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流径向变化对尾巨桉单株日蒸腾量估算的影响

采用Granier热扩散方法(TDP)测定了尾巨桉2个径向深度(0～2和2～4 cm)的液流速率,探讨液流径向变化对树木蒸腾估算产生的影响、不同个体大小的估算误差以及估算误差与光合有效辐射(PAR)和水汽压亏缺(VPD)的关系.结果表明: 尾巨桉的日蒸腾量在单点径向深度0～2 cm条件下估算值最大,两点综合估算值次之,单点径向深度2～4 cm最小,单点径向0～2 cm和径向2～4 cm所得的日蒸腾量分别较两点综合估算值高估了32.9%和低估了58.7%;用单点径向0～2 cm估算蒸腾量时所产生的误差随胸径的递减而减少,胸径为17.7、12.9和9.8 cm的树木产生的估算误差分别为51.7%、33.0%、18.0%,而单点径向2～4 cm所产生的估算误差则没有明显的径级差异;PAR和VPD都与单点径向0～2 cm估算误差有较好的正相关性,相比较VPD而言,PAR与单点径向0～2 cm估算误差的相关性更好.相比传统的仅用单一深度液流速率估算单株蒸腾耗水量的方法,两点估算方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日蒸腾量计算的精度,为尾巨桉人工林森林耗水量估算提供了可靠依据.     

尾巨桉液流特征分析

目前尾巨桉( Eucalyptus urophylla × E. grandis)在南部大面积种植,尤其是在广西,其水分利用效率对森林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了解其水分利用特征具有一定的意义。该文通过Granier热扩散探针法(TDP)对广西黄冕国有林场4~5年生尾巨桉人工林液流密度(SFD)的年变化规律、不同个体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尾巨桉年平均日液流密度为830.1 L.m-2.d-1;从尾巨桉日液流密度的年变化来看,最大值不超过2000 L.m-2.d-1,与相似研究比较,该研究得到的结果偏低。不同直径尾巨桉SFD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胸径相近其液流密度也大致相同,但胸径相差很大时,其液流密度相差也大,相差最大可达1300 L.m-2.d-1,这主要与不同生长状况的植物根系从土壤吸收水分能力不同有关。相关研究表明光合有效辐射和水汽压亏缺是树木冠层蒸腾的主要动力,该研究也发现树干液流密度与水汽压亏缺( VPD)、光合有效辐射( PAR)在年变化上有很好的同步性,主要表现出夏秋季节较高、春冬季节较低的现象。 SFD与PAR的关系比较显著,与VPD、空气温度( AT)、土壤温度( ST)有一定的关系,但与空气相对湿度( RH)和土壤湿度( SM)没有呈现规律。环境因子和植物生物学特征是树干液流密度主要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讨尾巨桉如何响应这些因子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     

民勤绿洲二白杨树干液流的径向变化及时滞特征

树木的树干液流是反映树木生理活动动态、估算单株耗水量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热扩散技术,对民勤绿洲二白杨3株(30年生)大树树干边材各4个深度(2、3、5、8 cm)的液流速率(J)进行连续两个生长季(2011、2012)的监测.结果表明: 二白杨边材液流速率最高的位点约在形成层下3 cm深处(J₃),其次依次为2、5和8 cm处(J₂、J₅和J₈),在大气蒸发潜力(ET₀)最强的6月,典型晴天日的J₃可达28.53 g·cm^-2·h-1,分别是J₂、J₅和J₈的1.42、2.74和4.4倍,径向差异明显.在日变化过程中,边材不同深处间液流速率峰值出现的时刻相差在20 min以内,但与太阳总辐射(R_s)、大气水汽压亏缺(VPD)峰值出现的时刻相差较大,在生长旺季(6—8月)的典型晴天,J的峰值滞后R_s峰值的时长(时滞)可达55～88 min,越靠近边材内侧,时滞越长.J峰值提前于VPD峰值的时长达60～96 min,越靠近边材内侧,时滞越短.液流速率的季节变化与ET₀的变化基本一致,随着树木生理活动的逐渐加强,液流传输的主要层次会向边材内部延伸.驱动不同深处液流变化的首要气象因子均为R_s,第二大因子因不同深度有所变化,越靠近内侧,代表水汽状况的因子(VPD)的重要性上升,甚至接近于R_s.
     

