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下寒露林蛙在中国的潜在地理分布

近几十年来,全球变暖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敏感的两栖动物。寒露林蛙(Rana hanluica)是中国特有种,但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处于无危状态。为了评估寒露林蛙种群的生存现状,掌握该物种在中国的潜在分布区,以及在未来气候变化条件下适宜生境区的变化,本研究利用最大熵(MaxEnt)生态位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对中国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2050和2070年)寒露林蛙的适宜生境区进行识别。基于47个寒露林蛙分布位点和20个典型环境因子,建立了寒露林蛙在当前和未来气候条件下的适宜生境模型,并分析了相关的环境影响因子。结果表明: MaxEnt模型的预测准确度较高,受试者工作曲线面积值达0.993;寒露林蛙在当前气候条件下的潜在适宜生境面积为36.36万km²,潜在地理分布区域主要位于湖南省和贵州省;影响潜在地理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为最干月降水量和海拔。在未来2种典型浓度路径的气候情景下(SSP1-2.5和SSP5-8.5),寒露林蛙适宜生境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缩减,导致总适宜生境面积呈减少趋势;其高适宜生境向高纬度地区转移,其核心分布区仍以湖南省为主。     

水菜花种群潜在生境选择与空间格局预测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水菜花(Ottelia cordata)，喜生于清洁的水环境中，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是检验湿地环境及气候变化的关键指示物种之一，在我国仅零星分布于海南北部的火山熔岩湿地区，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研究水菜花种群潜在生境选择及其空间格局演变，有利于加强濒危物种保护保育及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管理。该研究基于GIS平台和MaxEnt模型，结合气候、地形和土壤因子，探究水菜花种群环境限制因子及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潜在适宜生境的演变格局。结果表明，水菜花种群对温差与降水量变化敏感，等温性、最冷季度降水量、土壤类型和年均降水量对水菜花种群分布影响显著；全新世中期-当前-2070年气候变化背景下，水菜花适宜生境面积先减小后增大，分布重心呈西南-东北-西南转移格局；未来气候情景下，水菜花种群高度和中度适宜生境缩减，低适宜生境增加，南部地区将出现新增适宜生境，东北、西北及西南部适宜生境将发生消减。该研究从气候环境角度论证了水菜花种群的潜在生境选择及空间变化特征，可为濒危物种保护保育、湿地管理及其生物多样性维护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     

气候振荡背景下宁夏枸杞地理分区变迁研究

宁夏枸杞在中国北方广泛分布,重建宁夏枸杞的历史地理分布格局,确定其环境分布限制,为其种质资源保护和植物形成与进化趋势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该研究以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为代表,采用MaxEnt模型对该物种228例野生有效分布点和19个环境变量进行评估,以明确影响其分布的相关环境因子;并对末次间冰期以来不同时期的地理分布格局进行建模分析,以揭示在气候变暖条件下宁夏枸杞适宜分布区的变化趋势,预测未来(2050s和2070s)在RCP2.6、RCP4.5和RCP6.0三种CO₂排放情景下宁夏枸杞的潜在地理分布变化。结果表明：(1)温度对宁夏枸杞的分布至关重要,其中最冷季度平均温度是影响该物种分布最重要的气候因子。(2)所建模型对宁夏枸杞的适宜分布区的模拟结果与当今实际分布一致,但分布区域比实际分布区域大。(3)宁夏枸杞的适宜分布区面积在末次冰盛期进行了收缩,而在末次间冰期分布区面积明显扩大(最大为4.23×10⁶ km²),并呈现出向北推进和向南退缩的趋势。(4)在未来3种气候情景下宁夏枸杞的适宜分布区面积均趋于缩小;随着气候变暖的加剧,宁夏枸杞适宜分布区将向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迁移,且生境破碎化现象比现在更加严重。(5)在RCP2.6 2070s情景下,宁夏枸杞质心向西迁移108.66 km;在RCP6.0 2070s情景下,宁夏枸杞质心向东北迁移30.23 km。研究认为,宁夏枸杞的分布格局对气候变化具有强烈响应,随着气候变暖,宁夏枸杞的适宜分布区将向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迁移。     

