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配期扬子鳄合唱吼叫的集群作用及其生物学意义

吼叫是扬子鳄(Alligatorsinensis)经常发生的行为之一,而目前有关吼叫行为生物学意义的资料还很缺乏。本文通过对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繁殖区内扬子鳄吼叫行为的监测和观察发现,5-10月,扬子鳄常在水池边形成合唱吼叫(即两条以上鳄在同一时间段内一起吼叫);并且在交配期(6月份)吼叫声会引起四处分散栖息的个体向同一水体聚集,与非交配期相比具有明显的集群作用;交配期合唱吼叫具有6∶00-7∶00和11∶00-12∶00两个明显的高峰时间段,与其随后的交配高峰(夜间12∶00左右)都相差12h以上。分析表明,扬子鳄在交配期形成合唱吼叫的主要作用可能在于召集其它个体(包括雌性和雄性)形成集群,为集群后的水中寻找配偶和多次交配做准备.     

野生条件下扬子鳄的吼叫规律

20 0 3年在安徽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对扬子鳄的吼叫规律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题研究。在监测中 ,记录了吼叫日期、吼叫时间、吼叫数和天气情况。扬子鳄在每年的 3月开始吼叫 ,11月停止吼叫 ;扬子鳄的吼叫数在不同的月份差异极显著 (χ2 检验 :χ2 =4 4 8 2 9,df=8,P <0 0 1) ,其中 6月扬子鳄吼叫最为频繁 ,其吼叫数占全年的 2 6 0 % ;繁殖期间 (6— 9月 )扬子鳄吼叫数明显高于非繁殖期 (Mann WhitneyU检验 :U =2 0 ,P <0 0 5 ) ;在每天的不同时间扬子鳄的吼叫数呈极显著差异 (χ2 =2 33 18,df =17,P <0 0 1) ,存在明显的吼叫高峰 ,白天吼叫多于晚上 (U =12 5 ,P <0 0 5 ) ;天气的变化对吼叫没有影响。分析表明 ,扬子鳄的吼叫与其繁殖行为关系紧密 ,吼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 ,同时有保护领域的功能。     

海南坡鹿雄鹿发情期的吼叫行为及其在繁殖中的意义

1998年 3～ 5月期间 ,于海南省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养鹿场内共记录到 7只半野生海南坡鹿(Cervuseldihainanus)雄鹿发情期 4 6次吼叫 ,但未见到雌鹿发出吼叫的现象。记录到的所有吼叫均由年龄大于4 5岁的雄鹿发出 ,其中 1只雄鹿的吼叫达 2 2次 ,占 4 7 8%。雄鹿的吼叫由连续的 3～ 13声组成 ,整个吼叫过程持续 9～ 2 3s ,吼叫频率为 [3 4 74± 6 90 ( 2 5 ) ]声 /min。雄鹿每次的吼叫声数及持续时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雄鹿的吼叫在白天和夜间均能听见 ,但主要发生于 8:0 0～ 9:5 9及 17:0 0～ 17:5 9两个时间段。吼叫是雄鹿繁殖活动的一个表现指标 ,它与雄鹿的蹭角、泥浴、争斗胜利、交配成功或追逐发情雌鹿等优势行为显著正相关。因此 ,我们认为吼叫是雄鹿发情行为中的一种优势炫耀行为 ,具有明显的繁殖意义。     

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序位等级与成功繁殖

为探讨雄性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的吼叫行为与序位等级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成功繁殖中的作用。2000年7－8月,在北京麋鹿苑选定12头成体雄鹿,用目标取样法观察记录每头鹿的吼叫、圈群和交配行为的发生频次。用有效比值[被雌鹿接受的频次／雄鹿圈群（或交配）的总频次]来衡量雄鹿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性。依据雄鹿在发情期的表现状态,把雄鹿归为3类：占有雌鹿群的“群主”（4头）、未占有雌鹿群而挑战“群主”的“挑战者”（5头）和远离繁殖群的“单身汉”（3头）。不同序位等级雄鹿的吼叫频次、圈群（或交配）行为频次、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值存在显著差异（P＜0.05）。对吼叫行为的分析表明：“群主”吼叫频次最高,“单身汉”吼叫频次最低。“群主”的有效值最高,“单身汉”的有效值最低。据此认为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与其序位等级密切相关,而序位等级又决定了雄鹿参与繁殖的机会。此外,还记录到占群雄鹿的警戒吼叫,这是对Wemmer et al.(1983)警戒吼叫行为仅见于雌鹿的观察结果的补充。     

