秦岭羚牛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是中国的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仅分布于中国陕西省南部的秦岭大巴山地区.从分布、栖息地、种群状况、集群特征、活动规律、食性、季节性迁移行为、繁殖生态和防御行为等方面概述了秦岭羚牛的生态习性,并提出了对该物种的保护与管理建议.     

“第八届全国野生动物生态与资源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

由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中国生态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技委员会联合主办,沈阳师范大学化学和生命科学学院和辽宁省动物学会承办的"第八届全国野生动物生态与资源保护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9月21日至24日在沈阳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76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的280多位代表出席了     

云南省2014—2017年收容救护野生动物调查

通过对2014-2017年云南省被收容救护野生动物的物种数量、来源、频次等的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1)云南省收容救护的野生动物超过93科269种,共计21 784只;其中,外来物种超过35种,以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最多;(2)收容救护动物主要来源于执法单位移交,共20 485只,占94%;(3)非法动物贸易市场和渠道、人兽冲突、违规经营、民众缺乏对动物习性的了解是动物被收容救护的主要原因。管理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执法,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建立健全野生动物及制品市场准入机制,加强野生动物科普宣教工作,减少民众误抓误捉、随意放生外来物种等行为,进一步完善提高野生动物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