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相关视阈下浙江省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分析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表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2017年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的指标数据,对绿色发展指数及6个分维度指数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探讨空间相关视域下浙江省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浙江省各市域绿色发展指数及分维度指数的差异明显,杭州市的绿色发展指数最高,而嘉兴市的绿色发展指数处于最低水平。（2）浙江省绿色发展指数存在空间自相关特征,但Global Moran''s I并不高。在分维度指数中,除资源利用外,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都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3）发达县域间存在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投入到环境污染治理和防止、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中,形成绿色发展的扩散互溢区。而欠发达县域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不持续发展方式对提高绿色发展指数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呈现极化效应和低速增长态势。（4）研究认为可利用空间相关性发挥县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带动作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构建跨区域绿色发展的协作机制,落实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试点和示范的带动作用,产生正外部性溢出效应。     

绿色发展背景下区域旅游生态效率影响因素——以西部地区为例

旅游生态效率是评估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绩效依据。基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用"自下而上"法测算西部地区旅游业碳排放量并运用比值法计算旅游生态效率,分析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首先构建由旅游生态效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共同组成的PVAR模型,探究3种效应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然后在考虑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差异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旅游业发展水平与旅游生态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呈逐步提高的趋势,绿色发展水平持续提高。（2）旅游生态效率受自身滞后因素以及技术效应因素的影响较大,游客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有利于旅游生态效率的提高。（3）旅游业发展水平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对旅游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化对旅游生态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西部地区实现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对策。     

浙江省沿海县域生态效率评价

基于浙江省沿海27个县域2005—2018年投入-产出面板数据,结合超效率SBM模型、投影寻踪模型对浙江沿海生态效率时空演化特征、投入-产出要素与生态效率的叠加特征进行研究,并提出优化浙江沿海县域生态效率的措施。结果表明：(1)沿海县域生态效率可划分为较平稳增长期、颠簸下降期两个阶段。(2)浙北沿海县域生态效率大于浙南沿海县域生态效率,浙北与浙南沿海县域生态效率具有不对等性与空间差异性。(3)沿海县域各等级生态效率具有相互转化的特征。高生态效率由“大聚集”向“小分散”演化;较低、低生态效率由“大分散”向“小聚集”演化,具有“弱者恒弱”的特征。(4)沿海县域资源投入与经济效益的高低变化具有同高同低的特征,环境污染状况与资源投入和经济效益具有反向性特征。(5)投入-产出要素与生态效率等级叠加类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高投入、高经济效益的县域基本稳定,中投入县域近似圈层性分布于高投入外围,低投入县域主要集中于浙南沿海。     

基于要素视角的“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的驱动力研究

绿色发展的内涵在于构建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脱钩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共生与多元化发展。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效率及驱动机制对推动"绿色之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目前学界在驱动机制方面未见对技术变化偏向性的探究,因而缺少从要素视角促进绿色技术进步、推动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以"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为样本,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绿色发展的表征指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1995至2019年间各国绿色发展趋势和技术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技术变化的要素偏向性对不同类型国家绿色发展的驱动特征。主要研究结论为：（1）多数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70%;（2）技术进步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其中中性技术进步是主要动力,而偏向性技术变化却倾向于降低绿色发展效率;（3）基于绿色发展特征将沿线国家分为强、较强、较弱和弱四种类型。各类国家的绿色技术进步均以中性技术进步为驱动力量,而偏向性技术进步普遍呈能源密集型和生态环境恶化型特征。类型I中绿色发展快于GDP发展的国家,其偏向性技术在投入要素中偏向能源,而在产出要素中偏向期望产出,呈现能源密集型和生态环境友好型特征,说明其低碳政策已对技术进步产生了促进作用,而能源规制的激励作用仍有待于加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的宏观衡量指标,以节能低碳规制促进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关键路径。     

基于Malmquist模型的北京市中医医院运行效率分析

目的 分析北京市中医医院运行效率现状并对三级、二级中医医院进行对比分析,探索其影响因素并为医院决策提供建议。方法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描述各项指标基本情况,采用数据包络分析Malmquist指数模型分析运行效率及变化趋势。结果 2012—2013年9家三级医院全要素生产率上升,10家二级医院全要素生产率上升;2013—2014年6家三级医院全要素生产率上升,8家二级医院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结论 近三年二级中医医院运行效率高于三级医院运行效率;三级医院运行效率差异明显,二级医院技术与效率同步提高;技术进步为医院运行效率提高有利因素;效率降低为医院运行效率降低主要原因。     

