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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鄱阳湖是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的重要栖息地, 湖中栖息着约400 头江豚。多年的观察表明, 船舶交通是鄱阳湖中江豚面临的重要威胁之一。为了评估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了解船舶通行期间及其前后江豚的发声和行为特征, 作者于2007 年6 月27 日—7 月1 日在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采用固定被动声学系统, 即安装在监测点(29°42′38″ N, 116°11′11″ E)的一套水下声学数据记录系统, 对周边通行船舶的水下噪声及江豚声纳信号脉冲事件进行了定点监测和记录, 并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和统计分析。在整个监测的109h 中, 声学记录仪共记录到船舶494 艘, 江豚声纳脉冲串信号13413个。船舶出现与江豚出现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r = -0.029, N = 6550, P Z = -0.370, P> 0.05); 当有船舶经过时, 江豚的发声频次显著降低(Z = -10.050, P Z = -0.275, P> 0.05; Z = -0.119, P> 0.05); 船舶通行之前和之后, 江豚的发声频次、脉冲串持续时间、脉冲间间隔的差异性均不显著(χ2= 5.255, P> 0.05; χ2= 3.511, P> 0.05; χ2= 5.155, P>0.05); 在船舶经过时, 江豚对游动方向没有明显的选择性(χ2= 0.861, P> 0.05)。基于分析结果推测, 在狭窄水域中江豚躲避船舶干扰通常采取“临时性”策略, 而非长距离逃避。由于鄱阳湖湖口水域水道相对狭窄, 尽管研究的结果表明江豚对船舶有一定的敏感反应, 但是在相对狭窄的水域中, 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难以充分表现。另外, 江豚对该水域中高密度航行船舶的噪声可能存在一定的“适应性”, 导致当遭遇船舶时, 江豚的声行为反应不十分强烈。因此, 建议有必要在不同尺度的水体中采用声学数据记录仪继续开展类似的观察,以进一步了解江豚对船舶的行为响应, 尤其是观察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及发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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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是威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种群长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航道整治工程是导致江豚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研究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数量和分布的影响可为江豚栖息地管护提供有益信息。通过对湖口-吉阳矶水域江豚数量和分布的持续调查,分析了安庆段航道整治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江豚的影响。12次目视调查共在研究水域发现江豚258群次613头次,工程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67.0±24.3)头次、(35.6±22.2)头次和(50.0±2.8)头次。在主要施工区共发现江豚79群次185头次,施工前、施工期和初步运行期单次考察分别平均观察到江豚(18.60±12.03)头次、(10.4±7.3)头次和(20.0±4.2)头次。工程不同时期主要施工区江豚的数量及占比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主要施工区S2和S3工程段施工期江豚平均分布密度((0.18±0.17)头/km、(0.04±0.08)头/km)较施工前((0.62±0.16)头/km、(0.40±0.29)头/km)显著下降,S5和S6工程段施工期平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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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的染色体核型研究 总被引:3,自引:2,他引:1
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是鲸目(Cetacea)鼠海豚科(Phocaenidae)的一种小型齿鲸,在淡水和海洋中均有分布。关于江豚染色体的研究,国外文献中尚未见记载,国内亦无报道。Pilleri和Gihr(1972,1975)根据江豚的形态解剖学的研究,认为我国产的江豚和印度洋的及日本海的江豚不属同一个种,但国际上对此尚有不同意见。因此,搞清江豚染色体的核型,将可有助于澄清江豚属的的分类问题。本文就我国长江产江豚的染色体核型作初步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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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基因组大小测定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术,以公鸡(Gallusdomesticus)红血细胞DNA含量为标准,测定了23头长江江豚(Neophocaenaphocaenoidesasiaeorientali)的基因组大小(或称C值)。实验过程中采用了保存在3中不同条件下的长江江豚的全血样品,用3种不同的方法提取白细胞。为了获得本实验所用的公鸡红血细胞DNA含量的准确值,首先以人(Homosapiens)的C值为标准,对其进行了校正。然后其C值(2C=2.35pg)用于长江江豚的基因组大小测定。结果发现:长江江豚的单倍体DNA含量为3.27pg/C,由此得出其基因组大小为3.17×109bp;雌性和雄性的C值分别为3.25pg和3.29pg,野外长江江豚和豢养长江江豚的C值分别为3.30pg和3.05pg。对雌雄个体之间以及不同生长条件下长江江豚的C值应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发现:1)不同性别的长江江豚基因组大小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2)豢养条件下的长江江豚和野生长江江豚之间的基因组大小有明显差异,豢养条件下的长江江豚的基因组明显小于野生条件下的长江江豚。据此推测必要环境因子的变化可能会对长江江豚的基因组DNA含量造成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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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江豚种群现状评价 总被引:45,自引:8,他引:45
