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环境教育是当前生态旅游研究中的热点论题。基于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及环境教育效果4个结构变量,以生态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盐城丹顶鹤保护区和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盐城麋鹿保护区为例,构建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结构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均产生正向影响;麋鹿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在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3个分维度上,丹顶鹤保护区分别以一般生态旅游动机、常规环境教育途径、表层环境教育感知为主,麋鹿保护区则分别以严格生态旅游动机、专门环境教育途径、深度环境教育感知为主。(3)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存在差异。丹顶鹤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主要集中在态度、行为效果上,意识效果为辅,知识、技能效果作用较小;麋鹿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则以知识、态度效果为主,行为、技能、意识效果均起辅助作用。     

基于SolVES模型与游客偏好的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评估——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多以经济价值评估为主,对社会价值评估较为罕见。本文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SolVES模型对其美学、生物多样性、生命可持续、精神等10种社会价值进行空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公园的热点区域集中于研究区内中、高山区,以大爷海和拔仙台最为密集;2)游客偏好程度较高的美学、生物多样性、生命可持续和精神价值较高点主要集聚在高山区,其社会价值指数与地理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与各社会价值类型较高点的空间分布相关联;3)男女游客对社会价值空间分布评估结果与社会价值总体评估结果相一致,但在研究区内海拔低于3500 m的区域有细微差异。Sol VES模型在评估山地森林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方面具有良好效果,其可信度较高,应用前景广阔。     

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根据对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社区的实地调查和走访,筛选出极高遇见率的森林食草类和雉类以及面积最大、集中成片的野生紫荆花林（Cercis chinensis Bge.）等两大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分析了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提出了生态保护优先、环境教育、游客容量动态控制、引导和培育生态旅游目标市场、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等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五个原则和“牛羚山岗、紫荆花谷、自然殿堂、休闲胜地-牛羚（Budorcus taxicolor）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生态旅游主题定位,以及分区管理和利用、生态旅游产品价格和营销、游客环境教育、游客影响监测、游客数量动态控制、生态旅游管理和经营等战略。     

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生态与娱乐属性的权衡:一个选择实验的应用

随着自然保护区多样化的发展以及旅游需求的日益增长,保护区管理者面临着保护生态环境与满足娱乐需求的双重压力,这使得保护区管理者需要更多的信息进行决策。以中国东北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进行了一项选择实验,选取生物多样性、预期游客数量、景区的环境教育设施、门票价格等4个属性,分别采用多项logit模型、随机参数logit模型和潜在分类模型,探究游客在可能存在冲突的管理优先级之间的偏好。目的是揭示游客如何评价保护区不同的管理属性,以及各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和偏好,并根据这些信息制定有效的保护区管理指南。研究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是保护区游客最关注的属性,并且游客对于生态属性的关注度高于娱乐属性。因此,保护区管理者应首先维持并改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环境,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开发具有环境教育作用的娱乐服务。此外,研究发现游客可分为生态友好型和价格敏感型两种类别,不同类型的群体对游览保护区存在不同偏好,女性和年轻的受访者对生态更友好,男性和年长的受访者对价格更敏感。本文的贡献是将某一方面属性价值的描述扩展到涵盖多个管理属性的研究,并为保护区管理中生态与娱乐的权衡问题提供了更具体的见解。     

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借助CiteSpace工具，对CNKI的1581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进行梳理和总结，对发文数量及其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及其发展演化，发展前沿和趋势进行研究。研究得出，中国森林公园旅游研究经历了萌芽（1981-1990）、发展（1991-2005）和成熟（2006-至今）三个阶段；研究实力较为薄弱，未形成显著的作者中心，作者合作相对较少；研究机构合作较好，合作强度一般，不同层次、不同地域间的合作较少。研究热点及其演变依次经历了"产业发展及其效应研究；旅游资源评价、规划开发和保护研究；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市场营销、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研究；新业态、内涵化及高质量发展研究"五个阶段，当前和未来森林公园旅游研究将仍然紧紧围绕旅游者、风景区和产业发展三大核心展开，重点关注生态补偿、游客感知、环境影响、品牌塑造、高质量发展、发展创新，以及以森林公园为依托的经济、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和内涵的挖掘。研究指出，"生态旅游"统领林草旅游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蕴涵着深厚的共同体价值取向，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研究前景乐观，应进一步强化研究的合作交流、挖掘研究的理论深度、完善研究的内容体系。     

