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约束下的湖泊旅游用地布局

为防止不合理的湖泊旅游开发引起湖滨湿地的侵占与破坏、湖泊水体污染等生态问题,以梁子湖旅游开发用地布局为例,采用GIS构建了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湖泊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提出优先生态安全格局的湖泊旅游用地空间布局.研究区被划分为4类生态功能区.其中,核心保护区为“源地”景观区域,区内禁止新增旅游用地,现有的旅游基础设施用地应大部分拆除,其余需进行升级改造;生态缓冲区的阻力值在0 ～4562,区内禁止新增旅游用地,原有旅游用地需缩减规模,并尽可能将区内人文环境转换为自然环境,实现人类活动和“源地”保护的隔离;生态过渡区的阻力值在4562 ～30797,区内现有旅游用地呈片状分布,可适度增加旅游用地,重点发展沿湖生态农林观光旅游;人类活动区的阻力值在30797～97334,可作为湖泊旅游用地布局的重点区域.优先考虑景观安全格局的旅游用地布局是湖泊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如何在北京充分实现受胁鸟类栖息地保护?

实现有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在于提升生物多样性丰富的人口密集区的保护效率。北京人口密集且生物多样性丰富, 存在3类具有生态保护功能的区划——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和限制建设线。上述区域可视为生态保护潜力区。本文以在北京有分布的30种受胁鸟类为主要对象, 探讨现有生态保护潜力区对这些物种栖息地的覆盖程度, 并对如何改善上述受胁鸟类栖息地的保护状况进行了建议。根据物种对栖息地的选择, 基于高分辨率卫星解译的土地利用类型图, 利用最大熵模型(MaxEnt)掩膜栖息地分布图, 得到各受胁鸟类的预测空间分布。叠加这些分布获得北京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并进行验证。依据物种丰富度高低, 将受胁鸟类栖息地划分为一至四级(最重要的栖息地是一级栖息地, 以此类推)。同时, 依据地表覆盖类型和人类活动强度高低将北京市域划分为城市建成区、乡村生境区和自然生境区。分别计算3类保护潜力区对上述3类区域以及四级栖息地的覆盖面积比例。结果表明: (1) 95.64%的一级关键栖息地和86.32%的二级关键栖息地分布在乡村生境区, 但仅有0.69%和15.15%的乡村生境区分别被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 (2)未受到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覆盖的一、二级关键栖息地主要为水域和沼泽地等湿地、高覆盖度草地和部分耕地, 以及含有较高比例水体的大型城市绿地。基于以上结果, 我们建议至少在一定区域内试行如下保护措施: (1)严格保护湿地及其周边的高覆盖度草地, 确保面积不减少; (2)维持基本农田规模和粮食种植模式; (3)将乡村生境区位于河道附近的水域、沼泽地、高覆盖草地和灌木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4)在公园绿地中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5)优化平原地区林地结构。以上措施将使北京的受胁鸟类栖息地得到更好保护, 为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示范。     

关中平原城市群扩张对生态用地的多尺度影响

城市扩张与生态空间保护的矛盾是新型城镇化和国土空间规划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区域,关中平原城市群面临更加严峻的生态和资源胁迫。但相关研究主要对研究区整体的生态环境变化进行测度,少有研究分析城市群发展对生态用地的多尺度影响,且忽略了城市群中土地变化最剧烈,生态受胁迫最严重的城市边缘区。因此,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指数、估算城市扩张间接影响的生态用地面积等方法,研究从城市群、重点城市和主要城市边缘区3个尺度分析1990-2018年城镇扩张对生态用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1）关中平原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以半生态用地（耕地）为主,面积占比超过40%。而城市边缘区主要以半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为主。1990-2018年城市群建设用地面积比例由3.67%增长至5.93%,耕地面积共计减少3032.11 km²,自然生态用地的面积增加628.03 km²。受耕地占补、退耕还林等多重政策的影响,半生态用地和自然生态用地的变化呈现为"拉锯式"发展特征。（2）城市扩张对半生态用地的直接影响大于对自然生态用地的直接影响,各尺度土地利用转移变化大同小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均为耕地,其中城市边缘区的耕地受城镇扩张的挤占最为突出。（3）城市扩张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且不同城市建设用地对自然生态用地的间接影响因耕地补偿机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对关中平原城市群实施"一刀切"的耕地补偿政策实际上并不合理,应当因地制宜,考虑地区土地资源条件,适当调整发展和约束政策,更有利于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生态用地综合识别与分类