伯乐树潜在地理分布时空格局模拟

以伯乐树(Bretschneidera sinensis Hemsl.)为研究对象,基于现有的151个伯乐树居群分布点及12个气候变量,运用MaxEnt模型和GIS技术,模拟末次盛冰期、全新世中期、当前、未来(RCP 2.6、RCP 4.5、RCP 6.0和RCP 8.5)气候情景下的伯乐树潜在地理分布格局;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的面积(AUC值),评价模拟的精度;综合分析测试增益、气候变量贡献率及置换重要值,探讨制约伯乐树地理分布的主导气候变量;基于分布面积比(N a)、生境变化程度(N e),比较伯乐树在不同气候情景下的地理分布动态。ROC曲线结果显示,7种不同气候情景下的训练集与测试集AUC值均大于0.99,表明模型模拟精度极高。测试增益、气候变量贡献率及置换重要值显示,昼夜温差月均值、等温性和最干季度降水量是伯乐树潜在地理分布的限制因子。不同气候情景下伯乐树地理分布动态暗示,金佛山、大瑶山可能是伯乐树冰期多个微型避难所;末次盛冰期以来,伯乐树地理分布经历了扩张过程;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其地理分布范围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25%~47%)的收缩,其中RCP 8.5情境下,伯乐树居群生境破碎化最为严重。开展伯乐树资源调查、收集和遗传管理的国际合作,在气候适宜地区建立迁地保育林,是有效防止伯乐树遗传资源丢失的重要措施。     

凉山山系大熊猫和黑熊适宜生境预测及重叠分析

研究同域物种的分布格局及重叠状况对物种的区域整合保护管理及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及长期野外调查数据, 利用MaxEnt模型预测了凉山山系两种同域分布的熊科动物——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和黑熊(Ursus thibetanus)的适宜生境, 基于适宜生境预测结果, 分析了两个物种的生境需求因子、生境破碎化现状及重叠状况。结果显示: (1)大熊猫和黑熊的适宜生境分布格局相似, 主要分布在凉山山系的山脊地带, 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1,383.84 km²和2,411.49 km²; (2)两个物种的适宜生境都较为破碎, 且存在一些隔离分布区, 相较而言, 黑熊适宜生境的连通性要优于大熊猫; (3)两个物种生态位重叠度较高(D = 0.654, I = 0.901), 适宜生境重叠面积为958.29 km², 分别占大熊猫和黑熊适宜生境总面积的69.25%和39.74%; (4)两个物种对环境因子的选择和响应表现出了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性在于对两个物种生境分布影响最大的两个因子均为距居民点距离和海拔; 差异性在于对大熊猫生境分布影响次之的因子是植被类型和最冷季均温, 而黑熊的是年最大EVI指数和距道路距离。为了更有效地保护两个物种, 应加强对人类干扰的控制和植被的恢复, 对栖息地实行连通管理, 并建立多物种保护规划。     

海南热带雨林特有兰科植物华石斛潜在适宜生境预测

为探明华石斛(Dendrobium sinense)潜在适宜分布范围,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和MaxEnt模型,基于25个野外调查的分布数据,以气候变量和地形变量为环境预测因子,对华石斛当前及未来时期的适宜生境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华石斛在海南岛内的潜在适宜生境面积约为403.4 km2,占海南岛总面积的1.1%,主要分布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分局、鹦哥岭分局、尖峰岭分局、吊罗山分局以及五指山分局管辖区域,零星分布于黎母山分局管辖区、五指山市南部、琼中县、万宁市、保亭县和三亚市等地。华石斛适宜分布区域极其狭窄,适宜生境斑块化,呈现较为严重的破碎化。海拔、降水量季节性变异系数、最湿季降水量及最暖月最高温是影响华石斛种群分布格局的主要环境因子,华石斛的最适宜生境条件为海拔1 070～1 600 m,降水量季节性变异系数0.80～0.88,最湿季降水量1 700～2 266 mm,最暖月最高温18℃～25℃。相比于当前,2050年在RCP4.5、RCP8.5气候情景下,华石斛的潜在适宜生境分别减少19.1%和19.5%,2070年减少19.7%和19.8%。预测模型的3个评估指标(A...     

