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热保护区社区共同管理体系

在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东亚、南亚地区,日益增长的乡村人口,对资源需求不断增加,自然生态系统不断遭受大范围的破坏、逆转和退化,因此,自然保护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保护区与当地群众之间利益冲突不断上升,保护区土地不断被侵占残蚀,而传统的保护区管理方法和强制手段已不能解决保护区与当地群众之间对搞性的利益冲突。为此,提     

协调保护区与地方关系

如果说资金短缺是困扰保护区生存和发展的最窘迫的问题,那么如何处理与当地群众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利益等诸多社会问题缠绕在一起的保护区与地方关系的矛盾,则是最复杂最棘手的事情。就拿山口国家级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来说,目前正受着——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群众脱贫致富

生物圈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地区,也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当地群众在利用资源、发展经济方面受到了一些限制。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保护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找不到更多增加收入的门路,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给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了很大压力,协调好自然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的矛盾,在保护自然景观的前提下使当地群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尽快富裕起来,是保护区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典型模式

随着全球自然保护区数量以及保护区内部及周边人口的与日俱增,保护与发展的和谐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看作两个互相作用的系统,从自然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当地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两方面剖析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3种典型模式：发展平衡型、发展失衡型和冲突竞争型,其中发展失衡型又分为社区不利型和保护区不利型。然后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对农作物和家畜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以及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对3种模式加以识别。这种模式的划分以及关键行为特征的识别便于保护区为社区管理工作定位,有助于保护区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针对目前国内外广泛出现的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冲突,研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为例,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和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向卧龙保护区内的农户、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和游客等4类人群发放调查问卷,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模式(包括发展协调型、社区不利型、保护区不利型和冲突竞争型)及其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4类人群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的界定有显著差异(P＜0.05),但皆以发展协调型为主导模式.卧龙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限制资源的利用等;当地社区对卧龙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协助保护野生动植物、参加联防工作、放牧破坏生物生境等.影响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旅游和社区活动.建议建立专职的社区共管部门,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并设立野生动物破坏补偿委员会.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评价便于管理人员整体把握各项社区管理措施的管理成效,从关系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着手,提高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     

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发展研究——以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为例

保护区与周围社区村寨的发展问题是影响保护区安全的大事。本文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基诺族社区巴卡小寨为例 ,通过市场调查和对巴卡小寨村民的问卷访谈 ,探讨保护区与周边村寨的关系问题 ,特别关注村民由于保护区的保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和经济损失的数额。结果发现 ,当地居民可以从保护区中获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经济收入 ,2 0 0 1年占总收入的 2 1 2 4 %。但当地村民因为保护区占用土地而蒙受较大数量的机会成本损失。根据调查结果对保护区的进一步管理和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走出孤岛──保护区实施共同管理势在必行

保护区与周边地区有关部门和社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实施共同管理，是保护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其中尚存在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但是其发展方向不容置疑。 一、为什么要共同管理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保护区大多处于一种孤岛状态，堡垒式的管理方式制约了保护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如果这种管理方式能够行得通，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长期的实践证明，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忽略了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和当地居民的利益，就常常使得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使保护区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并常处于…     

自然保护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效果是保护区管理工作能力的重要考核指标。由于管理基础、管理机制和管理行为的不同,对保护区的管理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差异。为了剖析保护区管理过程中各项管理要素对管理效果产生影响情况及其重要程度,从林业系统中选取15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问卷调查,从26项管理要素中得到14项能体现管理有效性的关键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X^2检验的方法,分析这些关键评价指标与保护区的管理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经过研究,自然保护区管理效果的3个指标（保护状况E1、保护区控制E2、对当地社区经济效益的影响E3）中,目前E1在各个保护区中的管理效果得分中最高,这说明维护保护区的保护状况仍是各个保护区最为重视的工作目标;而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指标中各个因子对于管理效果有不同的影响结果。在这些管理评价指标中,宣传项目是唯一对保护区管理效果中的3个指标都有影响的因素,并对E1这一管理效果因素影响最大,而管理监督评价和旅游管理与收费则是分别对E2、E3的影响最大。通过分析,将会更加明确保护区的管理因素中各个指标的重要性,通过对采取合理的方式,最终可以提高保护区的管理效果。     

基于“3S”技术的五台山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分析

运用"3S"技术对五台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景观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求达到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和持续利用的目的。以2013年Landsat-7 ETM影像数据、DEM图、保护区水文图、区位图为基础,结合保护区植被类型及当地林业工作者的生产实践、研究成果,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影像解译方法,根据统计所得到的特征指数数据可计算推导出景观异质性指数,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破碎度指数,并结合保护区内猕猴的觅食、休憩等活动分析出自然保护区景观空间格局。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在封山育林后保护较好,人为干扰影响较少,植被是控制保护区环境的主要成分。目前对于保护区来说植被恢复是封山育林后的重要任务。景观空间格局分析将有利于促进保护区格局和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可进一步了解保护区景观格局和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五台山的土地资源利用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均有重要的意义。     