以川中丘陵区为例,从乡村生态用地的资源特征、形态特征、功能特征3个方面选取生态敏感性、生境质量等10个指标构建乡村生态用地辨识指标体系,开展乡村生态用地综合识别与分类研究。结果表明:辨识指标体系较全面反映了乡村生态用地特征,可以将生态功能强、生境质量高的生态用地和不适宜纳入生态用地范畴的非生态用地同时辨识出来,方法具有可行性;研究区核心、辅助和底线3种生态用地面积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20.48%、34.41%和41.16%,核心生态用地以林地、草地和水域为主,辅助和底线生态用地均以耕地为主;研究区生态用地空间分布均衡性表现为辅助生态用地>底线生态用地>核心生态用地>非生态用地,空间分布差异性则与地势(东北高、西南低)走向基本一致;土地利用/覆被类型与乡村生态用地类型之间呈现出一对多的相互关系,主要是由人类活动程度、地质灾害空间分布和地形地貌的差异等原因造成。本研究可以为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土地利用方式、协调区域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参考和借鉴,丰富和发展空间规划学、乡村地理学的内容。     

基于景观邻接特性的吉林省西部生态风险分析

以1986—2008年吉林省西部遥感影像解译资料为基础数据,利用GIS软件提取土地景观信息,计算主要景观与障碍景观类型的空间邻接特性,构建吉林省西部风险指标,在空间格局上对由于景观格局带来的生态风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景观类型中耕地与沙地的邻接边长与面积最大,分别占总边长与总面积的65.37%和78.65%,但个数比最多的是草地,表明沙化对耕地威胁最大,其次是对草地的威胁;与盐碱地的相邻分析中,无论是边长、面积、还是斑块统计,耕地受胁程度均比较显著,其次受影响比较大的是草地和水域;20多年来,林地、草地与沙地邻接边长、面积和斑块比例均有所下降,而耕地与沙地的邻接边长、邻接面积比例呈上升趋势,但斑块比例从1986年起呈现下降趋势;与盐碱地的邻接性变化分析中,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均呈大幅度上升,草地和水域尤为突出;耕地受沙化、盐碱化胁迫最为严重,且盐碱化的胁迫远大于沙化;1986—2008年,由于沙地和盐碱地障碍景观结构变化引起的生态风险有增无减,且盐碱化胁迫远大于沙化的胁迫,盐碱化成为威胁该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及保持生态稳定性的关键因素,盐碱化治理及开发利用将是该区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两栖动物保护需求总述

通过对中国两栖动物物种生物多样性现状的全面分析, 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全球优先保护地区. 横断山区、南岭山区和武夷山区3个区域的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 有尾两栖类物种较无尾类受胁程度更高. 几个物种数相对较少的铃蟾科、隐腮鲵科、小鲵科和蝾螈科显示出了高的受胁倾向.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 高海拔地区溪流繁殖的森林物种受胁程度更高. 对中国两栖动物而言, 生境丧失、污染和过度捕捉是最主要的致危因素. 过度捕捉虽然影响不如生境丧失深远, 但它更可能导致一个物种种群的快速衰落. 针对5个方面的保护挑战, 提出了优先研究领域和保护行动方面的建议.     

基于GlobeLand30的城市生态用地时空变化特征——以北京市为例

在城市高速增长而土地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北京市探索了城市总体规划统领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有效途径,探究其生态用地时空变化特征,能够为生态用地与建设用地同步规划和协调布局提供参考。本文基于北京市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GlobeLand30土地覆盖数据,分析了2000-2020年生态用地与建设用地、农用地的相互转化,揭示了各类用地变化强度在不同距离及方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应用景观格局指数刻画了空间形态变化;通过景观扩张/收缩指数LESI判定生态用地空间形态变化模式;通过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计算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的可达性。结果表明：（1）生态用地面积占比一直为13%~15%,但不同距离和方位的空间分布发生显著变化,生态条件较好区域受城市增长负面影响较大,生态条件相对薄弱区域的生态建设在城市增长中加强。（2）生态用地的空间形态变化不大,但空间分布趋于分散;生态用地增加以新生模式和扩展模式为主,减少则从消亡模式为主转向分裂模式和收缩模式为主。（3）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的可达性整体偏低,2000-2010年新增建设用地可达性的低等级占比高于既有建设用地,可达性高值区零散分布在中心区域;2010-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可达性的较高等级占比高于既有建设用地,可达性较高区域的空间分布更加均匀。     

