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广州大学城环境安全感评价研究

现有基于地点的校园环境安全研究主要以客观的案件数据为研究对象,未能揭示学生安全感与特定地点环境因素的内在联系。利用Maptionnaire问卷平台,以广州大学城为例,通过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学生对校园交通、事故和人身财产方面的环境安全感评价及其空间分布。研究发现学生整体安全感评价较低,评价低的地点集中在高校周边公园绿地、城中村、体育场馆,评价高的地点主要位于高校用地范围内。结合对评价低的地点进行实地调研,基于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CPTED）理论分析影响学生安全感的环境因素,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对应的提升学生安全感的环境设计优化建议。     

应对城市雨洪危机的郊野公园营建策略探析——以夹河郊野公园为例

基于城市雨洪和中国郊野公园的发展概况与现状问题,结合国内外研究与实践阐述了郊野公园应对城市雨洪危机的必要性。以获得国际、国内多个奖项的烟台市夹河郊野公园项目为例,在剖析城市水问题的基础上确立设计目标与理念,提出了高效能应对城市雨洪与低成本建设郊野公园的营建策略,并从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和水生态方面总结了项目绩效。最后提出了新时代郊野公园建设的要求,以期为同类研究和项目实践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基于参与式制图的城市保护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评价——以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定量化评价及其空间制图可以为确定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优先保护地域提供有效途径.本研究以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为例,采用问卷和结构式访谈结合参与式制图(PPGIS)方法,将非货币CES价值和空间信息结合,把丰度、多样性和稀有度指数转化为空间生态综合指数,定量评价了CES价值及其空间分布,识别出优先保护地域.结果表明: 不同景观类型的CES价值分布不同,共青森林公园美学服务价值主要分布在相对开阔的草地、滨水和疏林区,滨水区具有较高的社会关系和灵感价值.多样性较高价值区主要沿湖滨水分布,而稀有度价值较高区域多分布在森林和草地区.通过对8个梯度阈值生态指数的最高值区域进行叠加,验证了25%为有效划分阈值,能够更准确划分公园CES优先保护范围.该方法引入公众参与,实现了使用者体验的空间化、定量化、类型化,建立了景观、空间、体验的地域关系,可为城市保护地优先保护地域划分及其规划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干旱区绿洲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意识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乌鲁木齐为例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其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基于公众科学理论框架,采用模型模拟方法、实地问卷调查、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乌鲁木齐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自我感知、满意程度、参与意愿,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SEM),探讨了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意愿的可行路径,分析了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与其相关因素间的关系,揭示了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主要限制因素。结果表明:(1)居民自我感知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满意程度与参与意愿呈显著负相关;(2)45.36%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3)居民主体意识和支持度占比分别为72.92%、72.04%,生态认知、生态关注及参与信心占比分别为43.08%、64.33%和55.14%;(4)受访者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状况满意度的平均偏效应为2.32,各项满意度均值情况为:城市绿化状况(2.51)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程度(2.41)城市空气状况(2.35)城市垃圾处理与分类状况(1.99)。研究成果以期为建立和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学生参与的大学校园景观设计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

校园通过环境育人的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成长,校园景观设计研究已成为设计类专业学生学位论文及设计课选题的主要对象之一。清华大学的教学与实践中,设计类专业学生参与校园景观营造的过程主要与其专业学习相结合,本科生与研究生各有侧重。非设计类专业学生是校园学生使用者中的多数,其参与过程以公众参与理论为指导,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合理进行资源整合与计划协调,校园景观设计研究可以成为学生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的理想平台。     

景观传统的现代转译——以北京市中华文化智慧公园为例

在高速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园林的传承陷入了现实的困境,如何在满足现代城市功能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中华文化智慧公园致力于对景观传统进行转译,并运用数字设计和建造手法,在景观中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平衡,从而营造出既能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又能体现传统文化内涵的景观。     

城市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设计与评估——以六盘水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湿地公园中的生物多样性也随之受到影响,科学合理的设计和评估生物多样性对城市中同类型的湿地公园建设或维护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选取基于人工设计的贵州省六盘水明湖国家湿地公园为例,从生境多样性与物种多样性两个方面对生物多样性进行评估。得出以下结论:(1)公园生境单元类型较丰富,公园中面状、现状要素饱和度指数都超50%,生境多样性状况良好。(2)公园建成5年后场地内乔灌木植物的种类明显增多,其中丁香、香樟、蜡梅、榆树等植物成为新的优势种群,表现在园区的西部、南部与东部;草本水生植物种类也明显增多,优势种群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集中表现在园区的西南部、南部与中部。(3)影响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两大因素一是优势群落的自然演替恢复速度效果明显,二是人为干扰严重的地区生物多样性减少。     

