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国家公园鸟兽多样性的红外相机调查

为了解神农架国家公园内野生动物资源现状,2017年9月—2019年12月,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鸟兽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兽类7目17科29种、鸟类8目18科43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种,即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东北梅花鹿Cervus hortulorum、林麝Mosch...     

利用红外相机公里网格调查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兽类及鸟类多样性

2014年5月至2019年4月, 作者采用红外相机技术调查了浙江省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兽类及鸟类多样性。将整个国家公园划分为267个1 km × 1 km的调查网格, 每个网格内设置3个固定调查位点, 使用1台红外相机定期在同一网格内的位点之间进行轮换。其中, 古田山片区在5年内共完成14轮次调查, 古田山以外的区域自2018年7月纳入调查范围, 何田、长虹片区完成2次轮换, 齐溪片区完成1次轮换。在253个网格内的741个有效位点上共获得140,413个相机工作日的数据, 采集兽类和鸟类的照片和视频268,833份, 有效探测数74,368次, 鉴定出21种野生兽类, 72种野生鸟类, 5种家畜及家禽。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 即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7种, 合计占野生物种总数的20.4%。被IUCN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易危(VU)的5种, 近危(NT)的4种, 合计占物种总数的9.7%。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的1种, 易危(VU)的9种, 近危(NT)的10种, 合计占物种总数的21.5%。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大中型兽类为小麂(Muntiacus reevesi), 鸟类为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本次调查获得了国家公园内兽类和鸟类的多样性组成、空间分布和相对多度, 为长期科研监测和科学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     

四川老河沟保护地2011-2015年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数据集

红外相机技术目前已成为调查、记录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栖鸟类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为自然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编目、野生动物本底调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老河沟保护地位于四川省平武县, 地处岷山山脉中段, 面积110 km², 是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本文汇总、整理了老河沟保护地2011-2015年的红外相机监测记录, 提供了完整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集。数据集包括红外相机有效位点130个, 海拔跨度1,317-3,265 m, 总有效相机工作日10,185 d。红外相机拍摄记录159,694条, 其中兽类记录91,839条, 独立有效照片3,017张, 包括分属5目15科的野生兽类28种; 鸟类记录37,775条, 独立有效照片1,311张, 包括分属7目19科的野生鸟类60种; 两栖类记录8条, 独立有效照片2张, 包括1目1科1种; 家畜记录47条, 独立有效照片5张。     

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初步调查

物种的分布与多度对我们理解生态过程、实施保护管理以及评估全球变化的影响都非常重要。2017年5-12月, 我们按照公里网格在四川省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布设60台固定位点红外相机, 调查了保护区内主要沟系的兽类和鸟类多样性。本次调查累计11,013个相机工作日, 共拍摄到31种兽类和鸟类, 隶属7目18科, 包括5种国家一级和10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易危(VU)和近危(NT)的野生动物分别有2种、5种和3种。其中, 相对多度指数居于兽类前五位的是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水鹿(Rusa unicolor)、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野猪(Sus scrofa)、猪獾(Arctonyx collaris); 相对多度指数居于鸟类前五位的则是血雉(Ithaginis cruentus)、白马鸡(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大噪鹛(Garrulax maximus)、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和灰头鸫(Turdus rubrocanus)。由于局域性气候、植被类型和地形结构的不同, 使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毗邻的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动物群落结构的差异。本调查初步掌握了四姑娘山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活动鸟类的种类组成和相对多度。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调查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野生动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与管理,需要大范围、长时间的系统监测网络的支持。红外相机调查技术近年来已成为自然保护区鸟兽调查的最有效工具之一,为了解和掌握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现状,提供了最直接和最基础的数据。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南坡,地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核心地带。自2008年至2011年,使用被动式红外触发相机调查技术在长青保护区内调查了大中型兽类与鸟类的本底资源。共完成有效调查位点435个,相机工作日15767d。获得兽类有效拍摄3 282次,记录到分属5目12科的21种野生兽类和1种家畜,其中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各有5种,被IUCN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易危（VU）、近危（NT）的物种分别有2、3、4种。食肉目和偶蹄目是本次调查兽类记录中物种数量（分别有9种和7种）和有效拍摄数（分别占兽类有效拍摄数的13.5%和84.0%）最高的两个类群,食肉目中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物种是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 12.30）,偶蹄目中最高的物种是羚牛（Budorcas taxicolor, 114.04）。保护区内大型兽类（食肉目和偶蹄目）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大体呈现中部高、两侧低的单峰模式,海拔1600-2200 m的中等海拔段是大型兽类多样性最高的区域。鸟类有效拍摄191次,记录到分属4目8科的17种鸟类,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8种。鸡形目雉科鸟类是有效拍摄数最高的类群,占全部鸟类拍摄数的79.8%。调查中记录到的林猬（Mesechinus hughi）和鹰雕（Spizaetus nipalensis）为长青自然保护区的新记录种。调查结果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区内大中型兽类和鸟类群落的本底信息,为后续的保护管理规划和长期监测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指导。     

