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赭石及相关遗物的研究方法

赭石是考古发现中一类较为常见的矿物颜料。遗址中的矿物颜料研究对于解读中更新世以来人类行为的演化与发展以及人群的迁徙和交流互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出土和被识别的赭石相关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但研究程度还有待深入,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相关材料的识别和解读较为有限。如何综合利用多学科测试分析方法建立起完善的研究方案,深度挖掘赭石颜料利用所指示的人类行为发展模式和民族学意义,还需要我们进行系统性地总结和思考。因此,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的考古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民族学等各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归纳了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赭石及相关遗物的主要研究内容——成分定性、产地溯源和加工技术分析,以及各自适用的分析方法。综合多项研究案例,我们认为在性质、产地和技术分析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民族学方法、生态环境背景才能更有效地解读和复原史前人类的行为模式及社会学、民族学意义。     

探究早期现代人的南方扩散路线

本文从扩散时间、扩散路径、主要争论以及考古学证据等方面,对早期现代人南方扩散路线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使用旧石器中期石器技术的早期现代人在晚更新世早期（MIS 5阶段）已经开始沿南方路线扩散,但学术界对于此次扩散的范围和影响程度仍存在争议。在距今约5万年以后,南方扩散路线上的早期现代人出现诸如使用赭石颜料、制作串珠和骨质工具、创作岩画艺术等行为,同时也独立发展出一些区域性适应行为。石器研究显示,南亚地区在5-3万年前逐渐出现了细石器技术及相关产品（细石叶、修背工具等）,而东南亚和大洋洲地区表现出以生产细小石片为主的权宜性石器技术体系,一些细小石片曾被用来加工有机质工具或作为复合型工具使用。中国南方地区紧邻东南亚和印度半岛,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生态环境来看,都可以纳入南方扩散路线的研究范围。建议从旧石器中期石制品组合和旧石器晚期细小石制品组合两方面入手,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为探索中国南方地区早期现代人的出现和演化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     

现代人出现和演化的化石证据

近年来,新材料的发现、新测年结果的更新以及分子生物学的加入,刷新了关于现代人在各主要区域出现时间、在迁徙扩散中与古老人群的交流模式、晚更新世晚期现代人演化复杂场景等方面的认识。本文梳理了关于现代人出现和演化路径的主要化石证据和研究成果。目前化石证据显示：非洲准现代人的出现时间最早可到MIS 9阶段,非洲现代人在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化石证据连续;欧亚大陆现代人的出现时间可追溯到MIS 6阶段,在MIS 5a-MIS 4阶段经历“瓶颈期”,在MIS 3阶段开始广泛分布。从已有证据来看,MIS 3和MIS 2阶段,欧亚大陆不同区域的现代人演化链条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呈现有断点的“网状”演化模式。     

东亚现代人来源的考古学思考:证据与解释

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是当今古人类学界极具争议的问题。目前,"多地区进化"假说和非洲起源为主的"同化"假说是该争议的两大阵营。在"多地区进化"假说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化石材料,吴新智提出了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的假说,认为中国的现代人主要由本地古老类型人类演化而来。本文从现代人扩散关键时段的考古材料出发,讨论氧同位素5～3阶段(大约13～3万年)考古材料在研究中国现代人形成中的作用和存在的挑战。首先,概括介绍现代人起源的主要假说和现代人扩散的假定路线——南线和北线的多重证据;其次,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境内考古材料的概括,分析不同石器技术可能反映的现代人来源;最后,简要探讨立足考古材料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挑战。总体而言,氧同位素5～3阶段的旧石器考古材料支持中国北方南部和中国南方古人类的连续演化,同时也指示了非洲扩散而出的现代人人群自西北地区和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可能性。该模式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假说,然而我们也认识到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考古基础仍十分薄弱,使用考古学材料研究现代人扩散的理论基础也需探讨。目前,细化、完善基础考古数据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学者努力的主要方向之一。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将人类化石与考古学证据融合,进而结合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更为全面地理解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     