基于四种常用机器学习的梭梭(Haloxylon ammod endron (C.A.Mey) Bunge)适宜生境分布研究

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 (C.A.Mey) Bunge是适应中亚荒漠生境的耐寒、抗旱、耐盐碱C4植物, 预测该物种地理分布范围以及未来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该物种适宜生境分布的变化, 对于我国荒漠区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收集的梭梭分布数据与33个环境因子, 基于四种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组成的组合模型对该物种适宜生境在我国西北干旱区的分布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 (1)不同的模型算法的结果在空间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但其分布细节具有一定的差异性。(2)梭梭在我国的适宜生境面积约为0.91×106 km2, 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边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 内蒙古巴丹吉林、乌兰布和、腾格里沙漠和库布齐沙漠的西部, 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等地区。(3)未来气候变化对该物种适宜生境分布的影响取决于升温幅度, 但是在大部分的增温情景中, 该物种的适宜生境变化较小。(4)高适宜生境面积为0.19×106 km2, 应该作为梭梭原生产地保护以及人工种植的重点区域。(5)集成多模型结果的组合物种分布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模型的不确定性, 增加模型的精度。在环境条件限制性较高的干旱区, 加入土壤因素能够有效提高物种分布模型的建模科学性和合理性。     

末次盛冰期以来红豆树在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分布动态

红豆树(Ormosia hosiei Hemsl. et Wils.)是中国的特有种,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景观价值和药用价值。由于木材珍贵,人工盗伐严重,其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不断减少,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近危物种。气候变化会对物种的分布造成严重影响,理解该影响将有助于物种保护策略的制定,尤其是为濒危物种未来的保护提供重要参考。本研究基于红豆树在中国的地理分布数据,借助经相关性分析后筛选出的9个变量因子,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模拟红豆树在末次盛冰期、全新世中期、当代和未来气候情景下的潜在分布区和影响其分布的主导环境因子,并且通过空间分析模拟其在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结果表明MaxEnt在各时期训练集和测试集的AUC(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均值均达到0.9以上,表明模型有很好的预测能力。刀切法(Jackknife)表明年均降水量、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和昼夜温差月均值是主导其分布的三大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91.8%。将模拟结果导入到ArcGIS后,处理得到不同时期红豆树适生区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结果表明,自末次盛冰期以来,红豆树的适生...     

气候变化对东北濒危动物驼鹿潜在生境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气候变化对物种生境,尤其是濒危物种生境影响对未来保护物种多样性和保持生态系统功能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以驼鹿乌苏里亚种(Alces alces cameloides)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对驼鹿分布可能存在影响的22个环境因子,利用最大熵(Maxent)模型模拟了驼鹿基准气候条件下在我国东北的潜在生境分布,并预测了RCP4.5和RCP8.5两种气候变化情景下2041—2060年(2050s)、2061—2080年(2070s)驼鹿潜在分布,采用接收工作曲线下面积(AUC)对模型预测能力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最大熵模型预测驼鹿潜在生境分布的精度较高(平均AUC值为0.845),22个环境因子中,年均温、最暖季均温、年降水、平均日较差是影响驼鹿生境分布的主要因子。基准气候条件下,驼鹿的潜在生境面积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36.4%,潜在生境分布区主要在大、小兴安岭。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区内驼鹿当前潜在生境面积明显减少,而新增潜在生境面积较少,总面积呈现急剧减少的趋势,其中RCP8.5情景减少程度大于RCP4.5情景。至2050s阶段,当前潜在生境面积平均将减少62.3%,新增潜在分布面积平均仅为3.6%,总潜在生境面积最高将减少65.6%,平均将减少58.8%;至2070s阶段,当前潜在生境面积平均将减少75.8%,新增潜在分布面积平均仅为1.9%,总潜在生境面积最高将减少93.1%,平均减少73.9%。空间分布上,驼鹿的潜在生境的几何中心将先向西北移动,然后再向高纬度地区西南方向迁移,至2050s阶段,潜在分布生境的几何中心在RCP4.5和RCP8.5情景下的迁移距离分别为183.5 km和210.8 km;至2070s阶段,相应情景下的迁移距离将缩短至28.7 km和33.8 km。潜在生境分布整体呈现向高海拔、高纬度迁移的趋势。     