钱江源国家公园红外相机监测平台进展概述

钱江源国家公园红外相机监测平台由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合作建立, 覆盖了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和毗邻的安徽及江西省的部分区域。其中, 钱江源国家公园古田山片区的监测始于2014年5月, 其他区域的监测始于2018年7月; 毗邻的江西、安徽区域的监测分别始于2017年11月和2018年3月。截至2020年5月, 共在343个公里网格内完成了1,033个有效位点的调查, 总有效相机工作日331,834 d, 共获得兽类、鸟类的照片和视频718,515份, 独立有效探测数151,221次。其中, 658,644份照片和视频可鉴定到物种, 对应133,204次独立有效探测。记录到分属7目15科的野生兽类23种, 分属9目27科的野生鸟类75种。通过覆盖全域的长期监测, 完成了钱江源国家公园大中型兽类的本底调查, 开展了关键物种栖息地利用和种群动态等研究, 为国家公园的规划、保护管理措施的制定和保护管理成效的评估提供了数据支持。今后, 本监测平台将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进一步拓展, 以服务于国家公园主要保护目标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 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案例和素材。     

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鸟兽监测及活动节律分析

2015年7月至2017年11月,我们利用红外相机对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及兽类进行监测。结果表明:(1)共记录到鸟类5目20科56种、兽类5目12科28种,其中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有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有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白鹇(Lophura nycthemera)、鹰雕(Nisaetus nipalensis)、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等13种。鹰雕为贵州省新记录,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白眉鸫(Turdus obscurus)等10种为保护区新记录。(2)从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来看,保护区物种以东洋型(41.67%)为主,南中国型(29.76%)次之;东北型(2.38%)最少。(3)区内4种主要兽类中,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主要在傍晚活动;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日活动节律呈季节性变化,春秋季集中在午间活动,夏季集中在早上活动,冬季则呈现活动双峰,分别是在8:00–10:00及16:00–18:00之间;豪猪(Hystrix brachyura)主要在20:00–24:00之间活动;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秋冬季集中在14:00–16:00活动,而春季则在早上10:00–12:00之间较活跃,夏季也有2个活动高峰,分别是在12:00–14:00及16:00–18:00。2种主要雉类的活动节律明显不同,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春夏季都较为集中在午间活动,而秋季主要在6:00–8:00之间;红腹角雉春夏两季活动高峰在早上,秋冬季则是在14:00–16:00之间活动频繁。本监测结果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和促进此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 现状及未来

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方面的潜力。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案例,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1)对过去30年间(1991-2021年)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研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2)结合国内2011年以来的典型案例, 对技术方法、物种发现与编目、形态与行为研究、生态学研究和保护管理等主题领域的进展进行总结分析; (3)结合国外近期的典型案例, 对红外相机监测与研究的重点领域进行评估分析; (4)对中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通过回顾, 本文旨在明晰国内外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监测研究中的创新应用和发展趋势, 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建设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提供决策支持和科学依据。     

利用红外相机监测大熊猫种群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

红外相机是一种经典的野生动物观测手段,具有连续性、非损伤性等一系列优点,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对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等重要野生动物物种的监测。2018年8月至2020年10月两年多时间,本研究在位于秦岭山系中段的陕西黄柏塬、观音山与佛坪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4条沟谷（大南沟、破碾子沟、大古坪岩屋沟及龙潭子岩屋沟）共架设80台红外相机,对秦岭山系中段大熊猫种群恢复区域的野生动物活动情况进行非损伤性监测。监测期间共获得鸟类与兽类影像34514张,辨认并记录68个物种,包括兽类21种和鸟类47种,在此基础上建立野生动物影像数据库,并利用该数据库分析了监测区域的物种多样性状况。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各物种丰度分布较为均匀,鸟类的多样性高于兽类,而均匀性较低;在不同沟谷中,佛坪保护区龙潭子岩屋沟的群落丰富性和均匀性均很高,但动物绝对数量较少,有待进一步调查;观音山保护区破碾子沟的群落丰富性和均匀性则最低,应关注这一区域的生态恢复工作;黄柏塬自然保护区大南沟监测到的野生动物总有效照片数与大熊猫有效照片数均最多,侧面说明其在4条沟谷中生态情况恢复相对较好...     