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政策响应研究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区政策是联结保护区和社区关系的纽带,通过调查和分析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政策的响应,可以获得改善两者关系的有、效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保护区的主要生态保育政策和工程对改善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产生潜在威胁;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以电代柴政策与居民用电消费和补偿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需要制定科学的用电消费和补偿机制。（2）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认知响应在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现行政策的认知响应,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点影响社区居民对移民政策的响应,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科学确定电价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道路设计——旅游生态规划的重要内容

1 前言生态旅游以保护区内的旅游自然资源为旅游对象,通过旅游活动为保护区增加收入,为当地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使旅游者接受环境教育。我国旅游业近年来发展迅速,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正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旅游热点。另一方面,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大多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而旅游开发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的研究

自然保护是全人为共同关切的问题。近些年来,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保护区类型多样、分布广泛、数量逐年增加。但是,目前在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是存在一定问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开发与自然保护的关系上,管理工作滞后。为进一步加强全省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本文从２４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功能研究入手,根据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和建设。     

对武夷山生物圈保护区的评估意见

1997年9月16日至22日,“第三次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大会暨武夷山生物圈保护区评估会”在武夷山市石开。来自全国26个自然保护区及有关主管部门、科研院所、新闻单位、当地政府及社区共6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以“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为主题,对武夷山生物圈保护区进行了考察和研讨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自然保护区普遍面临的一大问题。当地社区参与保护区管理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对于各级管理者和决策者来说这是一项新的课题。代表们从实施参与管理的目标(为什么要实行社区参与管理?)、参与管理的主体(谁来参与?)、参与管理的内容(管理什么?)、管理机制(如何动作?)、管理方式(采取什么组织形式与制度?)等不同角度对武夷山生物圈保护区进行了考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做出如下评估意见。     

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环境指标与生态旅游评价指标初探——以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旅游已成为当今旅游业的热点,而自然保护区则是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依托。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是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北京的生态环境及其旅游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保护区内积极开展具有特色的生态旅游,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科学的决策依据;为松山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和途径。     

自然保护区内划分缓冲区的意义和作用

长期以来在划定自然保护区时,大多是选择天然生态系统,保存较好的区域,并采取一草一木不能动的方针,以期达到绝对保护的目的。如果这样行得通,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实践证明,这样做不仅当地群众不理解,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常常得不到他们的合作和支持,造成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不协调,以致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开展不下去,甚至造成迫切要求保护的对象受到损害。为了处理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国际自然保护学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深入的调查,提出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上要遵循生态开发的方针,把自然保护区范围划得大些,既要包括天然生态系统,又要包括一些半开发甚至已开发的区域在内。把它办成一个管理自然的基本单位,起着保护、科研、教育、生产和旅游等多功能的作     

实施“村室经济发展计划”的经验——草海自然保护区把扶贫引入管理机制

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引进并实施扶贫项目,扶持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以求得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当地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这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还是一个新的尝试。这两年来,我们坚持把自然保护同当地居民的利益统一起来,一手抓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一手抓扶持当地人民的治穷脱贫,有力地促进了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一个湿地保护区的重负

每个自然保护区都有着深刻的当地背景,比如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喀斯特贫困山区的茂兰保护区、在藏族百姓神山信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四川西部山区的亚丁保护区、在缺水的华北平原由一个水库演变而成的衡水湖保护区……不同的生态、社会、经济背景组成了每一个保护区生动而截然不同的背景故事。而真正读懂每一处的故事是理解和管理那个保护区不可逾越的一步。本期刊物所说的是在那个赫赫有名的北大荒地区一个从荒地到粮仓,再到保护区的故事。     

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特征研究

研究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特征对加强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资料收集,采用方差分析、多元比较、相关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的分布格局、各类型保护区各功能区划面积比例及功能区面积与物种的关系等数量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上以森林生态系统类型最多;面积上为荒漠生态系统类型最大;面积分布格局呈现从西向东及从北向南逐渐减少的趋势。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功能区面积所占其总面积的比例之间差异不显著;相关分析表明在以物种为保护对象的保护区中,其总面积、各功能区面积与物种数量、动植物种类的相关性显著。该研究相关结果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横断山脉的一颗明珠：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1992年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列为A级(全球重要)自然保护区,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外科学家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采集和研究工作。然而,保护区周边居住着30万人口,包括13个少数民族,有的仍处于贫困状况。摆在保护区管理者面前的严峻挑战是如何把保护工作与周边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对保护区和当地社区都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保护区帮助村民开展多种经营,实行混农林业,村民们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保护高黎贡山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 今后的困难还很多,野生动物破坏村民庄稼的补偿问题,当地经济发展技术与策略的选择问题,保护区自身体制机制的适应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沿着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探讨开拓。     

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及内涵

生物圈保护区是一个开放的资源管理基地。它将保护区的管理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紧密结合在一起。除具有一般保护区所具有的保护功能以外,生物圈保护区还具有促进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发展功能以及开展科学研究,教育,监测,培训,示范,信息交流等后勤支持功能,它最鲜明的特色在于实施的过程中强调当地社区和居民的参与,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