新疆杨树干液流的径向变化及时滞特征

利用热扩散技术,对绿洲农田防护林新疆杨(Populus alba L.var.pyramidalis)大树边材5个深度处(1、2、3、5 cm和8 cm)的液流速率(Js)开展了连续两年的监测,结果表明:(1)以标准长度2 cm的探针测得的液流速率(Js-2)为参照,形成层下1、3、5、8 cm处的液流速率(Js-1,Js-3,Js-5,Js-8)与Js-2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系数分别为0.24—0.27、1.18—1.61、0.81—1.64和0.38—0.75,液流速率最大的位点在形成层下3—5 cm处,液流速率最小的位点在最外侧(1 cm)或最内侧(8 cm)处,径向差异明显。边材不同深处的液流传输具有较一致的日变化过程。(2)在同步观测的5项气象要素中,大气水汽压亏缺(VPD)和太阳辐射(Ra)与Js的回归系数均较大,是驱动液流进程的主导气象要素。大气蒸发潜力(ET0)集合了多种气象要素的信息,具有与Ra一致的日变化进程(启动、峰值时刻相同),可作为分析液流昼、夜过程的综合气象变量。(3)新疆杨边材中五个深度处Js的峰值时刻基本相同(Js-1的峰值较其它层次提前4—123 min),均明显滞后于Ra(时滞)并提前于VPD,在7月份的晴天,ET0、Js和VPD峰值出现的时刻分别大致在12:30、14:00和15:00。新疆杨时滞的大小存在有规律的季节变化,从6到10月份,Js与ET0峰值的时滞(ΔJ-E)逐渐增加,变化在70—110 min(2011)、70—128 min(2012)之间,但VPD与Js峰值的时滞(ΔJ-V)逐渐降低,变化在73—20 min(2011)、63—8 min(2012)之间,这表明在生长季的早期,热量因子(Ra)对新疆杨液流变化的驱动较强,而在生长季的末期,大气水汽因子VPD的驱动效应更突出。     

桉树人工林树液流动密度随边材径向深度的变化

树液流动密度(SFD)随边材径向深度的变化对于准确估测流经边材的树液通量是非常重要的,后者又制约着Heat Pulse的应用精度.但迄今为止,只有很少的研究估计了由于SFD随径向的梯度变化而带来的误差,SFD沿树干径向分布规律的获得往往依靠对少数几棵树的观测资料.基于在广东雷州半岛对两块3～4年生桉树(Eucalyptus urophylla S.T. Blake)人工林1年的Heat Pulse观测,探讨了对来自39株立木大量观测资料的综合处理方法,发现这两个样地(纪家和河头)的林分中SFD随边材径向深度的变化可以用如下回归方程来描述:纪家: y=3.667 5x3-7.295 5x2+3.682 6x+0.567 4 (R2=0.939 1, n=80, P=0.01)河头: y=5.006 2x3-9.116 1x2+4.454 4x+0.463 4 (R2=0.806 9, n=72, P=0.01)式中:y--某一树液感应器所测得的SFD与不同深度的4个感应器所测得的SFD的平均值之比;x-某一树液感应器在边材中的深度与边材厚度之比.从形成层到心材,SFD最初有所增加,随后持续减小,但由于树木年龄很小,最大的SFD只比最小的SFD大0.33～0.36倍.     