基于旅行费用法的衢州市柯城区“一村万树”工程生态旅游服务价值评估

生态旅游服务价值作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以衢州市柯城区"一村万树"实施区为研究区域，采用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旅行费用区间法（Travel Cost Interval Analysis，TCIA）进行了问卷调查，开展了生态旅游服务的价值核算；同时基于计量经济学原理构建了游客随机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RUM），探究了不同自然地理属性对游客生态旅游选址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1）2018年"一村万树"实施区的生态旅游服务总价值约19.29亿元，单位面积生态旅游价值量为8.37万元/hm²；（2）2018年"一村万树"实施区的游客人均游憩价值为713.89元，只占整个柯城区人均游憩价值（1204.58元）的59.3%，说明其还有较大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升空间；（3）柯城区游客人均游憩价值远高于当地文化旅游局提供的621.80元的旅游人均消费支出，说明游客时间成本和消费者剩余蕴含了丰富的潜在价值，需要在评估时予以考虑；（4）随机效用模型结果显示，目的地旅行费用与游客访问呈负相关，森林和湿地面积均与游客访问呈正相关，且湿地的相对贡献远高于森林。研究结果对"一村万树"实施区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态保护、管理和开发具有指导意义，对提高GEP核算的准确性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具有借鉴意义。     

澳大利亚考察纪行

生态旅游成为当今一热,然而热的背后义往往潜藏着一些问题。由于生态旅游出现,自然保护区成了游客选择的去处,这便给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向保护区的管理者们提出厂一系列崭新而又严峻的问题:旅游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被控制吗?如何实施生态旅游所倡导的可持续管理?保护区管理机构在生态旅游中应扮演什么样角色?生态旅游的真正涵义是什么,它与一般旅游的区别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于1998年6月和     

国家生态保护重要区域植被长势遥感监测评估

国家生态保护重要区域植被长势对于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四类生态保护重要区域为研究区,选取年累积NDVI作为指示因子,监测评估了1998-2007年间国家生态保护重要区域的植被长势特征.结果表明:(1)国家生态保护重要区域总面积为536.59万km2,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55.89％.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重叠面积较大,分别占到相应生态功能区总面积的53.36％和50.20％.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其他三种类型区域的空间叠加关系较好,尤其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叠面积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75.10％.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重叠面积分别占各自面积的63.73％和39.15％.(2)对于植被长势总体状况,国家生态保护重要区域中东部的植被状况好于西部.植被状况较差的区域面积为10.59％,植被状况一般的区域面积为29.59％,植被状况好的区域面积为23.44％,植被状况较好的区域面积为36.39％.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优先区的植被状况好于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分布差异最大.(3)对于植被长势变化趋势,国家生态保护重要区域的植被状况整体呈现出变好趋势.62.39％区域面积的植被状况较为稳定,22.69％区域面积的植被状况呈现出变好趋势,14.93％区域面积的植被状况呈现出变差趋势.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植被变好趋势最为明显,其次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植被变化趋势空间差异最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被变化趋势空间差异最小.     

中国实施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

针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形势,国际社会于2010年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该战略计划确定了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采用“压力-状态-惠益-响应”模型,建立了评估2020年目标进展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生物多样性现状、生态系统服务、压力和响应4个方面,涉及17个一级指标、42个二级指标。研究表明,除目标2、16和18因缺乏相应指标无法评估外,目标1、3、4、5、7、10、11、14、15、17、19、20的相关评估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表明这些目标的实施正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特别是目标3（鼓励措施）、目标5（减少生境退化和丧失）、目标11（强化保护区系统和有效管理）、目标14（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目标15（增强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进展较大;但目标5中的草原生态系统保护,目标6（可持续渔业）、目标8（控制环境污染）、目标9（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目标12（保护受威胁物种）、目标13（保护遗传资源）的相关评估指标大多呈现恶化的趋势,表明虽然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尚需采取更加有效的策略和措施才能实现这些目标。今后应进一步开发生物多样性价值、可持续消费、生态退化、农林渔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保护区的生态代表性和管理有效性、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方面的指标,更加重视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重视濒危物种和遗传资源的保护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     

基于游客视角的美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分析

基于游客的视角,以2016年美国国家公园游客卡片调查作为数据来源,遵循数据收集-网络语义分析-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结果分析的研究步骤,对美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美国国家公园根据网络语义分析可大致分为自然型国家公园和历史型国家公园两类。(2)美国国家公园最主要的社会价值依次为美学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学习价值、游憩价值、历史价值、未来价值、内在价值、国家价值、生命可持续价值。(3)与以往研究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的案例地相比,国家公园多出了国家价值。(4)美国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当代及子孙后代保护生态、历史的完整性,为精神、科研、教育、游憩等活动提供依托,并不提倡国家公园的经济开发。最终,根据美国经验提出对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5点启示。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多元利益主体认知比较——基于实证调查分析

