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指引下中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实施路径探析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了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行动,包括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纳入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流。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之一,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且成效显著。该文通过探讨解析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概念内涵,梳理总结我国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具体实践和阶段成效,对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围绕政府、企业、公众不同行为主体,提出新时期我国全方位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4个主要实施路径:(1)引入统一的行动框架;(2)发挥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3)联动企业采取共同行动;(4)提高公众意识以促进其广泛参与,致力于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机制及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为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企业与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公约》新议题的产生与谈判进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三大环境国际公约之一。随着《公约》谈判的不断推进, 企业与生物多样性(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逐渐由《公约》中的一个概念发展成为《公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996年召开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COP-3)首次提出企业(私营部门)参与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后, COP-5将企业参与列入《公约》议题, COP-6正式将企业参与纳入《公约》全球战略, COP-8首次将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单独纳入《公约》决定, 并提出下一步开展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做法, COP-9拟定了《企业优先行动框架(2008-2010年)》, COP-10决定开展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对话论坛。迄今为止, 《公约》秘书处共组织了4次全球企业界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GPBB)论坛, 就这一议题进行专题交流和探讨。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也是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管理工作中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对此十分重视, 并派代表团参加了GPBB-3和GPBB-4两次会议。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形势, 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利用GPBB国际平台适时宣传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2)加强技术研究, 制定我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标准、规范或指南; (3)深化平台建设, 搭建企业参与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 (4)建立跨部门的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协调机制。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即《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随之通过的还包括《<昆蒙框架>的监测框架》《规划、监测、报告和审查机制》《资源调动》《能力建设与发展和科技合作》《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等一揽子成果文件。《公约》缔约方需要在国内执行《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为支持我国执行《昆蒙框架》,本文简要回顾了《昆蒙框架》及其一揽子成果的制定进程,解读了《昆蒙框架》及相关一揽子成果的主要内容,评论了《昆蒙框架》对全球和国家的影响,并就我国如何执行《昆蒙框架》提出了建议,包括更新修订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划,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强化国家执行进展监测和评估,促进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的开发,建立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伙伴关系。     

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球实践及政策启示

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社会经济和金融风险, 以及金融机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本文聚焦各国近年来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实践探索, 重点从国家和区域层面金融产品的创新实践总结了各国的先进实践经验, 并提出全球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由于目前中国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普遍存在国家层面相关规范和指导不足、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防控意识缺乏、相关金融产品不足、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方法不成熟、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与短板, 本文提出我国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元化支持路径和建议: 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金融产品, 加快开发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工具, 完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制度。     

《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的现状、挑战和展望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而推进审查机制建设则是强化执行的一项重要议题,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涉及多个维度的审查机制, 不断审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有关议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情况。然而, 审查机制面临着参与审查并强化问责的政治意愿尚显不足、国家信息投入有待加强、审查结论有待助力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各类审查工具需加强统筹协调等主要问题, 由此也制约了审查工作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本文概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执行机制, 并重点梳理了审查机制的主要环节和内容, 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 并就审查机制的进一步建设与强化提出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与制度建设, 以及有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在战略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在整体、全面和平衡地推进构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前提下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建设, 应当加强高层政治推动并调动各方行动意愿, 为发展中国家适用一定的和必要的灵活性; 在技术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强化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前端的国家信息汇报, 应鼓励缔约方参与具有促进性的审查工作, 为国家自主评估执行情况提供重要补充, 并且审查内容也应当全面和平衡, 可以考虑采取全球盘点机制助力各方弥合执行差距并提升执行力度。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核心目标与我国的保护行动建议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引领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下简称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62项决定,特别是达成了以变革理论为基础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该文就《昆蒙框架》的三个核心目标——保护地“3030目标”、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进行解读,对保障《昆蒙框架》落地的相关决议进行简要介绍,并就我国未来的保护行动提出了相关建议:(1)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2)进一步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明确保护区域的范围、目的和管理措施,并落实实施计划的责任部门和具体措施;(3)根据框架目标的监测要求,制定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计划;(4)继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和教育,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促进全社会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5)大力推进国际合作,在更大尺度上探索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寻找对自然产生正面、积极效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最新进展及展望

