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腰雪雀分类地位的商榷

自腰雪雀Onychostruthus taczanowskii(Przewalski)的分类地位比较混乱.在早期的分类系统中,它被归属于雪雀属Montifringilla下.后期由于生态习性与行为特征的不同,被划分至地雀属Pyrgilauda下;又有将它划分为独立属--高原雀属Onychostruthus的观点.本文结合身体量衡度数值特征、外部形态特征以及遗传差异上的研究,综合探讨白腰雪雀的分类地位.对量衡度特征的因子分析发现:白腰雪雀与地雀属种类在体长、体重、翅长、尾长、嘴长与跗蹠长上明显不同,其体形明显偏大.形态特征的聚类分析显示:白腰雪雀与地雀属种类的平均特征差异为0.3902～0.5122,而这些种类间平均特征差异为0.1281～0.2195.比较属间差异发现:石雀Petronia petronia与地雀属种类为0.4878～0.5385,树麻雀Passer montanus与地雀属种类为0.4872～0.5610.麻雀属与石雀属为0.3415,这些结果显示自腰雪雀与地雀属种类的差异已经达到石雀属、麻雀属与地雀属属间的差异.通过比较白腰雪雀与石雀的遗传差异(0.2578),地雀属种类与石雀的遗传差异(0.2386～0.3193),发现白腰雪雀与地雀属种类具有较大的遗传差异(0.2267～0.3143),几近于地雀属与石雀属间的差异.综合量衡度、形态以及遗传等特征的分析结果,作者认为白腰雪雀与地雀属种类有较大的差异,两者间的差异已经达到了它们与近缘属石雀属和麻雀属间的差异,以及近缘属之间的差异,因此,建议白腰雪雀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属,高原雀属Onychostruthus.     

鸟类惊飞距离及其影响因素

惊飞距离(FID)是指捕食者(包括人类)接近目标个体并导致其逃避时,捕食者与目标个体之间的距离。惊飞距离能很好地衡量动物个体在特定环境下的恐惧反应和风险权衡,是研究动物逃避行为的常用指标,并为物种保护提供科学依据。鸟类是研究逃避行为的理想对象,本文综述了影响鸟类惊飞距离的各种因素,可分为3类:栖息地因素(距隐蔽处的距离和生境开阔度等)、鸟类自身因素(生活史、体型和群体大小等)以及与捕食者相关的因素(捕食者的接近方向和速度等)。城市化也会影响鸟类的惊飞距离,导致城市中的鸟类通常比乡村生境的同种鸟类拥有更短的惊飞距离。习惯化、适应和生境选择是解释惊飞距离城乡差异的3种假说。研究鸟类的惊飞距离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理解鸟类的逃避行为及其风险权衡机制,为物种保护中设立合理的缓冲区域及制定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国内有关鸟类惊飞距离的研究多为行为观察和单一因素的影响,有待从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角度探讨鸟类的逃避行为并用于物种保护。     

惊飞距离--杭州常见鸟类对人为侵扰的适应性

惊飞距离是指人在鸟类惊飞之前能接近鸟类的距离,反映了鸟类对人为侵扰的适应程度。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在杭州6个区的调查中共见到42种鸟类,以其中的9种优势种兼广布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鸟类沿侵扰梯度惊飞距离的变化及影响惊飞距离的主要因子。根据植被类型、建筑比例、干扰因素等差异,将栖息地分为5类：建筑区,城市园林,西部山区,水荡,农田。选取体重、活动高度、观测点可视度、引人注目程度、迁徙状态作为探讨惊飞距离的5个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栖息地的人为侵扰程度有极显著差异：建筑区的人为侵扰程度与城市园林有显著差异,西部山区、农田和水荡之间无显著差异。②在不同栖息地中,惊飞距离具有显著差异;随着人为侵扰程度的提高,同种鸟类在不同栖息地中的惊飞距离呈减小趋势。③鸟类对人为侵扰的惊飞距离与选取变量问的关系显著：体形大小、观测点可视度与惊飞距离呈显著正相关,活动高度与惊飞距离呈显著负相关,而引人注目性与惊飞距离不相关。说明多数鸟类对人为侵扰已有了一定的适应性;体形较大、在植被稀疏的栖息地中以及靠近地面活动的鸟类惊飞距离较大,对人为侵扰的适应性较差。     

北京城区麻雀的逃逸距离及其影响因素

行为的改变促进野生动物与人类共存,其中逃逸距离的改变是鸟类适应城市生境的重要机制。本研究量化城市常见鸟类麻雀Passer montanus的逃逸距离,并分析其影响因素。2019年夏季对北京城区14个公园和15个高校的1 326只麻雀的观测发现,麻雀的警戒距离为5.67 m±1.13 m、惊飞距离为4.92 m±1.12 m、飞逃距离为6.51 m±1.75 m。麻雀的逃逸距离受到麻雀群体大小、捕食风险和生境特征的共同影响:警戒距离、惊飞距离和飞逃距离均随着危险稀释而减小;警戒距离随着生境中庇护场所的减少而增加;惊飞距离随着人类干扰的增多而减小;当生境中捕食者较多时,麻雀选择较近的飞逃距离。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逃逸距离在种内变异的了解,并可为探讨野生动物在城市生境的适应机制提供基础资料。     

