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公约》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平台的发展情况及对中国的政策建议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国际社会协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公约, 也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平台。《公约》一直不断推动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工作和国际体系建设。该国际体系主要包括两大支柱: 一是“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国际机制(Global Partnership on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以下简称GPBB机制); 二是“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资源平台(Global Platform for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以下简称GPBB平台)。前者是工作组织和资金机制, 后者是前者的技术支持和保障机制, 二者相辅相成, 协同增效。总体来看, 自1996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COP-3)以来, GPBB平台的相关概念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 至今已形成了一个GPBB平台在线数据库, 可为我国推进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梳理总结GPBB平台及其相关机制等的发展情况, 得出: (1)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愿及对GPBB平台的需求日益增强; (2)《公约》对企业参与的要求更加明确; (3)《公约》对如何促进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的路线图更加清晰; (4) GPBB机制已基本建立; (5) GPBB平台已基本完善。展望未来, GPBB平台发展将有望继续保持以下三大趋势: (1)平台建设力度将不断加强; (2)平台的影响将不断提升; (3)平台发展将向重点部门倾斜。目前, GPBB平台可提供相关最新研究成果、方法学、工具、自愿性标准和指引、简报、最佳实践案例等免费信息, 以及一系列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企业参与机会, 以支持企业在决策和运营中纳入生物多样性, 并鼓励支持各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科研机构等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贡献与受益。中国自2015年正式加入GPBB机制后, 对各成员国的企业参与倡议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为成立发起“中国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CBBP)联盟倡议做出有益探索。但总体而言, 对GPBB平台的研究借鉴以及参与建设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我们建议: (1)在制度贡献方面, 应加强政策研究, 研提COP-15企业参与新决议草案; (2)在机制建设方面, 积极参与和逐渐引领GPBB机制建设, 协力支撑一带一路等中国倡议; (3)在人员保障方面,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引领能力; (4)在GPBB平台方面, 加强研究借鉴和技术参与, 为GPBB平台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推动中国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全球伙伴关系的机制建设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中国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引领者的新要求。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清洁美丽世界的集中体现。本文系统总结了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倡导的“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全球伙伴关系” (GPBB)的主要国际经验, 提出了中国推动落实“中国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倡议(简称CBBP)的政策建议, 为中国政府更好地引导企业参与, 撬动社会资源合力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参考。通过分析德国、印度、加拿大、秘鲁、澳大利亚、南非、日本和韩国构建企业参与GPBB的实践, 发现各国经验主要有以下特点: (1)政府作用重要且方式多样, 或提供管理、或提供资金或实物等; (2)组织方式多样, 常见的为组建跨部门的决策机构并下设秘书组; (3)成员加入, 一般需要签署协约, 有的偏重特定行业, 有的重视机构会员; (4)在服务上, 政府一般提供法律政策解读、知识信息传播、政策指引等服务; (5)在资金来源上, 有的主要靠缴纳会费, 有的包括实物捐赠、志愿服务、PPP (公私合营)项目合作等方式。各国经验的主要启示有: (1)根据论坛会议沟通和实际工作交流, 大量企业表现出参与生物多样性伙伴关系倡议的积极意愿; (2)推动企业参与的国际资源网络已基本建立; (3)受限于规模和资金, 绝大多数企业的参与需要本国政府更为有力的引导和支持。2015年, 中国正式加入GPBB。截至目前, 虽然中国已开展了许多推动GPBB的相关工作, 但仍然存在和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 (1)由于中国倡议CBBP相关文件仍未通过审批, 因此, 尽管根据调研已有许多企业非常有意愿成为中国伙伴关系成员单位, 但仍无章可循, 无法加入; (2)中国尚未建立健全的推动CBBP倡议行动的组织模式和资金机制; (3)《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于2020年在北京召开, 这对中国在促进CBBP的管理运行也提出更高和更为紧迫的要求。对此, 本文建议CBBP倡议可实施“两步走”战略: (1)成立并发起CBBP联盟倡议; (2)加大国际公约建设和国家履约谈判支持。     

