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特征

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为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熵权法、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 开展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评价, 并对其空间分布和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不同农户类型的生计资本均值呈现非农户 > 兼业户 > 纯农户, 非农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远高于兼业户和纯农户; (2)不同农户类型资产等级划分差异显著, 纯农户的中低资产较多, 非农户的高资产较多, 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类型密切相关; (3)农户生计资本总量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趋势, 何田乡生计资本较为均衡, 齐溪镇、长虹乡和苏庄镇的生计资本搭配不合理; (4)不同功能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布与功能定位和管理强度相关; (5)自然资本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性, 其余资本及总量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最后, 为改善钱江源国家公园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关建议。     

国家公园农户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内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建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是减缓冲突的重要举措。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社区为例,分析建立国家公园以及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并探讨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农户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而农户风险偏好对保险购买意愿会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程度,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建立国家公园显著降低了农户制度信任,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损失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制度信任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研究提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拓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资金来源,开展社区共管、地役权补偿等措施提升社区信任以及建立基于农户自主防护行为的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等政策建议。     

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态度直接影响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有效实施以及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迄今,学术界鲜有从原住民认知与意愿角度探讨野生动物肇事的成果,基于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根据449份有效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数据,论文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多数原住民经历过野生动物肇事,其农作物及牲畜受到严重损害,野猪（Sus scrofa）为研究区域主要的肇事动物。（2）种群数量增加、食物短缺和生存空间受限是野生动物肇事的主要原因。（3）学历、经历及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对原住民防范野生动物肇事意愿的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遵循生态规律、保护栖息地、提升认知与意愿、实行社区共管、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以及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等对策,希望能够深化对野生动物肇事特征及机理的科学认识,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推进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和谐提供政策参考。     

山西省阳泉矿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矿产资源的开发,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了区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极大影响农户的生计方式和生活环境。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了山西省阳泉矿区典型村庄煤矿开采前后的土地利用变化,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SLF）和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研究了矿区农户的生计动态及不同类型失地农户的生计可持续能力。结果表明：1）煤矿开采改变了村庄土地利用格局。耕地大面积减少,由占区域面积69.72%降为29.42%;工矿用地大幅度增加,由占区域面积7.51%增为25.01%;农村建设用地、林地、草地和水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农户的资本组合及生计方式随着煤矿开采呈现相应的动态变化,农户逐渐呈现兼业特性;不同类型失地农户的生计资本存在显著性差异。3）生计资本结构的不同造成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平等,生计资本累计值越大,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越强。矿区农户生计的研究为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合理配置、缓解矿区企业与农户利益冲突提供了科学依据。     

典型沙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是解决农户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等关键问题的主要途径。采用参与式的农村评估法(PRA),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就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最为匮乏,且生计资本值存在一定差异。(2)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生计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人均年收入(F1)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除N1外,以上生计资本及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杭锦旗农户生计水平,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元,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冲击,这些压力不仅加剧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威胁到该区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当前亟需准确评估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为制定可持续的生计政策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利用入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分析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过程。结果发现：（1）家人患病、子女学费开支高和自然灾害三种生计压力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最为剧烈,经济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频繁的压力类型,但自然压力对该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影响最大;（2）经济示范区农户的生计敏感性最高,重点保护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低;（3）重点保护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经济示范区次之,恢复治理区最低,自然压力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4）不同类型的生计压力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路径不同,自然压力通过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本、社会压力通过影响饮水条件与社会资本、经济压力通过影响家庭抚养比与金融资本来影响生计脆弱性,生计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农户生计资本对食物安全的影响——基于中国西部六县的调查

