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颞骨乳突后部的形态变异

人类颞骨因其复杂的表面及内部结构成为演化研究的重要解剖部位之一,然而由于缺乏对现代人颞骨形态与变异的细致研究及对比数据,对颞骨一些特征的定义和鉴定价值还存在争议。迄今为止,尚无学者对现代中国人群颞骨形态与变异做过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对颞骨乳突后部一些典型性状的形态变异在现代中国人及部分古人类的表现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除乳突旁隆起的发育水平存在性别差异外(不受地区差异影响),乳突切迹、枕乳嵴、枕动脉沟的出现率和发育水平既不受地区差异影响,又无性别差异。2)现代中国人乳突后部形态总体表现为窄而深的乳突切迹、明显的乳突旁隆起、以及发育程度较弱的枕动脉沟和枕乳嵴;3)在本文所研究的性状中,乳突切迹、乳突切迹前端隆起、乳突旁隆起、枕乳嵴和枕动脉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个体变异;4)一些被认为属于尼安德特人衍生特征的性状在中国古人类和现代中国人的乳突后部都有出现;5)本文研究的颞骨乳突后部形态特征在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的表现与现代中国人接近。     

现代中国人群形成与分化的形态证据——中国与非洲和欧洲人群头骨非测量特征分析

现代人群形成与分化导致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形成了具有明显体质特征差别的人群(或种族)。对更新世末期及全新世以来不同地理区域近代和现代人群体质特征差别、相互亲缘关系的分析是现代人群形成与分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21项头骨非测量特征在近代和现代中国人群, 以及现代非洲和欧洲人群共330例标本的出现率和表现特点的观察和数据分析, 发现绝大多数特征的出现率或表现特点在三个人群间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有些特征在人群间的差异甚至非常明显。与非洲及欧洲人群相比, 现代中国人头骨总体显得纤细, 眉弓、角圆枕、颧三角、颧结节等反映头骨粗壮程度的特征在现代中国人群的发育明显弱于非洲和欧洲人群。此外, 现代中国人群还具有一些明显不同于非洲和欧洲人群的头骨非测量特征, 包括锐利的眶外下缘、相对平坦的眉间鼻根点、较圆隆的颅侧壁、平坦的顶孔人字区、深弧形的上颌颧突下缘, 梯形和左右不一的鼻额-额颌缝走向等。采用判别分析可以将67.0%—79.5%的标本正确地判别归入其原来所属的组群。其中对中国人群的正确判别率分别达到70.4%和82.9%。个体标本分布显示非洲人群表现较大的分散性, 而中国和欧洲人群样本的分布明显密集集中, 提示中国和欧洲人群似乎具有更多的衍生性特征。本研究还发现多数在人群间差别显著的头骨非测量特征与头骨粗壮程度有关, 作者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现代中国人身高的变异

本文依据16个省汉族和23个少数民族身高平均值,运用方差分析法分析和讨论了当代中国人身高的地理变化,男女两性身高的群体变化趋势。     

中国人牙齿形态测量分析——近代人群上、下颌前臼齿齿冠轮廓形状及其变异

采用基于标志点的几何形态测量方法对在河南和湖北地区考古遗址出土的291颗近代人群上、下颌前臼齿(P1=72; P2=72; P1=73; P2=74)齿冠轮廓形状(包括外轮廓及内轮廓形状) 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P1齿冠轮廓基本对称, 颊侧部分向近远中方向突出; 齿尖夹角区呈不规则狭长菱形, 舌侧尖向近中方向偏移。P2齿冠轮廓对称,颊侧部分向近远中方向的突出程度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齿尖夹角区由于舌侧尖向近中方向偏移而呈不规则菱形。P1和P2内外轮廓形状具有明显的重叠范围。P1齿冠轮廓不对称, 齿冠近中舌侧部分内缩; 齿尖区靠近近中舌侧, 近似方形。P2齿冠轮廓基本对称; 齿尖区靠近齿冠中央, 因近中舌侧尖向近中方向偏移而呈不规则狭长菱形。P1和P2内外轮廓形状重叠范围很小。P1、P2齿冠和齿尖夹角区各个部分所表现出来的变异大小、方式基本相同; 依据齿尖与齿冠基底边缘的距离大小可以将P1分为两种类型, 依据颊侧部分向近远中方向的突出程度可以将P2分为两类。P1、P2变异相对于上颌两颗前臼齿来说较大, 且变异主要集中在齿冠的近远中舌侧、齿尖夹角区的后凹点和舌侧尖;两者的变异大小范围稍有差别; P1和P2主要分为三类, 区别在于颊舌径和近远中径的大小比例、齿尖区后凹点和舌侧尖的位置上。异速生长分析显示所有四颗前臼齿的大小变化对轮廓形状的影响不大。     