探明不同利益主体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价值认知,对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基于建立的CES评价指标体系,通过1073份有效调查问卷分析,探明居民、管理人员、游客等多元核心利益主体对CES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熵值法与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国家公园CES重要性与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居民和管理人员都对生态改善服务的价值认知最高,具有一定趋同性;而游客则对保健服务认知程度最高(2.44),这与其旅行目的相关。居民、管理人员与游客认知程度最低的CES分别是系统治理(1.89)、民俗文化普及(2.12)、精神崇拜(1.86)服务。(2)在重要性方面,3类主体均认为人文关怀服务 > 自然体验服务 > 社会服务,在具体指标层面,居民最看重民俗文化普及服务(0.1355)、管理人员和游客最看重精神崇拜服务。(3)3类主体对CES认知评价排序为管理人员(4.24) > 游客(4.11) > 居民(3.99),管理人员与居民分别作为重要的政策制定执行者与利益获得者,体现了不同政策参与主体利益需求对CES认知评价的驱动作用。(4)CES认知的权衡关系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居民与游客的CES认知为协同关系。协同性最强的CES是管理人员对于生态改善和艺术灵感服务的认知、权衡性最强的是荒野保护与科普教育服务之间的认知。CES认知与不同主体的内在利益需求和自身认知难易程度有关,研究结果将为国家公园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海南岛自然保护区体系规划

随着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发展,区域尺度自然保护区体系规划得到广泛的关注.以海南岛为例,探索了利用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格局进行区域自然保护区规划的方法.研究中,首先从生物多样性分布、水源涵养、水资源保护、土壤保持和海岸带防护等5个方面分析了海南岛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格局,综合评价单元生态系统重要性;然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评价结果,并根据海南省保护自然过程与生物多样性并重的要求,识别出生态重要性高但无保护区或保护面积不足的空间单元,提出海南岛自然保护区体系规划.根据本规划,海南岛将共建成规范完善的自然保护区42个,总面积290.14万hm2.其中,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41.26万hm2,占海南岛陆地总面积的11.79％.新建保护区4个(面积8.80万hm2),调整保护区4个(扩大面积8.01万公顷),优化整合原有保护区中的17个为6个,升级保护区4个.结果表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保护区体系规划有助于发挥自然保护区的综合效益,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自然保护区体系规划应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spatial value transfer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A significant barrier to the assessment of ecosystem services is a lack of primary data, especially for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Spatial value transfer, also known as benefits transfer, is a method to identify the probable locations of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empirical spatial associations found in other geographic locations. To date,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spatial value transfer methods for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identified through participatory mapping methods. This research paper addresses this knowledge gap by examining key variables that influence value transfer for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1) the geographic setting, (2) the typ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3) the land cover data selected for value-transfer. Spatial data from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PPGIS) processes in two regions in Norway were used to evaluate spatial value transfer where the actual mapped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ecosystem values were compared to maps generated using value transfer coefficients. Six cultural ecosystem values were evaluated using two different land cover classification systems GlobCover (300 m resolution) and CORINE (100 m resolution). Value transfer map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apped ecosystem values produced strongly correlated results to primary data in both regions. Value transfer for cultural ecosystems appear valid under conditions where the primary data and value transfer regions have similar physical landscape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the human populations are similar, and the primary data sample sizes are large and unbiased. We suggest the use of non-economic value transfer coefficients derived from participatory mapping as the current best approach for estimating the importanc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研究

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为子孙后代保留生物多样性资源与自然遗产最有效的途径。自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已建设形成覆盖森林、草地、湿地、海洋、荒漠各类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和种质资源,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以及水源保护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但由于缺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各类保护地面临功能区分不清晰、空间重叠、管理成效不高等问题。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部署,为理顺我国保护地体系,明确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分析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并参考国际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保护地体系分类,建议将我国自然保护地分为5大类,第I类为自然保护区,第Ⅱ类为国家公园,第Ⅲ类为自然公园,第Ⅳ类为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第Ⅴ类为生态功能保护区,并分析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以期为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根据各类保护地的特点,创新保护地建设政策与机制,加大政府对自然保护地建设力度的同时,发挥全社会力量建设自然保护地,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将大有可为。     

集成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的系统保护规划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与可持续管理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但如何判识与优化集成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对象的保护优先区网络,相关研究还很有限。针对“三江并流”区,选取珍稀濒危与特有动植物物种和自然植被类型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对象,以调节服务(碳存储、固碳和土壤保持)、文化服务(自然游憩)和供给服务(水源供给)为生态系统服务保护对象。应用系统保护规划方法,首先判识出单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区;然后,分析这些保护优先区间的相关关系,并选择与生物多样性正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判识集成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优先区;最后,评估了集成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在六类已建保护地中的保护状况。结果表明：(1)“三江并流”区多情景规划得到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区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2)与分别针对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规划情景相比,集成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能够同时对两类保护对象提供最高的保护覆盖率;(3)集成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8.9%,其已建保护地覆盖率为32.5%,说明现有保护地体系仍存在保护...     