资金问题对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和新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的实施都至关重要,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的一揽子成果文件中,与资金问题有关的主要是《昆蒙框架》及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昆蒙框架》提出了逐步缩小每年7,00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到2030年每年至少筹集2,000亿美元的资源量等明确的数量目标。关于《资源调动》的决定包含了历史性地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通过新的资源调动战略、成立资源调动咨询委员会等重要制度安排。这些目标相关承诺和制度安排如何尽快落地是重中之重。本文系统梳理了COP15资金问题相关决定,综合分析了当前关于生物多样性资金问题的系列重要报告,概述了全球履约资金的现状和问题,分析了国际履约的最新资金要求,展望了未来履约的资金安排,并对中国如何加强履约资金的调动提出了应继续争取用好多双边国际赠款、提供持续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以及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等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分析及对我国履约的启示

资金议题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关注的热点, 资金机制和资源调动也一直是每届缔约方大会(COP)的常设议题。然而由于资金问题涉及各方政治意愿,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较大分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COP15主席国, 在资源调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需要对资金问题开展更多研究。在这种背景下, 本文阐述了公共资金投入、资金使用效率与效力、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资金投入、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等《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问题重点要素; 分析了是否强调多渠道增资、是否建立新的资金机制、是否取消全部生物多样性有害补贴、具体筹资目标等谈判主要分歧; 提出了加大生物多样性财政资金投入、加强相关部门间资金协同管理, 利用各类金融工具撬动社会资本的生物多样性投入, 降低生物多样性损害风险、加强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新融资路径等建议, 以期为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调动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平台的发展情况及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国际社会协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公约, 也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公约》一直不断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和国际体系建设。该国际体系主要包括两大支柱: 一是“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国际机制(Global Partnership on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以下简称GPBB机制); 二是“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资源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以下简称GPBB平台)。前者是工作组织和资金机制, 后者是前者的技术支持和保障机制, 二者相辅相成, 协同增效。总体来看, 自1996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以来, GPBB平台的相关概念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 至今已形成了一个GPBB平台在线数据库, 可为我国推进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梳理总结GPBB平台及其相关机制等的发展情况, 得出: (1)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愿及对GPBB平台的需求日益增强; (2)《公约》对企业参与的要求更加明确; (3)《公约》对如何促进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路线图更加清晰; (4) GPBB机制已基本建立; (5) GPBB平台已基本完善。展望未来, GPBB平台发展将有望继续保持以下三大趋势: (1)平台建设力度将不断加强; (2)平台的影响将不断提升; (3)平台发展将向重点部门倾斜。目前, GPBB平台可提供相关最新研究成果、方法学、工具、自愿性标准和指引、简报、最佳实践案例等免费信息, 以及一系列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企业参与机会, 以支持企业在决策和运营中纳入生物多样性, 并鼓励支持各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科研机构等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贡献与受益。中国自2015年正式加入GPBB机制后, 对各成员国的企业参与倡议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为成立发起“中国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CBBP)联盟倡议做出有益探索。但总体而言, 对GPBB平台的研究借鉴以及参与建设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我们建议: (1)在制度贡献方面, 应加强政策研究, 研提COP-15企业参与新决议草案; (2)在机制建设方面, 积极参与和逐渐引领GPBB机制建设, 协力支撑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 (3)在人员保障方面,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引领能力; (4)在GPBB平台方面, 加强研究借鉴和技术参与, 为GPBB平台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简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进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将审议通过正在编制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该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 只有通过变革式的转型, 才能实现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框架以变革理论为基础, 拟制定雄心勃勃又务实平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息息相关, 目标的制定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等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约》机制和框架磋商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 仅极少数人完整地了解框架的内容和谈判进程。经过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下简称“OEWG”) 4次会议的磋商, 框架结构和要素已基本确定,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22个2030年行动目标, 包括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行动目标1‒8)、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来满足人的需求(行动目标9‒13)和执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行动目标14‒22) 3个部分。本文介绍了OEWG第四次会议磋商的框架草案中行动目标的谈判进展, 对框架中30 × 30目标、资源调动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分析, 从而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从事生物多样性教育和保护的广大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提供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 从而更好地把握参与科技、贸易、投资、制造等领域国际竞争的环境政治动态与方向,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Less-told stories about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SR as the politics of (ir)responsibility in Africa

