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与展望

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是指通过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与管理, 结合自然保护地以外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 从而实现物种种群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以及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就地保护是实现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本文从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代表性、有效性, 以及其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措施等方面, 整理和综述了国内外近年来的相关报道。总体来看, 我国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与管理体系, 实施了各项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措施,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自然保护地的面积和数量均呈现上升趋势, 已覆盖陆域国土面积的18%, 对一些重要生态系统及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正在建设的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提升了部分重点物种的保护连通性。自然保护区总体管理状况相对较好, 保护了90%以上的哺乳动物和97%的兰科植物。此外, 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亦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了民间力量。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照《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对“加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各项要求, 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然保护地整体保护能力仍有待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仍然存在保护空缺; 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有待提升; 缺乏公共协商机制; 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其他就地保护工作仍在探索阶段等。在此基础上, 对将来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提出了进一步建议与展望: (1)制定更为具体和量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目标; (2)加大力度减少物种受威胁程度, 特别是受关注较少的物种; (3)以保障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 提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4)加强自然保护地以外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 (5)完善长期监测体系, 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成效评估提供数据支撑。本文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特别是就地保护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基于中欧对比视角下的经验借鉴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比中国和欧洲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有助于完善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首先,从城市发展和生态系统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基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载体和功能,聚焦生境保护、空间规制和协同治理等实现路径,提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然后,系统梳理、总结和对比中国与欧洲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发现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理念鲜明、治理效果明显,但仍然存在改进空间。在城市发展规划方面,欧洲城市生物多样性规划体系全面系统、针对性强,而中国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发展规划融合不足,建议加强二者的有效衔接;在城市绿地建设方面,欧洲城市日益重视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而中国城市仍以公园等传统绿地建设为主,应提升微观尺度绿地空间利用和生态系统营造;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欧洲城市在多元化、市场化补偿方面探索较多,而中国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机制尚不成熟,建议逐步探索绿色基金等多元化补偿方式;在公众参与方面,欧洲城市强调自下而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而中国仍以政府为治理主体,公众参与意识和参...     

农业生态安全及其生态管理对策探讨

对生态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探讨。认为生态安全是指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及其生物要素、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等在数量、质量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上的一种和谐、健康、稳定的状态和水平。农业生态安全包括农业环境安全、农业资源安全、农业生物安全和农业产品安全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农业生态安全管理对策 ,包括 :①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管理 ,发展生态产业 ;②加强对现有资源与生态系统的保护、培育与可持续利用 ;③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障生物安全 ;④加强农业综合抗灾能力建设 ;⑤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监测与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⑥建立良好的、和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     

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对策

本文全面介绍了中国海洋物种多样性的现状,并分析其受到的人类影响和主要威胁。详细阐述了国家海洋局及其下属部门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中制定的有关政策、法规及行动计划,以及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科学调查研究及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海洋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工作和进展。同时,在生物多样性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包括预警系统与事故处理能力建设、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建设生物多样性管理机构及法规之间的协调机制以及基于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和公众参与等若干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和措施: 国际经验及启示

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要因素之一, 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必须提高本国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一些国家出台了国家战略, 采取增加连通性、改进现有保护区域的管理和恢复措施等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措施, 采用跨学科与跨部门协作手段加强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监测和评估, 并且从制度和资金等方面加强政策措施的落实。作者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生物多样性大国的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进行了梳理, 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1)把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国家整体适应战略中的优先措施之一; (2)将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性原则; (3)整合并完善国家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参考国际通行标准制定信息和数据收集标准, 并且尽快对气候变化下我国生物多样性脆弱性开展全面且持续的评估。     

900万3年查清家底 穿越神农架原始森林无人区大型综合资源考察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建设,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编目,完成高等植物、脊椎动物和大型真菌受威胁现状评估,发布濒危物种名录。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能力建设,完善学科与专业设置,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技术方法的创新研究。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能力建设,提高生物多样性预警和管理水平。摘编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     

农业部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责任

中国农业部门利用的国土面积达50％,农业生态系统是由古代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开发出来的,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仍残存生物多样性富集的岛状野生生境和大量珍稀、濒危物种。农业上栽培和养殖利用1200多个动植物品种也是宝贵的种质资源,农业部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中责任重大。生物多样性是农业发展的潜在资源,开发不当会带来对农业再发展的危害。农业部门已开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但存在许多需要改善与加强的环节,如国家首先要明确落实农业部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的责任,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要列入国家和部门的发展计划,完善法规、政策、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国内外合作交流等。     