作者根据近年在长江中下游对江豚进行考察的资料和收集到的标本,系统分析评价了长江中下游江豚的种群现状,主要结果如下:1.长江江豚上至宜昌(距河口1669公里),下至长江口,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均有分布。分布型式是沿长江纵向呈集群性分布,横向呈趋岸性分布;2.长江中下游江豚种群数量估计为2700头。其数量冬季最高,夏季最低。夏季的SPUE值仅为冬季的48.7%—58.6%;3.长江中下游江豚群体以1—5头最为常见,占88%;4.理论推算长江中下游每年新产生个体为539头,年出生率为20%;5.通过分析比较长江中下游和中国沿海以及日本Inland Sea江豚种群数量变动趋势,推测长江中下游江豚很可能进行“江—海”、“海—江”长距离大规模的迁移,这种迁移与生殖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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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技术,首次测定了湖北石首长江天鹅州白豚自然保护区野生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豚馆人工饲养的长江江豚血清中17种氨基酸的含量.结果表明,除了脯氨酸Pro、蛋氨酸Met和组氨酸His外,人工饲养江豚血清中其余14种氨基酸(天门冬氨酸Asp、谷氨酸Glu、丝氨酸Ser、精氨酸Arg、甘氨酸Gly、苏氨酸Thr、丙氨酸Ala、异亮氨酸Ile、亮氨酸Leu、苯丙氨酸Phe、缬氨酸Val、赖氨酸Lys、酪氨酸Tyr、胱氨酸Cys)的含量显著高于野生长江江豚血清中相应氨基酸的含量.野生江豚和人工饲养江豚的血清氨基酸含量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野生江豚性成熟个体与未成熟个体之间血清氨基酸含量也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在所检测的17种氨基酸中,豢养江豚Glu含量最高,其次为Asp和Lys.野生江豚同样是Glu最高,其次是Lys和Asp.豢养和野生江豚都是Met含量最低.野生和豢养江豚必需氨基酸(EAA)和非必需氨基酸(NEAA)之间的比率分别是0.83和0.92,具有极显著的差异(p <0.01).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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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1989,1992,2001 和2003 年,从长江铜陵江段共捕获24 头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水域中,用不同的围养方式做摄食行为的观察,累计88 d。结果表明,野外捕获的长江江豚对人工投喂有3 种适应行为:(1)拒食行为;(2)警戒行为;(3)摄食行为。长江江豚的平均拒食天数为2.4 d,其中成年江豚拒食达3 d,而未成年江豚仅拒食1.5 d,两者差异极为显著(P < 0.01)。在冬季和春季圈养试验中,长江江豚的日食量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冬春季差异显著(P <0.01)。第2 周后江豚警戒行为所用时间不足3 min,但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冬季观察,7 周后长江江豚在40 min 内所摄取的食量不足体重的7% ,推测其摄食行为仍处在适应调整阶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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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海域是黄渤海东亚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sunameri)的热点分布区域之一。为了掌握长岛海域东亚江豚的种群密度与分布特征,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采用截线抽样法进行了5次东亚江豚目视考察。5次考察总航程2 421 km,共发现东亚江豚614次,1 156头次。相同月份调查种群遇见率无显著性差异(P> 0.05),不同月份种群遇见率差异极显著(P <0.01),提示东亚江豚种群在该水域可能存在季节性迁移。按照考察月份对数据进行合并处理,长岛海域5月和10月东亚江豚平均种群密度为(0.56±0.11)头/km2(0.46~0.68头/km2)和(3.63±0.25)头/km2(3.38~3.88头/km2),平均种群数量为(20 209±202)头和(2 971±681)头,这在目前已知所有东亚江豚分布区中是最高的。尽管不同季节种群数量差异显著,但东亚江豚种群在长岛海域的空间分布特征相似,砣矶岛-大钦岛西北侧和东南侧均为高密度分布区,因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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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的消化器官 Ⅰ.舌、食管、胃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江豚是属于鼠海豚科(Phocoenidae)的一种小型齿鲸。我国沿海以及大的江河、湖泊中均有分布。1926年秉志曾报道过江豚某些消化器官的大体结构。以后Howell(1927)和Pilleri等(1972)也分别描述了其胃的构造,可是都缺少组织学的观察,对江豚的舌、肠和胰等的叙述极简短。此外,Arvy等(1972)、Yamasaki等(1976)和Komatsu等(1980)对江豚的舌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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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江豚主要栖居在近岸浅水水域,喜好泥沙质类型的河岸。