中国晚更新世—早全新世过渡期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

晚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是史前人类适应行为发生急剧改变的重要时期,其代表性的变化就是食物生产的起源。考古发现的证据与生态模拟的预测、推导相对比,显示出良好的耦合性。考古证据还显示这个时期的狩猎采集者采用了多样的适应模式以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食物生产并非唯一的选择;与此同时,食物生产的产生对环境和文化系统的初始条件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尽管晚更新世之末迅速的环境变化促进了食物生产的起源,但是考古材料与模拟的耦合、狩猎采集者适应变迁的多样性、食物生产起源的特殊机制都显示出这个时期的人类文化行为系统在生计模式的选择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以最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现代人的出现与扩散——中国的化石证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自2002年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大约4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以来,相继在湖北郧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人洞等地点发现了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些化石发现证实大约10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在华南地区已经出现。最近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及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8万-12万年前在华南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而在这个时间段的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人类化石形态仍较原始,其演化尚未进入早期现代人阶段。这些研究发现提示,在中国地区,华南是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早期现代人以及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都可能首先在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华北地区扩散。现有的化石形态证据显示,更新世晚期华南地区人类具有较大的演化变异,可能同时生存有几种不同的演化类群。智人洞属于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的过渡类型,而道县则代表着演化进入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基于前人研究及本文的分析,作者认为柳江、资阳、丽江、田园洞等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特征比较进步,在演化上属于与道县相似的现代类型人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进展在引起对现代人在东亚地区出现和扩散关注的同时,古人类学界对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还存在争论。本文在回顾分析这些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现代人的出现与扩散——中国的化石证据

自2002年在周口店附近的田园洞发现大约4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以来,相继在湖北郧西黄龙洞、广西崇左智人洞等地点发现了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些化石发现证实大约10万年前早期现代人在华南地区已经出现。最近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及相关研究进一步揭示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8万-12万年前在华南局部地区已经出现;而在这个时间段的华北地区,以许家窑人为代表的人类化石形态仍较原始,其演化尚未进入早期现代人阶段。这些研究发现提示,在中国地区,华南是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早期现代人以及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都可能首先在华南地区出现,然后向华北地区扩散。现有的化石形态证据显示,更新世晚期华南地区人类具有较大的演化变异,可能同时生存有几种不同的演化类群。智人洞属于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的过渡类型,而道县则代表着演化进入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基于前人研究及本文的分析,作者认为柳江、资阳、丽江、田园洞等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特征比较进步,在演化上属于与道县相似的现代类型人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进展在引起对现代人在东亚地区出现和扩散关注的同时,古人类学界对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还存在争论。本文在回顾分析这些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中国云南发现狒狒化石

现存狒狒类(Papionin)生活于非洲(如Papio和Theropithoan)、亚洲(如Macaca)和北非(M.sylvanas)。在上新世和更新世,Theropithecus经历了从非洲到亚洲的扩散过程,在印度发现了类似化石。这次在云南中甸金沙江附近发现的下更新世狒狒化石(Papio)证明,如同亚洲猕猴和现代人类祖先一样,非洲狒狒类(Papio和Theropithecus)在同一时期从非洲扩散到亚洲。所不同的是它们没有像猕猴和人类一样生存下来。这次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以下生物学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1)探讨旧大陆猴类在上新—更新世从非洲到亚洲的扩散过程;2)研究不同旧大陆猴类的进化和环境适应性;3)为现代人类祖先在非洲—亚大陆的扩散研究提供证据;4)由于化石产地包括有人类祖先和其他动物的化石,因此,狒狒在亚洲的生态适应研究将为探讨人类在同一时期的生态适应提供证据。     

早期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与演化

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人起源研究与争论在近10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或特点, 主要体现在对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细节过程的关注。这些新的关注点涉及早期现代人的出现与扩散、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特征变异及演化, 以及早期现代人出现与演化过程中的健康与生存适应活动三个方面。围绕这些问题, 中国古人类学界开展了相关研究并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本文对近10年来早期现代人在中国出现与演化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 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中国云南发现狒狒化石

