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中国九寨沟和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的比较

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对自然旅游地的自然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子及影响方式,已经成为自然旅游地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相关研究薄弱。以中国九寨沟和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New Forest National Park,NF)为例,根据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从两地居民的人口属性、旅游环保期望、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及旅游环境伦理观与其自然保护态度关系的角度,进行定量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两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不同因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中外差异;(2)人口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居住年限、教育水平及旅游业参与情况对新森林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没有影响;但性别、旅游业参与情况却影响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女性及旅游业参与者更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3)新森林国家公园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观的影响:旅游环保期望较高、持保护主义环境伦理观的新森林国家公园居民,更有可能支持对新森林国家公园进行自然保护;(4)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不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的影响,但受其旅游环境影响感知的影响;居民的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越消极,越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动态评价及障碍因子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自然保护区在涵养水源、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有效缓解社会快速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安全屏障。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地处生态脆弱敏感区,在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叠加影响下的生态安全状况备受各界关注。基于此,采用PSR模型和障碍因子分析法,从资源环境、人类活动、社会经济等方面选取23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九寨沟保护区20年来的生态安全动态变化,探明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1-2019年九寨沟生态安全指数呈曲折上升趋势,从0.7933增加至0.8623,其中压力和状态安全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响应指数呈逐年波动上升趋势。（2）总体而言,保护区处于"安全"状态,仅个别年份受地质灾害影响,降至"临界安全"水平,安全等级演变历程为"安全-临界安全-安全-临界安全-安全"。（3）保护区生态安全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响应层,主要障碍指标为保护区居民数年增长率（C2）、地质灾害发生次数（C6）和法律完善程度（C22）,障碍度分别为12.63%、10.53%和9.47%。（4）随着灾害防治措施和管理体制的不断优化完善,最大障碍因子经历了由法律完善程度（C22）、污水处理设施完善程度（C20）和地质灾害防控措施完善程度（C17）到地质灾害发生次数（C6）、保护区居民数年增长率（C2）的变化。未来需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提升灾害防治技术和保护管理应对措施,进一步优化社区共管体制,探索自然保护与社区居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稳步提升九寨沟保护区生态安全水平。     

地方认同视角下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态度——以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为例

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态度影响其行为选择,并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文地理学及环境心理学领域的地方认同理论,选择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及行为认同4个维度变量,通过问卷调查,以福州居民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态度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定量分析居民认知态度、保护行为与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行为认同维度得分高于其他维度,且福州市民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2)受访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地方认同与其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在福州居住时间长短的关系较为密切;(3)通过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发现,福州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较弱。拓展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比较分析的贵阳市森林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价

采用条件价值法,调查了贵阳市居民保护森林资源过程中的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并以此为依据,对影响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的主要社会经济因子进行统计分析,构建贵阳市居民基本情况与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之间的评价模型,并对贵阳市森林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希望能对贵阳市森林资源的保护以及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减少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引起的经济损失,使贵阳市森林生态环境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旅游废弃物生态影响评价——以九寨沟、黄山风景区为例

从旅游生态系统物质与能量循环的特点出发,提出旅游废弃物的概念,构建基于生态足迹的旅游废弃物生态影响评价模型,并以九寨沟、黄山风景区为例进行实证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2004年九寨沟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总量为46960.5678hm2,是黄山总量22331.4490hm2的2.1倍,人均0.024560966hm2是黄山人均0.01394088 hm2的1.76倍.(2)显性生态因子的废水、粪便、固体垃圾、废弃物处理设施的生态足迹很小,4类合计仅占总量的0.16%(九寨沟)与0.3%(黄山),而隐性生态因子CO2排放的生态足迹则占总量的99.84%(九寨沟)与99.70%(黄山).(3)2004年九寨沟与黄山旅游业的CO2排放量分别高达309455.66t与146947.84t,游客人均CO2排放量分别为161.85kg、91.74kg,旅游业的CO2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影响的特征明显.(4)旅游废弃物生态足迹中游客占1%,居民占0.26%,而相关企业(交通、饭店)占98.74%.(5)旅游废弃物对九寨沟风景区、成都-九寨沟沿途区域、成都—九寨沟沿途区域以外地区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态影响分别为1.26%、34.8%、63.94%;对黄山风景区、黄山市区域、黄山市区域以外地区的生态影响分别为14.6%、31.97%、53.43%.(6)2004年九寨沟、黄山旅游业的生态效率分别为2.53kgCO2-e/US$、1.67kgCO2-e/US$,生态效率值偏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深远.(7)由于风景区规模、性质、游客构成以及游客选择交通工具的差异,旅游废弃物对不同旅游地生态影响的程度与方向不同,而降低游客规模、缩短旅行距离、减少飞机旅行方式等是降低旅游废弃物生态影响的关键.     