旅游生态安全约束下张家界市土地利用优化

土地利用多以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数量结构优化,很少对旅游生态安全约束下的土地利用进行空间结构优化,鉴于此,为提高旅游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和改善生态环境,在旅游生态安全约束下,不仅对土地利用数量结构进行优化,而且实现了土地利用空间结构优化。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线性规划法中的Lingo模型求取旅游生态安全约束下的最优土地利用结构,并根据分布规则把优化后的数量结构配置在空间上,借助CLUE-S模型进行土地利用空间优化。结果表明:(1)2015年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为0.7394,旅游环境状况和旅游人文社会响应的安全度均比旅游资源环境压力低。(2)在数量结构优化下,林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增幅明显,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有所减少,2025年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为0.8196,比2015年提高了0.0802,处于安全的状态。(3)在空间结构优化下,林地主要分布在桑植县和慈利县的山地丘陵区、武陵源区以及永定区南部;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慈利县、桑植县及永定区城区;草地主要位于桑植县和慈利县的山区以及武陵源区;耕地主要分布在慈利县和永定区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未利用地零星分布在慈利县、桑植县及永定区。研究结果可为张家界市土地资源永续利用和旅游生态安全建设提供规划指导和技术借鉴。     

不同类型城市快速扩张区域人工景观对自然景观的生态安全胁迫效应比较

城镇化进程中的建成区扩张会对区域自然生态安全格局造成胁迫效应.本文选取北京通州、河北正定、天津塘沽及福建厦门4个内陆和沿海城市为研究区,通过景观生态学原理构建区域景观胁迫分析指标,对比分析4个城市快速扩张区域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景观格局特征,研究不同区域及城镇化背景下人工景观对耕地、绿/林地、水体和未利用地等自然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胁迫作用差异.结果表明: 2015年,通州、正定、塘沽和厦门4个城市扩张区的景观侵蚀指数分别为1.039、0.996、1.239和0.945,自然景观都表现出显著的被侵蚀程度;但不同城市区域的各类自然景观类型受威胁的程度不同,通州、正定和塘沽以未利用地和水域为主,厦门则以耕地和水域为主,4个城市水域威胁指数均超过0.743;内陆城市的水域和未利用地景观分离度指数均大于沿海城市,在空间上表现为沿海城市水体分布较内陆城市更聚集;相对于其他自然景观,未利用地和水域是受人工景观胁迫最大的两种自然景观.     

中国生态用地重要性及其格局优化研究进展

生态用地因提供了比其他用地更多、更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而成为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好坏的依据,也成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核心内容。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对生态用地的内涵、分类、识别及规划等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得出以下结论:(1)生态用地是以发挥生态功能或生态效应为主的土地利用类型,具有非生产性、非建设性、以发挥生态功能、稳定区域生态平衡为主等特点;(2)生态用地重要性识别应该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敏感性、生态脆弱性等方面来衡量,基于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关键生态过程的最小生态用地核算是实现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底线,数量结构与空间布局的协同优化是生态用地格局优化的关键;(3)在多尺度视角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生态用地重要性识别、基于情景分析的生态用地动态模拟、将研究结果应用于生态用地规划编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管理实施的关键。     

北京市平原区受胁鸟类栖息地识别和评价

在北京分布的受胁鸟类主要分布在平原区,而平原区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区域,因此,在城市管理中融入受胁鸟类保护的内容十分必要。以北京市平原区分布的24种受胁鸟类为研究对象,以鸟类对栖息地的需求为分类依据,结合国家土地利用分类标准,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法,在北京市平原区的高清卫星影像图上识别出5类一级鸟类栖息地和17类二级鸟类栖息地,得到北京市平原区鸟类栖息地分布图。使用24种受胁鸟类的空间分布模型掩膜鸟类栖息地分布,得到24种受胁鸟类的预测空间分布,叠加之后获得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结果显示,水域是受胁鸟类丰富度最高的栖息地。将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与北京市国家级和市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叠加进行空缺分析,结果显示：1）北京市的自然保护区多分布在山区,不能有效保护受胁鸟类;2）受胁鸟类的保护与平原区的城市建设、绿地管理关系密切。采用分区统计方法,计算各类栖息地中分布的平均鸟类种类数,作为栖息地保护行动优先级指标,得出湖泊、水库、坑塘、滩地、沼泽地等湿地区域是具有最高保护优先级的栖息地类型,在保护实践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应对各类栖息地开展综合保护。该研究首次为北京城市区域受胁鸟类保护提出空间参考和管理建议。     