石羊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研究是国际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以石羊河流域为研究区,借助In VEST模型,对流域2005、2010和2015年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水质净化、碳储存和生物多样性五项服务进行精准测度,分析服务的时空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利用相关系数法逐像元定量计算5种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从不同尺度分析权衡与协同关系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各项服务具有空间异质性: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碳储存、生物多样性呈"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且水质净化、碳储存服务的高值区沿河流分布。(2) 10年期间,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碳储存、生物多样性服务呈现"整体增加-局部减少"的变化趋势,而土壤保持呈"整体减少-局部增加"的变化特征。(3)多种服务之间权衡与协同关系具有区域依赖特征: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水源涵养与水质净化、水质净化与碳储存、水质净化与生物多样性、土壤保持与碳储存、土壤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以权衡关系为主;水源涵养与碳储存、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土壤保持与水质净化、碳储存与生物多样性以协同关系为主。定量可视化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及权衡关系,为制定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政策提供依据,同时也为其他流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     

基于SolVES模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评估——以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为例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不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实践多以经济学方法为主,较少关注社会属性和空间异质性.本文选取上海市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作为研究对象,采用SolVES模型对其美学、生物多样性、文化、娱乐等服务的社会价值进行量化和空间分析.结果表明: 公园的热点区域集中在草坪乐园、吴淞炮台纪念广场、临江观景台等视野开阔或临近水景观的区域;游客对公园内美学、历史、生物多样性、娱乐、文化、康体健身价值较为偏好;水景观和路网布局影响游客对不同社会价值的偏好程度,美学、生物多样性、娱乐和康体健身价值高低与距水体远近在一定范围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美学和康体健身价值高低与距道路远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游憩频率影响游客对生物多样性价值和康体健身价值的感受及偏好;SolVES模型在评估中小尺度生态系统服务社会价值方面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景观空间异质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供给的影响

景观空间异质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极为密切,适当调整景观空间异质性有助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形成与稳定供给。研究景观空间异质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供给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及响应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管理生态系统服务与优化景观空间配置的基础。现有研究大多在不同尺度上探讨了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或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缺乏景观格局-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三者间有效联结等方面的研究。景观空间异质性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供给的,目前还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因此,通过分析国内外文献,回顾了景观格局或景观空间异质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从景观组成、景观构型的变化入手,讨论了景观空间异质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供给的影响及其强度,并认为景观组成异质性变化能够直接影响生态系统服务,而景观构型异质性变化会通过改变生态过程而间接影响生态系统服务;阐述了景观空间异质性在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供给的同时,也使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上产生了异质性分布,并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释;强调了尺度问题在景观空间异质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重要性;最后,明确了对生态系统服务形成与供给的景观空间异质性影响研究不仅有助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维持与调节,也能更深层次地揭示其中的生态学意义。     

基于SolVES模型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评估

随着人类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其中文化服务因其自身的无形性常在研究中被忽视且难以衡量。选取关中-天水经济区为研究区域,应用Sol VES模型并生成5种价值指数地图和价值总和地图来评估该区域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结果表明:审美价值在秦岭山脉和城市公园等区域较高;娱乐价值在娱乐机会较多、交通便利的城市和秦岭北麓区域更高;文化与历史价值集中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地区;精神价值在与城市距离较近、有山川分布的森林公园更高。Sol VES模型在大范围区域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为政府进行生态建设和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研究进展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TEEB)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示范和政策应用的综合方法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TEEB在2007年被首次提出, 自2008年以来得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栖息地服务4大类, 价值评估方法多采用市场价值法、显示性偏好法、陈述性偏好法等。本文总结了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措施。目前, 有30多个国家开展了TEEB国家研究, 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并推动了TEEB的进一步应用: 在国家层面可应用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绿色经营模式等; 在国际层面可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相关国际行动提供支撑。今后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研究应重点关注: (1)在国际层面, 要加强生物多样性跨行业、跨区域合作, 加强科学研究与政策应用的衔接; (2)在我国, 首先要分层次(生态系统、物种、基因)、分尺度(国家、省、地方)构建TEEB方法体系, 其次积极探索将TEEB理念应用于地方发展考核、干部政绩考核、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政策的途径, 促进地区间公平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