桉树人工林树液流动密度随边材径向深度的变化

树液流动密度 (SFD)随边材径向深度的变化对于准确估测流经边材的树液通量是非常重要的 ,后者又制约着HeatPulse的应用精度。但迄今为止 ,只有很少的研究估计了由于SFD随径向的梯度变化而带来的误差 ,SFD沿树干径向分布规律的获得往往依靠对少数几棵树的观测资料。基于在广东雷州半岛对两块 3～ 4年生桉树 (Euca lyptusurophyllaS .T .Blake)人工林 1年的HeatPulse观测 ,探讨了对来自 39株立木大量观测资料的综合处理方法 ,发现这两个样地 (纪家和河头 )的林分中SFD随边材径向深度的变化可以用如下回归方程来描述 :纪家 :y =3.6 6 75x3 - 7.2 95 5x2 3.6 82 6x 0 .5 6 74 (R2 =0 .9391,n =80 ,P =0 .0 1)河头 :y =5 .0 0 6 2x3 - 9.116 1x2 4.4 5 4 4x 0 .4 6 34(R2 =0 .80 6 9,n =72 ,P =0 .0 1)式中 :y———某一树液感应器所测得的SFD与不同深度的 4个感应器所测得的SFD的平均值之比 ;x—某一树液感应器在边材中的深度与边材厚度之比。从形成层到心材 ,SFD最初有所增加 ,随后持续减小 ,但由于树木年龄很小 ,最大的SFD只比最小的SFD大 0 .33～ 0 .36倍。     

春季麻栎树干边材木质部液流垂直变化及其滞后效应

利用热扩散式边材液流茎流探针(TDP)和微型自动气象站组成的测定系统,对泰山林科院林场麻栎(Quercus acutissima)人工林树干不同高度边材液流及其相关环境因子进行了连续观测,对影响边材液流的主要环境因子进行了相关性和滞后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同一立木,树干上位边材液流流速上升快,高峰期持续时间短,但高峰流速较高,最大流速在0.002 cm·s^-1以上;树干下位边材液流流速上升、下降慢,液流高峰期持续时间较长,最大流速不超过0.001 cm·s^-1。太阳净辐射是麻栎边材液流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且成正相关,空气温度、空气相对湿度对边材液流的影响较小,空气温度与麻栎边材液流的影响成正相关,相对湿度与边材液流速率成负相关。边材液流与主要环境因子日周期波动在时间上存在延迟效应,延迟效应因树干高度和环境因子而变。树干上、中和下部边材液流与太阳净辐射变化的滞后时间分为80、20和30 min,与空气温度的滞后时间分别为60、130和110 min,与空气相对湿度的滞后时间分别为170、160和90 min。     

云南哀牢山6种常绿阔叶树木质部解剖特征的轴向和径向变化

West、Brown和Enquist提出的树木水分传导的分形网络模型(简称WBE模型)认为,树木连续分枝之间的导管或管胞直径按照一定的比率均匀变细,其总的水力阻力与水分传导的路径长度无关,从而使不同部位叶片获得基本相当的水分供应。该模型对树木高生长的水力限制假说提出了置疑。为了验证WBE模型中树木导管或管胞均匀变细的假说,该文研究了云南哀牢山中湿性常绿阔叶林中6种常绿阔叶树, 腾冲栲(Castanopsis wattii)、景东石砾(Lithocarpus chintungensis)、木果石砾(L. xylocarpus)、长尾青冈(Cyclobalanopsis stewardiana)、滇木荷(Schima noronhae)和舟柄茶(Hartia sinensis)木质部解剖特征随树高和年龄的变化。对这6个树种共14株样木进行了不同高度树干圆盘和边材生长轮取样,样木的高度为15~25 m,按照常规木材解剖的处理和分析方法,在显微镜下测定木材切片的导管直径和密度等特征。结果表明:在14株样木中,有4株树木导管直径随树木高度增加呈线性减小, 1株没有明显变化,其它9株树木导管直径在树冠以下的树干部分变化幅度较小或没有明显变化,而从树冠基部往上直到树木顶端导管直径显著减小。同一植株随着高度的增加,导管密度增加并且在树冠内增加更显著。有三分之一的树木导管占边材面积的比例随树高增加没有明显变化,其余树木导管占边材面积比在树冠以上有所减小。多数树木理论比导率在树冠以下没有明显变化而在树冠基部往上显著降低。在从髓芯开始往外的20~40个年轮范围内导管直径增加显著,但大部分植株导管直径在40个年轮后趋于稳定。不同高度圆盘导管直径随形成层发育时间的变化呈相似的趋势,并且相同发育年龄的导管直径没有明显差异。该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导管直径的轴向和径向变化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水分运输阻力随树木个体增大而增加的缺陷,但是6种常绿阔叶树树干的导管基本不按一定比率均匀变细,不支持WBE模型。     

