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科研,为虎添翼

人们经常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利用科研去拯救濒危物种？对很多人而言,＂拯救＂就是将动物安置在保护区,或者用铁丝网将其圈养起来,认为这样就能防止灭绝情况的发生。但我们怎样知道保护区该有多大才合适,保护区最佳选址该在哪里,保护区内受保护的动物是增加还是减少？要想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借助科研。     

生物多样性知多少（五）

九、生物圈保护区及其可持续发展 生物圈保护区是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单元,它把人们的需要和渴望放在首位,保证世界上主要生态系统的典型区域得到长期的保护。生物圈保护区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的实体(如右图所示),其特征是由三个功能的结合。为了保证各个功能的同步发展,生物圈保护区内要     

中国海岛保护区的发展现状与管理对策

海岛生态系统独特而脆弱,加强海岛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对于维护海岛生态系统平衡、促进海岛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对中国海岛保护区的发展动态和分布现状进行了分析。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建立各类涉及海岛的保护区117处,初步形成了布局基本合理、类型较为齐全、功能渐趋完善的海岛保护区体系。文章绘制了中国海岛保护区分布图,分析了海岛保护区的地理分布、类型分布和主管部门状况等。目前中国海岛保护区存在着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经费不足,经济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保护区类型布局存在空缺、地方级保护区管理机构和科研监测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风电场对盐城珍禽国家自然保护区鸟类的影响

利用保护区历年鸟类监测数据,以及短期野外实地调查数据,结合保护区生态环境特点,研究了风电场建设对盐城珍禽国家自然保护区鸟类的影响。结果表明:风电场建立通过占用鸟类栖息地而间接影响风电场周围鸟类的栖息和觅食,但总体来说,其影响较小;风机转速较慢及保护区鸟类飞行高度均高于风机高度,风机与鸟类的碰撞风险较低;为了保护鸟类的安全及保障其正常生存,需要采取合理布局风电场、建立鸟类观测站、协调区域滩涂及邻近地区的开发建设等措施。     

跨界保护区网络构建研究进展

跨界保护区网络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保护国家或地区边界线附近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构建跨界保护区网络已被列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框架下"保护区工作组"的一项战略任务,涉及生态、环境、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成为全球保护区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对跨界保护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如何构建不同尺度的跨界保护区网络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分析了全球、洲际、两个或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等不同尺度跨界保护区网络研究的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基于"节点"-"廊道"模式的跨界保护区网络构建研究进展,并结合我国跨界保护区网络建设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未来跨界保护区网络构建研究进行了展望。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生态廊道识别及其保护状况评估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是以藏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为代表的濒危有蹄类野生动物全球的主要分布区域,然而该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人为干扰,往往对上述濒危有蹄类迁徙廊道产生干扰及阻隔效应.基于最小费用距离路径原理及其Linkage Mapper模型,本研究模拟识别了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种群的潜在廊道分布,并依据主要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可可西里和羌塘)和廊道之间的关系,将潜在廊道划分为封闭廊道(保护区内部廊道)、连通廊道(保护区之间廊道)、开放廊道(保护区与其外部非保护区区域之间廊道)和外部廊道（保护区区域之外的廊道）4种类型,并比较了它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受扰状况.结果表明：尽管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有蹄类生境及其廊道总体保护状况仍相对较好,但日益增强的人为干扰对连接主要保护区之间部分廊道生态功能的干扰和影响不容忽视;目前划片分区式保护区管理模式不利于对以藏羚羊为代表的濒危有蹄类迁徙廊道进行有效的整体性保护,未来需要建立基于生态完整性和廊道连通性,整合上述3大保护区,建立青藏高原高寒荒漠保护区网络体系,打破保护区间的行政边界割裂和管理体系分割,通过建立保护区之间信息、资源共享以及保护措施的统一协调机制,实现整个高寒荒漠区生态系统、高原珍稀濒危物种的统一保护管理,提升高寒荒漠保护区的整体保护效率.     

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及其组织结构

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及其组织结构王献溥为了适应全球保护区事业发展的需要,世界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委员会（ＣＮＰＰＡ）常委会经过多次酝酿讨论,正式提出改名为“世界保护区委员会”（ＷＣＰＡ）的建议,经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全体...     

