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下历史景观的保护实践探析

城市地下考古遗址是城市历史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中心地区地下空间的深度开发是目前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地下空间的规划和设计中对地下历史景观和地下公共空间进行整合,不仅能减少对城市地下历史景观造成破坏,还能充分发挥历史景观的社会文化功能,塑造出富有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促进城市的文化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保加利亚谢尔迪卡古文化与交通综合体为例,探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中历史景观的营建经验,以供中国参考。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与景观生态学

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及其保护和修复工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正逐渐开展,需要系统的学科理论支撑,景观生态学作为地理学和生态学的交叉科学,能够以其宏观空间理论和技术体系满足这一需求。本文将景观生态学作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支撑学科,首先,明确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镶嵌的异质景观、具有景观的所有特征并遵循景观生态学原理;其次,阐述了景观生态建设理论如何应用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规划和评价;最后,总结景观生态建设研究的新趋势,提出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论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如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景观生态学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践相结合,将为实现我国乃至全球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极为有效的途径。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保护空间识别——以北京市为例

构建国土空间修复与保护识别体系可以有效实现区域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然而,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和规划缺乏从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角度识别关键生态修复与保护区。因此构建了系统的生态修复与保护空间识别方法,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基于该方法,以北京市为例,通过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问题,构建生态修复与保护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 2000—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和质量退化区主要集中在平原区和密云水库北部,面积为760.4 km~2;生态系统质量低下区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山区和东北部山区,面积为4925 km~2;水土流失问题区零星分布在山区,面积为130.1 km~2;基于以上三者的北京生态修复建议区总面积5606 km~2。(2)建议北京生态保护区6391 km~2,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和西南部山区,保护了79.63%的水源涵养功能,74.97%的土壤保持功能,58.79%的洪水调蓄功能和60.3%的自然栖息地。本研究构建的生态修复与保护空间识别方法体系,为北京生态修复和保护规划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其他地区的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提供参考。     

谷地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策略——以鸡公山武胜关为例

武胜关谷地位于古北界和东洋界交汇处,独特的过渡地带造就了丰富植物资源,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有助于维持场地稳定可持续发展。基于对无人机技术和GIS的运用,获取了武胜关谷地的自然资源、地貌、水文、视域等特征,以及生态敏感性（保育等级）和植物生态位类型分布。结果显示：（1）研究地整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升高,且为典型的谷地类型;（2）多样的坡向变化带来了不同的太阳辐射和沿路可视域变化,主要呈现出研究地中段道路两侧太阳辐射量偏低且被人为干扰可能较大的特点;（3）高敏感地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地南侧,高土壤肥力地区主要分布在阔叶林区、喜水植物适合分布在道路两侧汇水区、阴性植物主要适合分布在道路南侧。依据分析结果,结合生态位、景观异质性、边缘效应等理论,从分区控制、地带防护、植被斑块改造与植被选择以及可持续管护4个方面,提出了武胜关谷地植物景观保育性调控的系统性策略。研究在自然景观资源保护、植物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未来可在小尺度的可操作性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以洞庭湖流域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要目标是维护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以维护和提升人类福祉所需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提出生态系统服务视角下的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框架,以实现流域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质量提升和格局优化。基于该框架,以洞庭湖流域为例,通过流域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状况分析、流域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估和生态问题识别,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为实现可持续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提出系统保护与修复布局建议。通过洞庭湖流域的分析案例为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重要区域的识别提供了可借鉴的指标和定量分析方法,为流域尺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和修复提供思路和途径。     