基于生态位模型的艾比湖鹅喉羚生境评价

明确物种生境空间分布格局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对了解该物种的生境需求和适宜生境空间分布至关重要。生境评价和预测是对物种进行有效保护的基础。以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为研究对象,以其重要栖息地新疆博州艾比湖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域,选取115个鹅喉羚分布点数据和23个环境变量因子,应用MAXENT模型分析其生境空间分布及主要影响因子,划分了鹅喉羚在研究区域的适宜生境,并对它的栖息地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鹅猴羚生境选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气温日较差是影响鹅喉羚生境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植被类型,坡度和最干月降水量对艾比湖鹅喉羚的生境选择影响不大。除了温度和降水在内的19项生物气候变量是鹅猴羚选择生境的重要因素之外,海拔和坡向等地形特征也影响鹅猴羚的生境选择性。鹅喉羚的高度适宜生境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域的北部和东部,中度及低度适宜生境区则分布于高度适宜生境区的边缘,而非适宜生境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研究不仅提供了鹅喉羚在艾比湖的实际分布状况及其栖息地特征,也为鹅喉羚在栖息地方面的研究,即鹅猴羚的栖息地选择和环境因子的关系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气候变化情景下大花杓兰在中国的适生区预测

大花杓兰(Cypripedium macranthos)隶属兰科杓兰属,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与大多数杓兰属植物分布在我国西南山区不同,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华北、东北和台湾等地区。多年来,过渡采挖等导致了大花杓兰种群数量和个体数目急剧下降。鉴于大花杓兰特殊的分布格局和濒危现状,选择过去、当前和未来8个气候情景,利用MaxEnt物种分布模型结合38个环境变量及来源于数据库和最新实地调查的80个分布位点进行建模,分析了影响大花杓兰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预测了其在当前、过去和未来气候情景下的适生区及其分布中心和迁移趋势。结果表明：当前情景下,大花杓兰适生区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影响其分布的5个关键环境变量分别是：UV-B最强月份均值(UV-B3,贡献率：54.0%)、森林覆盖率(FOR,贡献率：14.3%)、降水量季节性变化(BIO15,贡献率：7.4%)、温度季节性变动系数(BIO4,贡献率：6.8%)和草/灌木/林地(GRS,贡献率：4.6%)。其中,紫外辐射相关变量是首次被运用在杓兰属植物的适生区分布预测中,并被证实对大花杓兰的分布具有重要影响。过去3个气候情景下大花杓兰总适生...     

闽楠(Phoebe bournei, Lauraceae)地理分布及随气候变化的分布格局模拟

掌握气候变化对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布和适应性变化趋势的影响,是开展保护生物学研究的基础。闽楠（Phoebe bournei）是我国东部亚热带森林的优势树种,也是金丝楠木的主要来源树种。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园林与生态价值,目前已被列为国家II级保护植物。预测不同气候背景下该物种的地理分布格局可为这一珍贵树种的资源保护、合理利用与开发提供指导依据,同时也为闽楠的起源与地理分化研究奠定基础。本研究基于闽楠的123个分布点信息与19个气候因子,采用最大熵模型（MaxEnt）与ArcGIS空间分析,构建闽楠于末次冰期（距今22000年）、当前（1950-2000年）以及未来（2050年与2070年）相应地潜在分布区格局,并确定未来受威胁的适生区、面积与影响分布的气候因子。结果表明：闽楠的适生区覆盖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重庆,制约闽楠地理分布的气候因子主要是温度季节性变化标准差（Bio4）、最暖月最高温（Bio5）与最干季降水量（Bio17）;在末次盛冰期闽楠退缩到我国东部的许多山区,诸如武夷山、浙闽丘陵、武陵山、雪峰山、湘黔桂毗邻的山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到2050年与2070年闽楠的适生区有着破碎化甚至丧失的风险。     