《生物多样性公约》获取与惠益分享议题国际谈判动态研究

1993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将获取与惠益分享(ABS,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作为其三大目标之一。2010年在CBD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COP-10)上达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公平和公正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简称"《名古屋议定书》"),标志着获取与惠益分享议题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随后又组织召开了3次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名古屋议定书》于2014年10月在韩国平昌召开COP-12期间生效,并在2014年10月13-17日召开了《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大会第1次会议(COP/MOP-1)。本文系统总结和梳理了获取与惠益分享议题产生背景、关键议题争论的焦点、谈判历程和发展动态,深入分析了欧盟、非洲集团、瑞士等主要国家集团和非政府组织(NGOs)、工商界等非国家行为体(NSAs)在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谈判中的立场、策略和作用,讨论了《名古屋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体现、影响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年: 行动、进展与展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至今已经20年。在此期间, 中国1993年建立了履行《公约》的国家协调机制, 1995-1997年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 2007-2010年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年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并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实施了多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行动, 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物种资源调查、编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外来入侵种防治与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估等。同时,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监测体系建立、就地保护、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挑战, 为此,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就地保护和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履约的进展与趋势

<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15a来,在国际履约层次上已形成由缔约方大会、科技咨询附属机构会议、特设工家组会议以及技术专家组会议等构成的会议制度与履约机制.<公约>以生态系统方式为指导,制定了7个生态系统类型的专题工作方案;提出10个跨领域议题的准则及其主要目标和原则;并通过"战略计划",提出到2010年大幅度降低全球、地区和各国生物多样性锐减速度的战略目标.而在<公约>的国际谈判过程中,缔约方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2008年5月召开的第九次缔约方大会,在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应对气候变化、构建海洋保护区体系等方面取得进展;并进一步提出未来在国际层面的履约需要集中资源,具体实施已经制定的计划和工作方案.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挑战和展望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的发展脉络,分析了保护形势的变化,认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无论是在工作领域还是在战略目标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作领域方面,从最初仅关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现状,逐渐拓展到识别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以及探讨解决这些威胁因素的工具和方法上。战略目标方面,从保护10%的海洋目标提升到至少保护30%的海洋区域。特别是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这一热点问题也纳入到议题的讨论范畴。结合科学研究文献和国际进程评估报告对相关议题进展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工作领域上,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更侧重减少海洋生物多样性威胁,在工具和方法上较为欠缺。在战略目标上,不仅要实现30%的数量目标,还需要考虑科学地保护规划和利用。在处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上,需要明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作用。通过对议题的梳理和评估,识别出目前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1)各国政府及利益攸关方政治意愿和行动力不强;(2)全球海洋受保护区域面积不足,保护成效较低;(3)资金来源不够;(4)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与焦点

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逐渐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焦点议题,各缔约方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多边谈判.本文梳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其中的焦点问题及各方的主要立场,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巴西、哥伦比亚、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生物多样性大国是针锋相对的两大主要谈判集团.谈判...     

简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进展

《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将审议通过正在编制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该框架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指导作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 只有通过变革式的转型, 才能实现到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框架以变革理论为基础, 拟制定雄心勃勃又务实平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生物多样性与人类息息相关, 目标的制定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等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公约》机制和框架磋商的复杂性等多种原因, 仅极少数人完整地了解框架的内容和谈判进程。经过框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下简称“OEWG”) 4次会议的磋商, 框架结构和要素已基本确定,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22个2030年行动目标, 包括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行动目标1‒8)、通过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来满足人的需求(行动目标9‒13)和执行工作和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方案(行动目标14‒22) 3个部分。本文介绍了OEWG第四次会议磋商的框架草案中行动目标的谈判进展, 对框架中30 × 30目标、资源调动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分析, 从而为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从事生物多样性教育和保护的广大工作者等社会各界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提供视角和方法上的参考, 从而更好地把握参与科技、贸易、投资、制造等领域国际竞争的环境政治动态与方向,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生物多样性公约》海洋生物多样性议题的 谈判焦点、影响及我国对策

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问题是《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重要领域。本文梳理了历次缔约方大会的谈判进程, 认为主要焦点议题包括: (1)应对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海洋和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工具; (3)海洋保护区及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域。这些议题的讨论将影响包括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在内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 也将影响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制度的建设, 以及沿海国家的社会经济。我国应加强履约谈判的技术支持, 加快涉海相关问题研究, 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谈判, 并大力宣传我国经验。     

《中国21世纪议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王葆青（国家科委社发司,北京１００８６４）我很高兴参加首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众所周知,《２１世纪议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都是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的两个重要文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继...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就和展望