In the wake of transformations being ushered by globalization, figure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rise in the power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raising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exercise of such power and/or how to hold them accountable for it. Concomitantl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discourse has emerged as a new discursive formation; a new meta-narrative that is propagated by TNCs. It seeks to portray the actions of TNCs as oriented by such values as “responsibility,”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Situated within what is emerging as “an anthropological imperative to critique” the actions of corpora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a critical approach to such a meta-narrative. It argues that not only do TNCs behave irresponsibly in contexts outside the Global North where they can easily get away with doing so, but also that the CSR discourse of responsibility helps to occlude these often damaging actions by TNCs. Drawing from an overview of the often untold or less-known stories of damaging actions by TNCs in Africa in the recent past,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disturbing co-existence of socially irresponsible actions amidst a forceful tendency to circulate a feel-good CSR discourse of responsibility.     

Life Cycle Attribute Assessment

Practitioners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have recently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social issues in the supply chain. The United Nations life cycle initiative's social LCA task force has completed its guidelines for soci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products, and awareness of managing upstream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sues has risen due to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LCA. This article explores one approach to assessing social issues in the supply chain—life cycle attribute assessment (LCAA). The approach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by Gregory Norris in 2006, and we present here a case study. LCAA builds on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LCA to construct a supply chain model. Instead of calculating quantitative impacts, however, it asks the question “What percentage of my supply chain has attribute X?” X may represent a certification from a CSR body or a self‐defined attribute, such as “is locally produced.” We believe LCAA may serve as an aid to discussions of how current and popular CSR indicators may be integrated into a supply chain model. The case study demonstrates the structure of LCAA, which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LCA. A labor hours data set was developed as a satellite matrix to determine number of worker hours in a greenhouse tomato supply. Data from the Quebec tomato producer were used to analyze how the company performed on eight sample LCAA indicators, and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bout where the company should focus CSR efforts.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进展及展望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焦点议题之一。本文阐述了框架制定的背景, 介绍了“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pen Ended Working Group, OEWG),的谈判过程, 综合分析了缔约方在各有关磋商进程中的观点, 以及目前缔约方对框架各个要素的共识和分歧, 评估了框架的制定进展, 并就框架的设计提出四点展望: (1)阐明转型变革的具体实施路径; (2)平衡反映公约三大目标; (3)加强与其他全球治理进程的协同; (4)强化框架对全球及缔约方履约进展的评估和审查。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建议: (1)及时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NBSAP); (2)加强国内生物多样性工作的协调; (3)继续加强生态环境执法和责任机制。为缔约方更好参与框架制定进程, 深入了解框架及其磋商进展提供参考, 并为下一步框架制定提供参考。     

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建立新的资金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有进展, 审议并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后者是实现2050愿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 有助于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生物多样性资金机制现在是将来也是实施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的重要保证。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信息交换所的数据, 目前各缔约方每年对本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资额度占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比较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2015年时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占GDP比例为0.255%, 在世界各国中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近年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连年增加, 2019年时已经达约0.6%。有研究表明, 目前全球每年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缺口至少500亿美元, 未来十年还有更大的资金缺口, 而且当前已有生物多样性资金渠道比较单一, 并存在一些短板, 远远不能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的要求, 急需建立新的资金机制, 调动更多资源, 推动203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和目标的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金机制可以与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其他相关环境公约协同增效, 比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减缓等环境目标联系起来。中国作为COP15的东道国, 有积极协调磋商的责任, 力求在大会上推动形成一个新的资金机制, 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 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保驾护航。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将独立于现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机制, 具有多样化投资渠道并引入绩效评估机制, 将经费与任务目标关联,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Narrow endemic species Bellevalia webbiana shows significant intraspecific variation in tertiary CSR strategy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inter-population and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of CSR strategy. Hence, we selected Bellevalia webbiana as a case study for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is there a significant intraspecific variability in leaf traits determining a significant intraspecific variability in CSR parameters, even in a narrow endemic species with a relatively homogeneous habitat? (2) If yes, does this provide a significant intraspecific CSR strategy variation? For five populations, we calculated C, S, and R parameters using leaf area, leaf fresh weight, and leaf dry weight for 10 individuals each. We found that Bellevalia webbiana is a “CS” species considering single individuals, populations or the “whole species”. However, our data suggest a significant loss of information if the species is plotted as a single average point, and attest for population-based plasticity, highligh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CSR theory at micro-evolutionary scale. When heterogeneity in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CVs) is higher for the “whole species”, “deviant” populations should be retained as additional points. Hence, we advise to perform CSR analyses on more populations and ver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a single ternary set to represent the “whole species” using PERMANOVA, complemented by simple CV comparison for each parameter.     

