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尾石龙子杭州和宁德种群繁殖生活史特征的差异

测定处于不同纬度的浙江杭州和福建宁德的蓝尾石龙子(Eumeceselegans)种群的个体大小和繁殖特征。宁德种群的产卵时间为5月27日—6月22日,早于高纬度杭州种群(6月4日—7月12日)。宁德种群最小繁殖雌体及性成熟个体大小均显著小于杭州种群。宁德和杭州两种群的相对窝卵重无显著差异;当统计去除母体体长的影响之后,两地种群的窝卵数和窝卵重也无显著差异,但杭州种群的卵重量显著大于宁德种群。蓝尾石龙子窝卵数和卵重量呈负相关,窝卵数和卵大小的权衡存在种群间差异。特定窝卵数条件下,杭州种群的卵重量显著大于宁德种群。由此可见,蓝尾石龙子种群间的繁殖生活史特征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与母体大小的差异密切相关。推测不同纬度地区的蓝尾石龙子种群的繁殖策略存在差异。     

黄腹角雉人工种群生存力初步分析

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为我国特有珍稀雉类。目前，其野生种群仅分布于湖南东南部、浙江南部和西南部、江西、福建、广东北部和广西东北部，估计数量约为4000只。湖南省雉类繁殖基地自1997年通过对执法检查中获得的黄腹角雉个体进行收容、救护以及驯养繁殖工作以来，该人工种群已经成功繁殖4年，至2004年年底种群数量为131只。本文利用8年的驯养繁殖过程中获得的种群生态学参数，借助漩涡模型（Vortex9.51）对该种群100年内的动态进行了模拟。结果显示，按照过去8年的生存情况，该种群在100年灭绝的概率为97%。成年雌性的高死亡率和频繁的灾害是影响种群长期存活的两个关键因素。如果成年雌性的死亡率降低到饲养后3年（2002—2004年）时的水平，种群的灭绝概率降低至5%，如果同时控制灾害的发生，其灭绝概率降至0。增加环境容纳量没有降低种群的灭绝概率和增加其增长速度，但增加环境容纳量对100年后的种群数量和基因杂合度有明显的影响。在降低成年雌性死亡率和杜绝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对种群进行收获（用作向野外放养），每次收获的数量应该控制在5只成年雄性和5只成年雌，开始收获时间为种群连续繁殖10年以后。降低成年雌性的死亡率、杜绝食物中毒和火灾等灾害的发生以及增加环境容纳量是该人工饲养种群长期存活和发展壮大的重要管理手段。     

越冬地东方白鹳的繁殖干扰

2004年和2005年两个繁殖季节,在安庆市望江县漳湖镇,采用全事件采样法和瞬间扫描采样法,对东方白鹳留居种群繁殖特征和繁殖生境内的干扰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东方白鹳在高压电线塔上营巢繁殖,营巢地点距离最近的村庄仅500 m远,取食地点主要是水稻田,影响繁殖活动的主要自然因素:强风和高温。巢区和取食生境内的人为干扰强度较大,主要有燃烧秸秆、在巢塔上安装鸟刺、农耕活动和飞机噪音等。农业活动等人为干扰,对东方白鹳的取食、取材等行为造成很大影响,导致产生警戒、逃逸等行为。东方白鹳留居繁殖种群繁殖干扰因素的识别对进一步开展保护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山羊种群密度与栖息地利用

2005年10—12月对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山羊(Capra ibex)的种群密度与栖息地利用进行调查。种群密度调查显示该地区北山羊平均群大小为8.43只，种群密度为269.76只／100 km²；栖息地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北山羊广泛活动在海拔2 500—3 000 m的区域范围内，对距悬崖距离、坡度、地形和植被类型有一定选择倾向，它倾向在悬崖附近(<100 m)、坡度大于30°而小于45°和崎岖的山地活动，会避开草地和平坦山坡。北山羊这种栖息地利用模式可能与满足自身安全需要有关。     

