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特征与防控对策研究

2014年辽宁省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畜禽养殖、加工及保健品销售等领域,具有犯罪主体特征明显、犯罪组织化程度不高、毒害食品犯罪案件突出等特点。要有效防控食品安全犯罪,必须抓住主要致罪因素,从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完善食品监管保障机制、改进刑事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     

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调查与对比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已成为城市地理与城市生态领域的研究热点,而对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本文以厦门市集美区典型半城市化地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以社区为单位展开环境意识调查,旨在利用统计分析手段,探寻影响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并揭示在不同城市化水平的社区中居民环境意识的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居民环境意识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其次是受教育程度;不同城市化水平的社区类型居民的环境意识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居民环境意识提高的重要保证;同时,提升社区高环境意识形成的氛围,推动社区现代化或城市化改造是提高居民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浙江省台州市食品安全状况调查研究

调查浙江省台州市食品安全基本情况,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推进产业规模化和标准化、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保障、提升技术服务能力、落实生产主体责任、建立行政机关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激励机制、建立专门小组解决疑难问题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基于地面调查与遥感调查协同的城市绿地规模和分布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城市绿地调查作为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的基础工作,其数据准确程度直接影响着城市园林绿化的科学发展。提出了基于遥感调查与地面调查协同的城市绿地调查的技术方法,通过该方法获得数据与单独使用遥感调查或地面调查技术获得数据相比提升了城市绿地,尤其是公园绿地和附属绿地调查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为城市绿地调查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方法。     

辽宁省重化工业地区公众的环境意识调查与评价

公众环境意识对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影响.辽宁省中部重化工业区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调查对象为5个城市的居民、决策者、教师、学生、企业职工与农民,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对所居住社区环境的满意程度、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类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原因、造成地区环境质量差异的原因、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及国家未来的发展目标等.调查表明,78.7%的公众认为环境质量同5年前相比明显好转;但65.3%的公众认为居住社区环境一般,公众对于环保经费的使用排序为垃圾处理＞植树造林＞建污水处理厂＞改善空气质量.总体来看,多数公众缺乏必要的环境保护知识,对水体、食品污染的严重性普遍认识不足;居民环保意识差对环境质量改善具有明显制约作用;公众对环境意识宣传具有很强要求.本调查结果可为研究辽宁地区的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政府部门制定各种环保政策法规提供依据.     

加强物种保护教育 培养公众保育意识——以长江口中华鲟保育研究为例

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和保育意识的缺失,越来越多的物种已经走向了灭绝的边缘,增强公众对濒危动物的保护意识已经成为濒危动物保护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以长江口中华鲟保育研究为例,介绍了长江口自然保护区保育工作现状,公众参与保育活动存在的问题,并对比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发展历程,尤其是涉及水生濒危动物的保育项目及进展,提出了增强公众对濒危动物保育意识的若干对策。     

大学生生态意识调查研究

本文对河南省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的生态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结果的统计和分析,掌握了大学生生态意识现状,大学生中的大多数能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其认识水平和相应生态学知识并未达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要求,大学生要求面向全校开设生态学课。在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有必要在大学生中加强生态学基础知识的普及。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与风险认知研究：来自湖南省397份城乡居民的问卷调查

在综述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农村食品安全现状背后的市场机制,并对湖南省397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风险认知中的身体损失对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影响,身体损失越高,满意度越低;年龄对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影响,年龄越大,满意度越高;居住地对于满意度来说具有显著影响,且从回归结果来看,其影响系数较高。据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加强监管、居民应积极学习并增强防范意识、食品生产企业应优化投入并加强自律等政策建议。     

2016年中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调查

21世纪以来,国内先后开展了多次关于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它们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环境意识及相关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公众的生态环境友好行为也有了初步的了解。《环球时报》旗下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于2016年7月在全国进行了2016年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调查从公众对生态文明的知晓度、认同度和践行度3个维度出发,涵盖生态价值意识、生态道德意识和环境法治意识等方面,综合考量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特征。     