快速城镇化地区土地利用及生态效率测算与分析

如何以较小的生态资源损耗获得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快速城镇化的湖北省为典型研究区,引入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测度各县域的土地利用效率、生态绩效指数和生态效率。结果表明:(1)对比分析非约束模型与约束模型的检验结果可知,前者在本研究中有更好的解释能力,加入生态变量后县域土地利用效率平均值增加1.4%;(2)湖北省县域土地利用效率平均值为0.882,土地利用效率总体水平较高,且生态绩效指数(Ecological Performance Index,EPI)大于0的县域占75.73%,EPI随着土地利用效率(Land Use Efficiency,LUE)的增加表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3)湖北省县域的生态效率(Ecological Efficiency,EE)分布在0.778-0.989之间,空间格局特征明显,效率高值县域在空间上呈现出以武汉城市圈和沿长江、汉江为点轴的A型分布特征。本研究揭示了快速城镇化区域土地利用、生态系统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可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资源保护提供参考。     

江苏省阜宁县生态经济系统综合评价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从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出发,对江苏省阜宁县县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研究,提出了万元GDP生态赤字(盈余)的概念。通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结合万元GDP生态赤字(盈余)和Ulanowicz发展能力计算方法,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3方面内容,对阜宁县县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从1995—2003年,阜宁县区域系统的万元GDP生态赤字由4.2278下降为3.4704hm2,发展能力由1.5751增强到3.5431,综合指数由零增长为0.5051,说明阜宁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向可持续方向发展,综合指数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系统的发展能力。     

黄河三角洲县域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变与驱动机制

综合测度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可为实现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依托多源遥感数据构建了县域绿色经济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对黄河三角洲县域绿色经济效率进行了综合测度,运用核密度函数估计等方法刻画了时空演变特征,最后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识别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2000—2015年黄河三角洲县域绿色经济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规模效率呈快速提升后保持平稳的类“Γ”型趋势,综合效率的提升由规模-技术驱动向技术主导转变;黄河三角洲县域绿色经济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现由“俱乐部收敛”向“整体收敛”演进趋势,低效率县区对高效率县区形成“追赶效应”,规模效率趋向均衡平稳发展;绿色经济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空间上形成中部高、两翼低的“山”字型格局,高值区集中于黄河三角洲岬角处和莱州湾沿岸,且高值区呈西北-东南向偏移的特征,黄河三角洲东西两翼形成低值塌陷区;产业结构、人口集聚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人口城镇化率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负向作用,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     

扩展火用方法在区域生态经济驱动机制及效率研究中的应用

为分析区域生态退化的经济社会原因,针对以往扩展火用分析(EEA)应用以国家尺度为主,存在流通网络庞杂、规律辨识困难等问题,缩小空间尺度至县域,以宁夏彭阳为例,将生态经济系统划分为7个相互联系的部门,分别计算流通的物质、劳动力、资本的火用值,以分析驱动部门、要素和路径的扩展火用流特征并评价生态效率.结果表明: 彭阳县生态经济系统主要由农业和居民部门驱动,部门间31条流通路径平均扩展火用流值为0.80 PJ,高于该值的仅有8条流通路径,主要通过“居民部门劳动力输出和其他部门支持居民部门需求”两条连续路径驱动发展.矿产资源开采规模大,但直接输出区域外,无法从内部推动县域发展,反而由于资源开采加重了生态环境压力.县域2014年生态效率为68.1%,相当于10年前国内外国家尺度的中间水平,主要由服务和居民部门效率低造成.扩展火用分析有网络化、结构化的优势,可明确部门、要素和路径,突破驱动机制研究的“瓶颈”,对探究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运行原理和选择优化模式具有一定适应性.区域尺度较国家大空间尺度分析更易识别生态经济系统驱动机制,能够明确指导区域管理部门改善生态环境压力.     

旅游地生态效率测度的SBM-DEA模型及实证分析

旅游地是典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地的生态效率研究是其制定与实施包容性、持续性发展政策与措施的基础。采用基于时间序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方法,构建旅游地生态效率测度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以黄山风景区为例,利用1981—2014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测度旅游地复合系统的生态效率,分析其演化特征和阶段,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34年来,黄山风景区旅游生态效率(综合效率)不断提升,且具较大发展潜力,在分解效率中,技术效率较高,规模效率次之,规模效率是决定综合效率的关键因素;(2)旅游生态效率的演化经历了初期低效、快速成长、成熟高效、下行风险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的特征不同,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3)旅游生态效率完成了由规模报酬递增向递减的过渡,资源要素的投入冗余已成为现阶段阻碍生态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4)旅游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以废弃物末端治理为表征的环保规制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文章最后提出,在山岳型风景区发展初期,应尽可能扩大资源要素投入规模,进入成熟阶段后,则转向逐渐控制投入规模,改善技术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摒弃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走精细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An integrate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nd emergy-based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ology in evalu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China