中国澜沧江mang科鱼类种群现状及洄游原因分析

我国曾经记录有mang科鱼类4种。国际上近年来对mang科鱼类的分类进行了许多重要的修订，物种数量已达3属22种。我国的mang科鱼类也因长时间没有进行及时的分类修订而存在许多疑问。基于国内自1960年以来所收集的珍贵标本和记录，确认我国记录有mang科鱼类1属3种。它们是：长丝mang(Pangasius sanitwongsei Smith)、贾巴mang(Pangasius djambal Bleeker)、短须mang(Pangasius micronemus Bleeker)。在此基础上，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我国mang科鱼类的种群现状和濒危原因、洄游的性质及洄游群体数量下降原因以及水电站建设对大型洄游鱼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以往记录显示，捕获时间都集中于4—5月份，无冬季捕获记录。捕获季节与mang科鱼类产卵繁殖季节高度吻合，提示其上溯到我国澜沧江下游应属生殖洄游，而不是索饵洄游。被捕获记录主要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则数量锐减。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三方面：1)下游湄公河对mang科鱼类的捕捞压力过大；2)湄公河—澜沧江航运船只对mang科鱼类有损害作用；3)由于西南季风变化的影响，澜沧江径流量发生变化，可能间接导致mang科鱼类洄游行为发生改变。分析显示，mang科鱼类的洄游与3—4月份澜沧江流量呈密切相关规律，提示适合鱼类产卵的雨季及西南夏季风比往年较早到达该地区，从而激发它们较往年提前启动生殖洄游，并且溯河的高度较高。以往的捕获记录还表明，mang科鱼类主要洄游至景洪下方的澜沧江河段及支流补远江，上述水域是其喜好的产卵场之一。景洪大桥以下的干支流不适合建设水电站，因为电站大坝必然会阻断mang科鱼类的繁殖洄游，影响其繁殖活动。而景洪大桥上方的干流电站不在mang科鱼类正常繁殖洄游通道中，大坝阻隔作用对mang科鱼类的影响相对较小。建议把补远江建设成为鱼类和水生生物保护区。     

新疆准噶尔盆地东缘猎隼的繁殖生态

猎隼（Falco cherrug）主要繁殖于我国西部省区，为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2005年在新疆准噶尔盆地东缘采用野外调查方法研究了其繁殖生态。猎隼繁殖期为4—7月；窝卵数平均为(4.0±0.63) (3—5)枚；卵长径为（55.40±3.06）mm，卵短径为（41.11±1.70）mm；猎隼的孵化率、雏鸟成活率和繁殖力分别为70.8%、64.7%和1.8；巢成功率为83.3%雏鸟体重、跗蹠长的生长符合逻辑斯谛曲线增长。食物的可利用性是限制新疆猎隼窝卵数和生殖力的主导因素。要有效保护猎隼首先应保护栖息环境和猎物的多样性及丰富度。     

无量山大寨子黑长臂猿一夫二妻制的群体结构及其行为学原因

2003年8月—2005年8月，对无量山大寨子5个黑长臂猿群体的结构和组成进行了观察。当一个群体在早晨鸣叫或依次通过树冠时，记录群体的结构和组成。每个群体都由1个成年雄性、2个成年雌性及其后代组成。2003年8月平均群体大小为6.2只；到2005年8月,平均群体大小发展为6.4只，其中有2个亚成年雄性从出生群迁出，且有3只幼猿出生。 在3个群体(G1、G2和G3)中两个成年雌性都成功繁殖了后代。同一群体内两个成年雌性间无攻击或等级行为。2005年4月15日，当一只亚成年雌性进入G3的领域后，两只成年雌性对其进行追逐驱赶，并且干扰其与成年雄性配合进行二重唱， 成年雄性没有直接驱赶流浪的亚成年雌性，10天后这只亚成年雌性离开了G3的领域。亚成年雄性经常与群体其他成员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在出生地通过独唱练习鸣叫。黑长臂猿可能通过亚成年雄性和雌性的迁出，及成年雌性对外来流浪雌性的驱赶维持这种一夫二妻的群体结构。     

