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 以澜沧与康定两县域为例

本研究依据《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 调查评估了云南省澜沧县和四川省康定市两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分布数量与特征, 分析了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状况, 识别了主要受威胁因素和保护空缺, 旨在为我国传统知识保护和民族地区实施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公约的履行。研究结果如下: 分别调查编目澜沧县、康定市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145项、98项; 这些传统知识具有明显的地区气候与自然环境特征、生产生活实践特征、传统文化特征和地区社会经济特征; 相关部门在传统知识保护管理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同时包括习惯法、传统节庆等传统文化和包括祭祀、神山、神林等宗教方式在内的地方社区行动在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地方社区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 传统知识保护立法仍不健全、受到威胁、保护意识薄弱及承载传统知识的生物资源减少是制约传统知识保护传承的主要因素。两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丰富, 并且地方社区有效参与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今后应建立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 加强宣传教育, 提升保护传承意识; 因地制宜开展传统知识保护; 推动传统知识相关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中国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工作,评估生物多样性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其损失的影响因素,是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在陆域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围绕《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借鉴国际上生物多样性评估新趋势...     

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是生态系统管理与决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指标体系是开展评估的主要工具。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建设方面,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导致不同区域间的评估结果可比性差,区域和国家尺度上的集成研究难以开展。因此,构建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尺度的科学化、系统性和规范化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便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参考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服务\"级联关系基础上,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原则,构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体系。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方法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开展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但以往研究对苔藓、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等关注不够,而且调查大部分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有的部分调查成果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难以满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需求,因此亟待组织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在整理历史和现有生物多样性调查技术的基础上,推荐采用网格法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按照10 km×10 km分辨率,将全国划分为97109个调查网格;制定了陆生高等植物、植被、陆生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昆虫、大型真菌、内陆鱼类、内陆浮游生物、内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内陆周丛藻类以及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12个类群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技术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动态更新、信息共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从调查内容规范、评估指标体系和技术要求等方面探讨了陆域生态系统与物种调查、重点河流水生生物调查、重点物种调查、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技术方法,并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规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技术方法在横断山南、武陵山、太行山、西双版纳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得到应用,同时北京、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份和祁连山、武夷山等区域也采用该技术体系开展调查,网格法得到逐步推广,并获得大量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等提供了基础数据。     

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监测是为确定与预期标准相一致或相背离的程度,而对生物多样性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视,目前已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热点问题。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则是一些简化的生物或环境特征参数,说明生物多样性现状和变化趋势,以及人类活动压力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促进科学界、政府和公众间的沟通,提高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近10年来,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各国学者对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工作,取得了很多进展,其中有些指标已经应用于实际监测项目。本文综述了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筛选的一般标准和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理论,梳理目前已提出或应用的主要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以期为我国构建国家或区域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提供参考。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生物多样性概念的泛化、指标含义模糊以及知识和数据的缺乏是构建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的主要困难。我国未来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指标体系构建需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1）紧密联系实际,构建适应性的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典型生态系统区域的监测;（2）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指标,分析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驱动力,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及中国应对策略

数个国际多边协定、政府间组织和机构都涉及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NP)、《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世贸组织下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WTO/TRIPS)以及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等。然而, 各个国际文书所界定的传统知识内涵和外延却有所区别和侧重。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多民族大国, 各族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与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做法。作为多个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的缔约方, 中国应厘清各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中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内涵、保护目标及国际义务, 加强国家在履行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过程中的协同增效, 从而在相关传统知识的国际谈判中统一立场, 维护国家及地方社区利益。本文系统梳理了各相关国际多边协定、组织和机构对于传统知识的界定, 以及国际多边体系在保护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方面的工作, 根据中国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现状和已有的措施, 结合当前履行国际多边协定的大背景, 提出了促进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5项具体建议, 包括: (1)采取立法、行政和政策措施; (2)加强相关研究, 强化技术支撑; (3)加强传统知识保护的能力建设; (4)在国内履约过程中, 强化传统知识相关工作的协调; (5)在国际层面上加强中国传统知识的宣传力度。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