四川梅花鹿发情期的几种发声行为

2006 年9 ～11 月在四川省若尔盖县铁布自然保护区,对四川梅花鹿发情期的声行为进行了初步观测,结果表明:在发情期,四川梅花鹿的发声行为可分为雌、雄鹿的报警叫声,雄鹿的吼叫声和求偶叫声。雌鹿的报警叫声持续时间257 ～ 539 ms,频率范围1409. 5 ～ 4474. 6 Hz,主频率3534. 8 ±89.12 Hz;雄鹿的报警叫声持续时间136 ～187 ms,频率范围271.8 ～3910.5 Hz,主频率3244.3 ±79.32 Hz;两者在持续时间、最低频率、最高频率上差异极显著(P < 0.01),在间隔时间上差异不显著(P = 0.624)。吼叫是雄鹿的主要发情行为之一。雄鹿每次吼叫1 声,持续时间1580 ～4972 ms,频率范围234.6 ～6171.4 Hz,主频率2264.6 ± 166.44 Hz。雄鹿吼叫声的主频率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P <0.01)。在整个吼叫过程中,一只雄鹿的吼叫常会引起周围其它雄鹿的吼叫反应。雄鹿每日吼叫的次数与其在繁殖群中的等级序列有关,不同序列等级雄鹿的吼叫频次存在显著差异(P<0.01)。雄鹿的吼叫声在白天和夜晚均能听到,但主要发生在06:00 ～ 08:00、17:00 ～ 19:00 和01:00 ～ 03:00 三个时间段。四川梅花鹿雄鹿的求偶叫声有4 种,其生物学意义与发情炫耀、追逐、激惹和爬跨等行为有关。     

中国淡水三角涡虫染色体变化与生殖的关系

利用空气干燥法对淡水三角涡虫的染色体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三角涡虫的染色体数目为n=8,2n=16,2n=24,为二倍体2n=2x=16、三倍体2n=3x=24和混合倍体2n=2x=16,2n=3x=24,有时也可见到非整倍体。以有性生殖为主的类群．有性生殖期间有性个体大量存在,生殖器官比较发达．染色体为二倍体;以无性生殖为主的类群,很少出现有性个体,染色体为三倍体;既有有性生殖又有无性生殖的类群,有性生殖期间,生殖器官发育稍差,染色体主要为混合倍体．有时出现二倍体或三倍体。本文对影响三角涡虫性成熟的因素也进行了讨论。     

应用球孢白僵菌防治马尾松毛虫的策略及其生物多样性基础的研究

对３种不同方式应用球孢白僵菌防治马尾松毛虫的结果表明,３个林场的虫口在连续４年内均被抑制在低水平,但松毛虫种群动态不同：以淹没式施放白僵菌为主,但有时也淹没式施放化学杀虫剂的麻姑山林场平均虫口密度为３．１６±４．９４条·株－１,波动最大;长期接种式应用白僵菌的戴公山林场平均虫口密度只有０．０９±０．１４条·株－１,一直处于低密度状态;以化学农药处理小面积虫源地结合不频繁地淹没式施放白僵菌的金寺山林场平均虫口密度为１．４５±２．２９条·株－１,偶可达防治指标．对群落组成的调查结果表明,从麻姑山、金寺山到戴公山,动物和虫生真菌群落各物种的总个体数递减,而总物种数、总物种数与总个体数的比值,天敌与害虫种数和个体数的比值以及群落多样性指数皆递增,表明群落多样性渐趋丰富,食物链网渐趋复杂,群落稳定性和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逐渐增强．对群落动态的主成分分析进一步表明,从麻姑山、金寺山到戴公山,动物和虫生真菌群落的演化时序分明,趋于稳定,自我调节力强．     