基于时空分析的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工程实施效果评估——以赣州市为例

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中心思想,从生态系统的格局和质量两个方面,对赣州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工程实施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如下：（1）从生态系统格局来看,2015到2018年,赣州市森林、农田和城镇生态系统面积明显增加,超过40%的草地生态系统转变为森林生态系统,且近45%的城镇生态系统面积增量由草地生态系统贡献。此外,多数自然生态系统的斑块破碎化加剧,森林生态系统破碎化现象最为明显,最大斑块指数从54.36降低到37.41,而半自然生态系统最大斑块指数增大。（2）从生态系统质量来看,赣州市归一化植被指数稳定在0.7以上并呈增长趋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从16543.8 km²增长到18550.4 km²,重点流域水质基本稳定在Ⅱ、Ⅲ级,城镇生态系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较小,但部分县区农田生态系统受一种或多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较大。整体而言,赣州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较好的完成了实施方案中的规划目标。在进一步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中,应重视赣州市自然生态系统斑块破碎化严重地区、水质出现波动较大的河流断面以及农田生态系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威胁较大的县区。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问题系统诊断与保护修复综合分区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的划定,是科学合理的分区域提出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的基础。但是,目前生态保护修复分区的划定,对于生态系统问题诊断的综合性考虑不足,未能很好的体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因此,选取了8个指标综合考察了陕西省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问题,并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划定了陕西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综合分区。研究表明：（1）2015年陕西省生态修复指数平均值为0.39（该值越小表明山水林田湖草人的综合问题越严重）,各流域生态修复指数在0.23-0.60之间。总体来看,陕西省生态修复指数的空间分异较为明显,呈现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格局。（2）划分了8个生态保护修复分区,包括陕南秦岭东部地区、关中平原中部的城镇地区、汉江河谷盆地、陕北黄土高原中南部地区、陕南秦岭山区、陕北黄土高原北部地区、关中平原地区和陕南大巴山地区。在生态系统问题综合诊断方面,水土流失、植被退化、降水资源不足是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主要生态问题;南部秦巴山区的生态系统则易受到极端降水和土壤侵蚀的影响;关中平原主要存在林草植被退化、矿产资源开采强度大和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     

让自然做功的河道生态修复——以呼和浩特大黑河城区段景观概念规划为例

河道是生态敏感、脆弱而又具有显著景观价值的重要生态廊道。只有在规划设计实践中发现和顺应河流的自然形态和自然演变规律,在尊重和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生态修复,才能真正走向人地和谐。本文以呼和浩特大黑河城区段为研究对象,分别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析总结了大黑河河道形态演变的主要规律和自然诱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引导洪水对河道形态进行自我修复的生态修复方法。在整体生态系统修复策略上,提出了建立“四维一体”的生态系统修复模型。从林、堤、滩、水4个方面分别探讨了生态景观设计的过程,突出了河道生态功能和景观特色的结合。     

基于生态系统评价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构建研究——以乌梁素海流域为例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的重要目标是维护和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从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现状与功能出发,对乌梁素海流域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敏感性及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重要性进行系统评价,形成基于生态敏感性和生态功能重要性相结合的空间格局评价结果。以维护和提升人类福祉所需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以乌梁素海流域生态敏感性和生态功能重要性相结合的空间格局评价结果为基础,制定了“一中心、二重点、六要素、七工程”的乌梁素海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并基于此将乌梁素海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分为6个主要治理区域,形成“四区、一带、一网”的生态安全格局,通过具体工程实施,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服务能力将取得明显提升,防风固沙能力有效增强,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明显加强。通过乌梁素海流域的分析案例为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关键区域的识别提供了定量分析方法,为流域尺度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和修复提供思路和途径。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区识别——以四川省华蓥山区为例

优先区识别,是科学有序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重要基础。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之一的四川华蓥山区为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提取生态源地共1392.63 km²,占华蓥山区总面积的35.60%;结合土地覆被类型与地质灾害敏感性构建生态阻力面,并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与电路模型提取生态廊道共84条,夹点区域0.1 km²,含夹点廊道10条;生态保护优先区主要分布在景观破碎化较为严重的广安区境内,以及华蓥山西南端的夹点廊道。以生态修复模拟方法识别障碍点,确定生态修复优先区93.86 km²,大致分两片。其中,广安区境内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破碎化生态空间,主要生态修复策略为植被恢复与退耕还林;华蓥山、铜锣山、明月山等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频发区,主要生态修复策略是矿山地质修复与植被恢复。本研究提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生态修复模拟的思路,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定量方法。     