辽西北沙地樟子松树干液流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树干液流是量化植物蒸腾耗水的基本指标。本研究于2015年5—10月采用FLGS-TDP热扩散式树干液流计对辽西北半干旱区的沙地樟子松树干液流进行连续观测,同时结合林内小气候观测系统,探讨樟子松树干液流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树干液流速率和日累积量均为晴天阴天雨天,树干液流速率变化均呈"倒U"型,晴天时出现"光合午休"现象;不同月际间(5—10月),树干液流速率与月累积量为7月6月8月5月9月10月;不同季节间,树干液流启动时间夏季比秋季早1 h左右,且树干液流速率夏季秋季。树干液流受气象因子的影响较大,其中光合有效辐射、空气温度、饱和水汽压差(VPD)和风速与树干液流呈显著正相关,空气相对湿度则相反;土壤温度和含水量对树干液流的影响较为复杂,随时间(月际)、天气状况(阴天、晴天和雨天)和土层深度(5、10、20、40和100 cm)的变化而变化,其中,生长季期间和不同月际间(5—10月)、表层土壤温度(0~10 cm)与树干液流均呈显著正相关,深层土壤(20~100 cm)则相反;生长季前(5月)和生长季末期(10月),树干液流随土壤水分的增多而增加,生长季期间(6—9月)则相反,树干液流随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而减弱。     

桉树人工林物种多样性变化特征

为了探讨大面积人工种植桉树林中植被类型和物种多样性的变化,以云南省西南部56.3万亩桉树人工林及其周围环境为研究区域,通过群落学调查,运用重要值、多样性、丰富度、均匀度等指标,统计分析桉树人工林、次生季风常绿阔叶林(以下简称次生林)和撂荒地3种不同植被类型的结构、种类组成和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桉树人工林中植被经过一定时间的演替会达到一定的丰富度,植物物种数和个体总数呈现出复杂性变化的特点,但规律性并不明显。桉树林样地中出现植物135种,隶属73科97属,草本层为最发达的一层;次生林样地中出现植物270种,隶属146科189属,乔木层为最发达层;撂荒地样地中出现植物105种,隶属74科104属,无乔木层。以样点9为例,类似立地因子的桉树林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的重要值Iv与其他2种植被类型相比差异较为明显。统计分析显示,桉树林多样性指数D值和H值、均匀度指数J值显著低于次生林(p<0.05),在海拔1700 m以下显著低于撂荒地(p <0.05),而1700m以上略高于撂荒地。桉树(Eucalyptus spp. )对植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与造林前的土地利用类型有关,在轮歇的撂荒地和低效灌木林地上发展桉树林不仅可以提供木材或纸浆材资源,而且还能够丰富植被结构和增加植物群落多样性。     

葫芦岛海产品重金属含量及健康风险分析

通过测定葫芦岛海滨常见6种海洋生物体内Cr、Ni、Zn、Cu、Cd和Pb的含量,并与国内其他地区同类生物中的金属含量进行比较,评价了采样物种污染程度。在此基础上,以日摄食量(DI)、目标危害系数(THQ)和目标致癌系数(TR)为考量指标,分别评价了当地居民中成人和儿童摄食此类海产品可能导致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葫芦岛海滨常见海产品体内重金属平均含量顺序为ZnCuNiCdCrPb,脉红螺(Rapana venosa)和短滨螺(Littorina brevicula)体内Cd污染较为严重,鮻(Liza carinatus)受到了Zn的污染,紫贻贝(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海带(Ulvaceae)和日本蟳(Charybdis japonica)体内的重金属含量则低于相关的污染评价标准;对于Cd而言,摄食短滨螺、紫贻贝和脉红螺的DI值大于参考值(1μg·kg~(-1)·d~(-1)),THQ值均大于1,最大可达到7.4;对Pb来说,居民食用海带、短滨螺和脉红螺后的TR值高于可接受水平(10~(-6))。本研究中所调查的部分生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当地居民长期食用此类海产品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其中成人受危害的程度高于儿童,Cd和Pb的摄食风险尤其应当受到重视。     