传统知识研究目前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热点领域, 并对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社区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为数据源, 应用WoS自带的统计分析功能和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III, 采用关键词共现分析、突现词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等方法对传统知识的研究态势、研究热点以及知识演进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 传统知识研究的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科学院、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加州大学系统等研究机构在该领域表现出较强的科研实力; 非洲、南美洲的巴西、玻利维亚以及亚洲的印度等地区为传统知识研究的热点区域; Albuquerque UP、Singh R、薛达元在该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最多; Berkes F、Drew JA、Gómez-Baggethun E等学者发表的论文为该领域知识基础的构建及相关研究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生物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政策管理等相关的传统知识研究是未来该领域的重要方向。     

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多样性

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是对生物资源进行识别和利用的传统知识系统。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这类传统知识显示出其在科学、经济、文化乃至粮食安全战略方面的价值。本研究根据《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 对我国青海省土族聚集区的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了系统调查与编目, 并借鉴生物多样性测度方法, 创建了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 对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编目现存的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词条共424条; (2)土族传统知识的α多样性指数D_TK = 0.67, 表明其传统知识多样性较高; 土族传统知识的β_wtk多样性指数在不同的县域差异较大, 表明其在县域之间存在差异, 在空间上分布不连续、不均匀。本研究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数验证了传统知识的定量研究方法, 说明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不仅可用于定量研究表征区域传统知识的多样性, 揭示不同空间区域内的分布特征, 还可为未来构建传统知识的定量研究体系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基于昆-蒙框架的PSR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构建

开展《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评估对于解决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合理调整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政策以及进一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还未有统一的《昆-蒙框架》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用于常规和周期性的生物多样性状态监测及其变化评估。研究围绕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提出的《昆-蒙框架》,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变化、现状和保护要素的关系,采用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概念框架,构建了《昆-蒙框架》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13个主题指标和16个评估指标。基于综合评分法构建了评估指标体系的定量计算公式。同时分析了拟定评估指标体系与《昆-蒙框架》行动目标的相关性和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结果表明,拟定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很好地对《昆-蒙框架》生物多样性进行监测评估,也发现现有数据难以对行动目标20、21、22和23进行量化评估。讨论了当下《昆-蒙框架》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展望,以期促进《昆-蒙框架》愿景早日实现。     

滇西北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了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2010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0-2030年)》, 划定了32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并设定了开展优先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战略目标、优先领域与优先行动。为此, 2010-2011年, 环境保护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科研人员, 在滇西北开展了18个县的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本底示范调查与研究。调查内容包括生态系统(植被类型)和物种两个层次。生态系统主要调查县域内植被类型的多样性, 完成了以群系为单位的植被类型编目; 物种层次主要调查县域内高等植物、脊椎动物、大型真菌的物种多样性组成、数量和用途等, 分析了特有物种和珍稀濒危物种数量等, 完成了县域物种编目。本文基于调查结果, 比较研究了不同县域间的生物多样性组成, 发现植被类型(108个群系)和物种(高等植物4,481种、脊椎动物625种、大型真菌222种)最丰富的县均为玉龙县。同时, 与历史记录对比研究发现, 滇西北的生物多样性分布数据十分欠缺, 严重影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客观有效决策。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基础工作, 本研究为中国未来开展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提供了案例。     

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2017-2022)

《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等指导性文件都强调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重要作用。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在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民族植物学研究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关系, 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最主要学科领域, 近些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进展, 研究成果对于《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第六个优先领域目标的完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回顾了近年来特别是《植物科学深圳宣言》发布后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状况, 主要从认知、利用、保护、管理植物等方面进行概述, 以便全面了解近期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发展状况, 保护传统知识和植物文化, 为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近期获得的民族植物学成果, 说明民族植物学研究可以解决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发现, 该学科能极大地促进传统知识、植物文化、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尤其在农家品种以及濒危语言的保护方面有着巨大优势。     

How wide to cast the net? Cross‐taxon congruence of species richness,community similarity and indicator taxa in ponds