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农民参与意识与响应——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为例

基层农民在石漠化治理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对其态度及参与意愿的了解相对较少。基于参与性调查方法,按不同石漠化程度,对广西河池地区环江县、都安县、大化县33个屯154户居民石漠化治理过程中参与意识与响应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了解石漠化的农民所占比例较小,且随石漠化程度的增加反而减少。影响农民石漠化治理参与意识的主要因素是农民的文化程度和年龄,但生态示范区内农民参与意识要远好于非示范区。生态农业模式能被多数农民所接受,但因存在成本、农产品销路、技术等问题而实施难度大。政府支持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具有经济生态双重效益,但实施过程复杂;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通常具有收益高及操作简单等特点,但规模往往较小,且受市场影响较大。因此,石漠化治理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重度石漠化地区农民的宣传教育,同时充分发挥生态示范区的作用,增加示范区的辐射范围;另一方面,在支持已有发展模式的同时,应重点支持种桑养蚕、手工品加工等农民自发形成的发展模式,并开拓农产品市场。总之,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指导,农民群众积极配合,形成政府-科研单位-基层农民共同参与的石漠化治理模式。     

“小饭桌”食品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小饭桌”已遍布我国大陆城区,其首要功能是保证就餐学生的食品安全。当前“小饭桌”大多无证经营,环境卫生差、食品安全无保证,建议尽快出台全国层面专门的“学生小饭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立法,构建起“小饭桌”食品安全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管理及事后奖惩三大法律保障机制,并设计相应具体制度。必须对“小饭桌”经营者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小饭桌”食品安全政府日常监管、提高“小饭桌”学生及其家长的食品安全意识与法律维权能力以及强化“小饭桌”食品安全社会监督机制,以确保整套机制发挥实效。     

食品安全检测中微生物检测技术研究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且呈多样化趋势,传统的检测方法已无法满足当今食品检测的需求,因此需要从食品安全检测的技术手段入手,采取更加精密的检测技术,来确保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避免产生食品安全问题。微生物检测技术作为现阶段开展食品安全检测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肩负检测食品安全的重任。文章旨在对食品安全检测中微生物检测技术进行研究,充分挖掘微生物检测技术在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应用路径,希望能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检测工作的开展,也能切实为食品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城乡居民食物氮足迹估算及其动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氮足迹作为一种评价氮排放影响的新兴测度方法,已被用来衡量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影响。食物消费是城市营养元素流动的重要环节,其产生的氮足迹反映了维持一个城市人口的基本食物需求所导致的活性氮排放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基于N-Calculator模型的基础上,估算了1980—2012年居民食物氮足迹,分析其变化特点及其与经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市居民人均食物氮足迹变化与食物消费量变化趋势相似,城镇居民氮足迹呈持续增长后渐趋平稳,在14.69—22.58 kg(N)/a之间波动,平均为17.78 kg(N)/a,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农村居民氮足迹呈小幅减少趋势,在10.81—15.28kg(N)/a之间波动,平均为12.72 kg(N)/a。其中,高氮含量食物在城乡居民人均食物氮足迹中所占比例都有所增加,以肉类为主的荤食比例分别由27%和10%上升至41%和31%;以奶类为主的副食比例由7%和1%上升至18%和13%。城镇居民食物氮足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相关,与恩格尔系数和平均家庭人口数呈负相关,而农村居民食物氮足迹与各因子的相关关系则与前者相反。此外,北京市食物氮足迹总体呈增长趋势,年均增加约8066 t(N)/a。城镇居民当前的饮食消费模式不利于减缓北京区域食物氮足迹高通量的剧增趋势,更多的农村及外来人口进入城镇将加速区域氮足迹增长。食物氮足迹的估算能为居民改变高氮消费模式提供参考,进而促进城市的低氮发展。     