基于GIS技术的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评价

基于自然灾害风险形成原理,综合考虑吉林省自然和社会经济现状,从致灾因子的危险性、承灾体的暴露性和脆弱性及防灾减灾能力4个方面选取指标,利用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加权综合评价法及层次分析法构建生态灾害风险评价模型,评价了各风险因子的贡献率,并运用GIS技术生成吉林省生态灾害风险区划图.评价结果对于正确认识吉林省的生态环境风险水平,有针对性地确定生态恢复与管理决策都有重要意义.     

基于多风险源胁迫的西南地区生态风险评价

西南地区生态环境复杂、人地矛盾突出,生态系统面临着多种风险胁迫,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对区域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防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特征,将生态风险分为自然灾害风险与人类活动风险,从风险源危险性、生态系统潜在损失度、生态系统易损性3个方面构建单一风险评价模型,将单一风险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得到西南地区综合生态风险结果。研究表明,西南高生态风险区面积为17.02万km2,占研究区总面积7.4%,主要分布在念青唐古拉山、邛崃山、哀牢山、无量山、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大渡河流域等地,以及成都、重庆、贵阳等人地作用强烈的大城市周边。这些地区环境复杂,灾害易发,应加强防控与监测,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推进生态保护工程,降低生态风险。     

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对栖息地的利用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是中国西南山地特产珍稀鸟类，由于亚热带阔叶林破碎化，其种群数量显著下降。2005年11—12月在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共记录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栖息地20个。以其新鲜粪便为中心设一个10 m×10 m大样方和4个1 m×1 m的小样方，测量每个样方中与栖息地利用有关的12个生境因子(海拔、坡向、坡度、乔木层盖度、灌木高、灌木密度、灌木层盖度、竹盖度、竹密度、雪盖度、林缘距离和道路距离)；并在距栖息地100 m处任意设对照样方1—2个，共获取30个对照样方，测量相同的生境因子。结果表明，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以靠近林间小道和森林边缘的次生落叶阔叶林为栖息地，主要利用海拔高度为1 000—1 600 m，坡度为2—15°的南坡；其偏爱的栖息地竹盖度、竹密度和雪盖度明显小于对照样方，而灌木盖度明显大于对照样方。对栖息地变量进一步分析表明，影响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依次为地面层食物因子、地型因子、隐蔽因子、温度因子等，其中食物条件的贡献率为29.407%。四川山鹧鸪在利用栖息地时可能面对食物资源与天敌风险的权衡。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应重视阔叶林的保护和恢复。     

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对栖息地的利用(英文)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是中国西南山地特产珍稀鸟类,由于亚热带阔叶林破碎化,其种群数量显著下降。2005年11—12月在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共记录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栖息地20个。以其新鲜粪便为中心设一个10m×10m大样方和4个1m×1m的小样方,测量每个样方中与栖息地利用有关的12个生境因子(海拔、坡向、坡度、乔木层盖度、灌木高、灌木密度、灌木层盖度、竹盖度、竹密度、雪盖度、林缘距离和道路距离);并在距栖息地100m处任意设对照样方1—2个,共获取30个对照样方,测量相同的生境因子。结果表明,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以靠近林间小道和森林边缘的次生落叶阔叶林为栖息地,主要利用海拔高度为1000—1600m,坡度为2—15°的南坡;其偏爱的栖息地竹盖度、竹密度和雪盖度明显小于对照样方,而灌木盖度明显大于对照样方。对栖息地变量进一步分析表明,影响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依次为地面层食物因子、地型因子、隐蔽因子、温度因子等,其中食物条件的贡献率为29.407%。四川山鹧鸪在利用栖息地时可能面对食物资源与天敌风险的权衡。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应重视阔叶林的保护和恢复。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     