文化景观维护视野下德国历史性文化景观的两种方法论： 清单盘点与空间区划

中欧国家当前面临诸多发展问题,诸如地区差异化、农业土地面积矛盾加剧、高密度区域土壤退化及多样性丧失等,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德语背景下的 “文化景观维护”概念建立。利用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与遗产保护学以及空间与区域规划等学科的综合方法,对国土和区域空间内的文化景观进行分析和研究。文化景观维护概念以“永恒的圆环”理论模型体现,并分为分析与评价、保护与阐释、规划与管理3个主要步骤。基于此基本概念,文化景观维护大致分为2个研究方法范本：清单盘点与空间区划。范本一：历史性文化景观的对象清单盘点,就是对一定的限定区域内的文化景观要素和结构的系统化收集分类和评价方法。又分两种不同类型： Gunzelmann的复杂型“历史性文化景观”的分析法与Burggraaff和Kleefeld的 “文化景观物质分析”法。范本二：文化景观的区域化,旨在从专家角度对历史性文化景观进行标记、注释、分类和简要的特征化。又细分为类型化和个性化2个类型,并结合案例说明。最后指出：对两种研究方法的应用,不仅要客观地分析各种因素,而且还要考证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的适用性。     

清代北京皇家园林植物景观与园林经营体系研究

园林的管理与经营是清代皇家园林存续的重要支撑。本研究结合清代宫廷文献,以记录内务府规章制度的《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为主要依据,探讨清代管理机构职责、收入来源与经营方式、支出与盈余管理,归纳出一个以种植生产为核心的管理经营框架。认为清代皇家园林在多次改革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管理范围清晰的部门划分。各部门除对园林进行日常维护外,主要承担各园以植物生产为核心的经营任务。通过对资源的精细利用以及种植—租赁相结合的土地管理模式,基本实现皇家园林“以园养园”的收支平衡体系。而这种经营方式造就了园林沿水源布局的大面积的作物景观背景以及园林中点缀的生产性植物景观。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清代皇家园林植物景观不仅具有观赏功能,更是支持园林存续的物质基础。     

Restoration of Fragmented Landscap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rds: A General Framework an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Urbanizing Landscapes

Humans fragment landscapes to the detriment of wildlife. We review why fragmentation is detrimental to wildlife (especially birds), review the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birds inhabiting nearby native habitats, suggest how restoration ecologists can minimize these effects, and discuss future research needs. We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fitness to determining community composition. This means that reproduction, survivorship, and dispersal (not simply community composition) must be maintained, restored, and monitored. We suggest that the severity of the effects of fragmentation are determined by (1) the natural disturbance regime, (2) the similarity of the anthropogenic matrix to the natural matrix, and (3) the persistence of the anthropogenic change. As a result, urbanization is likely to produce greater effects of fragmentation than either agriculture or timber harvest. Restoration ecologists, land managers, and urban planners can help maintain native birds in fragmented landscapes by a combination of short‐ and long‐term actions designed to restore ecological function (not just shape and structure) to fragments, including: (1) maintaining native vegetation, deadwood, and other nesting structures in the fragment, (2) managing the landscape surrounding the fragment (matrix), not just the fragment, (3) making the matrix more like the native habitat fragments, (4) increasing the foliage height diversity within fragments, (5) designing buffers that reduce penetration of undesirable agents from the matrix, (6) recognizing that human activity is not compatible with interior conditions, (7) actively managing mammal populations in fragments, (8) discouraging open lawn on public and private property, (9) providing statutory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complexes of small wetlands, (10) integrating urban parks into the native habitat system, (11) anticipating urbanization and seeking creative ways to increase native habitat and manage it collectively, (12) reducing the growing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once remote natural areas, (13) realizing that fragments may be best suited to conserve only a few species, (14) developing monitoring programs that measure fitness, and (15) developing a new educational paradi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