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第12地点2007年出土石核研究

本文是对2007年发掘获得的水洞沟第12地点石核类石制品的系统分析,研究对象包括锤击石核46件、砸击石核82件、细石核95件。通过对石核的尺寸、技术特征分析发现,锤击石核是细石核的预制阶段;砸击技术的开发对象多是以燧石为代表的优质石料,尺寸小,不适于锤击及间接剥片技术的应用;细石叶技术是该遗址的核心剥片技术,其中以楔形石核的打制技术最成体系。这种以细石叶技术为主体的文化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段的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普遍性,是人类在气候波动的条件下实现适应生存的重要技术保证。     

宁夏水洞沟遗址第8地点发掘简报

水洞沟遗址第8地点是水洞沟遗址群的重要地点之一。2003年,对其进行正式发掘,揭露面积16m2,文化层内包含用火遗迹、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及鸵鸟蛋皮串珠等。本文观察和研究的石制品七百余件,总体上显示中国北方地区石片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根据该地点文化层的14C测年数据,该地点的年代为27,040±150 BP,经Int Cal09曲线校正后数据为31,323±101BP,与水洞沟第2地点的第2文化层年代(29.9ka~31.3ka BP)大致相当。     

宁夏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发掘报告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发现于2002年,位于水洞沟遗址核心区,2003年至2005年共进行三次系统发掘,揭露35个水平层,面积25m2,出土包含石制品、动物化石、鸵鸟皮及装饰品等文化遗物上万件。遗址埋藏在边沟河左岸第二级基座阶地,文化层为灰白-灰黄-灰绿色粉砂及黏土质粉砂,厚度在3m以上,遗址堆积后期局部受到小规模水流改造,但石制品组合基本保留了制作完成后的总体面貌。石制品原料取自附近的河流和湖泊成因的砾石;石制品是一个包含石核、废片、石器、砸击品和打制工具但以废片为主体的组合,个体以小型居多;锤击法为剥片的基本方法,砸击法被偶尔使用,刮削器为石器的主要类型,石器为锤击法简单修理而成。石器工业总体显示北方小型石片石器传统。光释光年代初步测定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发生在27~25ka BP,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动物化石初步研究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2003~2005年发掘出土动物化石2000余件。初步鉴定包括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水牛(Bubalus sp.)等十多个动物属种。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表面少见食肉类啃咬痕迹且未有啮齿类啃咬痕迹及水流磨蚀等现象,表明这一动物骨骼组合应当不是食肉类、啮齿类与水流等自然性营力带入遗址的。遗址动物群中一定比例的具切割痕骨骼标本的出现表明了古人类在动物群富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动物考古学观察表明,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该地点古人类主要对遗址附近的大中型食草类动物进行了猎捕与肢解、利用,这与相对更晚阶段的第12地点古人类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要猎食对象的生存策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水洞沟12号地点的古环境研究

水洞沟遗址12号地点(SDG12)是一处以细石叶技术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末期文化,其文化层埋藏于边沟河Ⅱ级阶地中上部。地层时代从距今4.7万年至1.1万年左右,文化层时代为距今约1.1万年,处于更新世与全新世的过渡时期,略经流水改造,为原地埋藏。孢粉组合特征显示在整个地层发育期内该地区是以麻黄属+藜科+霸王属+蒿属+禾本科组合为主的植被类型,为气候比较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原植被景观。在SDG12地点文化层堆积时期,气候相对暖湿,附近尚生长着沼生植物和榆、栎、桦等温带落叶阔叶乔木,为稀树荒漠草原环境。SDG12地点的古人类活动及古环境特征的分析对了解水洞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中国北方细石叶文化研究提供了确切的地层和材料。     