棕背伯劳羽色多态现象探讨

羽色多态现象的研究对了解物种的遗传、变异和进化有着重要意义。棕背伯劳（Lanius schach）具有典型的羽色多态现象。结合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馆藏标本和2005年4月—2007年1月间的野外调查,分析棕背伯劳棕色型和黑色型在形态和地理分布上的差异性后,得到的结果如下：1) 广东可能存在与棕色型、黑色型相区别的一种新色型——黑色白边型,该色型全身以黑色为主,但具多枚白色飞羽;2) 棕色型与黑色型各身体量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3) 野外种群中棕色型为优势色型,黑色型多集中于沿海地区而山区未有发现,黑色白边型仅在沿海的海丰县被发现。据此认为新色型的出现说明沿海可能是黑色型分化的重要地区,且色型的分化仍在进行中。     

广州地区犬蝠的食性

2004年5月—2006年4月采用拾遗法、粪便内容物分析法及实地观察对广州地区常见的食果蝙蝠¬—犬蝠(Cynopterus sphinx)进行了食性研究。对26份食物残留物和粪便样品的分析结果表明：犬蝠的食物包含13科21种的植物果实,3科3种的植物叶片,如：蒲桃（Syzygium jambos）、蒲葵（Livistona subglobosa）及龙眼（Dimocarous longan）的果实。其食性随果实的成熟季节而出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夏秋两季大量食用各种水果,而在食物欠缺的春冬两季则主要食用棕榈科蒲葵的种子。广州地区犬蝠的繁殖期在每年的5—10月。     

鱼类特异的基因组复制

辐鳍鱼类是脊椎动物中种类最多、分布最广的类群，其基因组大小不等。过去的观点认为，在脊椎动物进化历程中曾发生了两次基因组复制。近期的系统基因组学研究资料进一步提出，在大约350百万年，辐鳍鱼还发生了第三次基因组复制，即鱼类特异的基因组复制(fishspecific genome duplication，FSGD)，且发生的时间正处在“物种极度丰富”的硬骨鱼谱系(真骨总目)和“物种贫乏”的谱系(辐鳍鱼纲基部的类群)出现分歧的时间点，表明FSGD与硬骨鱼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增加有关。进一步开展鱼类比较基因组学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将进一步验证FSGD这一假说。     

青藏高原常见雀形目鸟类的筑巢特征

于1990—2004年的繁殖季节，在青藏高原北部地区收集了12种常见的雀形目鸟类的巢，并且对这些鸟巢的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所有鸟巢分布表现出草地、灌木丛和沼泽的水平分割和地上、地面及地下的垂直分割的空间分布模式，其中地面杯状巢最普遍。巢结构特征，存在从简单到复杂的系列谱变化，主要表现：巢形状从浅到深，从开放到封闭；巢材性质从单一的植物性到复合的动植物性；巢材重从少到多。不管这些变化有多大，都反映了所有鸟种选择巢址是在安全和隔热两种基本条件之间权衡。在变化谱上的每种鸟巢都有自己的利弊，选择哪种类型的巢是由鸟本身的遗传和环境特征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另外，巢材的运输反映了亲鸟对筑巢活动的投资，是繁殖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巢材重与亲鸟体重之比可以反映出筑巢活动投资的高低。百灵科鸟的开放式地面巢材重大约是亲鸟体重的1/2；而褐背拟地鸦的地下封闭巢的巢材重约为亲鸟体重的5倍以上。其余种类都在两者之间变化。总之，如此不同的投资差异是在捕食压力和种间竞争作用下以及亲鸟为满足鸟卵胚胎和雏鸟迅速生长发育的必要条件下，各种生物学特征协调的结果。     

