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与支持度——基于CSI框架和SEM的检验

从生计和生态双重维度探究牧户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与支持度,对于深化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改革,促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和牧区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生态经济人”预设的微观视角,以费耐尔满意度逻辑模型(CSI)为理论框架,使用2020年若尔盖草原574个牧户调研数据,通过反映性指标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对牧户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和支持度的因果机制进行了多变量、多路径的验证性分析。结果表明：(1)牧户对生计收入和生态质量越重视、“生态经济人”理性越高,其政策满意度就越高,生态保护的心理主动性也越大,相对效应大小=0.271。(2)牧户对政策实施结果的质量评价,是牧户政策满意度和支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对效应大小=0.518。(3)牧户对政策实施效果的价值感知,将会直接提升其政策满意度,并进一步促进其生态保护理性,相对效应大小=0.312。因此,提高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与支持度,应重点从三个维度综合施策：首先,应重视发展草原生态文化,培育牧户生态经济理性。其次,要稳步提升生态补偿标准,加强草原保护的工作力量,提升政策实施结果的质量。最后,草原生态补偿要重点加...     

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青藏高原区与西部荒漠区的实证

草原生态补偿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之一。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补奖政策实施的绩效。甘肃省针对不同牧区特点,实施了差别化的补奖标准。选取甘肃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区两个不同草原牧区类型351户牧民为调研对象,结合入户深度访谈和调查问卷,构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测定了不同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牧区牧民政策满意度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总体满意度偏低,满意度综合指数为67.24%。(2)牧民生计多样化对政策评价具有重要影响。西部荒漠区牧民收入来源较青藏高原区多样化,畜牧业所占比重低于青藏高原区,政策实施对牧民收入影响较小,青藏高原区牧民满意度为62.43%,低于西部荒漠区的72.35%。(3)牧民对政策作用的认知、家庭规模以及对政策的了解,是影响两个区域牧民对政策满意度的共同因素,但两个区域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因此,在后续政策实施中,实施"精准补偿"措施,多样化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示范引领安置牧民,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实现畜牧产业"三产"融合,逐步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牧业转型发展和牧民增收三方共赢。     

国内草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草原生态补偿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伴随着草原生态补偿奖励政策于2011年的实施,学术界就草原生态补偿展开了多视角、系统性和定量化的研究。基于文献研究法,文章在草原生态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保障机制、牧民意愿及满意度以及补偿效应等方面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揭示了目前政策实施所存在的政策机制与激励机制不相容、补偿资金来源单一、补偿标准偏低、补偿形式单一、社会保障配套制度缺乏、监管缺失和法律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最后,对后续研究的重要领域进行展望:进一步加强多学科理论支撑体系研究,研究方法的规范统一,研究视域的拓展以及政策实施绩效评估等,以确保政策高效可持续实施。     

流域生态系统补偿机制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发展起来的方向和热点,尤其在我国,生态补偿受到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其研究和实践进展迅速。流域是完整的地理与生态系统区域,是实施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典型单元。从流域角度研究和实施生态系统保护,可以最好体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要素的综合性。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的前沿命题。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国内外进展与应用案例,总结了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存在的主客体界定、补偿原则、措施短效性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炼概述了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就流域生态补偿确定方法、补偿途径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结合水权交易与水市场、流域社会化管理等问题,对流域生态补偿的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基于牧户感知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内蒙古东部草甸草原健康评价

治理草原退化是我国草原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我国目前关于草原退化判断、退化程度、原因及治理等系列问题的确定几乎皆以科学研究结果为依据,而忽视了牧户作为草原直接使用者和管理者的重要性。牧户对草原有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其与科学方法研究之间的矛盾已经影响到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内蒙古东部草甸草原牧户尺度草原为研究对象,借助牧户调研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将牧户划分为高、中、低3个经济水平,并运用Condition-Vigor-Organization-Resilience (CVOR)指数评价法,分析评价草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研究结果显示,牧户对草原健康状况的感知主要从植被、土壤、牲畜等方面,与科学方法评价指标选取具有相似性;牧户感知和CVOR指数法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均判定草原生态系统呈现不同程度退化;统计检验显示牧户对植被、土壤、牲畜影响等指标变化感知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CVOR指数法下不同经济水平牧户草场健康指数之间亦无显著差异(P0.05),两种方法均显示不同经济水平牧户草场退化程度无显著差异(P0.05)。研究证实了牧户感知在指标选取、评价结果方面具备用于准确评价草原健康状况的可行性和可信度。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将有利于更加准确、实时动态监测和评价牧户尺度草原生态健康状况,为调整优化畜牧业生产实践提供指导和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