基于协同发展的北方湿地公园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以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例

以北京房山区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例, 针对该区水质污染严重、水生态退化及景观单一等问题, 统筹考虑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及历史文化底蕴, 以水质改善、水生态健康稳定、水景观协调为目标, 基于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三位一体+”的生态综合治理理念, 采用水系廊道连通、人工湿地及构建水生态系统等一系列适合区域环境特点的关键技术, 逐步实现河流湿地水系连通、河湖水质提升、恢复水生态、打造水景观, 建设成集水文调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质净化及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城市湿地公园, 协同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战略需求。湿地公园生态修复方案可为北方湿地公园的生态修复提供相应的借鉴。     

意大利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探究——以罗马图拉真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遗址公园作为遗址保护、展示教育与考古研究的有效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推广与发展。意大利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其完备的法律保护制度、成熟的遗产保护理念和文物保护技术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罗马图拉真遗址公园为例,通过对其历史沿革的梳理,从遗址的空间结构和历史时序性上解读遗址时空特性,探讨其在坚持遗址原真性的基础上,如何从遗址保护理念、规划设计策略和实施技术路径3个层面对遗址进行保护与阐释,旨在解析意大利在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中的理念与方法,探讨其对于遗址公园建设实践的价值。     

基于SolVES模型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评估——以浙江省武义县南部生态公园为例

文化服务是一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也是连接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重要桥梁。以浙江省武义县南部生态公园为研究对象,以规划应用为导向,以Sol VES模型为基础,以专家调查法为补充,以价值指数(VI)评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结果表明:(1)武义县南部生态公园中部及北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较高,东北部存在一条价值较高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带;(2)牛头山、延福寺、柳城畲族镇—十里荷花等是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较高的热点地区;(3)受访专家认为美学、文化遗产、康养、消遣娱乐价值较为重要,教育、宗教与精神价值重要程度相对较低;(4)6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均与距道路、水体距离呈负相关关系,林地对应的VI范围最广,农田、水域对应的VI相对较高。将评估结果应用于武义县南部生态公园总体规划,为其提出空间布局与环境要素改善等方面的建议。通过本研究发现,SolVES模型与专家调查法相结合是一种适用于规划应用的文化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可为管理决策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     

天然山水与田园真趣：昆明近代公园规划与建设研究

聚焦关注较少的西南地区,以昆明为案例,通过档案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梳理昆明近代公园建设发展历程,分析其混杂传统与现代性的营建特点,并追溯理论来源。昆明近代公园在城市由边缘到枢纽的近代化过程中兴起,并在抗战时期构建起初步的公园绿地系统。昆明近代公园的建设传承了传统的寺观园林,充分利用天然山水,保留田园真趣,具体表现在公园选址、营建布局和重视园艺方面。同时,公园建设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借鉴了日本对于“田园城市”理念的理解、劝业博览会的做法及德国分区规划等思想,其中先进人物和市政刊物起到了重要的引介作用。     

公园作为学习场所——国家公园解说和环境教育发展探讨

为游客提供教育机会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初就是其核心任务之一。国家公园作为学习场所,通过提供实地体验,使公众了解这个星球的土地、自然和文化,并激励公众为公园保护建立责任意识。对美国国家公园解说和环境教育历程进行研究,分析并总结了国家公园不同发展时期解说和环境教育的经验,包括国家公园管理局发挥公园领导者的作用,建立专门的解说机构、制定政策、建立标准;联合其他机构、教育团体和社区等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教育项目;各公园单元根据自身特点开发各具特色的解说设施和项目。最后提出中国国家公园应建立公园和公众教育的联结并带动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和文化意义的景区,发展具有教育和激励意义的解说产品。     

基于可达性分析的城市公园绿地供给研究——以广西玉林市为例

城市公园绿地在空间上的分布和供给水平对其服务功能的发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这一数量指标忽略了可达性问题以及实际人均公园绿地水平的空间差异。另一方面,在城市绿地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对城市公园绿地的精准化供给提出了较高要求。尝试通过基于互联网位置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分析,对不同出行方式下公园绿地的可达性进行评价,并从可达性的视角提出人均有效绿地面积的概念,用以分析玉林市中心城区现状公园绿地的空间分布和供给情况,提出优化策略和方案,为城市公园绿地的布局提供新思路。     