I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iling the Neoliberal Carbon Economy?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work the Austrian energy company OMV pursued as it constructed a gas power plant on the shores of the Black Sea. I argue that neither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or CSR theory fully explain what happened in this case. Environmental protests quickly became embedded in local politics and national identity figurations, and the CSR work by the company was transformed and domesticated by local actors. While agency and power was thus distributed, various actors also shared a common language, tapping into a globally circulating discourse that has gained traction in Turkey with the current neoliberal policies. The way CSR was played out and negotiated in this case meant that social capital and equity were construed as issues of concern, while environmental issues were downplayed. Thus, in the process, the double bind between the growth economy and ecologies of survival was effectively reproduced.     

Environmental DNA metabarcoding: Transforming how we survey animal and plant communities

The genomic revolution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how we survey biodiversity on earth.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HTS”) platforms now enable the rapid sequencing of DNA from diverse kinds of environmental samples (termed “environmental DNA” or “eDNA”). Coupling HTS with our ability to associate sequences from eDNA with a taxonomic name is called “eDNA metabarcoding” and offers a powerful molecular tool capable of noninvasively surveying species richness from many ecosystems. Here, we review the use of eDNA metabarcoding for surveying animal and plant richness, and the challenges in using eDNA approaches to estimate relative abundance. We highlight eDNA applications in freshwater, marine and terrestrial environments, and in this broad context, we distill what is known about the ability of different eDNA sample types to approximate richness in space and across time. We provide guiding questions for study design and discuss the eDNA metabarcoding workflow with a focus on primers and library preparation methods. We additionally discuss important criteria for consideration of bioinformatic filtering of data set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increasing transparency. Finally, looking to the future, we discuss emerging applications of eDNA metabarcoding in ecology, conservation, invasion biology, biomonitoring, and how eDNA metabarcoding can empower citizen science and biodiversity education.     

Digital gestützte Biodiversitätsexkursionen

Digitally supported excursions focusing on biodiversity The current study was conceived in order to constructively counteract the lack of essential experiences of nature and biodiversity knowledge of students. It combines the three fields “biodiversity”, “education” and “biology instruction“ outside the classroom in a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Thuringian nature reserve Schiefergebirge/Obere Saale with regard to education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ny planned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worldwide. The pedagogical proceeding focusing the concept of biodiversity was developed for biology instruction outside the classroom by integrating digital media into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a constructive way. On the basis of a ten-step procedure, biologically based GPS tours (“biotracks”) were created and tested in practice. For this purpose, two student excursions were designed: the first for grade 7 students in the vicinity of Heberndorf, the second for grade 9 students in the Bleilochstausee region. The results of the knowledge tests and records of the excursion journals from both groups indicate positive effects on studentś biodiversity knowledge. The pre-post questionnaires of the grade 7 students reveal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biotracks on studentś attitudes and intentional behavior with respect to biodiversity.     

基于“三类分区框架”的黄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研究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为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全球三类分区”实施框架(简称“三类分区框架”)应用于黄河流域。该框架将国土空间分为城市与农田(C1景观)、共享景观(C2景观)和大面积荒野(C3景观)三类分区。基于该框架, 首先描述了黄河流域三类分区的空间格局; 进而基于文献研究, 识别了黄河流域三类分区中5类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威胁因素, 包括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与不可持续的利用和外来物种入侵; 最后以系统性的思路从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生态城市、生态农业、生态工程和河流生态系统6个方面, 提出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本文的分析框架也有潜力应用于其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