激发p53对癌症开战

有时被称为“基因组守护神”的肿瘤抑制蛋白p53，针对DNA损伤发生反应，要么停止细胞分裂，要么促使细胞凋亡。p53的反应通过阻止已发生恶性突变的细胞不停的生长，从而阻断肿瘤的结构形成。但是p53自身也对损伤敏感，这一点被认为利于半数癌症的生长，包括常见的一些癌症，如皮肤癌、乳腺癌和结肠癌。现在，研究人员已鉴定了一种药物，能够保留一些变异的P53蛋白的正常功能，因此可能开辟出一条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     

恶疫霉有性杂交后代的竞争能力研究*

５株杂交个体（携带对甲霜灵和地茂散的抗性标记）的游动孢子分别与其野生型亲本ＡＰ １４和ＰＫ９（对甲霜灵和地茂散均敏感）按１：１、１：９和１：４９比例混合涂布在１０％Ｖ６培养基平板上或接种在苹果片上生长４～５ｄ,并诱导产生孢子囊和释放游动孢子,经单孢分离建立单孢无性系,在含甲霜灵或地茂散的培养基上检测杂交个体的单孢后代所占的百分率。结果是,在Ｖ６培养基平板上混合生长的３０个组合中,仅３个组合杂交个体的单孢后代在其单孢无性系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显著低于野生型亲本,其余组合均符合其各自的期望值;在苹果片上混合接种的３０个组合,杂交个体与野生型亲本的单孢后代所占比例均符合其各自的期望值。进一步测定２个杂交个体（ＡＰＫ－９和ＡＰＫ－２４）分别与其野生型亲本以１：１的比例混合后在Ｖ６培养基平板上和苹果片上连续３个产孢循环过程中两者比例的变化,结果是,在杂交个体与野生型亲本ＡＰ１４的组合中,杂交个体的后代所占的百分率由第一个产孢循环的４９．１％～５４．２％至第三个产孢循环下降为１．８％～６．２％：而在与另一野生型亲本ＰＫ９的组合中,杂交个体的后代所占的百分率从第一个产孢循环的４４．４％～５４．２％至第３个产孢循环上升为７２．１     

四川梅花鹿繁殖行为

2006年4—12月和2007年3—11月在四川省铁布自然保护区观察和统计了野生梅花鹿的繁殖行为,包括发情交配、产仔、发情吼叫、爬跨及其昼夜节律行为等。结果表明,四川梅花鹿为季节性发情动物,发情交配行为发生在9月上旬至12月中旬,集中在10—11月(占(86.99±3.24)%)。四川梅花鹿发情交配日期最早见于9月8日,最晚为12月16日,跨度约90—100 d(±6 d,n=90)。雌鹿交配日期与其繁殖经历具有低度正相关性(Kendall's tau-b和Spearman's rho,0.3r0.5,P0.05),成体雌鹿交配日期稍微早于初次配种雌鹿。雄鹿发情吼叫和爬跨行为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性,各有2个高峰期(05:00—08:00和18:00—21:00),夜间有小节律的发情吼叫和爬跨时期。U-test检验表明发情吼叫频次和爬跨频率在昼夜间有极显著差异(P0.01)。雄鹿吼叫行为与其交配行为具有高度正相关性(Kendall's tau-b和Spearman's rho,0.8r1.0,P0.05),主雄、次雄和群外单身雄鹿的昼夜吼叫次数有极显著差异(P0.01)。雌鹿产仔期从4月下旬开始到7月下旬结束,集中在5—6月(占(91.51±4.96)%),产仔日期最早见于4月29日,最晚为7月28日,跨度约80—90 d(±5 d,n=130)。梅花鹿产仔日期与其分娩经历具有低度正相关性(Kendall's tau-b和Spearman's rho,0.3r0.5,P0.05),成体雌鹿产仔日期早于初次繁殖雌鹿。雌鹿每胎产1—2个幼仔,单双胎率分别为98.86%(±6.96%,n=129)和1.01%(±0.07%,n=1)。妊娠期和哺乳期梅花鹿采食行为分配占较大比率,其次是卧息和移动,哺乳期采食行为分配低于妊娠期,这与妊娠期正逢冬季,食物资源相对匮乏有关,而哺乳期恰逢夏季,植物生长旺盛,食物资源相对丰富。     