基于优化的最大熵模型预测中国高山栎组植物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分布变化

气候变化影响着植物物种的地理分布,预测物种潜在适生区对认识其地理分布特征及发挥其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以高山栎组植物为研究对象,运用R语言ENMeval数据包调整调控倍频（RM）和特征组合（FC）优化的最大熵（MaxEnt）模型和ArcGIS软件,基于160条高山栎组植物分布点记录和22个环境因子进行潜在适生区预测,探讨影响其地理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同时预测其在末次间冰期（Last interglacial,LIG）、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全新世中期（Mid Holocene,MH）、当代（Current）、2041-2060年（2050年）和2061-2080年（2070年）3种不同CO₂浓度排放路径下潜在适生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质心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最优模型参数RM=2.5,FC=LQHPT时,MaxEnt模型复杂度和过拟合程度最低,模型预测准确性极高,AUC=0.960±0.15。综合刀切法贡献率、置换贡献率和单因子响应曲线可知影响其地理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是气温季节性变动系数（bio4）、高程（dem）、年降水量（bio12）和等温性（bio3）,其适宜范围分别为435-625、1792-3978m、670-1050mm和41.5-50.3,累计贡献率高达81.6%,其中温度是影响高山栎组植物最重要的环境因子。当前气候条件下,高山栎组植物总适生区面积62.37×10⁴km²,高适生区面积10.47×10⁴km²,占总适生区面积的16.79%,集中分布于川滇横断山地区、滇中高原北部、藏东南以及黔西部分地区。各个时期间高山栎组植物的适生区面积差异较大,当代潜在适生区面积最小且破碎化最严重,可能由于气候变化及人类影响所致。未来各个时期潜在分布区面积均有增大的趋势,但RCP8.5情景下面积相较于其他情景有所降低,表明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不利于高山栎组植物的长期生长。同时,质心分析表明未来气候条件下其分布有向低海拔和低纬度迁移的趋势。     

Climate‐driven shif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koala‐browse species from the Last Interglacial to the near future

The koala's Phascolarctos cinereus distribution is currently restricted to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ustralia. However, fossil records dating from 70 ± 4 ka (ka = 10³ yr) from south‐western Australia and the Nullarbor Plain are evidence of subpopulation extinctions in the southwest at least after the Last Interglacial (~128–116 ka). We hypothesize that koala sub‐population extinctions resulted from the eastward retraction of the koala's main browse species in response to unsuitable climatic conditions. We further posit a general reduc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koala‐browse trees in the near future in response climate change. We modelled 60 koala‐browse species and constructed a set of correlative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for five time periods: Last Interglacial (~128–116 ka), Last Glacial Maximum (~23–19 ka), Mid‐Holocene (~7–5 ka), present (interpolations of observed data, representative of 1960–1990), and 2070. We based our projections on five hindcasts and one forecast of climatic variables extracted from WorldClim based on two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considering the most pessimistic scenario of high greenhouse‐gas emissions) and topsoil clay fraction. We used 17 dates of koala fossil specimens identified as reliable from 70 (± 4) to 535 (± 49) ka, with the last appearance of koalas at 70 ka in the southwest. The main simulated koala‐browse species were at their greatest modelled extent of suitability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with the greatest loss of koala habitat occurring between the Mid‐Holocene and the present. We predict a similar habitat loss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2070.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habitat change support our hypothesis that koala extinctions in the southwest, Nullarbor Plain and central South Australia resulted from the eastward retraction of the dominant koala‐browse species in response to long‐term climate changes. Future climate patterns will likely increase the extinction risk of koalas in their remaining eastern ranges.     