高山森林林窗和生长基质对苔藓植物氮和磷含量的影响

苔藓在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富集和循环方面有重要作用,苔藓植物在氮磷循环中的作用可能受到森林更新和生长基质的影响.为理解苔藓在森林生态系统养分循环中的作用,研究了高山森林不同位置(林窗中心、林窗边缘、林下)和不同生长基质(活立木、倒木、枯立木、大枯枝、根桩、地表)上的苔藓植物氮磷含量.结果表明:地表苔藓氮含量(3.12 mg·g^-1)显著低于其他生长基质上的苔藓,尽管枯立木附生苔藓氮含量高达17.41 mg·g^-1,但倒木、大枯枝、枯立木和活立木苔藓氮含量差异不显著;最高(1.09 mg·g^-1)和最低(0.61 mg·g^-1)的磷含量分别出现在森林地表和枯立木的苔藓,且森林地表的苔藓磷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生长基质上的苔藓,但倒木、大枯枝、根桩和活立木上的苔藓磷含量差异不显著.林窗位置显著影响了倒木和大枯枝上的苔藓氮、磷含量,林窗内倒木和大枯枝上的苔藓氮、磷含量显著高于林窗边缘.粗木质残体的类型、腐烂等级对苔藓氮、磷含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两者交互作用的影响显著;第Ⅴ腐烂等级倒木上的苔藓氮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腐烂等级;第Ⅲ腐烂等级大枯枝上的苔藓氮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腐烂等级;第Ⅱ腐烂等级倒木上的苔藓磷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腐烂等级;第Ⅳ腐烂等级枯立木上的苔藓磷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腐烂等级.可见,森林林窗更新和粗木质残体腐解过程会影响苔藓植物的氮、磷含量,同时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过程.     

高山森林粗木质残体附生苔藓植物的重金属吸存特征

粗木质残体及其附生苔藓植物是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中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二者的相互作用可能影响森林生态系统重金属循环,但有关不同类型和不同腐解等级粗木质残体对附生苔藓植物重金属吸存特征尚不清楚。因此,于2015年7月在川西高山森林调查了岷江冷杉(Abies faxoniana)原始林内不同类型和不同腐解等级的粗木质残体附生苔藓镉、铅、铜和锌浓度与吸存特征。结果表明:高山森林粗木质残体附生苔藓植物Cd、Pb、Cu和Zn的总吸存量依次为4700mg/hm~2、21236mg/hm~2、6179mg/hm~2和2622mg/hm~2。粗木质残体附生苔藓的4种重金属吸存量都表现为倒木大枯枝枯立木根桩;倒木附生苔藓Cd、Pb、Cu和Zn吸存量分别占高山森林粗木质残体总吸存量的54.53%、66.08%、51.13%和66.30%,根桩附生苔藓重金属吸存量不足总吸存量的3%。粗木质残体的类型和腐解等级都会影响附生植物重金属吸存特征。随着腐解等级的增加,倒木和大枯枝附生苔藓中Cd和Pb呈现"积累-释放"的变化特征,其浓度和吸存量在第Ⅱ、Ⅲ腐解等级较高。附生苔藓Cu和Zn浓度和吸存量在不同腐解等级粗木质残体间的差异均不明显。这些结果表明,粗木质残体附生苔藓对重金属元素具有明显的吸存作用,为认识高山森林生态系统重金属元素循环及其迁移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进一步了解粗木质残体在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角度。     