2004年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10周年。中国于1993年1月7日作为第7个国家正式加入“公约”。接着就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牵头组建国家履约协调组和许多联络点,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可见,国家对生物多样性工作的重视和认真的态度。10年来,中国在履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例如,完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等一大批重要文件,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和相应的科学与教育部门,开展了许多科研项目和讲授相关的课程,出版了系列丛书和“中国生物多样性”学术刊物,重视开展学术交流,建立了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相关的管理政策,生物多样性保护实体和产业日益增加和发展等就是明显的事例。履约10年的经验在于下列三个方面(1)保护和发展必须密切结合;(2)“统一协调、分散管理”的方针需要进一步完善;(3)基础性和综合性研究需要加强。展望未来,只有在加强基础和综合研究以及提高管理水平方面下一番功夫,履约工作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的现状、挑战和展望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执行是生物多样性全球治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而推进审查机制建设则是强化执行的一项重要议题,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已初步建立起一套涉及多个维度的审查机制, 不断审查《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有关议定书和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情况。然而, 审查机制面临着参与审查并强化问责的政治意愿尚显不足、国家信息投入有待加强、审查结论有待助力强化《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各类审查工具需加强统筹协调等主要问题, 由此也制约了审查工作的完善性和有效性。本文概述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执行机制, 并重点梳理了审查机制的主要环节和内容, 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主要障碍, 并就审查机制的进一步建设与强化提出建议, 以期为开展《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与制度建设, 以及有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在战略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在整体、全面和平衡地推进构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前提下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建设, 应当加强高层政治推动并调动各方行动意愿, 为发展中国家适用一定的和必要的灵活性; 在技术层面, 本文认为应当强化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审查机制前端的国家信息汇报, 应鼓励缔约方参与具有促进性的审查工作, 为国家自主评估执行情况提供重要补充, 并且审查内容也应当全面和平衡, 可以考虑采取全球盘点机制助力各方弥合执行差距并提升执行力度。     

《生物多样性公约》传统知识议题的背景、进展与趋势

传统知识之所以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热点议题,主要源于其重要的研究价值、经济潜力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至今,在传统知识议题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如:设立专门的传统知识工作组,为履行公约相关条款制定了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推动特殊制度的谈判,达成一系列道德行为准则,以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根据公约第十次和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相关决议,习惯性可持续利用(customary sustainable use)、特殊制度(sui generis systems)、传统知识归还(repatriation)等将成为今后传统知识谈判的重点.我国需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知识产权等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协调我国在不同国际法框架中传统知识议题的谈判立场;还需要开展习惯性可持续利用、特殊制度体系、传统知识就地或者活态保护(living protection)的研究.     

生物多样性抵消的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抵消(biodiversity offsetting)是一种补偿模式, 在国际上已广泛实施, 包括北美和欧洲, 但尚未在中国开展。本文综述了生物多样性抵消的优点和主要问题, 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 并展望了中国开展生物多样性抵消项目的前景。生物多样性抵消的主要优点有: (1)理论上成果透明可靠; (2)理论上结果始终积极; (3)衍生出主动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抵消银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 “可量化的保护成果”难以实现; (2)无净损失难以达成; (3)实践过程中监管存在问题; (4)实施与结果之间的滞后性。此外, 还讨论了美国和英国案例中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 如模糊和过时的法律和政策、不适当的抵消比例等。总之, 生物多样性抵消的主要问题是现有的研究无法支撑其理想化的实施和实际应用中出现的各类主观性问题。从目前的证据来看, 生物多样性抵消或许能为我国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建议加强对生物多样性抵消在中国可行性的研究, 包括引入抵消层次、完善生物多样性量化指标、试点项目和抵消银行等, 为我国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更多的理论基础。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 review of nation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mplementation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lies at the hear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It offers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global issu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rough locally grown solutions and measur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nation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meet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BD by analysing twenty Third National Reports (TNRs), covering five different CBD regional clusters from the three global economic groups. While there is a plethora of challenges, the predominant one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institutional and capacity, knowledge and accessible information, economic policy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cooperation and stakeholder involvement, and mainstreaming and integration of biodiversity. The underlying problem is that limited capac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undermines conservation initiatives. Lack of capacity in science, coordination, administration, legislation, and monitoring are barriers to on-ground implementation of biodiversity programmes. Opportunities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embrace use of knowledge products, information-sharing mechanisms, participatory platforms, educational programmes,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policy coherence. Innovative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are also being trialled in various countries, which seek to offer incentives to local communiti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conserv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multiple sectors and secure high level political support.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legislative sectors are more likely to show interest in CBD implementation and use it as a tool for managing biodiversity when they know the Convention processes and perceive it as a benefit. Modest investments in capacity building and training, and engaging different sectors in setting priorities would have a significant pay-off.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面临着较大的生态衰退风险。中国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来自包括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模式单一落后、工业化进程加快、气候变化和外来物种入侵等多种因素。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本文就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研究成果和保护成就进行了回顾,提出了未来应该着重加强的研究领域。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濒危物种管理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中国政府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领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布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行动规划,不断提高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平。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经过了由数量发展到质量发展的阶段后,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集中在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制、生物多样性受胁原因与响应机制、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与评估、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和自然保护区立法等方面。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ABS) is a market-based approach aimed at preserving biodiversity. Its effectiveness has been questioned in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s for many year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pproach’s success has fallen far short of what was expected: degradation of biodiversity continues, and only few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 commercial use of biodiversity have been shared with the providers of biodiversity. The reason for this failure is a lack of incentives. However, an analytical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cept is lacking so far. The present paper raises the question how ABS must be designed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while also helping to protect biodiversity and promote a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arising from its commercializ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six critical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ABS governance and discusses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a critical factor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effectiveness.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ses so-called countermeasures that impact on these circumstances. In specifying the critical factors and their interplay with the countermeasures, the paper gives guidance on how to develop more effective ABS regimes.     