现存狒狒类(Papionin)生活于非洲(如Papio和Theropithoan)、 亚洲(如Macaca)和北非(M. sylvanas)。 在上新世和更新世，Theropithecus经历了从非洲到亚洲的扩散过程， 在印度发现了类似化石。 这次在云南中甸金沙江附近发现的下更新世狒狒化石(Papio)证明， 如同亚洲猕猴和现代人类祖先一样， 非洲狒狒类(Papio和Theropithecus)在同一时期从非洲扩散到亚洲。 所不同的是它们没有像猕猴和人类一样生存下来。 这次化石的发现对于研究以下生物学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探讨旧大陆猴类在上新—更新世从非洲到亚洲的扩散过程； 2) 研究不同旧大陆猴类的进化和环境适应性； 3) 为现代人类祖先在非洲—亚大陆的扩散研究提供证据； 4) 由于化石产地包括有人类祖先和其他动物的化石， 因此， 狒狒在亚洲的生态适应研究将为探讨人类在同一时期的生态适应提供证据。     

Shells and ochre in Middle Paleolithic Qafzeh Cave,Israel: indications for modern behavior

Qafzeh Cave, the burial grounds of several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 producers of Mousterian industry, yielde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flecting their modern behavior. Dated to 92 ka BP, the lower layers at the site contained a series of hearths, several human graves, flint artifacts, animal bones, a collection of sea shells, lumps of red ochre, and an incised cortical flake. The marine shells were recovered from layers earlier than most of the graves except for one burial. The shells were collected and brought from the Mediterranean Sea shore some 35 km away, and are complete Glycymeris bivalves, naturally perforated. Several valves bear traces of having been strung, and a few had ochre stains on them.     

华北晚更新世的石片石器

本文首先简要梳理了晚更新世华北地区石片石器发展历程;进而探讨石片石器与南邻的砾石工业,北部边疆地区新发现的莫斯特文化遗存,以及更晚来自西北方向的石叶/细石器技术的交流互动。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晚更新世华北石片石器与现代人在该地区出现与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提出石片石器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主流,亦是追溯该地区现代人出现与发展课题至关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尼安德特人是现代人最近的旁支,也是化石资料最丰富的古人类。在现代人起源问题的争论中,尼安德特人对现代人是否有遗传贡献是一个焦点问题。文章综述了近年来关于尼安德特人线粒体基因组和核基因组的研究进展,初步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可能对现代人有遗传贡献,这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人起源问题的重新思考。藉尼人基因组研究经验进行的古人类基因组学研究将有望揭开现代人起源的谜团,并丰富进化生物学相关领域的理论体系。     

Modern human cranial diversity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of Africa and Eurasia: Evidence from Nazlet Khater,Peştera cu Oase,and Hofmeyr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modern humans is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to paleoanthropologists and geneticists alike. Paleont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recent humans originated and expanded from an African lineage that may have undergone demographic crises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cal and genetic data. This would suggest that extant human populations derive from, and perhaps sample a restricted part of the genetic and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that was present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Crania that date to Marine Isotope Stage 3 should yield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the level of Late Pleistocene human phenotypic diversity and its evolution in modern humans. The Nazlet Khater (NK) and Hofmeyr (HOF) crania from Egypt and South Africa, together with penecontemporaneous specimens from the Pe?tera cu Oase in Romania, permit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variation among modern humans from geographically disparate regions at this time. Morphometric and morphological comparisons with other Late Pleistocene modern human specimens, and with 23 recent human population samples, reveal that elevated levels of variation are present throughout the Late Pleistocene. Comparison of Holocene and Late Pleistocene craniometric variation through resampling analyses supports hypotheses derived from genetic data suggesting that present phenotypic variation may represent only a restricted part of Late Pleistocene human diversity. The Nazlet Khater, Hofmeyr, and Oase specimens provide a unique glimpse of that diversity. Am J Phys Anthropol, 2009. © 2009 Wiley‐Liss, Inc.     

山顶洞人与现代华北人头骨非测量性特征比较及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一些问题

山顶洞人化石是迄今在东亚地区发现的数量最为丰富、保存状态最为完好的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多年来,山顶洞人作为东亚地区更新世晚期人类的代表,在研究东亚地区现代蒙古人种及美洲印第安人起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对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及现代人群形成过程的许多细节及演化机制予以了越来越多的注意,提出了现代人群出现时间及现代人群分化时间的概念。一些研究对山顶洞人的演化程度及其在东亚地区现代人群形成上的作用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为了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本文对12项颅骨非测量特征在山顶洞人与现代中国人的表现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有8项特征在山顶洞人与现代中国人之间具有不同的表现,作者认为山顶洞人在颅骨特征表现上较现代中国人具有更多的原始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就更新世晚期人群内部变异、现代人群特征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有联系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讨论