通过生计框架和食物消费得分分别考察农户的贫困和食物安全状况,并基于此进一步探讨农户的生计资本对食物安全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西部地区六县的各种生计资本的平均综合水平都偏低,其中物质资本总水平略高,而社会资本总水平略低;各种生计资本都是影响农户是否处于食物安全状态的显著性因素,且对农户的食物安全具有正向作用。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户从传统的"单一生计"转向"生计多样化"和"优势生计"的发展方向。农户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和行为决策主体,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其生计策略与生计活动的动态变化势必对所处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在回顾农户生计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生计策略的内涵与类型、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生计策略转型对环境的影响3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进展,尝试性地构建了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的基本研究框架,提出未来研究应当体现生计问题本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并注重可持续生计策略的界定与实现。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连片特困区发展机理——以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为例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有着密切关系,决定农户的生计策略,影响区域的发展机理与发展模式.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民族、地形、农户类型对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状况进行定量评估,创建农户非农性指数,揭示生计资本与农户收支和非农性指数的关系,结合研究区实际对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研究,探讨区域发展机理.结果表明: 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量整体偏低,其中,回族略高于汉族、川道农户高于山地农户、兼业户和非农业户显著高于农业户;区域发展与非农性指数和人力、物质等资本显著正相关,与自然资本显著负相关,需着力提升农户的非农性指数和人力、物质等资本量,同时引导农户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流转,促进自然资本两极分化.     

黄河流域旱塬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人地系统协调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所在。而在气候多变、水旱灾害异常的背景下,依赖农业为生的黄河流域旱塬区农户生计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威胁。当前亟需评估基于等级差异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建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提供借鉴。以黄河流域旱塬区的渭北旱塬为例,在综合评价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的基础上对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等级进行排序,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使用夏普利值进行分解。结果发现：(1)非农户和一兼户占了研究样本的大多数,从脆弱性的三个维度来看,纯农户的暴露水平最高,敏感性最低,非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2)回归结果表明,耕地数量、耕地质量、房屋结构、家庭固定资产数量、村民信任、整体健康状况影响显著;(3)夏普利值分解发现,生计资本的排序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各类资本的组成成分中,家庭固定资产数量的贡献度最高,整体健康状况次之,村民信任、耕地质量、房屋结...     

陕北黄土高原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以佳县为例

陕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严峻,是我国农村生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不同地理地貌村庄的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还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基于佳县的调研数据,将样本划分为风沙区、丘陵沟壑区和土石山区三类村庄,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对比分析基础上,结合二元logistic模型对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对贫困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正向作用,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的增加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负向作用。风沙区和丘陵沟壑区的结果与总样本相似,土石山区贫困农户自然资本越丰富反而越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不同类型村庄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不调整生计策略的贫困农户未来仍有70％选择扩大农业、林业生产。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个体经营和外地打工是他们主要选择的方式,自然灾害和红枣市场不景气是他们未来愿意选择生计多元化的主因。     

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为例

由于"保护自然"和"社区受益"两大特征,生态旅游常作为缓解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手段和工具,它的作用体现于:1)能够为当地社区提供一种更具可持续性的生计方式;2)鼓励社区居民更直接的参与到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中去。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了当生态旅游作为生计策略时,生计结果和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作为调查对象,从农户角度入手,通过问卷调查结合访问的方法,一方面针对已将旅游作为生计策略的社区农户进行生计结果的评估,得出结论:在各利益相关者间收入分配的合理性、社区各项设施和服务质量的改善,以及对居民的环境教育方面,白洋淀旅游均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针对社区中生计策略未涉及旅游成分的农户进行生计资本的评估,发现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方面存量不足,因此限制了对旅游发展的参与。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变迁与农户生计安全

少数民族农户生计及其安全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区域发展和文化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在总结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及其特点、传统生计变迁及其主要驱动力的基础上,主要从环境行为/生态后果、文化适应两方面分析了生计变迁的影响。资源配置家庭化是少数民族生计变迁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对于农户生计的研究应受到重视。当前针对农户生计的研究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安全而开展。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在考虑西南地区生态安全的背景下,生态脆弱性和生计后果是相关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针对少数民族生计的研究还需要突出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作用。民族文化资本化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民族文化作为生计资本并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生计研究的有效补充。     