四川麻咪泽自然保护区四川山鹧鸪繁殖期对栖息地的利用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属鸡形目雉科山鹧鸪属,是我国特产珍稀鸟类,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2014年4—5月,在四川麻咪泽自然保护区对四川山鹧鸪及其栖息地进行了野外调查。结果表明,四川山鹧鸪分布在海拔1700~2550 m,主要分布在2100~2300 m;其栖息生境主要为天然阔叶林,尤喜原始林;利用的坡度集中在20°~40°;偏好乔木数量多、高大和郁闭度大的森林生境;其中乔木均高是影响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保护四川山鹧鸪偏好的天然阔叶林,减少栖息地的人类干扰,是保护四川山鹧鸪这一濒危物种的首要措施。     

城市群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协同作用——以成渝城市群为例

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议题。选取成渝地区36个市县为研究单元,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18年为主要研究时间节点。基于可持续发展和美丽中国理念构建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权法测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利用地理探测器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各因子交互作用类型及强度。结果表明：（1）成渝城市群城市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高,交互影响作用显著;耦合协调水平较低,以低水平耦合协调为主,呈现明显的双核心空间结构。（2）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间的因子交互作用强于各系统内部因子交互作用,系统间的因子交互作用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增强,系统内因子以双因子增强为主,系统间存在较强交互协同效应,各子系统交互作用存在明显的"涌现现象"和"蝴蝶效应"。（3）生态环境系统在与城镇系统的交互作用中发挥主导作用,生态环境水平、生态环境压力为关键交互因子;资源禀赋、生态保护、资源消耗、环境水平、创新力量、文化传承等为主要子因子。研究深刻解析成渝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协同模式,以期为成渝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徐闻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保护与小保护

<正>从生态学意义上来讲,所谓大保护即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大环境,保护与珊瑚生长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生物和环境因子,包括水环境、渔业资源、栖息地、海草床以及各类生活在珊瑚礁环境中的海洋生物。但在客观上,人类的活动又间接影响着以上各类因子,例如陆地上的养殖废水的排放直接影响着珊瑚礁区的水质环境,人类的渔业捕捞行为也影响着珊瑚礁区的渔业生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工业污染更是直接破坏珊瑚礁栖息地。     

认识生态旅游

随着对环境问题的普遍重视、环境保护运动的不断发展、人类环境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传统大众旅游业的生态化,生态旅游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应运而生。由于生态旅游尊重自然与文化的异质性,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与为当地社区居民谋富,倡导人们认识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     

鹞落坪保护区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的相关分析

分析了敏感水平、景观重要值、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和伴人植物数目等旅游影响因子与鹞落坪保护区旅游植被景观特征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鹞落坪植被景观特征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小,而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相对于自然地理因子而言,人文地理因子对植被景观特征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     

基于GIS的四川盆周北部山区夏玉米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以旺苍县为例

气象灾害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明确夏玉米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对于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自然灾害风险理论,以四川盆地北部山区的典型区域(旺苍县)1981—2018年气象数据和玉米产量数据为基础,确定影响夏玉米生产的主要致灾因子,并结合孕灾环境敏感性及承灾体脆弱性构建夏玉米综合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四川盆地北部山区夏玉米生产过程中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成熟期高温、花期暴雨、成熟期暴雨、灌浆期连阴雨和孕穗期干旱是影响研究区夏玉米生长发育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旺苍县夏玉米农业气象灾害综合风险分布大致呈西南-东北走向,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区分布区域约占旺苍县总面积的二分之一;灾害风险高值区主要位于研究区西南部,基本与致灾因子危险性高值区一致;灾害风险低值区多集中在西部边缘,此区域亦为成熟期高温、成熟期暴雨、花期暴雨气象灾害的低风险区。     