但在长江干流,有很多自然河岸被固化,河岸固化给长江江豚分布和栖息活动造的影响仍不甚清楚。2016年3月—2017年1月,对长江干流2个自然河段江豚的数量和分布做了12次考察,并收集了这2个河段岸型的相关数据,来分析固化河岸对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12次考察累计发现江豚215头次,平均每次考察观察到江豚(17.92±7.09)头次。研究区域的固化河岸约占岸线总长的59%,分析发现,仅约13.9%的江豚分布在固化河岸水域,86.1%的江豚均分布在自然河岸水域。江豚在单位河岸长度的分布数量与该段固化河岸长度所占的比例呈显著负相关(r=-0.639,P0.01)。在自然河岸,分布在近岸50 m水域的江豚占31.8%,而在固化河岸,仅观察到2头江豚活动在近岸50 m水域内。由此可见,固化河岸对江豚的近岸分布有明显影响。调查还发现,安庆城区建设带约10 km江段12次考察均未发现江豚分布,城区建设带可能对江豚栖息已造成严重影响。长江干流的固化河岸所占比例非常高,研究结果提示这可能导致长江干流江豚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加剧,在制定长江江豚保护措施必需慎重考虑此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栖息地保护和恢复方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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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皮肤及其背部角质结节的组织学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分布在我国沿海和长江中的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经分类学研究,马洛伊(Pilleri)认为与分布在日本的江豚(Neophocaena sunaraeri)和巴基斯坦的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不同,是独立的一个种。其解剖学的研究已有一些报道,组织学方面尚缺乏系统的资料。关于其皮肤的组织学结构在徐凤和周开亚的工作中虽有简略述及,但未见有详细的观察。为此对其显微结构进行了研究,并与白暨豚皮肤作了比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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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的年龄鉴定、生长和生殖的研究 总被引:19,自引:5,他引:19
本文根据在长江中下游,长江口和中国东北沿海收到的68头江豚标本,对江豚年龄鉴定的方法作了摸索和研究。从年龄,生长和生殖的角度系统分析了江豚的一些种群生物学特征。江豚年龄与生长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遵循的幂函数型式。4-5龄以前,江豚的生长迅速,此后减慢。江豚首次性成熟年龄雌性4龄,雄性4.5龄。性成熟时体长雌性133cm,雄性140cm。根据16头胎儿资料,用对数分割法反推出江豚的交配期较长,并有两个可能的交配高峰,分娩的高峰为2-4月。断奶年龄约为0.5龄。粗略估算长江江豚的年生殖率为20%。长江的江豚和中国沿海的江豚在形态和种群结构上各具特点。从江豚的年龄组成看出,幼龄组(0-4龄)的比例较大,结构基本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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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鼻海豚(Tursips truncatus) 和江豚(Neomeris phocaeuoides)是生活在海洋里的哺乳动物。由于这类动物具有极其完善的回声定位系统,多年来,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对它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71年3月至1972年8月,我们先后捕捉胆鼻海豚、江豚,进行人工饲养,对其做了声讯号接收实验,还解剖了胆鼻海豚、江豚的听觉器官和江豚的鼻囊系统,制作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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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印太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的基础信息十分有限,2018—2020年对北部湾离岸较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离岸较远的涠洲岛水域进行了截线抽样法船只考察。应用DISTANCE估算出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印太江豚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0.273 (0.133 ~ 0.561) 头,数量约88头 (95%CI:43 ~ 181);涠洲岛水域印太江豚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0.100 (0.048 ~ 0.210) 头,数量约137头 (95%CI:65 ~ 286)。利用最大熵模型 (MaxEnt) 分析北部湾水域印太江豚的适宜栖息地分布及面积。MaxEnt模型训练集和测试集AUC值分别为0.980和0.927,模型拟合度较好,结果表明离岸距离和海洋深度是影响印太江豚栖息地分布的主要因子,印太江豚的适宜栖息地在北部湾东北部近岸区和海南西侧,适宜度超过0.5的栖息地面积达14 630.62 km2。2018—2020年印太江豚适宜栖息地面积较2013年大幅度下降,0.5适宜度的栖息地面积减少了40%。参考印太江豚2个群体的平均密度和北部湾适宜栖息地面积,粗略估计北部湾水域印太江豚约1 463 ~ 3 994头。