本文简略介绍最近几年发表的与中国现代人起源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几篇分子生物学论文,结合中国的人类化石、旧石器、古哺乳动物学和亚洲西部的旧石器以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新资料,论证根据Y染色体一些基因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古老人类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完全替代的推论不能成立。古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显示人类进化是十分复杂的过程,新的分子生物学论文也显示人类的分子进化比过去认识的远为复杂。在对新信息进行解释和推论时必须对这样的复杂性保持深刻清醒的认识,人类进化不可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只有将各个有关学科得来的信息进行综合思考才可望使得根据这些信息得出的推论趋于协调,对人类进化的认识逐渐接近真实。     

中国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考古学思考

越来越多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现代人类起源、演化和适应理论问题的看法。中国作为东亚一个幅员辽阔的地理区域,已经成为这项研究的热点地带。来自该地区新的人类化石和石器组合对基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记录构建的“现代人出自非洲说”（Recent Out-of-Africa）提出了挑战。新的古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现代人出现于约100 kaBP的中国南方,可能（至少部分）是由那里的土著居民演化而来。一些古老型智人表现出了与早期古人类镶嵌或过渡性的体质特征,并可能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杂交混合。同时一些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表现出了早期现代人类技术和行为的复杂性。中国北方的小石片石器主工业和南方的砾石石器主工业贯穿于整个更新世,然而从约40 kaBP开始,石叶技术开始出现在中国北部,紧随其后的是这些地区骨制工具和个人装饰品的出现,这表明,更新世晚期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与我国北部可能存在着紧密的文化关系,东北亚地区可能存在着由西北向东南的迁移路线。人类化石和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现代人类起源和适应的过程与机制可能与欧亚大陆西部有所不同。本文对有关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考古学研究所取得的新发现和进展进行了总体回顾,从考古学角度阐述了对相关重要学术问题的看法,并为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方向性建议。     

The exploitation of megafauna during the earliest peopling of the Americas: An examin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fossil collections

This paper describes human-modified bones originally from the Pampas region, and that form part of nineteenth-century fossil collections of native fauna. We describe the morphological and configurational features of the marks, relate them to the various stages in the butchering process, and discuss access type. An examination of various different American sites is used to interpret this evidence at a coarse-grained level. Although these collections are more biased than curren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ith regard to their sedimentary origin and previous handling,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has allowed us to obtain new data. Therefore, despite their complex history, these artefact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broader body of moder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his type of study adds new value to our historic heritage and underscores its usefulness in modern enquiries, in this case, related to the topic of how Homo sapiens interacted with the native fauna in the southern Cone of South America.     

Extending the chronology of deposits at Blombos Cave, South Africa, back to 140 ka using optical dating of single and multiple grains of quartz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OSL) measurements are reported for both single aliquots (of two different sizes) and single grains of quartz from deposits within Blombos Cave. Ages have been obtained for six sediments from the Middle Stone Age (MSA) occupation levels and for two sterile sands, one underlying the archaeological sediment and one overlying the Later Stone Age occupation levels. The ages for the archaeological sediments were obtained from single-grain measurements that enabled unrepresentative grains to be rejected. The MSA occupation levels have ages that, within error limits, are in stratigraphic order and fall between the OSL age for the oldest dune sand (143.2+/-5.5 ka) and a previously published OSL age for the sterile sand ( approximately 70 ka) that separates the Middle and Later Stone Age deposits. The earliest MSA archaeological phase, M3, from where fragments of ochre were found as well as human teeth, is dated to 98.9+/-4.5 ka, coinciding with the sea-level high of oxygen isotope substage 5c. The cave then appears to be unoccupied until oxygen isotope substage 5a on the basis of four OSL ages for archaeological phase M2, ranging from 84.6+/-5.8 to 76.8+/-3.1 ka; these levels contained large hearths and bone tools. An age of 72.7+/-3.1 ka was obtained for the final MSA archaeological phase, M1, from which deliberately engraved ochre and shell beads were recovered along with bifacial stone points. We conclude that the periods of occupation were determined by changes in sea level, with abundant sources of seafood available in times of high sea level and with the cave being clos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large dunes during periods of low sea level, such as during oxygen isotope stages 4 and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