广东罗坑自然保护区鳄蜥夏季生境特征

2005年6—8月，在广东省罗坑自然保护区对36处鳄蜥的生境特征进行了研究。采用样线调查法，在保护区内鳄蜥分布区随机选取了30条溪沟进行调查，对每处有鳄蜥分布的生境测量了15个相关的生态因子。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回水塘长度和宽度、水源距离、水流速度、栖枝高度、栖枝直径、干扰距离、植被类型、植被盖度等9个生态因子对鳄蜥的生境选择有显著影响，而回水塘底质组成、回水塘水深、栖枝枯活状况、栖枝角度、溪沟类型和溪沟坡向6个生态因子的影响不显著。鳄蜥偏好的生境可归结为：回水塘长度、宽度中等(均为1.0—2.0 m)，有位于水源正上方的栖枝，水流速度缓慢，栖枝高度05—1.0 m、栖枝直径≤1.00 cm，干扰距离>500 m，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植被盖度>60%的生境。建议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重点保护水源林和溪沟两侧的植被。     

林麝微卫星座位的分离和鉴定

利用改进的磁珠富集法从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的基因组中分离到10个新的(AC)n重复微卫星座位，并分析其在24个林麝个体(取样于中国四川金凤山群体)中的多态性。其中，5个位点在24个林麝个体中具有4—13个等位基因，观察杂合度和期望杂合度分别是0.429—0.957和0.587—0.902，平均多态信息含量是0.730。表明这5个微卫星位点具有高度的多态性，可以用于林麝遗传多样性研究，对林麝的保护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种间竞争对四种储粮害虫种群动态的影响

在30 ℃、75%相对湿度条件下研究种间竞争对玉米象(Sitophilus zeamais)、谷蠹(Rhizopertha dominica)、赤拟谷盗(Tribolium castaneum)和锈赤扁谷盗(Cryptolestes ferrugineus)4种主要储粮害虫种群动态的影响，并对种群动态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玉米象与谷蠹、赤拟谷盗与锈赤扁谷盗混合饲养种群增长均受到显著抑制，玉米象和谷蠹对赤拟谷盗和锈赤扁谷盗的种群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赤拟谷盗和锈赤扁谷盗对玉米象和谷蠹的种群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玉米象种群最大增长潜能最大，锈赤扁谷盗最小，种群增长率变化规律不明显。     

水蛇亚科形态学特征的支序分析

水蛇亚科属于游蛇科，包含10个属。其中7个属为单型属。选取水蛇亚科14个形态学特征进行支序分析，并利用计算机软件Hennig 86对水蛇亚科中8个属之间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初步探讨，结果显示水蛇亚科分为两支：Gerarda和Fordonia两个属构成姊妹群，Cerberus、Erpeton和Homalopsis三个属也构成单系群，与Voris et al(2002)的分子系统树相同，但Cantoria属的地位则与Voris et al(2002)的明显不同。     

无尾蹄蝠的回声定位声波特征及分析

采用超声波监听仪U30录制无尾蹄蝠自由飞行状态的回声定位声波,经Batsound 3.0分析,其声波为高频 (145.4±10.9 kHz)、宽带(62.6±9.2 kHz)、具两个谐波的短(1.67±0.4 ms)FM型,不同于蹄蝠科其他蝙蝠的CF型,表明该科内物种声波类型存在多态性。头骨的形态测定分析支持其通过鼻腔发射声波,与蹄蝠科其他蝙蝠一致,表明该科内声波发射方式的单一性。适应环境的选择压力及翼型和声波的适应性可能是其选择FM型叫声的重要原因。     