由此可见,北部湾水域内印太江豚密度比较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建议首先进行区域性海洋环境的整体保护,重点关注鱼类资源的恢复及对人类活动尤其渔船的管控,并尽快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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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江豚(Neomeris phocaenoides)眼折光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角膜、前房水、晶状体和玻璃体进行了解剖学和光学参数的测量.对江豚简约眼的各项光学参数进行了计算.根据解剖学测量和简约眼的计算结果对江豚眼的折射状态作了估计.结果表明,江豚眼角膜的曲率较小其折光能力较弱,而其晶状体的折光能力却较强,在眼的折光系统中起着主要作用.江豚眼的折射误差(refractive error)为-25.1D,,说明江豚为高度近视眼,只有当物体靠得很近时,江豚的视觉才起作用.文章把江豚眼折光系统的实验结果与某些陆生哺乳动物的实验结果作了比较,讨论了水生哺乳动物与陆生哺乳动物眼折光系统的某些差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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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复杂的生态系统, 但是随着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 尤其是人类扰动所致的变化, 长江中的几种极其重要的大型物种先后因此而走向“灭绝”, 或“极可能灭绝”, 或“极度濒危”, 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以现存于长江中的大型物种的生存状况为核心, 建立一项新的生态考核指标, 以综合表征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 为“十年禁捕”和《长江保护法》的顺利实施提供科技支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湖, 是长江中极可能仅存的大型水生哺乳动物, 多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已成为长江“明星”物种。长江江豚种群分布和数量的变化与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的变化密切相关, 具有综合表征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变化的基本属性。在复杂的水下声环境中, 长江江豚的声纳信号具有独特的时频特征, 具有较强的可监测性和可量化特征, 并且已被广泛应用于长江江豚的被动声学监测、实时识别和群体估算。同时, 在自然水域对长江江豚进行被动声学监测是一项方便和高效的工作。在沿江和沿湖设置一些样地水域, 布置水下声学仪器, 开展长期被动声学监测, 不但可以掌握长江江豚的分布规律、群体规模及其变化, 而且可以为定量分析样地水域生态环境质量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丰度提供可信的依据, 继而可以为定量评价所监测水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扰动提供长期数据支撑。因此,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 可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考核指标, 用于定量评价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并用于考核相关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和实际的保护效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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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或易地保护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 其水体中常含有病原菌且易引起江豚发病, 探讨长江江豚的细菌性疾病诊疗方法十分必要。文章利用细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结合血液检测结果, 对安庆西江围网内一头患病江豚进行了病原确诊, 结果发现患病江豚的致病原为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魔氏摩根菌(Morganella morganii)。依据致病菌的药敏试验结果, 综合患病江豚的整体状况制定了治疗方案并对其进行系统治疗, 结果预后良好。研究的成功开展为江豚、海豚等鲸类动物细菌性疾病的诊断与防治提供了良好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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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整治期间为受扰动江豚提供临时庇护所,是在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之外的一种尝试。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长江干线武汉至安庆段6 m水深航道整治过程中,选取马当圆水道建设长江江豚临时庇护所,通过禁止渔业捕捞,增殖放流和通航引导等措施来提升庇护所质量。监测结果表明,庇护所设立后其作为长江江豚栖息地的质量得到提高:夏季鱼类密度从(3361.2±1991.7)条/hm2上升到(12439.1±10734.5)条/hm2,冬季鱼类密度从(501.3±381.8)条/hm2上升至(1684.4±3770.9)条/hm2。通航船舶显著减少,水下噪声低于长江干流的平均水平。长江江豚临时庇护所建立后,枯水期庇护所水域内长江江豚的平均目击次数(4.3±0.6)、观察头次(6)和群体大小(1.4±0.5)都要显著高于庇护所建设前(P<0.05),丰水期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庇护所在枯水期发挥了对长江江豚的保护作用。但长江江豚对庇护所的利用主要集中在进出水道两端,可能是枯水期部分水域过浅限制了江豚对庇护所的利用。分析认为,航道整治等涉水工程施工期间为江豚提供临时庇护所是一项可行措施,但要充分发挥庇护所对江豚的保护作用,必须全面考虑江豚对各项生态因子的需求,防止因关键因子带来的"木桶效应"制约庇护所的整体适合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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