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履约过程变化分析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国际履约的全过程, 得出履约是一个动态的、反馈的、注重实效的过程。其中核心议题变化、利益集团结盟和分化以及国家层面的履约是履行《公约》的三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核心议题是历次缔约国大会的精髓, 核心议题产生关键性的决议, 其变迁导致公约组织机构、履约行动策略和计划发生变化, 也是利益集团分化的根本原因之一。利益集团分化是国际层面上对公约变化的响应, 是公约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然而利益集团难以协调也是目前阻碍《公约》发展的主要原因。国家层面上, 各国通过调整执行公约条款的优先顺序响应新的决议。不同国家根据各自国情有不同的履约优先顺序, 而我国履约实践存在优先顺序不明确, 缺少对《公约》的响应等问题, 直接导致我国履约效率低下。最后依据对《公约》履约过程变化分析结果, 宏观上提出中国履约对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履约的进展与趋势

<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15a来,在国际履约层次上已形成由缔约方大会、科技咨询附属机构会议、特设工家组会议以及技术专家组会议等构成的会议制度与履约机制.<公约>以生态系统方式为指导,制定了7个生态系统类型的专题工作方案;提出10个跨领域议题的准则及其主要目标和原则;并通过"战略计划",提出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全球、地区和各国生物多样性锐减速度的战略目标.而在<公约>的国际谈判过程中,缔约方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2008年5月召开的第九次缔约方大会,在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应对气候变化、构建海洋保护区体系等方面取得进展;并进一步提出未来在国际层面的履约需要集中资源,具体实施已经制定的计划和工作方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是人类面临的两个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 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的协作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系统梳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脉络, 探讨了两公约下各缔约方针对相关议题的谈判立场及未来走向, 并对两公约进行了综合评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及损失和损害国际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协同增效、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D)和地球工程及相关问题。本文最后还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及国内履约提出了建议: (1)整合谈判团队力量, 促进两公约协同增效; (2)做好交叉议题的研判和谈判预案, 主动引领谈判进程; (3)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提供损失和损害风险评估数据; (4)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地球工程议题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     

《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的现状、挑战和展望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而推进审查机制建设则是强化执行的一项重要议题,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涉及多个维度的审查机制, 不断审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有关议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情况。然而, 审查机制面临着参与审查并强化问责的政治意愿尚显不足、国家信息投入有待加强、审查结论有待助力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各类审查工具需加强统筹协调等主要问题, 由此也制约了审查工作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本文概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执行机制, 并重点梳理了审查机制的主要环节和内容, 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 并就审查机制的进一步建设与强化提出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与制度建设, 以及有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在战略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在整体、全面和平衡地推进构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前提下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建设, 应当加强高层政治推动并调动各方行动意愿, 为发展中国家适用一定的和必要的灵活性; 在技术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强化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前端的国家信息汇报, 应鼓励缔约方参与具有促进性的审查工作, 为国家自主评估执行情况提供重要补充, 并且审查内容也应当全面和平衡, 可以考虑采取全球盘点机制助力各方弥合执行差距并提升执行力度。     

重视女性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也是高度重视性别平等的国家之一,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世界性别平等舞台上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目前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性别主流化方面仍进展较慢,这与其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不相匹配。为此,本文通过梳理生物多样性与性别的特别关系,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概念的产生和演化过程,分析了国际组织、多边基金和一些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性别主流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进展,进而提出加强性别与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研究、相关机构能力的建设、性别与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导入以及国内生物多样性项目的管理等建议,以期为中国在未来生物多样性与性别领域开展工作、国家履约和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谈判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下“能力建设与发展”议题的磋商、挑战及政策建议

能力建设与发展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议定书下的重要议题,《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更是将其作为履约的有效执行手段之一。本文旨在增进生物多样性利益相关方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入理解,以及探讨为处理这个问题可选择的优先政策事项。首先,从能力、能力建设和能力发展基本概念入手,概述了这些术语在《公约》及其议定书相关文件中的演变历史;然后,基于历届《公约》及其议定书的决定,全面梳理了能力建设与发展的磋商进程和COP15主要争论焦点,分析了该领域面临的资金、规划、项目、信息分享以及与其他国际公约之间的协同等关键性挑战及其原因;最后,针对能力建设与发展问题,在国际层面上,从扩宽资金渠道、制定或协调不同层次的战略与行动规划、确保项目和方案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完善信息交流机制、提升相关公约间协同增效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关注点;在国内层面上,从强化顶层设计、更新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查明生物安全和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能力建设需求、加大宣传与参与以及充分利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了气候变暖进程,同时,气候变化也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二者之间是耦合关系,应当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目标,实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都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重要联系,二者存在相互交叉的议题。故本文从国际公约的角度出发,梳理了UNFCCC中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CBD中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谈判焦点与发展以及二者履约机制的协同现状;总结出国际法视野下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所面临的困难:(1) UNFCCC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回应不足;(2) CBD对气候变化议题单向回应;(3) UNFCCC与CBD履约机制分割显著;(4)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措施之间的冲突。基于此,本文以整体系统观为理论基石,提...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履约进展及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履约的核心议题之一, 对世界粮食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和饮食结构的根本性改变, 农业扩张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本文基于《公约》条款、第二次至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相关决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评估报告、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O-5)等内容, 系统梳理了《公约》谈判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履约进展和演变进程, 分析了农业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 从深入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指标研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非国家利益相关方参与等层面, 就加强中国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建议, 以期有利于塑造中国良好对外形象, 也为维护世界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推动《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顺利召开和成果达成奠定科学基础。     

从《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机制战略目标变迁解析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

