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基因主粮作物产业化进展、存在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种植面积较大的作物只有棉花、木瓜等。主粮作物水稻、玉米的一些转基因品种虽已获安全证书将近7年,但至今尚未进行产业化生产。另一方面,我国每年进口大量的玉米、大豆等农产品,且进口的玉米和大豆中转基因产品占比较高。这是由于一方面国内有关转基因的舆论氛围以及我国目前就转基因作物的研发现状均要求推进转基因主粮作物产业化进程时要稳重、谨慎;另一方面,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全球发展趋势、增产潜力、经济和环境效益以及我国在该技术领域的基本策略和国内供需需求,又迫使我们要加快开展转基因主粮作物产业化的进程。如何化解这对矛盾使转基因主粮作物的研发和产业化在适合国情的前提下顺利开展,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有必要就有关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前景、存在问题和对策予以讨论,以期为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提供参考。     

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与思考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日前发布的全球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化发展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全球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增至25个．另有30个国家批准转基因产品进口或进行试验;涉及玉米、大豆、棉花等12种作物,总种植面积已达1．25亿公顷．较产业化初始的1996年增长了74倍,12年间累计种植面积已超过8亿公顷。转基因作物育种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生态效益在国内外已得到充分显现,其推广应用速度之快更为近代农业科技发展史上所未见。     

浅谈多国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 GMO）标识是为了表明该产品由转基因生物生产、加工而成的特殊标识,即标识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21世纪以来,全球共有60多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随之出现大量转基因产品。其标识问题关乎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备受公众关注。一方面,随着全球转基因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不断推进,国际上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管理更加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我国正处在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的关键期,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至关重要。2019年全球共有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列前十的国家依次是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印度、巴拉圭、中国、南非、巴基斯坦以及玻利维亚,这10个国家的转基因作物总种植面积占全球总种植面积的97.9%。以其他9个国家的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不同国家及不同标识类别的特点,旨在为我国的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工作提供启示与参考。     

转基因在日本

<正>日本是人均进口转基因食品和饲料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从世界各地进口约1 520万吨玉米、320万吨大豆和240万吨油菜,主要为转基因产品;日本还进口数十亿美元的加工食品,这些食品含有从转基因作物中提取的油、糖、酵母、酶和/或其他成分。长期以来,美国是日本玉米的主要供应国,在2016/17销售年度(2016.10—2017.9),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玉米占日本玉米     

生物育种产业化面临的机遇与政策保障

随着中国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产业化试点的推进，间接食用转基因农产品在中国大范围产业化种植到了关键时刻。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本文在回顾全球和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历史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中国生物育种产业化遇到的两大机遇: 一是中国转基因农产品的持续进口和间接食用在下游加工业和群众中积累了一定的消费基础；二是过去这些年中国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储备已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做出了良好准备。最后，本文从充分利用现有群众消费基础、进一步释放技术储备潜力、更加严格地做好全流程监管等方面，提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的政策建议。     

转基因作物研究

随着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不断发展,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转基因作物具有传统农作物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对人类未来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等方面可能存在风险。本文介绍了转基因作物在国内外研究现状,转基因作物的特点,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存在的潜在的危害性。     

阿根廷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制度概况及进展

阿根廷是最早采用转基因技术的国家之一,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国。阿根廷是全球尤其是拉美国家在生物技术产品监管和审批方面的先驱,其在转基因作物监管问题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认可使阿根廷成为全球转基因作物监管的领导者之一。介绍了阿根廷转基因作物研发和应用、转基因作物监管体系、新型育种技术监管体系、转基因作物进出口情况以及追溯体系,讨论了转基因技术的引进对阿根廷的影响,旨在全面了解阿根廷转基因作物及新型育种技术的监管体系,为我国转基因作物安全管理提供参考。     

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立法动态研究——以美、日、欧应对基因污染事件为视角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运用与发展,越来越多的转基因作物基因污染事件的发生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之间的和谐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以美、日、欧为代表,世界各国对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的共存问题都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借鉴美、日、欧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法律制度,以期为我国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作物共存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参考。     

中国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技术研究进展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为利用外源基因培育优良作物品种提供了新的途径,目前国内外已培育出多个高抗害虫的转基因作物。但是,人们对转基因作物潜在的风险尚存在疑问,这是目前转基因作物是否能进一步获准商品化生产的一个重要原因。综述了中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转基因产品安全性检测技术取得的主要进展,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并对将来的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复合性状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的研究进展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作物实现了产业化。目前,单性状的转基因作物无法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而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拓宽了转基因作物的功能,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满足了农民多元化需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转基因植物发展的新方向。由于转基因技术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监管较为重要,对于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不同国家的安全性评价制度却不尽相同。综述了不同国家对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评价体制,旨为我国复合性状作物提供监管依据。     