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遗传基础与神经机制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种神经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碍以及局限性的兴趣和重复刻板的行为模式三个主要核心症状．本文介绍了ASD的遗传基础和神经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ASD具有较高的遗传率,且ASD个体的5-羟色胺和睾丸激素都较高．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ASD个体的杏仁核、扣带回、梭状回、镜像神经元和前额叶等大脑区域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与正常发育个体存在差异,但在个别区域激活模式的差异方向上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此外,功能连接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ASD个体连接不良的假设．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如何利用这些基础研究成果为临床上提出有效的治疗和训练方式．     

恶疫霉有性杂交后代的竞争能力研究

5株杂交个体（携带对甲霜灵和地茂散的抗性标记）的游动孢子分别与其野生型亲本AP14和PK9（对甲霜灵和地茂散均敏感）按1：1、1：9和1：49比例混合涂布在10％V6培养基平板上或接种在苹果片上生长4－5d,并诱导产生孢子囊和释放游动孢子,经单孢分离建立单孢无性系,在含甲霜灵或地茂散的培养基上检测杂交个体的单孢后代所占的百分率。结果是,在V6培养基平板上混合生长的30个组合中,仅3个组合杂交个体的单孢后代在其单孢无性系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显著低于野生型亲本,其余组合均符合其各自的期望值;在苹果片上混合接种的30个组合,杂交个体与野生型亲本的单孢后代所占比例均符合其各自的期望值。进一步测定2个杂交个体（APK－9和APK－24）分别与其野生型亲本以1：1的比例混合后在V6培养基平板上和苹果片上连续3个产孢循环过程中两者比例的变化,结果是,在杂交 个体与野生型亲本AP14的组合中,杂交个体的后代所占的百分率由第一个产孢循环的49．1％－54．2％至第三个产孢循环下降为1．8％－6．2％;而在与另一野生型亲本PK9的组合中,杂交个体的后代所占的百分率从第一个产孢循环的44．4％－54．2％至第3个产孢循环上升为72．1％－75．0％。上述结果表明恶疫霉有性杂交个体在离体和活体上均有较强的竞争能力,提示有性杂交对其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可能具有重要作用。     

使用SSR和mtVNTR分子标记识别扬子鳄个体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濒危物种,为有效避免种群衰退,最大限度地保持该物种现有的遗传多样性,有必要对种群的个体进行个体识别研究,以便重建遗传谱系,指导现有繁育工作。应用SSR(Simple sequence repeats)与mtVNTR(Variable number tandem repeats on mitochondrial DNA)两种分子标记对扬子鳄39个个体进行了个体识别分析,结果显示：8个SSR座位的累计个体识别率与累计父权排除率分别达0．9968、0．7697,mtVNTR的个体识别率为0．9146,联合SSR与mtVNTR两种分子标记的累计个体识别率理论值达0．9997,并在实际分析中将39个扬子鳄个体完全区分开,其区分能力较RAPD(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AFLP(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及mtDNA控制区5’端序列分析等分子标记要高。此外,SSR和mtvNTR还可对某些低频等位基因及其携带个体做有效的筛查,这对今后进行大量扬子鳄个体的分子标记识别和群体的遗传谱系建立等工作将具有一定实际意义[动物学报51(3)：501—506,2005]。     

全缘金粟兰弥勒居群繁殖生物学研究

分析发全缘金粟兰弥勒居群的繁殖生物学,对其居群结构,花发育、有性主无性繁殖过程进行了较为仔细的观察分析。结果显示,全缘金粟兰主要分布在具有良好常绿阔叶叶林分布之山谷的北坡,个体在居群内呈群聚式分布。在自然条件下,全缘金粟兰以有性生殖为主,居群更新良好,由种子萌发至性成熟约需３－４年的时间,性成熟株株具有１条顶生和有时具有２或４条侧生的穗状花序。居群内平均每个个体可有１．９１条花序,每条花序平均可有     

中国分布北界的山茶（Camellia japonica）种群大小结构和空间？…

青岛沿海地区是山茶在中国分布的最北界,长门岩岛是该地区山茶的主要分布地。岛上的山茶集中分布在海拔２０－８０ｍ的范围内,植株的胸径为２－４５ｃｍ,高度０．４－４．５ｍ。由生命表可以看出,属于小个体级与大个体级的数目较少,大多数个体处于中级水平,从大小金字塔看,它属于Ｂｏｄｅｎｈｅｉｍｅｒ所述的下降型种群。存活曲线图表明,小个体级的死亡率较高,应用泊松分布,负二项分布和奈曼分布３种理论分布模型,进行了     