Many cities are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which has resulted in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essential to conduct a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method to assess the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Among many indicators, eco-efficiency could be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to promote a transformation towards sustainability. This study applied the emergy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and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eco-efficiency using data collected from 1993 to 2012 for Jiangsu Province,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Jiangsu’s emergy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deficit experienced an ascending trend in general during the period 1993–2012, indicating tha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as been moving away from sustainability for a long time. In six types of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reas, fossil land and arable were the major parts of emergy ecological footprint. Furthermore, the growth of gree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was only about 52% of the conventio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the pollutants emission, energy and resources consumption increased yearly as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ncreased. Finally, the result of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odel showed that the effective years only accounted for 20% during the 20 years. In the inefficient years, biological resources, energy resources, pollutant emission (wastewater, gas and solid) and labor were overmuch, and the efficiency of fund usage achieved the optimal in Jiangsu Province.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non-fossil energy,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and reducing pollutant emission are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中国生态效率时空动态分布与区域差异

生态效率的积极发展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中国生态效率的发展情况,使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2005—2020年省域生态效率进测算,并通过核密度函数、基尼系数、σ收敛和Markov转移矩阵进行时空动态分布和区域差异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北京、青海、广东、海南、上海、江苏、福建、河南、云南生态效率发展较好。(2)六大地理区域生态效率总体差异较大,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华北地区生态效率发展较好,东北地区生态效率最低。西北地区区域内部差异最大,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小。中国省域及区域生态效率发展均不具有收敛特征。(3)全国及区域生态效率从t年向t+1年向同水平生态效率转移概率最大,2021—2025年省域生态效率差距仍旧较大,整体水平下降。     

基于绿色GDP和生态足迹的江西省生态效率动态变化研究

生态效率是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测度,其测度方法一直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鉴于绿色GDP能反映出剔除资源损耗和生态环境影响的国民经济净收益,生态足迹则更能全面地衡量经济发展中消耗的各种物质、能源以及带来的环境影响,基于WBCSD提出的生态效率定义及核算方法,创新性地从绿色GDP和生态足迹的视角改进生态效率度量模型,并以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对其2000—2015年间的生态效率变化轨迹及成因进行衡量与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江西省单位面积生态足迹的绿色GDP即生态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15年来提升了4.57倍,与此同时,绿色GDP、生态足迹也呈上升趋势,但绿色GDP的增速明显高于生态足迹的增速;(2)江西省绿色GDP占总的GDP的比例处于不规则波动状态,平均为84.61%,其中自然资源损耗价值、环境退化损失价值和资源环境改善效益也呈不规则波动,三者皆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自然资源损耗对绿色GDP的影响较为显著;(3)江西省生态足迹不断增加,总生态足迹15年来增加了83.6%,年平均增长率为4.26%,从生态足迹构成来看,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足迹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牧草地足迹增长最为显著;(4)江西省生态足迹的主要类型是牧草地足迹、耕地足迹和化石能源用地足迹,其中牧草地足迹比重最大,并且保持波动上升趋势,其次是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足迹,但两者比重均呈小幅下降趋势。从生态效率度量模型的创新性、适应性和生态效率的提高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以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

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目前国内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合理的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方法可以为生态补偿优先地区的选择提供较为可靠的定量化依据。综合考虑青海省各市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使用Arc GIS工具的基础上,运用"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和"生态补偿优先级(Eco-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方法,分别对青海省各市县生态补偿优先等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效益比瞄准"方法适用于森林、草原等基于要素的生态补偿机制的空间选择,而"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更适合区域性的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根据"生态补偿优先级"方法可以得出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优先补偿区主要集中在青海省南部,次级补偿区主要位于青海省中部,潜在补偿区主要在青海省东北部。与青海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比较,海西州内的很多市县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原有的资金分配方式更多的考虑民生因素而忽略了环境因素。在生态补偿区域的空间选择中,要结合生态综合补偿,提出合理的生态补偿绩效考核体系,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改善民生。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以山东省为例