基于文化与政治生态学的社会生态系统演进机制研究 ——以杭州与西湖为例

科学认识社会生态系统演进机制是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基础。以文化与政治生态学为理论基础,提出适合杭州—西湖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研究框架,识别了杭州—西湖社会生态系统的5个演进阶段,并分析出系统演进中的3种潜在状态。自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驱动力是影响杭州—西湖社会生态系统的主导因素,人类行为影响整个生态系统中扰动的频率、大小和形式并改变西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影响西湖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潜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基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需求,西湖在不同系统状态下为城市供给不同类别和质量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体而言供给与调节服务比例逐渐下降,文化服务逐渐上升,并且后者逐步成为最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别。杭州与西湖在长期的互馈共生中建立了社会生态系统的自适应性调节机制,其背后的生态智慧可为现代风景园林规划提供重要启示。     

高度城市化地区既有建筑屋顶绿化建设潜力评析——以上海中心城区为例

广泛的屋顶绿化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为探求中国高度城市化地区屋顶绿化建设推广的可行途径,综述了国外先进国家的屋顶绿化建设历程以及针对既有建筑的拓展型屋顶绿化的建设难点,并以中国屋顶绿化发展较早的上海为例,对其中心城区（即上海市外环线以内的区域,总面积约667.80km2）既有建筑的屋顶绿化进行了适建性评估。国外屋顶绿化建设领先的国家大多经历了从鼓励到强制、从新建建筑到既有建筑的历程;针对既有建筑的拓展型屋顶绿化的建设更具技术挑战性,必须进行构造创新、基质优化、植物精选和成本控制;上海已率先发布屋顶绿化建设的强制性政策,相关技术研发已有相当基础,但推广建设类型仍有局限,拓展型屋顶绿化极具建设潜力。     

城市公园的环境–活动游憩机会谱模型研究——以广州珠江公园为例

城市公园游憩体验的研究对于解决多样化的游憩需求与有限的游憩资源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将游憩机会谱理论应用于城市公园游憩体验质量改善,提出环境–活动游憩机会谱模型（E-A ROS）。以广州珠江公园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和SPSS统计分析法,从物质、社会、管理3个方面构建珠江公园环境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指标量化方法,从人口统计学特征、行为特征和行为偏好3个方面进行活动因子研究,探讨珠江公园使用者活动规律,构建珠江公园游憩机会谱。从而为城市公园环境–活动游憩机会谱模型的应用提供了详细的操作指引。     

城市小型公园绿地使用的影响因素——成都实例研究

城市公园绿地是一种重要的健康资源,其健康促进作用的发挥与使用行为密切相关。以成都市中心区小游园为案例,定量分析了高密度城市背景下小游园的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小游园相对于大型综合公园更易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近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是否有孩（家中是否有学龄前儿童,简称是否有孩）和使用距离与使用频率之间具有显著联系;年龄、性别或收入水平对使用动机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进一步讨论表明,较之于使用距离,社会人口因素塑造下的使用动机对使用频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最后尝试提出了若干旨在响应使用动机的规划设计建议。     

基于多源数据空间分析的国家公园管控分区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国家公园实行管控分区的要求,以便实现国家公园最严格保护目标。然而,国家公园管控分区评价的指标尚不明确,以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从基础环境（包括高程、植被指数、交通道路影响和基本农田）、重点野生动植物分布（野生动植物、黑麂生境适宜性和白颈长尾雉生境适宜性）、自然资源保护基础（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风景名胜区和生态公益林）和生态现状（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自然资源承载力、三区三线和土地利用现状）等指标构建多源数据空间分析指标体系,利用空间叠加分析技术获取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管控分区结果,并与管控分区最终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基于多源数据的方法能有效地识别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生态保护价值较高区域;（2）多源数据空间分析结果与最终管控分区结果对比显示,其总体精度为78.07%（197.70 km²）,在核心保护区精度为83.55%（127.99 km²）,一般控制区精度为69.67%（69.71 km²）;（3）影响精度主要原因是新调入区域基础数据不足,以及通过定性分析解决管控分区破碎化等。研究认为基于多源空间数据分析技术能够客观、高效地划分国家公园管控分区,具有一定普适性,但仍需通过增加数据数量或优化算法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