中国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研究现状与展望

面对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农业集约化等一系列挑战,如何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其独特的遗传、生态和传统社会文化价值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出路。全面了解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特性、主要影响因子、保护利用措施和研究手段将对制定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研究内容只涉及农业即种植业不是大农业。本文系统分析了各类影响因子和管理措施对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介绍了我国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典型生态区域的现状和变化动态,系统阐述了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评估方法,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措施,并据此指出我国目前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研究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展望。分析发现,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在维持农业生态服务功能、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恢复力、减少化肥农药污染和发展绿色农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目前的研究和保护利用情况看,需要完善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评估指标和方法,加强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管理政策和协调机制,加大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和利用力度,使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成为主流化。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现状、问题与建议

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还不完善, 尚不能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现实需求。为了提升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化水平, 本文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3大目标, 围绕生态系统、物种、基因3个层次, 以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研究基础, 采用相关关键词检索现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形成标准清单(共包含1,032项标准), 并以此标准清单为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本研究发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的现状主要是分行业管理、基本覆盖各主要任务、涵盖多类别, 但仍存在标准间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标准规范质量不高且使用率低, 与国际标准衔接不够的问题。以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 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定位, 提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标准体系三维结构框架(包含行业、任务和类别3个维度)的构建设想。最后, 本文从筹建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时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强科学技术支撑、推动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4个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以期为建设更加先进适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体系提供参考。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成效与前瞻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计划于2021年在云南昆明召开, 大会将评估《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执行情况及实施进展。如能达成协议, 将出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作为指导2020年之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新纲领性文件。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进程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展现中国以及云南多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契机。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和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 云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投入巨大努力, 在全国较早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2-2030年)》、开创地方立法先河、率先试点建设国家公园、较早开展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研究工作、建立了首个国家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 在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重大生态工程等众多领域都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在梳理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展与成就的基础上, 对保护成效进行了评估, 并有针对性地探讨了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未来发展方向及重大意义, 加强全省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发挥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减贫示范作用、协调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保护等方面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同时本文也为进一步促进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资料, 并为COP15提供地方履约实例。     

IPBES:生物多样性科学评估将成为政策决策的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生物多样性持续减退的趋势,推动政策和科学之间的互动。2012年成立至今构建了概念模型,确定了2014—2018年的工作方案。分析IPBES工作方案的4个目的和相应交付成果可以看出,通过推出不同专题评估报告,将为全球提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新问题,给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谈判和履约提出新挑战。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评估报告的推出,可能通过持续积累效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使生物多样性问题迅速政治化,形成科学驱动政策决策的趋势。应对IPBES及其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谈判,我国需要制定深入和持续参与其国际过程的策略,需要通过培养和推荐专业水平高且政治敏感的专家,参与IPBES评估报告的具体工作,从科学层面影响评估结果,把握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政策决策动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     

哈萨克斯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中哈合作的对策建议

哈萨克斯坦位于欧亚大陆腹地, 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位置。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有助于解决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目前国内尚缺乏对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状况的了解。本文在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 从地理环境特征、生物多样性状况、保护成效和需求等维度对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 哈萨克斯坦的生物多样性丰富, 但也存在着较严重的丧失问题; 哈萨克斯坦政府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积极承担相关国际履约义务; 在保护管理方面实行多级管理体制, 并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 取得了一定成效。     

不懈探索, 努力引领中国生物多样性科学发展——《生物多样性》创刊三十周年回顾

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科学的发展, 提升期刊服务能力, 并庆祝创刊30周年, 我们梳理了《生物多样性》2013-2022年的主要进展。(1)近10年中, 期刊的特色进一步凸显。围绕学科前沿、国家重大行动计划、履约等领域共策划出版56个专辑/专题, 新设立编者按、生物编目、数据论文、保护与治理对策、生物文化多样性等特色栏目, 通过发表数据论文、生物编目等文章推动数据共享, 以及通过鼓励学术争鸣、探索中文期刊的国际传播等举措使期刊的特色进一步凸显。(2)期刊载文量快速增加, 报道的内容不断拓展。研究方向由前20年的61个增加为目前的78个, 90%左右的文章聚焦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科学/生态学等领域; 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的稿件分别占41.79%、47.48%和4.61%。基于关键词的文献计量分析表明, 近10年刊登的文章关键词聚类为遗传多样性、群落结构、红外相机、红色名录、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公园、植物多样性、分类学和地理分布等9个子领域。培养了大批生物多样性人才, 10年中共有4,665位作者署名(作者记录数6,295), 发表文章最多的前20位作者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等机构, 其中60%为编委。(3)刊登的论文被广泛引用和下载。根据中国知网数据(排除了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 2022年10月18日), 近10年刊登的文章有1,211篇累计被引用13,507次, 平均每篇被引11次以上; 网上下载量从2012年的6.64万次增加到2021年的23.85万次。有5篇文章入选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或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以国家公园、红外相机、红色名录、多功能性、生物入侵为关键词的文章是受关注的热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在生物学领域一直排名前列; 是《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中全球保护生物学领域唯一的中国期刊, 2019年和2020年分别位列23/48和25/49位。最后我们探讨了今后如何继续引领中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建设一流科技期刊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科学传播能力。     