气候变化情景下中国荒漠锦鸡儿潜在适生区的时空变化分析

荒漠锦鸡儿是一种强旱生矮灌木,主要分布在荒漠草原和草原化荒漠中。该研究以植物志和数字标本库中获取的130条记录生成的荒漠锦鸡儿分布记录样点图为基础,运用组合模型(ESDM)模拟荒漠锦鸡儿在末次冰盛期、全新世中期、当前和未来(2030s)气候情景下的潜在地理分布,通过ArcGIS计算适生区面积及质心迁移轨迹,探讨末次冰盛期以来气候变迁对荒漠锦鸡儿分布的影响,为气候变化背景下荒漠锦鸡儿的保护提供理论基础。结果表明:(1)降水因子对荒漠锦鸡儿分布的影响高于温度因子和地形因子。(2)当前荒漠锦鸡儿的中、高适生区面积为10.172×10^(5) km^(2),质心位于阿拉善左旗。(3)末次冰盛期质心向东南迁移至全新世中期质心,继而向东北迁移至当前质心,荒漠锦鸡儿能较好地适应末次冰盛期寒冷干燥的环境。(4)在未来RCP2.6、RCP4.5和RCP6.0情景下,荒漠锦鸡儿中、高适生区面积均成增加趋势,但RCP8.5情景下的适生区面积却比当前减少了1.981×105 km^(2)。研究推测,轻度的气候变暖有利于荒漠锦鸡儿的生存与分布。     

Coupling Genetic and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to Examine the Response of the Hainan Partridge (Arborophila ardens) to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animal species is critical for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ir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s. During the late Quaternary period, Southeast Asia had a larger land area than today due to lower sea levels, and its terrestrial landscape was covered by extensive forests and savanna. To date, however, the distribution fluctuation of veget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genetic structur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of local animals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are still disputed. In addition, the responses of animal species on Hainan Island, located in northern Southeast Asia, to climate changes during the LGM are poorly understood. Here, we combined phylogeographic analysis, paleoclimatic evidence, and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to examine the response of the flightless Hainan Partridge (Arborophila ardens) to climate change. We concluded that A. ardens survived through LGM climate changes, and its current distribution on Hainan Island was its in situ refuge. Range mode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 ardens once covered a much larger area than its current distribution. Demographic history described a relatively stable pattern during and following the LGM. In addition, weak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 suggests a role in promoting gene flow between populations with climate-induced elevation shifts. Human activities must be considered in conservation planning due to their impact on fragmented habitats. These first combined data for Hainan Partridge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paired genetic and SDMs study. More related works that might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ponses of the species in Southeast Asia to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are needed.     

Uncommon paleo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hrysolophus pheasants in east Asia: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Some modeling studies indicated that the past distributions of species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Last Interglacial (LIG) and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periods differ from those of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species and the deviant Asian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known under the term ‘pre‐LGM expansion’. It represents the unusually similar distribution patterns between the current and the LGM scenario. However, there is still no satisfying explanation for this phenomenon so far. Therefore, we took the two recently separated pheasant species of genus Chrysolophus in east Asia as an example to test the pattern by performing ecological niche model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the paleodistributions of these two pheasants also corresponded to the ‘pre‐LGM expansion’ pattern; 2) climatic similarity results from mobility‐oriented parity analysis also revealed similar pattern for both species; 3) climate regimes of east Asia showed pattern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a climate shift towards drier conditions and stronger seasonality and to more extreme temperatures of the coldest month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LIG; 4) the two Chrysolophus species occupi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cological niches according to current distribution. We suggest that ecological segregation established in allopatric glacial refugia should be the main determinants for the separation of two Chrysolophus species until they came into extant post‐Pleistocene contact.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on Arcto‐Tertiary Mexican beech forests: Exploring their past,present, and future distribution