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的关系——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探索禁牧政策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关系,对提升农户生计和沙漠化逆转的可持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农牧交错带上典型的沙漠化逆转区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SLA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实地调研数据,定量评估了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运用灰色关联法和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两者间的关系和影响。结果表明:(1)盐池县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仅处于维持基本生活需求阶段,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储量较低,存在明显的属性差异,各乡镇间差异较小;(2)农户对沙漠化逆转的响应主要表现在生态政策、适应行为、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境感知5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属性差异和空间差异,63.76%的受访户倾向于沙漠化逆转可持续;(3)农户生计资本与沙漠化逆转趋势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关系,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沙漠化逆转可持续起负向作用,而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则呈正向影响;(4)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沙漠化逆转可持续的关键因素,是今后该县农户生计资本更新与发展、可持续生计能力形成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区域生态合作机制下的可持续农户生计研究——以"稻改旱"项目为例

世界各国在协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制度和管理问题,区域合作机制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长效思路.京冀两地的“稻改旱”项目是区域合作机制下的一项有益尝试,农户生计的提升则是此项目成功的关键.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密云水库上游的农户生计进行了详细调查,对参加“稻改旱”项目的农户和未参加该项目的农户生计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稻改旱”项目显著改变了当地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行为和生计后果.参加“稻改旱”项目的农户拥有较多的生产性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减少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种类,减少了碳酸氢铵使用量;增加了工资性劳动供给,“稻改旱”项目对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调查显示,农户普遍支持“稻改旱”项目和区域合作的长期继续进行.研究也为提升区域合作和构建可持续生计提出了建议.     

我国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综述

生计作为人类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对人地系统的演化起着主导驱动作用,探讨人类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成为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研究热点,农户作为广大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产生着深远影响。在阐释农户生计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分析框架,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主要进展,指出未来研究中需关注农户的生计演变规律及其调控机制、农户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评估与监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方式塑建等关键问题。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人兽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生计适应——基于中部与东部村庄的调查对比

相对于城市居民,气候变化对农户的影响更为直接与强烈,而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是其采取适应策略的重要前提。目前,相关领域的宏观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以家庭为单位的典型调查分析相对缺乏,基于不同地域农户对比的微观实证研究则更未见于报道。选择中部内陆河南省与东部沿海福建省典型农区的一个村庄作为研究样地,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基于中部和东部村庄144份与153份有效问卷数据,从家庭尺度探讨内陆与沿海农户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感知与生计适应的结构性差异。结果显示:农户对气温与降水的变化感知直接且强烈,能较一致地回顾气候变暖的强度与时期,中部农户对降水变化的感知度较强;接近一半的农户将气候变暖归因于人类因素,至于人类活动内容(如工业排放、汽车增加、个人与家庭、农业污染、农村建设等)对气候变化变暖影响的认知,中部与东部农户则存在显著性差异;农户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不如预期深刻;农户对气候变化的生计适应趋于多样化,包括外出打工、改变种植方式、修建基础设施与多样化经营等。     

稳定性视角下黄土高原生态系统与生计系统的冲突与耦合——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生态脆弱和深度贫困的高度耦合区,长期面临生态治理和生计保障的双重压力,如何协调乡村生态系统与农户生计系统之间的平衡成为区域人地系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稳定性概念内涵,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采用地理空间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定量评价生态系统和生计系统现状,利用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模型,梳理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划分冲突与耦合类型区,在此基础上分析冲突关系的成因并提出分类治理建议,以期为区域人地矛盾缓解和可持续治理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佳县生态系统稳定性整体较高,但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县域生态稳定性格局呈“北部低值成片,南部低值分散”的特征,以道路交通用地和建设用地为表征的人为因素对生态稳定性的影响显著;(2)佳县生计系统稳定性整体处于中等级,农户生计方式已趋于多元,但生计资本仍较为匮乏。多样化的生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生计资本的欠缺,而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对生计系统稳定性的维持作用仍不容忽视;(3)佳县生态系统与生计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冲突为主,中度冲突、轻度冲突、濒临冲突和勉强平衡四种类型同时存在,勉强平衡区属于生态系统和生计系统稳定性双低的假性平衡,人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