水洞沟第2地点2014-2015年出土石制品初步研究

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2014-2015年的发掘集中于2003-2007发掘区北侧的T3区域,面积约80m²。对应2003-2007发掘的层位划分,本次发掘共揭露6个文化层 (Culture Layer/CL),各层位都有发现文化遗物,其中2003-2007发掘揭露的CL4在T3发掘区缺失。本文对2014-2015年系统发掘的T3区6个层位中出土的2723件石制品进行研究。此次初步分析显示,CL1-CL5是T3发掘区的主要石制品出土层位,又以CL3遗存最为密集。硅质白云岩和燧石是主要的原料,其中硅质白云岩在各层中比例均接近半数。石器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比例在后期有所增加。遗址整体文化面貌表现为典型的中国北方简单石片技术传统并有着较低的石核利用率,但在CL2和CL3石核利用率稍有提升,其石片产品总体以宽型石片为主。二次修理工具比例较低,并且以边刃刮削器为主,但也有比较有特色的楔形器发现出土。与2003-2007年T1-T2发掘区出土石制品进行简单对比发现,原料利用和石制品的层位组成都存在一定差异,这很可能是因为分析标准和发掘位置的差异所致。     

水洞沟遗址第3、4、5地点发掘简报

水洞沟遗址第3、4、5地点位于水洞沟盆地西南边缘,自1923年发现以来,这三个地点尚未经过正式发掘。2004年夏秋季节,宁东重化工基地引黄管道的修建要穿越盆地的边缘,遂对这三个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共揭露110m2,出土和采集了上千件石制品和鸵鸟蛋皮。下文化层的石制品主体呈现出与水洞沟第1地点相同的文化面貌;上文化层石制品和采集品特征则与第6地点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其中包含大量的细石器制品。另外,在水洞沟盆地首次发现了两面器类型。此次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丰富了水洞沟遗址的文化内涵,对研究水洞沟文化与华北相邻区域古文化关系有重要意义。     

宁夏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发掘报告

水洞沟第2地点是水洞沟遗址群的重要遗址之一, 自2003年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 揭露面积约100m2, 发现7个文化层, 包含用火遗迹、石制品、动物化石、串珠装饰品和磨制骨针等。本文观察和研究的石制品1万余件, 总体上显示中国北方石片石器工业的技术特征, 但最下部第7文化层出土1件具有水洞沟第1地点特征的石叶石核。动物化石比较破碎, 集中分布于火塘内部或周围, 反映了古人类围绕火塘进行肉类资源利用的行为。综合水洞沟第2地点的AMS14C及光释光测年数据,该地点主要文化层年龄集中在距今41ka-20ka BP之间。     

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古人类“行为现代性”及演化意义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及其行为的演化与扩散是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本文对水洞沟第2地点生态、技术、经济社会组织和象征行为方面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于不同的文化层揭示出了不同的创新行为,它们分别预示了不同的演化意义。距今4~2万年间中国北方连续发展的石片石器技术系统从人类行为角度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假说,在此理论背景下,探求中国古人类的行为创新需要关注人类行为的演化历程,进而总结创新表现,而非将总结自欧非等地区的现代行为清单与中国的考古学材料简单比对,进而讨论行为的现代与否。现代人出现后中国古人类行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促使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行为变异性及不同适应策略产生的原因,而非将一系列的特征总称为现代行为;同时提醒学者们不应以总结自旧大陆西部的现代行为清单衡量和定性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生物学属性和社会行为能力。     

宁夏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石制品的剥片与修理技术

水洞沟遗址是中国较早发现并且最早发掘的旧石器遗址,该遗址自1923年发现以来便因其出土较多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过渡期特征的石制品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SDG7)出土的石制品材料为基础,主要从石核剥片策略和工具修理策略两个方面进行石器技术的分析研究。石核、石片以及工具的分析显示,SDG7存在两大石器技术体系:一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占主导地位的石片石器技术,该技术不存在剥片前对石核的预制过程,而是以简单剥片石核、大量的不规则石片以及修理程度较低的工具为代表,少量采用优质原料精致加工的工具类型体现出旧石器时代晚期该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二是Levallois-like石叶技术,以少量的Levallois-like石核(扁脸石核)为代表,与SDG1、SDG2(CL5a)以及SDG9出土的同类石核呈现技术理念的一致性,该技术以剥离较大尺寸的石叶/长石片为目的,且均具有台面的预制修理和剥片面的维护现象,应为外来的技术体系。SDG7石器技术的分析可为水洞沟遗址区技术演化序列的构建、整体文化面貌的揭示以及技术变化原因的探讨提供新的材料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