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文采院士工作小记

正1997年,我北漂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从事《中国高等植物》的植物科学绘画工作。同年,经过前辈绘画家张春芳老师的介绍之后,有幸认识了王文采先生。当时,张春芳老师负责标本馆的后勤工作,由于我刚接触植物科学绘画,经常有问题向他请教,张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对我帮助很大。一天上午,张老师要带我去认识一位权威人士,说有很多图需要绘制,希望我能够接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随他一起来到王先生办公室,王先生当时     

我所认识的王德宝先生

接到王德宝先生仙逝的消息时 ,我感到深深的悲痛。我和他共事多年 ,195 9年我从有机所回到生化所时 ,分配到了王先生的组里。有一段时间 ,我和他共处一室 ,王先生给我讲他在美国的生活和他回国时的困难。他是一位很和蔼可亲的人 ,我生气的时候 ,他常常对我说“别着急嘛” ,使我平静下来。他也是一位很耐心的人 ,如果他对我们的实验结果有不同看法 ,他会平静地与我们讨论。我至今仍能快乐和感激地回忆起我和王先生共事的那段时光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196 6年我回柏林后 ,我被洪堡大学医学系微生物研究所录取 ,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根据当时的…     

他将德行留在了人间

<正>虽说是一直关注王文采先生,也知那几日他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但11月16日下午,从孙英宝老师那里得到王先生仙逝的讯息,还是顿感震惊,心中一片空白,我放下了正在做的事情,任凭悲伤……悲伤之余却怎么也不能入眠,与王先生多年交往的点点滴滴,不绝如缕,萦绕于心。     

也谈“物种”一词的用法——与王文采先生商榷

2005年11月出版的《大自然》杂志第六期发表了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先生致该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关于“物种”一词的更正》（见附录）。王先生在信中明确指出将英文的“species”翻译为“物种”一词不妥,其正确的译法应该是“种”。2005年12月8日出版的《科学日报》通过记者转述了王先生的同样意见,可见王先生对这一问题确实十分重视。老一辈学者严谨认真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不过,我以为王先生的观点确有可商榷之处。本着“疑义相与析”的古训,我在此谨就这一问题也略表浅见,以就正于王先生和其他大方之家。     

点点滴滴汇成江河——小记师爷王文采先生

正《王文采院士论文集》终于出版了,从计划到完成编辑出版2卷,共耗时6年之多,基本收录了王先生的毕生心血之作。当然,正如他的弟子、我的老师傅德志研究员所说,王先生是一部写不完的书。在论文集出版之后,王先生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分类学研究,最近,又有毛茛科、荨麻科等的一些新分类群描述和发表。特别说明一点,我称呼王文采院士为王文采先生,不同于一般的女士、先生之先生,而是对我     

铭记恩师启蒙

正1961年秋,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有幸成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钱崇澍所长的学生。当时钱老公务繁忙,年岁已高,委托当时植物所中年研究骨干王文采先生对我指导培养。从1961至1964年,我就拜到王先生名下,办公桌置与其旁,聆听他细心教导,深感受益匪浅。正是在他的淳淳教导下,我成为一名初具研究工作能力的科研人员,走出了科研百味人生可喜的一步。回想起与王先     

怀念我学会的创建人，王应睐先生

我最早认识王应睐先生是1946年。当时我有幸考取公费去英国留学,而王先生那时刚从英国回国担任前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     

深切缅怀我的导师王文采先生

<正>我和我的恩师我能有机会进行植物分类学研究,要感谢王文采老师的热心提携和悉心指导,能遇到恩师,是我此生的最大幸运。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分类学业余爱好者。我小时候在福州市念小学和中学,我家的后院有一处废墟,后来这里变成我的“百草园”,放学后这里成为我消磨时光的好去处,用画笔记录下植物生命中最灿烂的瞬间。     

悼念王志均老师

我认识王先生是在 4 0年前 ,那时吴襄教授 (我的生理学启蒙老师 )在与王先生合作编写生理学教科书时邀我去做助手。两年以后 ,王先生借助中央“为专家配助手”的政策 ,通过卫生部 ,把我调入北医。我很惭愧 ,调入北医生理系后只帮王先生带了1～ 2个研究生 ,即应国家号召离开消化研究室从事针麻原理研究。迄今不觉三十余载 ,没有为王先生做好消化生理的科研助手 ,只是在生理学教学上尽了微薄之力。但在学术思想上 ,我亲身领受王先生的教诲 ,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之情 ,这在多方面影响了我的一生。东西方哲学的完美结合　　王先生为人处世宽以…     

《王文采院士论文集》责编手记

正2011年3月,《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上、下卷)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本书责任编辑之一,与编者和王先生仅有过有限的交流,但这期间我收获的鼓舞却作为正能量一直激励着我和身边的同事。2006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傅德志、孙英宝、王英伟、杨永、谢磊五位学者欲藉王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整理先生半个多世纪间发表论文,汇总先生学术成就。历时5年的精心编撰,2010年春天,五位学者将初稿交付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我则     

怀念邹承鲁先生及我在十二室求学的日子

<正>我是1992年10—11月份通过厦门大学生物化学教研室的主任颜思旭老师的大力推荐，有幸免试录取在邹承鲁先生研究室读研究生。颜老师是知名的酶学研究专家，和邹先生及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他老师有很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也曾经组织举办全国酶学学术讨论会，申请国家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等。颜老师特别关注学生的成长，     