为了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我国推行了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逐渐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和机制，目前全国已有十余个省份实行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行对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何科学、合理的界定和评价补偿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影响及影响的程度对政策的实施和改善意义重大，这也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的重要条件。在总结和梳理政策效果评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特点，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政策评价模型以及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评估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在第一个试点阶段（2012-2014年）期间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整体较好，但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并且需要从政策目标的确定、政策体系的健全、政策设计与执行等方面进行完善。建议推动建立流域生态补偿动态评估机制，研究制定相关技术指南；重视强化政策的配套机制能力建设，完善区域联动长效机制和信息共享；促进补偿政策目标从生态资源到生态资本转化，改善和保障河流生态基流；拓宽流域补偿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多元主体进入环保市场。在谋求生态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进一步统筹规划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好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流域治理和生态保护，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共赢。     

基于能值理论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采生态补偿机制

矿产资源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但在其开采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在当今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如何采取适宜的量化方法来表征矿产资源开采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选取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为研究案例,并基于能值分析方法,核算了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直接、间接环境损失,提出了生态补偿指数,用以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对能值分析指标的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生态补偿指数为89.18%,说明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的环境投入较高,需要的补偿费用较多;能值产出率为9.24,表明有色金属采选业的生产效率高;环境承载率为238,呈现高负荷状态,区域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巨大;可持续发展指数为0.039,表明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急需采取相关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调整。从经济成本角度,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需要的生态环境补偿费用约为4.38×109元,现阶段征收的资源税费远低于生态恢复的治理费用,不能够覆盖生态修复治理成本。最后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得出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分别从宏观角度、微观角度及长远角度3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IAD框架的国外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规则与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和流域水资源利用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工具。制度由规则构成,流域生态补偿应该包括哪些规则以及这些规则采取何种形式会对实施补偿的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应用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规则分类讨论流域生态补偿的规则安排,旨在更加深刻地理解规则在流域生态补偿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介绍了作为理论基础的IAD框架应用规则,运用系统评价法对国外流域生态补偿案例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归纳一组成功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所具备的特定规则,基于这组规则为我国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流域生态补偿提供借鉴与启示,以期能将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流域生态资源的治理效能。     

基于牧户感知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内蒙古东部草甸草原健康评价

治理草原退化是我国草原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我国目前关于草原退化判断、退化程度、原因及治理等系列问题的确定几乎皆以科学研究结果为依据,而忽视了牧户作为草原直接使用者和管理者的重要性。牧户对草原有自己的判断和认知,其与科学方法研究之间的矛盾已经影响到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本研究以内蒙古东部草甸草原牧户尺度草原为研究对象,借助牧户调研和野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将牧户划分为高、中、低3个经济水平,并运用Condition-Vigor-Organization-Resilience(CVOR)指数评价法,分析评价草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研究结果显示,牧户对草原健康状况的感知主要从植被、土壤、牲畜等方面,与科学方法评价指标选取具有相似性;牧户感知和CVOR指数法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均判定草原生态系统呈现不同程度退化;统计检验显示牧户对植被、土壤、牲畜影响等指标变化感知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CVOR指数法下不同经济水平牧户草场健康指数之间亦无显著差异(P0.05),两种方法均显示不同经济水平牧户草场退化程度无显著差异(P0.05)。研究证实了牧户感知在指标选取、评价结果方面具备用于准确评价草原健康状况的可行性和可信度。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将有利于更加准确、实时动态监测和评价牧户尺度草原生态健康状况,为调整优化畜牧业生产实践提供指导和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以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我国部分自然保护区中拥有大面积草原，但由于过度放牧，面临草原面积减少、质量下降等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合理的补偿标准导致牧民生计得不到有效保障，偷牧行为屡禁不止。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区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完善补偿机制，对于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区内草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牧民生计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自然保护区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典型案例--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构建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框架，包括识别影响保护区牧民退牧还草意愿的关键因素，遴选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根据草原承包经营权、保护区功能分区、草原利用情况等对补偿客体进行分类；制定针对不同客体的多种补偿标准方案，并提出其优先序。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牧民退牧还草的关键因素为文化程度、务农人口比例、原有牲畜数量和已退养牲畜数量。核心区、缓冲区内未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833元 羊单位^-1 a^-1；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913元 羊单位^-1 a^-1；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未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120元 羊单位^-1 a^-1；实验区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则在核心区、缓冲区三类牧民的补偿基础上扣除牧民承包草原的理论载畜量后进行计算。建议完善牧民基本情况统计制度、拓展补偿资金来源、创新多元化补偿方式并建立动态化补偿标准调整机制。     