菌落数量与食品安全研究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食品生产技术也随之不断进步,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由于食品的生产与加工环节不规范,加上储存与运输方式不合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得概率比较高,其中菌落数量超标问题较为严重。菌落总数作为食品卫生质量控制和分析评价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测定菌落总数能帮助人们准确掌握其变化趋势,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文章将对菌落数量与食品安全问题展开研究。     

跨学科调查类作业设计策略——以“大自然的书页”暑假作业为例

随着“双减”政策的逐步落地,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成为学校和教师高度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笔者结合《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调查动物、保护环境为目标,创新设计初中生物学暑假作业,让学生走进大自然,调查某一区域内的动物生存情况,分析该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并优化作业的反馈和评价形式,以培养学生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跟踪评价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目的：了解安徽省食品生产企业、监管部门、检验机构、科研院所食品专家对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的执行情况、理解能力和依从性,为标准的实施和修订提供资料。方法：应用横断面调查法,通过电子邮件、座谈会、传真等多种形式开展调查。调查对象选取安徽省区域内的食品生产企业、监管部门、检验机构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收集调查对象对标准具体条款的认知情况、执行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反馈的建议等。结果：食品生产企业、监管部门、检验机构和科研院所回收的有效问卷分别为34、25、28和12份,收集的反馈意见分别为74、35、17和14条;标准的知晓率为85.9%;食品企业、监管部门、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和科研专家认为标准整体合理程度较高（合理和基本合理）的比例分别为67.8%、79.2%、84.2%、90.9%。标准使用频率≥1～2次/月的比例分别为64.5%、50.0%、47.3%、27.3%;认为标准可操作性较高（可操作性很强和可操作性好）的比例分别为77.4%、62.5%、68.4%、90.9%。针对具体条款“可选择标示内容”、“营养成分的表达方式”、“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的理解程度较低。结论：GB 28050—2011的整体合理程度较高、可操作性较好,但是部分具体条款还需要完善和优化,建议对中小食品生产企业、检验机构加强标准的宣传和培训,推进标准的贯彻执行。     

网络食品消费者风险感知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对浙江省网络食品消费者进行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消费者风险感知能力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食品购买卷入程度和食品安全知识间接正向影响风险感知能力,信任程度直接正向影响风险感知能力;结论：对监管的建议是加强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强化食品企业的责任意识、引导媒体正确报道,对网络消费者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以此提升消费者的信任程度,提升消费者风险感知能力。     

北京2024名社区居民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目的：了解社区居民食品安全知识现状,为食品安全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于2015年5月—2016年4月对北京朝阳区2 024名居民进行入户面对面问卷调查,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本次调查的2 024份问卷中;88.66%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了解食品安全相关知识;60.87%的调查对象认为其了解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的主要困难是信息太多、可信性差。部分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低于50%。结论：社区居民对所调查的食品安全知识掌握水平一般,存在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食品购买、储存、制作的错误认识,但对获取食品安全知识具有良好意愿。要根据社区人群特点,帮助人们弥补相关知识欠缺,纠正转变不健康的食品购买、储存、制作行为。     

菲律宾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现状研究

分析了菲律宾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现状,介绍了食品的定义和分类、监管机构和主要职责、食品安全监管制度、食品标签的法规与标准要求及标示内容、辐照食品、转基因食品标签的特殊要求等。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偏差研究

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信息获取、信息加工、信息输出和信息反馈阶段,系统分析了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偏差。基于江苏省消费者660份实地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偏差。研究发现：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在信息获取阶段存在易记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次序效用;在信息输出阶段存在过度自信;在信息加工阶段的简化信息处理过程中存在代表性启发、易得性启发和框架依赖;在信息反馈阶段存在损失厌恶。实证检验表明,消费者在信息输出阶段存在过度自信、信息加工阶段存在框架依赖,政府和企业食品安全风险沟通需要考虑到认知偏差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