青藏高原白腰雪雀鸣声结构的复杂性

本文以SAS Lab鸟类声谱分析软件对采自青藏高原黑马河、玛多与花石峡、沱沱河的白腰雪雀不同地方种群的鸣叫与鸣唱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 ,发现白腰雪雀的鸣叫相对变化率随着采样量的增加由 0 5 2 2迅速降低到 0 1 2 7和 0 1 1 9,表明其鸣叫声组成中音节类型较少。同时发现其声谱图结构比较简单 ,表现出高度的音节重复并多有谐波的现象。鸣唱结构相对复杂 ,不同鸣唱音节数随鸣唱曲目的增加 ,开始有明显的增加 ,当鸣唱曲目增加到一定值时 ,不同音节数的增加趋于平缓 ,几乎保持稳定 ;野外未发现任何相同的鸣唱型 ,但在不同鸣唱型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音节共享现象。依据雷富民等 (2 0 0 3)对鸟类鸣唱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评述 ,白腰雪雀鸣唱的结构模式符合“多音节序列不稳定变化型” ,其鸣唱曲目中音节的转换形式为“序列鸣唱”。然而 ,鸣唱模式中音节类型的有限性和鸣唱型的高度多样化表明 :白腰雪雀鸣唱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鸣唱型内较丰富的音节组成 ,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不同鸣唱型间具有多变的音节序列组合形式     

白腰雪雀体重、脂肪累积的阶段性变化

2004年在青海省河南县和兴海县于繁殖早期、育雏期、换羽期等不同阶段用粘网捕获白腰雪雀,称量体重,半定量法测定脂肪的含量,游标卡尺测量泄殖腔的高度,以考察白腰雪雀体重、脂肪的季节性变化.结果 表明:白腰雪雀体重在繁殖早期从2月到3月增加,育雏期下降,换羽期再次增加.脂肪含量在繁殖早期从2月到3月增加,育雏期的6月、7月...     

朱鹮游荡期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

随着野生动物旅游业的发展,野生动物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研究在科学管理野生动物旅游业,提高游客体验,促进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007年10～11月应用可操纵试验法在陕西汉中朱鹮(Nipponia nippon)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了朱鹮游荡期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研究结果表明,朱鹮游荡期对人类干扰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并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朱鹮的警戒距离为(38.57±14.01)m,惊飞距离为(23.84±9.45)m,警戒距离是惊飞距离的1.6倍左右,两者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干扰者的衣着颜色是影响朱鹮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的主要因子,朱鹮对鲜艳衣物敏感.随着距居民点距离的减小,朱鹮对人类干扰的耐受性逐渐增强,但朱鹮对道路有一定回避效应.建议最小接近区域的面积应该是以警戒距离(AD)为半径的圆形区域,朱鹮最小接近区域的面积=∏×38.572≈4700m2,该区域范围内限制游客进入,并禁止游客穿着鲜艳色衣物进入自然保护区.     

嫩江高峰林区白腰朱顶雀的环志回收

高峰鸟类保护环志站地处大、小兴安岭之间的嫩江河谷东岸,松嫩平原北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候鸟经松嫩平原迁徙途中重要的停歇地和食物补给站。自1998年开展环志以来,截止2005年12月末,在该地区发现鸟类210种,隶属15目36科,环志鸟类163种163305只,其中,白腰朱顶雀(Carduelis flammea)环志26157只,是高峰鸟类保护环志站环志数量最多的种类。2003年2月10日挪威回收到由高峰鸟类保护环志站环志的一只白腰朱顶雀,成为中国开展鸟类环志20多年来,欧洲国家回收到的第一只中国环志鸟。之后,在俄罗斯、荷兰也相继回收到高峰环志的鸟类,使高峰鸟类保护环志工作再度引起鸟类学家的关注。     

青海发现极北朱顶雀和白腰朱顶雀

<正>2013年9月,在青海省大通县庙沟乡落叶松林内(36°54′N,101°38′E,海拔2 702 m)观察到一群额红色,嘴黄色短尖,翅羽尽黑,胸部粉红色,腰几乎为白色的雀形目鸟类。经鉴定为极北朱顶雀(Carduelis hornemanni)。2014年3月,在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县沙沟人工小型林场(36°20′N,102°02′E,海拔2 980 m)观察到十几只头顶红色,眉纹黄白色,嘴短尖,胸腹部多黄白相间纵纹,翅上有白色横斑的雀形目鸟类。经鉴定为白腰朱顶     

高原鼠兔不育控制对鸟类多样性影响（英文）

高原鼠兔种群数量过多被认为是青藏高原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2007年4月,在青海省果洛州大武镇开展了高原鼠兔不育控制实验。为了解3种不育剂(炔雌醚、左炔诺孕酮和EP-1)对高原鼠兔和土著鸟类的影响,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8-9月调查了高原鼠兔种群数量与鸟类多样性。结果表明,投药次年,炔雌醚能显著降低高原鼠兔各群数量,而对鸟类多样性和物种数均无显著影响;炔雌醚组白斑翅雪雀的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棕颈雪雀的数量显著高于EP-1组。因此,炔雌醚能有效降低高原鼠兔种群数量,对土著鸟类多样性影响较小。使用炔雌醚开展不育控制是高原鼠兔种群管理的一种新途径。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monoamine antagonists on the morphogenesis of the newt

The effects of three monoamine antagonists, p-chlorophenylalanine, diethyldithiocarbamate and propranolol on the morphogenesis of newt embryos were studied. Antagonists were administered during late blastula through neurula stages. In a concentration of 1 mM, all three arrested gastrulation and caused disintegration of the embryos. Lower concentrations (0.1-0.5 mM) retarded morphogenetic movements in the gastrulation and caused malform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anterior parts of the embryos; pigmentation was delayed by 1 or 2 days. In addition, p-CIPhe inhibited yolk granule degradation in the notochord and DEDTC caused notochordal hypertroph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ference with synthesis or action of catecholamines and serotonin affects morphogenesis. With the methods used it is not possible to discover exactly how monoamines regulate the morphogenetic events because of the unspecific side effects of the antagonists and the feedback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onoam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