牧民对草地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实证研究

实施草地生态补偿政策是恢复退化草地、建设生态安全屏障、提高牧民生活水平,促进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牧民对草地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对完善我国草地生态补偿政策,提高补偿绩效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甘肃牧区中甘南、肃南和天祝三地500户牧民作为样本数据,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构建有序Logit模型,从牧民一般社会经济特征、对其居住与放牧地区生态环境评估,以及对生活满意度评估三方面入手研究了牧民对草地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影响牧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显著因素包括牧民受教育水平、牲畜养殖数量与体重变化情况、补偿金额、牧民对环境与经济重要性的评估,以及对社会福利满意度的主观评价。从政策角度看,提高牧民受教育水平,改变牧民传统放牧观念;改善贫困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牧民社会福利;优化补偿方式,构建补偿政策监管体系,有利于草地生态补偿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有效实施。     

基于三江源高寒草甸群落结构变化评估围栏封育对草地恢复的影响

围栏封育是三江源生态保护与修复主要措施之一,目前缺少基于多样地长时间序列监测数据和从植物群落结构变化角度来评估草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成效的相关研究。基于多样地各经济类型群2005—2017年的地上生物量及其占总生物量比例数据,对比分析三江源草原围栏封育与放牧区植物群落结构变化差异,评价围栏封育对草地恢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围栏封育显著提高了地上生物量,在围栏封育期间地上生物量稳定,但群落结构出现恶化趋势,研究时段内禾本科和莎草科优良牧草生物量占比分别减少48.2%和23.9%,毒草增加了230.2%。同期放牧区禾莎草生物量占比先减少后增加,毒草杂草生物量占比先增加后减少,群落的种群结构改善可能与草畜平衡措施的实施有关。现有的持续围栏封育措施不可能但降低了草地的经济价值,也带来了一定的生态风险。因此基于草地实际产草量以及生态保护要求,确定更为合理的载畜量,实施更为精准的草畜平衡管理,应该比切断牲畜与草地关系的长期禁牧封育更为有效。     

白洋淀湿地生态功能评价及分区

白洋淀湿地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生态安全保障作用。开展白洋淀湿地生态功能评价及分区研究,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是当前普遍关切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面向白洋淀湿地生态保护和管理的需求,在明确白洋淀自然环境特征和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外业调查、遥感、综合评价等方法,从水产品供给功能、水生植物供给功能、气候调节功能、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水质改善功能5个方面评价了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从水污染敏感性、湿地变化敏感性、重要自然与文化价值敏感性3个方面评价了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敏感性。基于评价结果,将白洋淀湿地初步划分为7个一级生态功能区和19个二级生态功能区。在分区方法方面体现了白洋淀湿地人地关系动态特征,分区结果注重现状与历史相结合,有助于服务未来淀区生态保护规划决策实施。建议在实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过程中,依据白洋淀湿地生态功能分区特征,实行分区管制,制定对应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措施。     

林地确权、政府管制与资源异质性农户林业管护行为——基于湖南省7年连续观测数据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后农户成为集体林区商品林和公益林的经营管护主体,本研究基于林地资源属性差异将农户分为商品林农户与公益林农户,阐释了林地确权与政府管制作用于两类资源异质性农户林业管护行为的影响及差异。研究表明：林地确权能有效激励两类资源异质性农户林业管护意愿和管护强度;林木采伐管制对商品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没有产生消极影响,但对公益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有显著消极影响;林权抵押贷款管制消极影响公益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生态补偿不能直接促进公益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但其能有效弱化林木采伐管制和林权抵押贷款管制的消极影响,促进公益林农户林业管护行为。本研究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林改配套政策有重要意义。     

中国生态保护政策发展历程及其演进特征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伴随着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生态保护政策制度体系发生着显著变化。通过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定、重要会议及政策法规文件的广泛调研和梳理,重点从基本国策确立、生态保护观念转变和政策制度变迁等3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生态保护政策发展历程及其演进特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确立,是生态保护政策制度体系之根基。从生态保护思想启蒙阶段将生态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将生态保护作为文明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再到生态文明阶段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这些生态保护观念的转变是生态保护最根本的政策,对于形成生态友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开发利用自然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纲领性政策、生态空间管控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责任追究政策等生态保护政策制度的制订实施,是在客观判断我国当时基本国情基础上对生态保护观念的实践,对于推动生态保护事业发展、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