海口市生态用地变化与安全格局构建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生态用地变化与安全格局构建对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生态用地的变化直接影响生态安全格局变化,生态用地安全格局又对生态用地的规划有指导作用。基于GIS技术,对海口市1991年至2016年生态用地的时空变化过程进行研究,进而分析生态用地演变。选取高度、坡度、水资源安全作为生态安全影响单因子,并分级赋值,构建综合生态用地分布格局。以底线型生态用地为源,基于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以阻力阈值作为分级边界,划分不同安全水平的生态用地区域,进而确定源间生态廊道、辐射道与战略点,构建生态用地安全格局。分析结果表明:1991年至2016年,海口市三类生态用地变化最大,其中林地减少13.33%,园地增加9.136%,坑塘水面增加3.71%。南渡江以西生态用地从以林地为主转为园地与建设用地为主,其余地区变化较少。生态用地安全变化区域集中在海口市西部与东部,其中西部高安全水平区减少,整体安全水平急剧恶化,东部高安全水平区略有提升。故需要制定和实施合理的生态用地保护政策,对生态用地格局进行优化调整,以期构建区域内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可行方案。     

武夷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福建武夷山福建武夷山生物圈保护区位于武夷山脉北部最高地段,总面积570平方公里,以保护森林生态类型为主。1 987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驾车路线:京沪高速→余姚→上虞→绍兴→萧山→诸暨→义乌→金华→龙游→衢州→常山→上饶→武夷山。地方特产:茶、香榧、笋干、野蜂蜜、红菇。旅游资源:武夷山最高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是     

基于生态-经济比较优势视角的建设用地空间优化配置研究——以扬州市为例

随着生态空间日益萎缩,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日趋加剧。为了协调经济发展空间与生态保护空间的矛盾问题,促进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综合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与经济学原理,从"生态-经济"比较优势视角对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空间优化配置。运用景观安全格局方法构建区域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据此计算空间单元的生态重要性指数,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区域建设用地开发经济适宜性进行评价,计算空间单元的建设用地开发经济适宜性指数;其次运用生态重要性指数与经济适宜性指数计算建设用地开发比较优势度,以比较优势约束性满足程度为目标函数构建建设用地空间优化配置模型,并用蒙特卡洛(Monte Carol)法对之求解。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作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扬州市建设用地向南部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北部地区主要承担生态保护功能;建设用地配置结果呈现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错位格局,有助于扬州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生态-经济"比较优势视角提出了建设用地空间优化配置方法,为土地利用规划及生态保护规划编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极端干旱区绿洲生态用地规划

从保障极端干旱区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以及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目的出发,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析于田县生态源地空间扩张的最小阻力分布,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用地保护的重要性进行分级,进而设置生态用地规划情景,同时对影响于田县生态用地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于田县生态用地分为生态核心区、生态控制区、生态过渡区、生态保护区4种类型,其面积分别为9622.20、1078.45、10846.70、8322.65 km~2,其中生态核心区和生态控制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昆仑山谷地和克里雅河及相关支流水域等沿岸;生态过渡区和生态保护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北部广大的荒漠戈壁区域。(2)于田县生态用地规划受到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多方面的制约,具体表现在受绿洲经济的发展、环境绿化建设、城镇化以及人口和收入等主要因子的影响。于田县生态用地规划以期为极端干旱区绿洲生态用地合理开发和保护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山岳型乡村旅游地“三生”空间演变及优化——德庆金林水乡的案例实证