河南省金岗台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资源及保护

1999年4月～2009年9月,运用样带法、编目法和访问调查等方法对河南省金岗台自然保护区的两栖动物资源状况进行为期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金岗台自然保护区现有两栖动物21种,隶属于2目8科16属;区系成分以东洋界为主,兼有古北界和广布种,体现了保护区地理过渡带和气候过渡带的特点.金岗台自然保护区面积狭小,不能满足现有两栖类生态和繁殖所需要的空间和资源,有必要提升保护区级别,扩大保护区面积.     

第四届世界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会议简介

每10年一次的第四届世界国家公园和保护区会议,于1992年2月10日—21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1800多人,收到论文近千篇,盛况空前。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在开幕式上作了“政治和保护区”的报告,各有关国际组织就保护区与农村的发展、保护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如何提高保护区在社会持续发展和公众利益的作用、21世纪国家公园事业的展望等发言。在全体会议上,就90年代的保护区、扩大保护工作的伙伴、保护区对社会持续发展的贡献等几个     

论保护区的管理体制

一个国家保护区管理体制是否合理和完善与该国保护区发展的速度和管理的有效程度有密切关系。世界各国保护区的管理体制很不相同,各有长处和不足。本文对保护区的主管部门和管理系统、管理现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以及我国保护区管理体制的改革等作一些粗略的评论,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并进一步开展研究。     

夏季广东省鲎保护区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研究

广东省划设有6个鲎保护区,但对鲎种群具体分布位置、数量及趋势数据几近空白,阻碍了科学管理策略制定和保护行动推进。为此,采用野外调查方法分别对该6个鲎保护区幼鲎资源现状展开调查,并对保护区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6个鲎保护区中仅遂溪中国鲎保护区和徐闻圆尾鲎保护区发现有幼鲎分布,其中徐闻圆尾鲎保护区内幼鲎丰度极低,调查整个保护区仅发现2只幼鲎;遂溪中国鲎保护区幼鲎丰度为6.45 ind·100m^–2,但低龄期幼鲎个体数量明显低于高龄期。保护区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功能群分析显示,遂溪大型底栖动物以浮游生物食者为主,徐闻以植食者为主,浮游动物、微藻类以及浮游植物等天然饵料资源充足,符合幼鲎的摄食习性。此次鲎保护区资源调查表明广东省鲎资源现状严峻,鲎保护区管理亟待改善。提升鲎的保护等级、科学的人工放流、行之有效的保护区管理措施等行动已势在必行。     

中国自然保护区网络现状分析与优化设想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已覆盖了近15%的国土面积。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理学方法（Geographic approach to protec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tiy,GAP）分析了自然保护区的布局和现状。结果表明：我国自然保护区已基本上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但现有保护区网络布局有待进一步合理化：许多重要的、我国特有的或分布狭域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一些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许多稀有或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自然资源的产地等尚未被全部纳入保护体系内。作者建议未来自然保护区建设要从以保护物种为中心转向以保护生态系统为中心。应立足现有保护区网络,以扩建原有保护区为主;将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建立跨国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区规划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如在西部应以建立大型自然保护区为主;中、东部人口稠密地区以建立中小型保护区和保护点为主;在候鸟越冬、繁殖与停歇地,可建立季节性保护区等。     

关于缆车的问题

应该说,保护区内如无特殊必要是不应修建缆车道的,特别是在一些具有严格保护性质的保护区更是如此。如果经过专家的论证实在需要修建的,也必须严格选择适当地段,例如比较隐蔽的区域,     

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政策响应研究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区政策是联结保护区和社区关系的纽带,通过调查和分析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政策的响应,可以获得改善两者关系的有、效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保护区的主要生态保育政策和工程对改善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产生潜在威胁;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以电代柴政策与居民用电消费和补偿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需要制定科学的用电消费和补偿机制。（2）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认知响应在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现行政策的认知响应,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点影响社区居民对移民政策的响应,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科学确定电价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生态与娱乐属性的权衡:一个选择实验的应用

随着自然保护区多样化的发展以及旅游需求的日益增长,保护区管理者面临着保护生态环境与满足娱乐需求的双重压力,这使得保护区管理者需要更多的信息进行决策。以中国东北部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进行了一项选择实验,选取生物多样性、预期游客数量、景区的环境教育设施、门票价格等4个属性,分别采用多项logit模型、随机参数logit模型和潜在分类模型,探究游客在可能存在冲突的管理优先级之间的偏好。目的是揭示游客如何评价保护区不同的管理属性,以及各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和偏好,并根据这些信息制定有效的保护区管理指南。研究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是保护区游客最关注的属性,并且游客对于生态属性的关注度高于娱乐属性。因此,保护区管理者应首先维持并改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环境,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开发具有环境教育作用的娱乐服务。此外,研究发现游客可分为生态友好型和价格敏感型两种类别,不同类型的群体对游览保护区存在不同偏好,女性和年轻的受访者对生态更友好,男性和年长的受访者对价格更敏感。本文的贡献是将某一方面属性价值的描述扩展到涵盖多个管理属性的研究,并为保护区管理中生态与娱乐的权衡问题提供了更具体的见解。     