黑石顶自然保护区森林次生演替中优势种群与生态因子的关联度分析

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对黑石顶森林次生演替过程中优势种群的重要值与环境因子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先锋种马尾松、杉木和荷术与环境因子的关联度受群落透光度的影响最大,阳生性种鸭脚木、泡花树、罗浮柿和腺叶山矾与各环境因子的关联度差别不大,中生性种小叶胭脂、硬叶稠、短花序桶、陈氏钓樟和黄果厚壳桂与环境因子的关联度受物种丰富度和群落密度的影响最大,而中生性种粘木和阿丁枫与群落透光度的关联度最大。环境因子对演替各阶段优势种群的影响由强到弱的顺序为群落透光度＞物种丰富度、群落密度＞土壤条件,在各优势种群受环境因子的综合影响中,中生性种受影响相对较大。     

旅游干扰对九寨沟冷杉林下植物种类组成及多样性的影响

为揭示旅游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作者选择九寨沟原始森林与草海两个景点,分别调查了每个景点内旅游干扰地段与未干扰地段岷江冷杉(Abiesfargesiivar.faxoniana)林林下植物种类组成的数量特征(重要值、频度、密度、盖度和高度)及物种多样性,分析了干扰对林下植物种类组成与物种多样性的影响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1)旅游干扰显著改变了林下植物物种组成:耐荫喜湿的乡土植物局部消失,而喜旱耐扰动的植物种群扩大,外来和伴人植物种群侵入。(2)在原始森林景点,较重的旅游干扰明显降低了灌木与苔藓植物的频度和盖度,显著抑制了灌木与苔藓植物发育(高度、密度降低);在草海景点,较轻度的干扰只抑制了苔藓植物盖度,而灌木与草本植物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表明苔藓对旅游干扰强度更为敏感,同时也表明群落物种组成可以比频度、高度、盖度和密度更好地表达群落受干扰程度。综合分析表明,九寨沟旅游干扰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目标即生物多样性保护有明显冲突,需要进一步强化管理,限制旅游干扰活动。     

不同遮荫条件下梓叶槭幼苗生长与光合特征的种源差异

梓叶槭是我国特有的野生濒危植物,目前尚缺乏对其光合特性及濒危机制的研究.以梓叶槭集中分布地都江堰、大邑、峨眉山和雷波当年生梓叶槭幼苗为材料,分析在遮光率为50%、80%的遮阴条件下幼苗的光合作用能力和生长量.结果表明:不同种源梓叶槭幼苗的净光合速率(P_n)、气孔导度(g_s)、蒸腾速率(T_r)和水分利用效率(WUE)随着光照强度的下降而显著降低.光照强度减弱时,都江堰和峨眉山幼苗光补偿点(LCP)、光饱和点(LSP)均降低,而大邑幼苗均提高,雷波幼苗无显著变化.P_n、WUE与株高和冠幅生长量均呈显著正相关.不同遮光条件下梓叶槭幼苗的光合作用和生长量差异显著,光照不足可能是大邑梓叶槭幼苗林下自然更新的限制因子.雷波地区梓叶槭幼苗较其他地区幼苗喜荫,而都江堰和峨眉山幼苗具有较好的光适应能力,生长性状表现良好,可作为移植保护的优质种源.     

芦芽山生态旅游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的相关分析

自然保护区是生态旅游的好去处。植被景观不仅仅是其重要的风景,而且更是协调其生态平衡的杠杆所在。通过取样调查,采用一系列植被景观特征指标,分析了芦山旅游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芦牙山旅游植被景观特征的评价几乎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相对于自然地理因子而言,人文地理因子（即旅游活动）对植被景观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此外,阴生种比值作为植被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在本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非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