跨较大空间范围流域内的城市群因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结构等要素相似而使城市群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具有相似性,但不同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却因上述要素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仅研究单个城市生态系统及其协作管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包括城市群中流域、流域中城市群)生态环境问题。从城市群视角出发,研究区域协调发展能够提高城市间合作程度和政策制定的协调度,并为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系统服务供求平衡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以长江流域为例,研究典型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比不同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异同,形成基于城市群的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创新。为创新基于城市群的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和协调流域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提供政策建议。     

北方草原牧户心理载畜率与草畜平衡生态管理途径

探讨牧户心理载畜率与草畜平衡生态管理的途径对于草原有效减畜、遏止草原退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情景实验及综合分析等多种方法,探讨了北方草原牧户心理载畜率的存在、计算和影响因素,以及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特征和可能的生态管理途径。研究发现,在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牧户行为属"有限理性",是有限理性的"生态经济人",风险规避是其基本特征,牧户生产决策表现出禀赋效应、损失厌恶、框架效应等;牧户草场所属草原类型和牲畜存栏数显著影响牧户对草场超载的认知和判断,在不同草原类型区,户主文化水平、性别、民族和是否嘎查干部等亦显著影响牧户对超载的认知和判断;需采取基于进化博弈的分步式、合作式及示范引导式的适应性减畜的生态管理途径,以实现牧户心理载畜率向生态优化载畜率的转移,实现优化牧户生产方式、减少牲畜数量、治理草原退化、北方牧区生态和牧民经济双赢的目标。     

近40余年中国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实践探索综述

生态补偿为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间构建了一种公正有效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成为调节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近40余年,我国生态补偿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取得较大进展。基于文献、资料梳理与分析可知,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特征在研究内容、补偿模式、融资方式、标准核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国内以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为重点,以流域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生态补偿影响因素分析、生态补偿政策措施制定、生态补偿效益评估等为主要内容的理论研究丰富。实践层面,我国生态补偿政策制度探索大致经历了初始、形成、快速发展和全面推进四个阶段的纵深发展过程,总体上形成了以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实践体系与框架。区域生态补偿实践受到生态补偿政策顶层设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地理环境特征与生态资源禀赋、区域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区域外部社会环境、公众感知能力及参与度六大因素的协同影响,呈现横纵贯穿、内外结合结构下发挥约束—引导—需求—激励作用的四维生态补偿实践影响机制。未来有待进一步深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及市场...     

基于多角度基尼系数的江西省资源环境公平性研究

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是衡量和评价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在各个城市或地区间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的有效途径。对基于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人口、国土面积等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方法的优劣性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生态负荷系数"的概念,界定了"生态容量"的概念与内容,并从GDP、人口和生态容量的角度出发,以江西省11地市作为评价对象,选取2009年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排放及SO2排放等4个评价因子,构建了江西省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生态负荷系数的计算与评价方法,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角度计算的基尼系数不尽相同,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在江西11个城市中,南昌、鹰潭、萍乡、景德镇、新余等经济发达城市是引起能源消耗、SO2排放主要的不公平因子,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城市,更须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2)从生态容量的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普遍高于从GDP和人口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且都高于"警戒线";(3)从理论上看,基于生态容量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比基于GDP和人口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更为科学与合理。文章最后讨论了不同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及生态负荷系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问题。     

生态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与治理对策——以美国“黑风暴”事件为例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愈显突出,而对生态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认识不足导致无法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方案,造成生态治理成果的反复,生态事件时有发生。为解决此类问题,以美国"黑风暴"事件为研究案例,深入探讨了生态问题产生的驱动要素,系统地总结了生态治理的有效途径。结果表明:生态问题是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生态问题本质是人类不当的逐利行为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后果;政府调控手段滞后于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的发展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客观条件;生态治理技术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治理的需求为生态问题爆发和蔓延提供有利条件。因此,对于生态问题的有效治理,应以缓解经济社会系统矛盾为主线,通过法律、法规手段约束人的不当行为并遏制生态问题的扩大;应采取政策及法律手段保障利益相关者的生存和发展权益;要以政策的引导与支持促进治理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推动经济转型,实现经济模式的高效化、绿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