试论植物园功能变迁与中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植物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来源, 植物多样性是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的战略资源。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植物多样性保护的两种主要方法,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构建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园体系是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形成我国较为完整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体系。通过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对我国植物多样性进行迁地保护, 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园林展示、科普教育和资源开发利用, 对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回顾了植物园的功能变迁、全球和中国植物园分布与数量以及植物迁地保护现状,讨论了植物园与植物迁地保护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国家植物园的定义及设立标准, 进而讨论了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的意义、挑战、统筹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等问题, 最后提出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的建设目标、管理体制、空间布局和认证等方面的建议, 以期为我国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政策、法律制度分析和建议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最近40年, 中国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就, 实施了多项政策和法律, 尤其是《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先后颁布, 奠定了中国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网络基本形成。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 野生植物保护依然存在许多不足。本文系统回顾了中国野生植物保护管理的政策和法律制度, 从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开发利用活动管理三方面分析了其优缺点并提出建议; 重点对修订《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 包括修订野生植物和人工培植的定义、优化对开发利用活动的管理程序、加强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衔接、细化优化罚则等。     

To which extent is the interdisciplinary evaluation approach of the CBD reflected in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related regulations?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is a major step forward 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BD mentions in its preamble the intrinsic value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the ecological, genetic, social, economic, scientific, educational, cultural, recreational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its compon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grave implementation deficits in practise on global, European, and national level.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analyses the extend to which the different values mentioned in the preamble of the CBD are already included into a selection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related to biodiversity and to which extent a condensed amount of the same criteria is applied for comprehensive, transparent, and comparable evaluation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established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related regulations do not sufficiently consider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biodiversity, but also do not relate them to the same incomplete criteria. They still follow the traditional nature conservation approach, which has failed to halt the loss of biodiversity. Democratic participatory processes are needed, which integrate the different measures of Agenda 21 while apply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biodivers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大都分布范围狭窄、个体数量稀少且自然更新困难, 面临随时灭绝的风险, 迫切需要拯救性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保护生物学领域的广泛关注, 已成为当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热点方向。我国于2010年正式启动实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 并开展了大量的保护研究和实践。以“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和“plant”为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进行了主题检索, 以“极小种群”和“植物”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进行了主题检索, 对获取的的学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进行了梳理。本文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种群、群落及生境调查与监测、适应性、遗传多样性、繁殖生物学、濒危机制、动态模型6个方面对近年来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在此基础上, 从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与种质资源保存、野外回归、人工繁育、标准化体系5个方面回顾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实践及取得的进展。基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 我们建议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未来保护工作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保护名录, 加强种群结构的观测和预测、小种群形成和恢复机制的针对性研究以及特定物种的长期系统性研究, 同时促进这一概念在国际上的推广。希望本文能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平台的发展情况及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国际社会协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公约, 也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公约》一直不断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和国际体系建设。该国际体系主要包括两大支柱: 一是“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国际机制(Global Partnership on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以下简称GPBB机制); 二是“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资源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以下简称GPBB平台)。前者是工作组织和资金机制, 后者是前者的技术支持和保障机制, 二者相辅相成, 协同增效。总体来看, 自1996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以来, GPBB平台的相关概念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 至今已形成了一个GPBB平台在线数据库, 可为我国推进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梳理总结GPBB平台及其相关机制等的发展情况, 得出: (1)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愿及对GPBB平台的需求日益增强; (2)《公约》对企业参与的要求更加明确; (3)《公约》对如何促进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路线图更加清晰; (4) GPBB机制已基本建立; (5) GPBB平台已基本完善。展望未来, GPBB平台发展将有望继续保持以下三大趋势: (1)平台建设力度将不断加强; (2)平台的影响将不断提升; (3)平台发展将向重点部门倾斜。目前, GPBB平台可提供相关最新研究成果、方法学、工具、自愿性标准和指引、简报、最佳实践案例等免费信息, 以及一系列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企业参与机会, 以支持企业在决策和运营中纳入生物多样性, 并鼓励支持各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科研机构等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贡献与受益。中国自2015年正式加入GPBB机制后, 对各成员国的企业参与倡议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为成立发起“中国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CBBP)联盟倡议做出有益探索。但总体而言, 对GPBB平台的研究借鉴以及参与建设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我们建议: (1)在制度贡献方面, 应加强政策研究, 研提COP-15企业参与新决议草案; (2)在机制建设方面, 积极参与和逐渐引领GPBB机制建设, 协力支撑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 (3)在人员保障方面,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引领能力; (4)在GPBB平台方面, 加强研究借鉴和技术参与, 为GPBB平台建设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