川西平原大足鼠的种群生态学Ⅰ.种群动态和个体大小

我们利用标志重捕、夹捕解剖和笼养等三种方法于１９８９年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６月对川西平原的大足鼠的种群密度、个体大小、生长和生物量进行了研究。种群密度最高１１．３只／ｈａ,最低０．７只／ｈａ,平均３．６只／ｈａ,并显示出与农作物相同的季节变动特征。雌雄性比由幼年组和亚成体组约１：１到成体组１：０．７８到老年组１：０．５３。雌雄个体的平均质量分别为１３６ｇ和１１４ｇ,两性的个体质量和后足长有明显差异,体长和耳长差异不明显。饲养的幼体及亚成体个体质量和尾长均持续增长,并可分别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和对数方程较好地拟合。生物量则显示出比种群密度和个体质量更稳定的特征。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影响

以自然林为对照,研究了云南省西双版纳热带地区耕火种农业（旱稻）和林下种植砂仁（Amomum villosum）2种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弹尾、螨和线虫3类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影响。通过24个月的取样分离,获得土壤动物个体49.912个。结果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导致了土壤理化性质不同程度的改变,例如土壤容重的增加、肥力下降、土壤水分蒸发加快等,这些土壤指标的变化是影响土壤动物个体数量的决定性因素。动物的个体数量在3个样地中以自然林最多,砂仁地次之,刀耕火种地最少;在季节分布上以雾冷季最多,干热季最少。各样地的动物个体数量以刀耕火种与自然林之间的差异最显著,刀耕火种样地与砂仁样地或砂仁样地与自然林样地之间的差异有时达到显著水平,但在不同季节中各类型样地间的差异有所不同。土壤动物的季节变化不但受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同时受到人类土地利用活动的影响,在人为干扰样地中高峰与低谷之间的变化幅度较大。某些土地利用的行为不但杀死了动物本身,而且破坏了动物的营养源,因此土壤动物个体数量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而下降。     

动物的婚配制度

婚配制度是动物种群个体为获得配偶普遍采取的一种行为策略。一般分为单配制、一雄多雌制、一雌多雄制和混交制。作为动物的一种进化稳定对策,婚配制度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有时可以逆转,有时又是兼性的。配偶外交配主要存在于单配制物种中特别是单配制鸟类中。其发现表明通过观察个体间联系来确定的“社会性婚配制度”和通过个体实际上的交配对象来描述的“遗传性婚配制度”有可能存在差异。婚配制度影响有害动物的不育控制,在存在繁殖性竞争的情况下,对单配制和一雄多雌制而言,不育效果最佳。     

秦岭独叶草种群个体和构件生物量动态研究

对秦岭地区独叶草种群个体和构件生物量动态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独叶草种群个体生长发育过程中构件生物量与年龄关系可用Logistic方程表示．种群叶和芽的生物量比率随年龄增长降低,而根系和根状茎的生物量比率增加．不同海拔地域的种群个体生物量和各构件生物量显著不同(P＜0．05),海拔2700-2900m的种群个体生物量和各构件生物量较低海拔和高海拔地区大．叶生物量比率随海拔升高降低,而根状茎的比率却增加．在较适生地域,根系生物量比率较低,而芽的比率较高．种群个体生长和各构件生物量动态与环境条件关系密切．     

佛坪自然保护区羚牛的种群数量与结构特征

１９９６年对佛坪自然保护区内的羚牛种群进行了数量调查,结果表明,保护区内羚牛的数量为４３５～５２７只,种群密度达到１．２９～１．５６只／ｋｍ２。羚牛种群的成体雌雄个体之比约为１∶０．５,明显地偏向雌性。在羚牛种群中幼仔占１２．２４％,亚成体占３５．０３％,成年雄性个体占１７．３３％,成年雌性个体占３５．４０％。该羚牛种群在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６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８．４８％,明显高于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１年间羚牛种群的年均增长率。保护区周边地区的生境不断丧失,迫使羚牛向保护区境内迁移,是保护区内羚牛种群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升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