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鸟兽监测

为进一步查清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 丰富生物编目, 我们于2018年7月至2019年8月利用红外相机进行公里网格全境布设监测。共记录兽类5目10科18属20种、鸟类7目18科34属42种, 其中新增保护区记录11种, 记录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 分别是黑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si)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 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灵猫(Viverra zibetha)、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等7种。相对多度指数计算结果表明, 小麂(Muntiacus reevesi)、猪獾(Arctonyx collaris)和野猪(Sus scrofa)是该区域内常见兽类, 而地栖雉类则以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和灰胸竹鸡(Bambusicola thoracicus)为主。分时段的相对多度指标表明, 小麂在6:00-15:00和17:00-21:00两个时段均保持活跃, 猪獾则偏好5:00-6:00和19:00-23:00活动, 野猪在6:00-7:00最为活跃, 红腹锦鸡活动高峰在12:00-13:00, 而灰胸竹鸡的活动高峰分别为14:00-15:00和16:00-17:00。在物种丰度上, 单个相机位点的平均拍摄物种数显示, 在缓冲区、灌丛及针阔混交林以及800-1,200 m海拔段上物种较多。监测结果有利于进一步掌握此区域的动物多样性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保护与管理。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多样性与区系组成

生物多样性编目与监测是我国各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工作。本研究收集整理了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4—2019年基于实地调查与观测的鸟类记录,数据来源包括公众科学活动、红外相机调查和自动录音记录。共记录鸟类16目55科271种,其中,东洋界物种147种(54.24%),古北界物种94种(34.69%),广布种30种(11.07%);留鸟165种(60.89%),冬候鸟14种(5.17%),夏候鸟67种(24.72%),旅鸟22种(8.12%),迷鸟3种(1.11%);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种:鸡形目Galliformes雉科Phasianidae斑尾榛鸡Tetrastes sewerzowi、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和鹰形目Accipitriformes鹰科Accipitridae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金雕Aquila chrysaetos;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3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的10种,列入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的34种。结果表明,保护区鸟类区系组成总体上具有南北混杂...     

四川邛崃山脉雪豹与散放牦牛潜在分布重叠与捕食风险评估

由雪豹(Panthera uncia)捕食散放家畜引起的人兽冲突是目前中国雪豹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四川邛崃山脉地处雪豹分布范围的东南缘, 本研究以邛崃山中部的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区, 收集了2014-2018年红外相机调查和动物粪便DNA分析中采集到的雪豹与散放牦牛的分布位点, 使用MaxEnt物种分布模型预测两物种在研究区内的潜在分布范围, 以两物种分布重叠的程度作为评估雪豹捕食家畜潜在风险的指标, 从而识别雪豹-家畜冲突的高危区域。结果表明, 在邛崃山中部的保护区群中, 模型预测的雪豹适宜栖息地面积为871.14 km ², 牦牛适宜栖息地面积为988.41 km ², 二者重叠面积达534.47 km ²,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的高山草甸地区, 占域内雪豹适宜栖息地总面积的61.35%。研究区域内总体上可能存在较高的雪豹-家畜冲突风险。在这些自然保护区以及新建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管理规划中, 应把高山放牧作为对区内野生雪豹种群的关键威胁之一, 重点关注模型预测的人兽冲突高危区域, 通过改变社区牧业管理方式、发展社区替代生计等方式, 降低潜在冲突的风险。     

海洋保护区管理与保护成效评估的方法与进展

全球物种多样性的持续下降使得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巨大挑战,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任务尤其艰巨。海洋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方式之一, 如何对其成效进行评估是当前研究热点。然而, 目前针对海洋保护区的评估体系较少, 而且评估指标多侧重于管理成效。近年来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和数据库的建立, 以及多种新技术(如遥感、声呐系统、卫星追踪、基因组学等)在海洋生物多样性监测中的应用, 使得从生态系统到基因水平的多层次连续监测成为可能。基于此, 建议未来我国海洋保护区成效评估应在充分利用新技术方法的基础上, 加强长期科学监测, 建立并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库和信息共享机制, 发展跨学科的综合保护成效评估体系, 加强基于生物多样性监测的保护成效评估。     

A simple system for monitoring biodiversity in protected areas of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achievements of initiatives to strengthe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y be difficult to assess, since most countries have no system for monitoring biodiversity. This paper describes a simple and cost-effective, field-based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system developed specifically for areas where specialist staff is lacking. We discuss the preliminary lessons learned from protected areas in the Philippines. Whilst the monitoring system aims to identify trends in biodiversity and its uses so as to guide management action, it also promotes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people in the management, stimulates discussions about conservation amongst stakeholders and builds the capacity of park staff and communities in management skills. In addition, it seeks to provide people with direction regarding the aims of protected areas, and reinforces the consolidation of existing livelihoods through strengthening community-based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The field methods are: (1) standardised recording of routine observations, (2) fixed point photographing, (3) line transect survey, and (4) focus group discussion. Both bio-physical and socio-economic data are used and given equal importance. The system can be sustained using locally available resources. The approach is useful in countries embarking on shared management of park resources with local communities, where rural people depend on use of natural ecosystems, and where the economic resources for park management are limited. We hope this paper will encourage other countries to develop their own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system, letting its development become a means for capacity building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supporting the creation of owner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