长阳青铜时代与大同北魏朝代人类牙齿的形态变异

本文记述了湖北长阳县深潭湾青铜时代和山西大同市郊北魏朝代两处墓葬遗址出土的人类牙齿形态变异的状况,提供人们对牙齿形态种种变异的认识,探索非测量性牙齿特征在研究种族和人群之间关系中的意义。     

现代人的出现与扩散——中国的化石证据

自2002年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大约4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以来,相继在湖北郧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人洞等地点发现了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些化石发现证实大约10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在华南地区已经出现。最近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及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8万-12万年前在华南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而在这个时间段的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人类化石形态仍较原始,其演化尚未进入早期现代人阶段。这些研究发现提示,在中国地区,华南是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早期现代人以及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都可能首先在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华北地区扩散。现有的化石形态证据显示,更新世晚期华南地区人类具有较大的演化变异,可能同时生存有几种不同的演化类群。智人洞属于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的过渡类型,而道县则代表着演化进入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基于前人研究及本文的分析,作者认为柳江、资阳、丽江、田园洞等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特征比较进步,在演化上属于与道县相似的现代类型人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进展在引起对现代人在东亚地区出现和扩散关注的同时,古人类学界对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还存在争论。本文在回顾分析这些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现代人群下颌骨前部形态及变异

本文通过对中国全新世330例人类下颌骨前部区域形态的观察、测量和统计分析, 对该区域的形态特征及变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全新世人群(即现代人群)中, 颏下窝深、中央脊、颏三角表现为"显著(及特显)"级别的出现率最高, 男性中下缘隆起表现为" 显著(及特显)"级别的出现率最高。颏下窝深、颏三角、下缘隆起, 这三项观察性状在近代人中表现为显著的比例较高, 中央脊的表现程度在各时代间差异不显著。下颌骨前部似乎有如下演化趋势: 从新石器时代至近代, 颏下窝深度增加、颏三角显著程度增加、下缘隆起的程度也增大。考虑到全新世以来下颌骨在缩小, 下颌骨前部的变化(颏下窝变深, 颏三角、下缘隆起的显著比例增加)可能是下颌骨减小的伴随性和代偿性变化。角度的比较显示: 前部角1在近代中最小, 前部角2在新石器为最大, 上部前角在青铜铁器为最大, 前部角差在近代为最大。     

枕骨三维形态在现生人群间的变异

与面颅、脑颅和颅底不同,枕骨与人群间遗传信息的关系不明确且研究较少。传统形态测量方法对枕骨的研究难以全面反映枕骨的形态信息。为更加精细地探究枕骨形态与人群的关系,本文以亚洲、非洲和欧洲地区的103例现生男性头骨为研究对象,通过三维几何形态测量和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枕骨三维形态和异速生长模式在人群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枕骨的大小和形状在现生人群中具有显著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并不足以区分不同人群。现代人枕骨的三维形态具有较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枕外隆凸点的突出程度、上下相对位置以及枕平面与项平面的比例,其次表现在星点位置在前后、内外以及上下方向上的变化,斜坡的倾角变化等方面。异速生长的分析表明,不同人群中存在不同的异速生长模式,但是非洲和欧洲人群也存在相似的趋势。本研究认为枕骨三维形态在反映人群间遗传关系上作用较小,支持枕骨形态可能更多受到功能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世界不同地区现代人及现代行为的出现与区域特征

现代人和现代行为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出现是多年来学术界的焦点问题, 至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仍然非常热烈。本文简要梳理了不同地区现代人及其行为出现的情况及特点, 并在目前的材料和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关注了东亚地区, 指出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释的问题。现代行为和文化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 这应当是现代人在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适应生存的反映。同时各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展现出相似或相同的技术思维、知识和行为方式,暗示出活跃的人群迁徙与交流。     

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

本文简略介绍最近几年发表的与中国现代人起源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几篇分子生物学论文,结合中国的人类化石、旧石器、古哺乳动物学和亚洲西部的旧石器以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新资料,论证根据Y染色体一些基因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古老人类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完全替代的推论不能成立。古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显示人类进化是十分复杂的过程,新的分子生物学论文也显示人类的分子进化比过去认识的远为复杂。在对新信息进行解释和推论时必须对这样的复杂性保持深刻清醒的认识,人类进化不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只有将各个有关学科得来的信息进行综合思考才可望使得根据这些信息得出的推论趋于协调,对人类进化的认识逐渐接近真实。     