高山森林林窗和粗木质残体对木生苔藓生物量和多样性的影响

木生苔藓植物是原始森林的基本组成部分,其生长和分布对林窗和粗木质残体(CWD)等环境因子的响应可能非常敏感,但林窗和CWD对木生苔藓植物群落的影响研究未见报道。因此,我们研究了高山森林不同林窗位置(林窗、林缘和林下)和不同粗木质残体类型(倒木、大枯枝、枯立木和根桩)木生苔藓生物量(储量、单位面积生物量和生物积累量)和多样性(Shannon多样性指数、Simpson优势度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特征。结果表明:川西高山粗木质残体木生苔藓植物生物量储量为141.14 kg/hm~2,倒木生苔藓生物量储量最大为78.80 kg/hm~2,枯立木生苔藓生物量储量最小为3.11 kg/hm~2。其中,第III、IV腐解等级粗木质残体木生苔藓生物量储量较高,在I腐解等级时为最低。整体来看不同粗木质残体类型木生苔藓单位面积生物量均在林缘最高,但不同粗木质残体类型单位面积木生苔藓生物量积累量差异显著。木生苔藓生物多样性受林窗位置和粗木质残体类型显著影响。倒木、大枯枝和根桩的苔藓Simpson优势度指数从林窗至林下均为下降趋势。倒木的苔藓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在林下最高,在林缘最低。林窗大枯枝木生苔藓三种多样性指标均大于倒木。枯立木和根桩木生苔藓多样性指标随林窗变化表现各异。研究也发现,曲尾藓(Dicranum)和平藓(Neckera)在川西高山苔藓生物量中比重较大。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高山森林生态系统中,林缘效应对木生苔藓生物量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木生苔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作用不明显。这也意味着,森林更新导致林窗形成和CWD产生对木生苔藓生长具有显著影响。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arse Woody Debris in Forest Ecosystems

Coarse woody debris (CWD)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dead woody materials in various stages of decomposition,including sound and rotting logs,snags,and large branches.CWD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mponent of forested ecosystem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utrient cycling,long-term carbon storage,tree regeneration,and maintenance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However,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WD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a long debate in forest ecology.CWD has not been precisely defined.Recently,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ecology in CWD,the USDA Forest Service and the 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have provided a standardized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for CWD,which makes data comparison in landscape scale possible.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definition include:(1) a minimum diameter (or an equivalent crosssection) of CWD≥10 cm at the widest point (the woody debris with a diameter from 1 to 10 cm should be defined as fine woody debris,and the rest is litterfall);and (2) sound and rotting logs,snags,stumps,and large branches (located above the soil),and coarse root debris (larger than 1 cm in diameter).This classification has greatly facilitated CWD studies.Therefore,it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om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North America).However,this classification has long been a source of confusion for forest ecologists in China.Furthermore,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criteria are still adopted in individual studies,which mak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eir work difficult.This article reviewed recent progress in classifying CWD,with an emphasis on introducing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USDA Forest Service and the LTER.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review will help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zed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uitable to forest ecosystems in China.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arse Woody Debris in Forest Ecosystems

Coarse woody debris (CWD)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dead woody materials in various stages of decomposition, including sound and rotting logs, snags, and large branches. CWD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component of forested ecosystems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utrient cycling, long-term carbon storage, tree re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However,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WD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a long debate in forest ecology. CWD has not been precisely defined. Recent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ecology in CWD, the USDA Forest Service and the Long 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 have provided a standardized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for CWD, which makes data comparison in landscape scale possibl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definition include: (1) a minimum diameter (or an equivalent cross-section) of CWD ≥10 cm at the widest point (the woody debris with a diameter from 1 to 10 cm should be defined as fine woody debris, and the rest is litterfall); and (2) sound and rotting logs, snags, stumps, and large branches (located above the soil), and coarse root debris (larger than 1 cm in diameter).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greatly facilitated CWD studies. Therefore, it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om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North America). However, this classification has long been a source of confusion for forest ecologists in China. Furthermore,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criteria are still adopted in individual studies, which mak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their work difficult. This article reviewed recent progress in classifying CWD, with an emphasis on introducing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USDA Forest Service and the LTER.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review will help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zed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uitable to forest ecosystems in China. Translated from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5, 25(1) (in Chinese)     