保护区与社区如何协调发展:以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协调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的关系,需要了解社区的发展特点与意愿诉求。2014年9–11月,我们对广西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的151个自然屯进行了调查。调查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关键人物访谈法,结合文献法、季节历、市场调查分析、参与式山林考察、社区需求分析等方法,并于2015年开展了深入保护区内社区农户的精准扶贫调查作为补充。根据调查,得出以下结论:(1)社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林地资源为主,对保护区资源依赖程度较强,基础设施整体发展不足,市场化水平不高,缺乏发展资金;(2)社区发展意愿多样,但依然集中在生存需求方面;(3)社区对保护区的诉求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森林资源利用方面。本研究根据目前社区所处的发展阶段,结合保护区面临的威胁、发展策略以及生物资源分布特征等,从优先关注区域、关注人群、关注项目等方面探讨了保护区与社区协调发展途径,并给出发展项目建议,包括栖息地恢复与人工林生态改造、社区生计替代相结合,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助,重点关注与落实保护区内分布社区的发展意愿与行为诉求,丰富社区发展内涵等,同时建立社区共管委员会、开展人员培训与自然保护宣传教育。本项研究探讨了在开展社区工作初期时的工作方法与内容,并建议下一步可向微观与宏观两个方向发展,即建立村级、家庭的和谐指标评价体系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相关利益群体做好社区工作的法制化与标准化,保护区与社区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这种思路对自然保护区其他方面的建设管理也具有借鉴意义。     

红树林在佛罗里达倍受呵护

1999年6月,我有幸访问了美国位于佛罗里达州鲁克利湾的佛罗里达海洋保护区,并参与了一些保护区的监测、教育和研究等活动。下面这组图片即是我见到的美国对红树林保护区管理活动的一部分。     

内蒙古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中城市(镇)的功能及其与保护区的相互关系

内蒙古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是以保护欧亚大陆典型草原生态系统为目的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为了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锡林河流域的生态功能．在成立保护区时将锡林浩特城市以及白音锡勒城镇等规划在内。但是,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成立15a来。长期存在着保护与发展的尖锐矛盾,保护区基本上无核心区、草地类型的生态系统出现大规模的退化、城市(镇)与保护区的发展基本脱节、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用处于非常原始的掠夺性利用状态。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应充分考虑到社区的发展问题,解决人的生存出路并提高他们的生活员量。即以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为例,探讨了城市(镇)的作用及其与保护区的相互关系,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所采取的对策。     

基于熵权的珠江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综合评价

运用熵权法对珠江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48个样本的保护区中7个为高水平,30个为较高水平,10个为一般,1个较差。从总体水平上看,虽然具有一部分较高水平的保护区,但珠江三角洲的保护区建设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深圳、中山、佛山等地亟待建立新的保护区加以补充;(2)保护区的综合水平与面积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建立了综合水平与面积之间的回归模型,并进一步求出珠江三角洲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理论上的最适宜面积;(3)区域保护区综合水平的提高与最大面积指数正相关,区域可以通过建设面积相对较大的优质保护区成为区域生态增长极,通过物种的交流和环境影响拉动其它保护区的发展,但区域范围内保护区之间面积差异不能太大;(4)自然干扰对沿海及岛屿类型的保护区综合水平影响相对较大。     

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针对目前国内外广泛出现的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冲突,研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为例,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和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向卧龙保护区内的农户、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和游客等4类人群发放调查问卷,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模式(包括发展协调型、社区不利型、保护区不利型和冲突竞争型)及其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4类人群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的界定有显著差异(P＜0.05),但皆以发展协调型为主导模式.卧龙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限制资源的利用等;当地社区对卧龙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协助保护野生动植物、参加联防工作、放牧破坏生物生境等.影响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旅游和社区活动.建议建立专职的社区共管部门,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并设立野生动物破坏补偿委员会.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评价便于管理人员整体把握各项社区管理措施的管理成效,从关系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着手,提高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