Fagus mexicana Martínez (Mexican beech) is an endangered Arcto‐Tertiary Geoflora tree species that inhabit isolated and fragmented tropical montane cloud forests in eastern Mexico. Explor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limate change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exican beech involves the study of spatial ecology and temporal patterns to develop conservation plans. These ar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niche conservatism of other forest communities with similar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For this study, we used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by combining occurrence records, to asses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changes of the past (Last Glacial Maximum), present (1981–2010), and future (2040–2070) periods under two climate scenarios (SSP 3‐7.0 & SSP 5‐8.5). Next, we determined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and priority conservation areas of Mexican beech as associated with topography, land cover use, distance to the nearest town,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By conside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exican beech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and under different climate scenarios, our study estimated that high‐impact areas of Mexican beech forests were restricted to specific areas of the Sierra Madre Oriental that constitute refugia from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Regrettably, our results exhibited that Mexican beech distribution has decreased 71.3%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d this trend will for the next 50 years, migrating to specific refugia at higher altitud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 states of Hidalgo, Veracruz, and Puebla will preserve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features as ecological refugia, related to high moisture and north‐facing slopes. For isolated and difficult‐to‐access areas, the proposed methods are powerful tools for relict‐tree species, which deserve further conservation.     

Ephemeral Pleistocene woodlands connect the dots for highland rattlesnakes of the Crotalus intermedius group

Aim To test how Pleistocene climatic changes affecte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rotalus intermedius species complex. Location Highlands of Mexico and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 (Arizona). Methods We synthesize the matrilineal genealogy based on 2406 base pairs of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s, fossil‐calibrated molecular dating, reconstruction of ancestral geographic ranges, and climate‐based modelling of species distributions to evaluate the history of female dispersion. Results The presently fragmented distribution of the C. intermedius group is the result of both Neogene vicariance and Pleistocene pine–oak habitat fragmentation. Most lineages appear to have a Quaternary origin. The Sierra Madre del Sur and northern Sierra Madre Oriental are likely to have been colonized during this time.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for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predict expansions of suitable habitat for taxa in the southern Sierra Madre Occidental and northern Sierra Madre Oriental. Main conclusions Lineage diversification in the C. intermedius group is a consequence of Pleistocene climate cycling. Distribution models for two sister taxa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ierra Madre Occidental and northern Sierra Madre Oriental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expansion of pine–oak habitat across the Central Mexican Plateau. Downward displacement and subsequent expansions of highland vegetation across Mexico during cooler glacial cycles may have allowed dispersal between highlands, which resulted in contact between previously isolated taxa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new habitats.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scorpionfly Dicerapanorpa magna (Mecoptera,Panorpidae)

Climate changes can have fundamental impacts on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of montane species, and range shifts frequently lead to allopatric divergence follow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ondary contact zones. Many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organisms have retreated to southern refugia during glacial periods and colonized northward during postglacial periods,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evolutionary response of cold‐adapted insects to Pleistocene climate changes in eastern Asia. The scorpionfly Dicerapanorpa magna (Chou), with cold temperate habitat preference and weak dispersal ability, provides a good model system to explore how climate changes have influenced the distribution and divergence of cold‐adapted insects in eastern Asia. This study reconstructed the demographic dynamics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D. magna with phylogeographic approaches, and predicted the species’ suitable areas under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LGM) and current scenarios with the ecological niche modelling analysis. The mitochondrial cytochrome c oxidase subunit I resolved three phylogenetic lineages in D. magna dating back to Pleistocene, corresponding well with the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Qinling, Bashan and Minshan Mountains. The ecological niche modelling recovered the suitable habitats for D. magna were the Qinling and Bashan Mountains under LGM and current conditions. The three lineages of D. magna might be in a process of incipient speciation, and likely derived their current distribution from separate glacial origins, followed by vicariance and diver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