森林粗死木质残体的概念及其分类

森林粗死木残体 (Coarse woody debris,CWD)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定义 ,没有通用而确切的概念用来描述 CWD,对研究结果的比较造成了很大障碍。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以及对 CWD生态功能的深入研究 ,国外的森林管理和研究机构 (例如 USDA Forest Service和 L TER)为了把 CWD放在区域以及景观尺度上进行比较 ,对 CWD的概念等进行了统一 ,将其直径标准由原来的≥ 2 .5 cm调整到≥ 10 cm,但是我国在此方面还没有与国际接轨 ,仍采用旧标准 (≥ 2 .5 cm ) ,这样的研究结果难于和国外进行比较 ,不利于我国 CWD的长期深入研究。另外 ,有关 CWD的分类一直以来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分类系统 ,我国也缺少 CWD分类方法的介绍。鉴于以上情况 ,综合国内外近年来在 CWD方面的研究动态 ,综述了 CWD的概念和分类情况 ,并初步提出较综合的 CWD概念及其分类系统 ,以供相关研究者讨论和参考 ,为我国的 CWD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Home Range Size and Micro‐habitat Density Requirements of Egernia napoleonis: Implications for Restored Jarrah Forest of South Western Australia

Compared to natural forests, coarse woody debris (CWD) is typically scarce in restored forests due to the long time it takes to develop naturally. In post‐mining restored forests in the Jarrah forest of south western Australia, CWD is returned at densities of one log pile per hectare. We tested the adequacy of these densities for meeting the micro‐habitat requirements of Napoleon's skink (Egernia napoleonis), a species rarely found within restored sites. Home range size and overlap, and micro‐habitat densities used by skinks, were measured by radio‐tracking 12 individuals in natural, unmined forest. Napoleon's skinks had small home ranges (0.08 ± 0.02 ha), based on 8 individuals with sufficient fixes. All skinks overlapped in home ranges, with average overlaps of 43.5 ± 8.6%. Ten of the 12 skinks shared micro‐habitats and 4 shared them simultaneously, which indicates some social tolerance. This will influence as to how many micro‐habitats are required. Micro‐habitats were used at high densities: logs at 49.2 ± 8.8 ha^?1 and woody debris piles at 12.4 ± 4.8 ha^?1. Based on these densiti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WD is returned to restored forests at densities of 60 ha^?1, which should provide sufficient micro‐habitats for multiple skinks. Due to the infeasibility of returning such CWD densities across large areas of restored forest, CWD could be preferentially returned as patches, large enough for numerous home ranges, adjacent to unmined forest, or as corridors between unmined forest. These recommendations for returning micro‐habitats should be tested for effectiveness in encouraging recolonization of restored forest by Napoleon's skink and other species.     

Radial patterns of xylem sap flow in non-, diffuse- and ring-porous tree species

We investigated radial patterns of sap flux density and wood properties in the sapwood of young loblolly pine (Finns taeda L.), mature white oak (Quercus alba L.) and sweetgum (Liquidambar styraciflua L.), which represent three major classes of wood anatomy: non-porous (coniferous), ring-porous and diffuse-porous. Radial measurements of xylem sap flux density were made in sections of xylem extending to 20 mm and 20–40 mm from the cambium. These measurements were compared with measurements of the relative water content (R_s) and sapwood specific gravity (ρ_r) of corresponding radial sections. In both hardwood species, sap flow differences were rare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two depth intervals. In pine, a 59% reduction in daily sap flux density from outer to inner sapwood was found. This could not be accounted for by a 3% drop in R_s; rather, an accompanying 9% reduction in ρ_r indicated a transition between the depth intervals from mature to juvenile sapwood, and is the probable cause of the lower flux rate in the inner xylem of p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