栖息地选择的理论与模型

栖息地选择理论和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理想自由分布模型和空间直观的栖息地选择模型。随着对理论模型假设的放宽，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模型。通过对栖息地选择过程的分析，提出了栖息地选择的几个关键环节：栖息地偏好、信息获取、行为决策及选择行为。在建立栖息地选择模型的各个关键环节上均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对栖息地偏好的研究主要为相关分析，栖息地信息获取的过程仍然是一黑箱；对动物在栖息地选择过程中的行为决策以及对其生理状态的影响尚不了解，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生态学、生态学及认知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结果支持，也有待新的理论及方法加以充实，甚至还需要其他学科的介入。     

昆明滇蛙的取食策略

目前国内研究两栖类食性选择或偏好多未考虑蛙胃内不同食物的丰盈程度与栖境不同食物资源是否存在相关性。在分析了采自昆明白龙寺和昆明石林西街口的494只滇蛙(Rana pleuraden)的食性的同时，分析了采自对应栖境中的食物资源组成。结果表明，滇蛙的食物成份与食物资源相具有稳定性，主要类群均为直翅目、同翅目、半翅目、鞘翅目、双翅目、鳞翅目、膜翅目和蛛形纲等8类。但又存在变异性，不同产地、不同年份和不同月份之间的蛙标本胃内的食物成分各类群的比例均不相同。主要食物成份与食物资源相的差异显著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选择性分析等方面的结果均支持或证明：滇蛙对食物具有选择性或取食偏好。栖境的食物资源相与蛙胃内的食物成分不存在相关性 (白龙寺：r=0.077, P=0.575; 西街口：r=-0.086, P=0.500)。直翅目(Ei<-0.35)和同翅目(Ei<-0.37)昆虫是滇蛙取食时回避的食物，而对鞘翅目、鳞翅目、膜翅目和蛛形纲等4个类群(Ei>0.45)具有明显偏好。     

四川山鹧鸪繁殖期的鸣声行为特征

2005年4—12月在四川老君山自然保护区，通过计算机声谱分析技术，对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雄性的鸣声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雄性单音节鸣声出现在啼叫、保护领域和求偶中，这些鸣声持续时间差异明显，主峰值差异不明显；雄性双音节鸣声出现在啼叫、保护领域、竞争雌体和求偶中，这些鸣声第一音节时间、第二音节时间、音节间隔时间和主峰值差异极显著，全句时间差异不明显；雄性多音节鸣声出现在保护领域、警戒和惊吓中。雄性亚成体多音节鸣声出现在惊吓和警戒中；雄性成体和亚成体警戒鸣叫的音节持续时间、音节间隔时间和主峰值差异均不明显，全句持续时间差异明显；雄性亚成体和雄性成体的惊吓鸣叫音节持续时间、音节间隔时间、全句持续时间和主峰值差异均不明显。四川山鹧鸪表现出的各种鸣声行为是为了保护配偶和防止天敌，使该种群更好地繁衍。     

昆明地区滇蛙与昭觉林蛙同域分布种群的生境利用比较

现有两栖类生境研究报道多局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支撑。以蛙的发现点为圆心，作半径1 m的样圆，测量12个生态因子。调查共记录滇蛙(Rana pleuraden)133只和昭觉林蛙(Rana chaochiaoensis)62只。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种蛙对同一生境的利用，结果表明，在干燥草地生境仅最高植物高度差异显著；湿润草地生境至水源距离和水百分比差异极显著，水草百分比和湿泥百分比差异显著；水体生境各种生态因子的差异均不显著。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生境中滇蛙和昭觉林蛙所选择的因子往往相同或者顺序颠倒，但这些因子的值几乎均是反向分离的，即小生境不相同。两种蛙的生境利用各有偏好。滇蛙日间活动主要在水体，而昭觉林蛙则在湿润草地和干燥草地。两种蛙对泥地生境利用都少。不同体长的滇蛙对水体生境利用度均较高。昭觉林蛙随着体长增加，对隐蔽条件好的湿润草地和干燥草地生境利用度增加，对水体的利用度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