区域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机制,但区域补偿的依据一直存在争议。综合考虑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生态补偿优先级(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作为区域间补偿的重要依据。对山东省不同生态区和不同县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进行了计算,从生态区、市和县3个空间尺度分析了山东省开展区域生态补偿的优先领域和补偿机制。结果表明:山东省生态区中处于西部地区的鲁西南平原湖区生态区应优先获得补偿,偏东部的鲁东丘陵生态区和鲁中南山地丘陵生态区应优先支付补偿;在山东省17地级市中菏泽市应优先获得补偿;对青岛、济南、菏泽和东营4个典型市中的各县区进行生态补偿优先级核算,4个城市中补偿优先级最低的均为市区,说明市区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输入和受益地区,而周围县市的补偿优先级较高,是"生态输出"地区,应该得到区域生态补偿,其中东营河口区补偿优先级最高,为典型的高"生态输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应优先享受区域生态补偿。本研究提出的生态补偿优先级为开展区域生态补偿提供了较为简单可靠的指标,可为山东或其他地区的区域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水足迹的作物生产生态效率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传统生产函数很少考虑农业生产中自然资源的要素功能,也无法表达化肥、农药的使用对环境产生的损害。研究将绿水、蓝水和灰水足迹,分别代表降水资源、灌溉水资源和作物生产的环境影响,引入农业生产函数,采用随机前沿方法测算陕西省作物生产生态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85-2018年间陕西省作物生产总水足迹呈上升趋势,作物生产单位面积用水强度不断增强。单位面积水足迹及蓝、绿、灰水占比与气候、种植结构,灌溉条件和农业污染相关。2）研究期内,陕西省作物生产生态效率以2003年为分界点呈现先降后升趋势,陕西省作物生产生态效率的U型波动对应政府对耕地资源保护和农业污染管控政策变化。3）作物生产生态效率低下的区域集中在生产落后的农业区和农业条件差的工业区,农业耕地质量差,灌溉条件匮乏,低效率（产值角度）的灌溉和化肥农药施用以及落后农业生产方式是导致作物生产生态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4）研究期内,陕西省作物生产经历了从规模报酬递增,到规模报酬递减2个阶段,与耕地面积的变化基本对应。短期内,考虑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调整种植结构和化肥农药施用量是提高作物生产生态效率的有效措施,而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是推动作物生产生态效率提升的根本路径。     

江西省绿色发展区划

江西省绿色发展区划研究,是江西省主动适应“绿色崛起”、“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新形势,实现从以“治山、治江、治湖、治穷”的应急抢救型为主的生态治理模式,转变为“富山、富水、富民、强生态”的减压增效型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前提和基础.以往的区划研究重生态保护理念、轻绿色发展.本文基于江西省地形、地貌、生态、农业、林业、草业、湿地、经济、旅游等空间数据,建立定性与定量、生态与经济、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44项指标体系,评价各研究单元的发展条件与方向,科学划分了4类一级区、17类二级区和51类三级区.首次实现以绿色发展为目标,以县域资源及其发展优势为基础,以各单元绿色发展途径为出口的区划.该区划结果有助于明确各县绿色发展方向,便于指导资源的优化利用与产业的合理布局,并可为推进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江西省绿色发展区划

江西省绿色发展区划研究,是江西省主动适应“绿色崛起”、“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新形势,实现从以“治山、治江、治湖、治穷”的应急抢救型为主的生态治理模式,转变为“富山、富水、富民、强生态”的减压增效型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前提和基础.以往的区划研究重生态保护理念、轻绿色发展.本文基于江西省地形、地貌、生态、农业、林业、草业、湿地、经济、旅游等空间数据,建立定性与定量、生态与经济、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44项指标体系,评价各研究单元的发展条件与方向,科学划分了4类一级区、17类二级区和51类三级区.首次实现以绿色发展为目标,以县域资源及其发展优势为基础,以各单元绿色发展途径为出口的区划.该区划结果有助于明确各县绿色发展方向,便于指导资源的优化利用与产业的合理布局,并可为推进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效率的江西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研究及政府相关决策的核心内容,生态效率则是循环经济的合适测度,它是资源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综合表征指标。基于生态效率度量模型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判别模型,以江西省为例,分析其在2000-2010年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轨迹。结果表明:(1) 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表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2) 各种资源和环境效率均有所上升,其环境效率总体上大于资源效率,按效率增加快慢的排序为:固体废弃物排放效率 > 建设用地效率 > COD排放效率 > 水资源效率 > SO₂排放效率 > 能源效率;(3) 江西省循环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由传统线性经济模式到末端治理模式再到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道路,符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发展规律,即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进行了谨慎的探讨,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问题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