现代生物技术在中药发酵中的应用

发酵是中药炮制一个重要的方面,近年来关于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来发酵中药的研究越来越多。本文阐述了现代中药发酵的意义、区别传统发酵的优势以及现阶段的发展概况。     

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化

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人起源研究与争论在近10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或特点, 主要体现在对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细节过程的关注。这些新的关注点涉及早期现代人的出现与扩散、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特征变异及演化, 以及早期现代人出现与演化过程中的健康与生存适应活动三个方面。围绕这些问题, 中国古人类学界开展了相关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本文对近10年来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 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中国和西亚旧石器及道县人牙化石看中国现代人起源

中国古老型人类在中国现代人起源中的作用主要有三种假说:多地区进化说、取代说和2010年后兴盛的同化说。本文拟就中国13万年来的旧石器和西亚的旧石器以及湖南道县福岩洞人牙化石检验这些假说。考古学研究已经查明,在取代说或同化说所主张的最初居住于近东的现代人所惯用的石器技术属于第3模式。按常理推测,如果其后裔于大约6万年前到达中国而且完全或大部取代原住民,此时中国的石器应表现从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变,因为在此时之前第1模式是中国旧石器的主流。表1显示中国不存在如某些遗传学论文所推测的从10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人类"断层",从13万年前以来中国旧石器主流仍旧是第1模式,没有发生按照取代说和同化说都必然会导致的在大约6万年前或更早时发生石器技术从第1模式到第3模式的巨变。2015年公布的道县12_8万年前人牙化石表明中国的现代人形态不是如DNA研究所主张的在6万年前才从境外移入的。这些都与多地区进化说的推论一致。     

中国特有植物艾比湖沙拐枣(Calligonum ebi-nuricum)居群内果实性状的变异

以中国荒漠特有植物艾比湖沙拐枣(Calligonum ebi-nuricum)果实形态特征为研究对象,对分布于原产区的同一居群12个样株的果实进行形态特征比较研究。通过每株30粒果实的喙长、果实长度、果实宽度、果实形状、瘦果长度、瘦果宽度、瘦果形状、刺毛长度、头部刺毛长度、两肋间距、两刺间距11个性状指标的数值分析表明：在株内与株间均有变异,株间果实性状变异较株内果实性状变异大;代表果实和瘦果大小指标正相关性极显著（p＜0.01）;两肋间距与瘦果形状呈负相关（r=-0.297**,p＜0.01）。研究结果证明：其果实形状和瘦果形状（长度、宽度及长宽比）较为稳定,可作为艾比湖沙拐枣的分种依据,而其它果实性状可塑性较大,只能作为分类的参考。该研究结果可供沙拐枣属其它种的准确分类参考。     

中国17个黄牛品种mtDNA变异特征与多态性分析

中国黄牛品种资源丰富,尚有28个地方固有品种.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宝贵遗传资源,本研究通过mtDNA变异特征与多态性分析揭示这些来自中国不同地域地方黄牛的母系起源与分子系统学特征.在17个品种84个体的mtDNA D-loop全序列中,一共检测到了102个核苷酸替代突变位.由此定义的53个单倍型被类聚为2个明显的单倍群：普通牛和瘤牛.mtDNA D-loop全序列变异的第一个特征是转换发生的频率远高于颠换;第二个特征是缺失与替代突变共存;第三个特征是缺失突变率比较高.所有D-loop全序列的核苷酸多样性和单倍型多样性分别为0.026 78±0.000 50和0.919±0.027.普通牛D-loop单倍型在北方牛种群中占有优势(80%～100%),而瘤牛单倍型在南方牛种群中占有优势(42.9%～100%),2种不同单倍型在中原牛种群中的分布也存在差异.2种不同单倍型在中国不同地域17个黄牛品种中的差异性分布揭示出了瘤牛mtDNA基因在中国黄牛中自南而北、由高到低的流动模式,这种基因流动模式的形成可能是由历史事件、地理隔离以及气候环境差异等造成的.     

Variation in vertebral number and its morphological implication in Galaxias platei

Variation in the vertebral number of the puyen grande Galaxias platei was examined for specimens from 22 localities that span the entire distribution range of the species (from 40° to 55° S). The mean vertebral number (N_MW) increases towards high latitudes, i.e. Jordan's rule is applicable to this species. Owing to the wide geographic variation of the species, not only in latitude but also in altitude, the most explicative variable for N_MW was mean winter air temperature, showing negative dependence. Morphological data suggest that the increment in vertebral number lies in the pre‐pelvic region of the trunk and in the caudal region, but not in the segment between pelvic‐fin inser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anal fin. As these alterations in body shape hav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hydrodynamics and swimming performance, vertebral number variation in G. platei also holds implications for both individual and population fit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