香港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育工作

香港位于热带,属海洋性气候。地势崎岖多山,山地约占全港总面积的3/4。城市发展多集中在沿海平坦地带。目前香港的城市和乡镇面积约占总面积的20%,农地约占5%(当中大部份已遭荒废),余下的均为郊野地区,这包括天然林和人工林(约占14%)、灌丛(约占36%)及草地(约占17%)。由于良好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形成了众多不同的生态环境,使总面积仅1090 km²的弹丸之地孕育出种类多样的动植物,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香港约有2500种原生植物,包括被子植物约1900种,裸子植物7种,蕨类植物220多种及苔藓植物300多种。动物方面,已记录的野生哺乳类动物有40多种,鸟类超过459种,两栖类23种,爬行类70多种。昆虫种类繁多,其中蜻蜓目100多种,鳞翅目2200多种(蝴蝶200多种,蛾类2000多种)。有很多是国家保护物种和特有种。植物方面属国家一级保护的有1种——刺桫椤(Alsophila spinulosa);国家二级保护的有6种,如四药门花(Tetrathryrium subcordatum);国家三级保护的有8种,如穗花杉(Amentotaxus argotaenia)。此外,香港特有种有16种,例如紫萁科(Osmundaceae)的粤紫萁(Osmunda mildei)、马兜铃科(Aristolochiaceae)的香港细辛(Asarum hongkongense)和兰科(Orchidaceae)的谢氏卷瓣兰(Bulbophyllum tseanum)。动物方面有9种属国家一级保护,例如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79种属国家二级保护。特有种则有卢氏小树蛙(Philautus romeri)、包氏双足蜥(Dibamus bogadeki)及多种昆虫。为了保护丰富的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的环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制定了一些法例并推行了不少保护措施,例如设立了21个郊野公园和14个特别地区,占全港陆地总面积约38%。此外,还成立了2个禁区、3个海岸公园和1个海洋保护区。另一方面,政府还设立了59个“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以保护及研究各种动植物、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地貌。香港地少人多,总人口超过600万,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多年来香港这个生物宝库不断地遭受人类活动的威胁,近年来由于人口急剧上升,对土地需求迫切,不少郊野地区被开发利用,环境污染亦日益严重。此外,一些野生植物因具有药用价值、观赏价值或其他用途而遭盗伐或采集。上述种种因素已使香港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受到严重损害,一些物种更濒于灭绝,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工作刻不容缓。因此,香港确实需要制定整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有鉴于此,香港大学生态及分类学系于1996年展开了一项为期3年的香港生物多样性调查,以增加对动植物资源现况的了解,为保护香港的珍稀濒危物种和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提出补救方案,并为制订长远的保育策略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