王文采先生与标本馆

正王文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虽然他已88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专业领域。几十年来,他以平静、平淡、平和而谦逊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把对植物分类学的热爱与生命融为一体,在植物学研究的历史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2006年在庆祝王文采先生80岁寿辰之际,其弟子傅德志研究员着手主编《王文采院士论文集》(上、下卷),书内把王先生作为第一作者的所有研究论文进行了集合整理,从而把王先生的研究路线、方法和成果展示给各地学者。该书于2011年     

王应睐先生送我一本书——纪念王应睐先生诞辰110周年

<正>我书架上珍藏着王应睐先生送给我的一本书——《治学之道》(图1)。扉页上王先生亲笔写着"送给王恩多同志"落款是"王应睐1993.8"(图2)。那时我刚加入王应睐先生的研究组不久。这本书是中国生理学会学术丛书,记载着老一辈生理科学家的自述,1992年10月由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书的纸张质量与现在的相比差很多,黄而薄,反面的字可以隐约透到正面。时隔25年,书页已泛黄。这本     

我的挚友卞美年先生

卞美年先生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由他的老师巴尔博（Ｇ．Ｂ．Ｂａｒｂｏｕｒ）教授介绍到当时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即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我考取地质调查所练习生后被分配到该研究室。我们于１９３１年４月间同日同时到东单北大街安公楼（即从前协和医学院预科）１８６号去上班。我俩对这里的人谁也不认识，屋子很大，只有３个办公桌，当我走进去时，绘图员王少竹和我打了一下招呼，正要谈话的时候卞美年走进来了。彼此作了介绍，随便谈了一下这里工作情况。实际上这也是我和卞先生最关心的问题。约…     

怀念王应睐先生

我最早认识王应睐先生是 194 6年。当时我有幸考取公费去英国留学 ,而王先生那时刚从英国回国担任前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王先生在英国学习和工作 8年 ,对英国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科研情况非常熟悉。因此 ,我求见王先生向他请教 ,去英国学习生物化学在选择学校和导师等方面请他指点。王先生热情接待了我这个年青的学生 ,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强烈建议我去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认为 ,剑桥大学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活跃的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之一 ,不仅在生物化学各个分支领域都有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在各相关学科 ,也都实力雄厚 ,加以…     

怀念我的导师徐仁教授

著名的古植物学家和孢粉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徐仁教授是我的导师,于1992年不幸病故.先生逝世,我深感悲痛,谨以此文来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 先生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十几年来,我受先生的教诲,终生难忘.他不仅教我如何做学问,而且教我如何做人. 1978年,当我报考徐仁教授的研究生时,大有自不量力之嫌,加之我以前与先生从不相识.初试完毕,先生阅卷后很高兴,并约我到他家里谈话.在书房里初次见面,先生十分和蔼     

《植物生理学通讯》培养了我的兴趣和能力

大约10年以前,植物生理学教师在推荐参考读物时,我初闻《植物生理学通讯》这一刊名。由于学习不太用功,时过境迁,逐渐忘却了老师的忠告,而未曾翻阅《通讯》。后来为参加一次遗传学读书报告会,我准备了“真菌四分子分析在研究基因重组的意     

王德宝先生永远活在我心中

敬爱的王德宝先生离开我们走了 ,我心中深感到无比的悲痛。在打倒“四人帮”以后 ,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来到了生化所 ,成了一名生命科学研究的新兵。二十多年来 ,慈祥、谦和、严谨、睿智的王先生一直指导、关怀着我的成长。王先生对我的教育有许许多多 ,这里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在我当研究生的那段日子里 ,粉碎了种种思想上的禁锢 ,科研工作蓬勃开展。核酸室里 ,“酵母丙氨酸ｔＲＮＡ全合成”已经进入最后攻关时刻 ,其他各个小组的工作也都非常活跃。王先生既要具体领导酵母丙氨酸ｔＲＮＡ全合成 ,作为室主任他还…     

沉痛悼念王应睐先生怀念王应睐先生

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应睐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01年5月5日晚7时10分和我们永别了.从此,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奋斗终身并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党员,科学界失去了一位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他的同行、同事和学生失去了一位诚挚的良师益友.今天,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科学业绩和崇高品德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我最早认识王应睐先生是1946年.当时我有幸考取公费去英国留学,而王先生那时刚从英国回国担任前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王先生在英国学习和工作8年,对英国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科研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求见王先生向他请教,去英国学习生物化学在选择学校和导师等方面请他指点.王先生热情接待了我这个年青的学生,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强烈建议我去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认为,剑桥大学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活跃的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之一,不仅在生物化学各个分支领域都有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在各相关学科,也都实力雄厚,加以学术空气浓厚,对学习和进行研究工作十分有利,他还建议我师从他自己的导师Keilin教授.他说Keilin教授不仅在学术上有崇高的国际学术地位,并且为人厚道,对中国学生也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叫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求见Keilin教授,请求帮助.     

学者风骨 大家风范——悼王文采先生

<正>“2022年11月16日15时13分,王文采先生驾鹤西去”,下午3点半接到这条晴天霹雳般的噩耗时,一瞬间,我的胸腔剧烈地起伏着,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呆呆地坐着。虽然我一周前已经得知王先生身体情况不理想,但是当真真实实地到了这一刻,还是抗拒接受。深夜,我打开抽屉,放在最上面的是先生在住院前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件。看着熟悉的字体,看着随信寄来的照片,十几年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浮现在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