1. Broad‐scale assessments of biodiversity often rely on the use of surrogate taxa, whose reliability has rarely been tested, particularly in freshwater systems. Here we use data from 46 ponds in two regions of the U.K.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macroinvertebrate taxa as surrogates for the rapid assessment of pond biodiversity. For the four dominant taxonomic groups in these ponds (Chironomidae, Coleoptera, Gastropoda and Trichoptera) we explore cross‐taxon species richness relationships in each of the two regions, and also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concorda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taxa in accurately representing the similar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nd assemblages. 2. Patterns of cross‐taxon congruence in species richness were highly variable among taxa and study sites, making the use of a single taxon as a predictor of overall macroinvertebrate species richness problematic. In contrast, all four taxa show >70% congruence with the pattern of community similarity between sites resulting from the entire macroinvertebrate dataset, this result being consistent within and between regions.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all taxa were related in a similar manner to measured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meaning that limited additional ecological information is gained by including a wider range of pond taxa in rapid site assessment. 3. Single taxonomic groups can, therefore, perform consistently as indicators of community similarity between ponds, and no one taxon dramatically outperforms any other in this respect. The relative merits of the four focal taxa as surrogates for pond invertebrate assemblage composition are discussed with reference to ease of survey, ease of identification and ecological range occupied. 4. It is suggested that Coleoptera have a number of advantages as a surrogate taxon, being diverse, easily sampled, readily identified, taxonomically stable, ecologically well understood and occurring across a wide spectrum of pond types. They are therefore recommended for use as a focal group in rapid pond biodiversity assessments, employing an approach such as ours, which examines patterns of assemblage similarity, rather than species richness alone.     

论壮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以广西靖西市为例

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 结合目前开展的关于壮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整理与编目工作, 分别从酸食文化、织染文化、地名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角度对壮族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究, 并从自然崇拜、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传统生态观念以及传统医药文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传统文化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 (1)壮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孕育了传统文化, 而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2)壮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促进了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又进一步保障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本文还对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受威胁因素进行了讨论,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传承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传统知识的相关建议, 即应通过加强宣传和立法, 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和发展乡村旅游等形式, 加强对传统知识与传统文化的保护。     

Can Anything Significant Come Out of Monitoring?

The Proposed Guidelines for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USEPA, 1996) identify fiv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ecological adversity: nature and intensity of effects,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 and potential for recovery. Assessing changes in the assessment endpoints and reaching conclusions on ecological adversity or significance is ultimately founded on information obtained through monitoring and measurements on ecological systems. Although some monitoring programs have previously been criticized for lack of scientific rigor, answers to questions related to ecological and societal significance must come from assessments founded on ecological monitoring efforts. Identifying the appropriate questions and assessment endpoints for monitoring are critical steps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nitoring program. However, the process must be completed. This monitoring information subsequently must form the foundation for assessments that interpret and present the ecological and societal signficance of observed status and trends in resource condition.     

西藏札达县藏族有用野生植物的调查研究（附录）

野生植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藏区人民提供了诸多生计必需品。札达县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西南部,与印度相邻,是通往南亚的重要通道。该地属于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藏族在适应恶劣的环境中掌握了丰富的野生植物利用的传统知识。为全面系统地调查、记录和研究札达县藏族对野生植物的传统利用知识,该研究采用民族植物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共访谈了173位信息报告人,记录了3 639条利用报告(UR),并采用利用价值(UV)、文化价值指数(CV)和文化重要性指数(CII)等定量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札达县藏族掌握着丰富的野生植物利用传统知识,119种可利用野生植物,分属40科83属。(2)该地野生植物利用类别多样,有8个利用类别,并且多种植物同时具有2种及以上用途。(3)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植物是葛缕子(Carum carvi)(UV=1.220)、冻原白蒿(Artemisia stracheyi)(UV=0.919)、心叶大黄(Rheum acuminatum)(UV=0.890)、柏木属(Cupressus sp.)(UV=0.769)和异株荨麻(Urtica dioica)(UV=0.757),这些植物和当地藏族的生活息息相关。(4)复杂多样的高原环境显著影响该地区野生植物的利用。该研究不仅系统地记录了札达县野生植物利用的知识和特征,有助于该地区植物资源的深入挖掘与利用,促进传统知识的传承,而且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