全球环境基金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唯一资金机制, 它按照《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和基金自身的政策导向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从其试点期到当前的第7增资期, 全球环境基金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战略目标发生了多次变迁, 研究这些资金机制战略目标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的变迁情况对未来相关工作开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本文梳理了各增资期生物多样性领域战略目标所涉及的生物多样性热点问题, 对每个热点问题在全球环境基金各增资期中资金量和内容的变迁情况进行了分析, 并就中国当前情况与之进行比较, 进而提出了加强对保护地中生态系统代表性的考虑、增强保护地资金可持续性、全面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加强生物安全相关领域研究、推进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立法并注重知识管理、加强新问题新挑战的应对、深化资金机制研究等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生物多样性管理和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王玉庆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次缔约国大会上谈履约

王玉庆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次缔约国大会上谈履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次缔约国大会干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９日在巴哈马召开。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王玉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经过几天的艰苦谈判,各缔约方就履约的几个重大问题形成了决议。在...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年: 行动、进展与展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至今已经20年。在此期间, 中国1993年建立了履行《公约》的国家协调机制, 1995-1997年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 2007-2010年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年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并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实施了多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行动, 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物种资源调查、编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外来入侵种防治与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估等。同时,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监测体系建立、就地保护、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挑战, 为此,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就地保护和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进展以及对我国的建议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当前《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焦点议题, 了解该议题的谈判进展将对我国顺利举办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在梳理相关谈判进程的基础上, 分析了各方主要观点, 并就我国应对国际谈判并以东道国身份推进该框架的制定进程提出了建议。各方对制定框架的时间表、程序和一般性原则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 认为应尽快确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程序及时间表, 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执行经验、科学结论和和广泛的信息来源,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国际进程衔接, 重视利用情景和模型, 并支持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制定过程。同时, 各方认为框架应主要包括土地利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措施、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主流化、能力建设、资源调动、国家承诺等要素。为应对国际谈判, 建议我国在《公约》谈判会议中适时提出以下观点: 重视实现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目标; 提升评估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科学制定措施。此外, 建议我国采取以下措施积极推进框架制定进程: 充分利用国际高级别会议, 提升政治重视程度; 积极与主要国际进程协作, 推进该框架深入讨论; 重视调动利益相关方积极性。     

50 Years on,w(h)ither the Ramsar convention? A case of institutional drift

Wetlands have declined in area and quality at an accelerating pace in the last 50 years. Yet, the last 50 years is whe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sed on wetlands through the Ramsar Convention. An analysis of how the convention has evolved over the past 50 years suggests it has been drifting away from its original mandate in a maladaptive manner, and this drift is a problem for achieving its original objectives. A review of the strategic plans of the convention revealed two key conditions for institutional drifting and the associated lack of success. The first condition lies in its unique situation as a non-UN convention, which reduces the convention’s visibility and interactivity with other biodiversity-related conventions, agencies, or programmes. The second condition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nventions dealing with biodiversity issues, all forcing the Ramsar Convention to seek different roles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institutional landscape. A more effective future for the convention arguably lies in reasserting its original mandate, but with cognisance of the changed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ile this would narrow its increasingly broad focus, such a reorientation will allow wetlands and waterfowl to start a track to recovery, backed by active and focused Contracting Parties in a renewe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wetlan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use.

     

IPBES:生物多样性科学评估将成为政策决策的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生物多样性持续减退的趋势,推动政策和科学之间的互动。2012年成立至今构建了概念模型,确定了2014—2018年的工作方案。分析IPBES工作方案的4个目的和相应交付成果可以看出,通过推出不同专题评估报告,将为全球提出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新问题,给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谈判和履约提出新挑战。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评估报告的推出,可能通过持续积累效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使生物多样性问题迅速政治化,形成科学驱动政策决策的趋势。应对IPBES及其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约的谈判,我国需要制定深入和持续参与其国际过程的策略,需要通过培养和推荐专业水平高且政治敏感的专家,参与IPBES评估报告的具体工作,从科学层面影响评估结果,把握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政策决策动向,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与焦点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逐渐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焦点议题,各缔约方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多边谈判.本文梳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其中的焦点问题及各方的主要立场,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巴西、哥伦比亚、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生物多样性大国是针锋相对的两大主要谈判集团.谈判...     

UNDP与中国合作实施GEF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成就与经验

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财务机制的运行主体,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7个周期,各国在执行GEF项目期间,遇到了可持续性不强、项目设计方案复杂、期望过高等挑战.作为GEF的国际实施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中国政府合作,针对各项挑战,采取综合应对措施,优化设计与实施的生物多样性项目取得了系列成就...     

《生物多样性公约》海洋生物多样性议题的 谈判焦点、影响及我国对策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问题是《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历次缔约方大会的谈判进程, 认为主要焦点议题包括: (1)应对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工具; (3)海洋保护区及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域。这些议题的讨论将影响包括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在内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 也将影响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制度的建设, 以及沿海国家的社会经济。我国应加强履约谈判的技术支持, 加快涉海相关问题研究, 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谈判, 并大力宣传我国经验。     

简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进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将审议通过正在编制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该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 只有通过变革式的转型, 才能实现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框架以变革理论为基础, 拟制定雄心勃勃又务实平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息息相关, 目标的制定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等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约》机制和框架磋商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 仅极少数人完整地了解框架的内容和谈判进程。经过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下简称“OEWG”) 4次会议的磋商, 框架结构和要素已基本确定,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22个2030年行动目标, 包括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行动目标1‒8)、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来满足人的需求(行动目标9‒13)和执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行动目标14‒22) 3个部分。本文介绍了OEWG第四次会议磋商的框架草案中行动目标的谈判进展, 对框架中30 × 30目标、资源调动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分析, 从而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从事生物多样性教育和保护的广大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提供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 从而更好地把握参与科技、贸易、投资、制造等领域国际竞争的环境政治动态与方向,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