以德庆县金林水乡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空间统计法,选取2000、2008年和2018年3个时段分析旅游发展对山岳型乡村旅游地"三生"空间的影响,并探讨了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发展瓶颈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1)旅游开发前,金林水乡土地结构与用地功能单一且呈片状分布;村落呈现传统乡村风貌,基础设施不健全;空间形态变化稳定,扩张缓慢。(2)旅游开发后,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化,出现新型复合用地;土地功能利用复杂化,以服务旅游业为主;村庄景观风貌现代化,生活空间更加宜居。(3)旅游开发前后对比可得,土地平面占地规模化,空间用地以居民点为核心,呈圈层状向外围扩张;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互转化,乡村聚落重构特征较为显著;村落景观风貌的变化较大,呈现城镇化趋势。(4)金林水乡"三生"空间演化与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生产用地效率不高,生活用地质量较低,生态空间不断萎缩,在旅游产业发展上表现为旅游产品单一且缺乏创新,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等。为此从生活空间的提质、生产空间增效、生态空间保护、旅游产业创新以及土地利用五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贵安新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以贵州省贵安新区2000、2005、2010、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 划分2 km×2 km的格网作为评价单元, 借助Fragstats4.2软件计算景观指数, 并构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 分析贵安新区生态风险时空分异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 ①土地利用数量和结构变化明显: 耕地和林地面积减少, 草地和水域面积增加, 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加; 耕地主要转变为林地和建设用地; 除水域外, 其他类型分布集中程度增强。②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增强, 热点分布在贵安新区的西部和东部边缘地区, 冷点分布在红枫湖水域; 不同生态风险等级面积变化显著, 低、较低和中生态风险区面积增加, 较高和高生态风险区面积减少, 总体生态环境质量改善。③低、较低生态风险区重心向东部的贵阳方向移动, 中、较高和高生态风险区重心向西部的安顺方向移动, 呈相反的转移方向。④除蔡官镇、城关镇和羊昌乡外, 其他乡镇生态风险对土地利用响应弹性降低, 影响生态风险的因素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东部发达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苏南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东部发达区面临水土流失、生态廊道阻断、栖息地破碎化等生态问题。识别重要生态用地,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区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苏南地区为研究区,分别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水资源安全和土壤保持3项指标进行生态用地识别,结合GIS技术进行生态用地评价,以高等级生态用地作为源地;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缓冲区和生态廊道,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取得以下研究结果:(1)生态安全格局由源地、廊道和缓冲区共同构成。研究区内高等级(非常重要)生态用地面积比例为22.97%;将面积大于10 km~2的高等级生态用地提取为源地,生态源地的面积比例为19.17%。(2)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确定了生态缓冲区和生态廊道,其中生态缓冲区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0.52%,潜在生态廊道的主要景观构成为耕地、林地和水域,分别占廊道总面积的31.82%、19.06%和17.27%。(3)通过叠加城市建设用地与生态源地、生态缓冲区图层,识别城市建设用地与生态用地的冲突区域,总面积为603.84 km~2,占源地与缓冲区面积总和的4.38%,空间上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和太湖周边。     

城市生态绿楔土地利用变化及冷岛效应评估——以武汉市为例

建设城市生态绿楔,发挥其冷岛与通风降温作用以有效减缓热岛效应,是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抓手。对生态绿楔的保育情况及其冷岛效应开展动态化监测与周期性评估,是保障其热岛减缓效益的关键手段。本研究基于多源遥感数据,利用马尔可夫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等方法对2013、2020年武汉市六大生态绿楔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并对生态绿楔的地表温度及其冷岛效应变化特征展开评估。结果表明：2013—2020年,武汉市生态绿楔存在大量生态用地被建设用地侵占的情况,其中,水域面积下降最大。随着生态绿楔持续被侵蚀,六大绿楔地表温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同时,生态绿楔的冷岛效应也呈现减弱趋势。六大绿楔中,大东湖、汤逊湖和武湖生态保育程度较好,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慢、整体开发程度较低;青菱湖、后官湖保育程度一般;受武汉市西进政策影响,府河建设开发强度较高,水域占比下降程度(7.1%)、升温幅度(3.00℃)及冷岛效应影响距离缩减(210 m)均为六大绿楔中最高。研究结果可为面向热岛减缓的武汉市生态绿楔专项规划制定与管理等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地形梯度的岩溶槽谷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揭示岩溶槽谷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为地区退耕还林和生态保护提供参考。以印江、思南、石阡等5县区为研究区,选取DEM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探究岩溶槽谷土地利用时空分异特征和地形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8年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林地及草地为主,水域及建设用地其次,其中林地面积分布最多。(2)2000—2018年间,研究区耕地和草地面积有所减少,林地、水域与建设用地面积有所增加,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长迅速。(3)2000—2018年间,研究区耕地、林地峰值分布在海拔700—900 m,草地峰值分布在500—700 m或700—900 m;2018年水域和建设用地峰值分别为500—700 m、700—900 m。(4)各土地利用类型在0o—25o地区均有分布, 25o以上地区以林地为主,耕地及草地次之,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25o以下。(5)2000—2018年间,研究区耕地、林地及草地在半阴坡和半阳坡分布较多;2018年建设用地在阳坡分布最多。文章结果可为地区生态保护、土地政策制定、武陵山生态脱贫等提供实际借鉴和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