转基因逃逸及其环境生物安全评价研究进展——抗虫水稻案例分析

转基因技术研发为提高我国水稻产量和减少劳动力投入提供了巨大机遇。我国对转基因水稻研发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目前已培育了具有不同新性状的转基因水稻品系,许多品系已进入生物安全评价阶段。风险评价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生产至关重要,是其商品化生产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转基因逃逸及其潜在环境影响。对水稻抗虫转基因逃逸及其潜在环境风险的评价包括3个重要环节：（1）通过田间试验和模型模拟检测转基因漂移到非转基因栽培稻及其野生近缘种的频率;（2）检测转基因在栽培稻和野生近缘种后代中的表达;（3）确定转基因对野生近缘种群体适合度和进化潜力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在近距离的空间范围内栽培稻品种之间的基因漂移频率很低（〉0.1%）,但栽培稻与其野生近缘种的基因漂移频率变异很大。进一步研究还表明,Bt抗虫转基因在栽培稻与普通野生稻后代中均能正常表达,但在其不同生长阶段,表达量有很大变异。在有较高水平的害虫虫压下,含有抗虫转基因的栽培稻及野生近缘种杂交后代与不含转基因的对照相比,抗虫性显著提高且适合度利益明显;但是,在虫害发生水平较低时,含有抗虫转基因的群体与不含抗虫转基因的群体相比没有显著的适合度优势。综上,转基因逃逸到非转基因水稻的频率极低,并且可以通过空间隔离阻断其逃逸。虽然抗虫转基因向杂草稻以及与栽培稻距离较近的野生稻群体的逃逸无法避免,但是野生稻和杂草稻群体周围环境中的总体虫压较低,所以基因漂移带来的环境影响应十分有限。     

西藏飞蝗九个地理种群群居型形态特征的数量分析

为探讨群居型西藏飞蝗Locusta migratoria tibetensis Chen地理种群数量性状关系,从青藏高原9个地区采集到不同地理种群,以数值分析对形态指标及其比值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前翅长度(E)、后足股节长度(F)、头宽(C)形态指标和E/F、F/C两个比值可以作为分析种群关系的参数。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相似,能够较好地说明青藏高原9个种群的地理变异和种群相互关系,9个地理种群可以分三个类群,即第Ⅰ类群包括百巴(BB)与八美(BM)种群;第Ⅱ类群包括普兰(PL)、扎囊(ZN)、洛须(LX)种群;第Ⅲ类群包括噶尔(GE)、香孜(XZ)、日土(RT)、那嘎(NG)种群。     

新加坡农业生物技术年报（2020）

目前,新加坡国内还没有任何植物生物技术投入商业化生产。截至2020年10月,新加坡共有43种转基因（genetically engineered,GE）植物产品获准用作食品或食品成分。新加坡遗传改良咨询委员会（Genetic Modification Advisory Committee,GMAC）最近修订了关于基因叠加事件的法规,采用“高覆盖低”的方法,对来源于先前GMAC认可的较低阶组合的高阶叠加事件组合豁免监管评估。     

增效位点在稻米碾磨品质分子预测中的效应及其与遗传效应的关系

利用重庆和泸州两个环境下种植的两套杂交水稻不完全双列组合（按NCII设计）,结合SSR和AFLP标记,按照单向分组的方差分析法筛选与凡碾磨品质表现相关的阳性位点和增效位点,分别就此两类位点建立相应的预测模型,同时采用包括基因型×环境互作效应的种子遗传模型对这两套材料进行遗传效应分析,旨在分析水稻碾磨品质的分子预测效果及其与遗传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增效预测模型较阳性预测模型稳定性好,精确度高．糙米率、精米率和整精米率的增效预测模型可决系数分别为0．6467、0．6516和0．7265,而阳性预测模型则为0．4053、0．4981和0．6897;增效预测模型的剩余平方和分别为0．8104、0．8011和4．4508,而阳性预测模型则为0．9826、0．9673和6．2676;增效预测模型的预测变异系数为6．79％、7．27％和5．02％,而阳性预测模型则为9．12％、8．13％和6．09％．（2）增效预测模型预测效果因材料和性状的不同存在差异,套内预测好于套间预测,固定不育系预测好于固定恢复系预测;预测效果以整精米率最好,精米率次之,糙米率稍差;（3）不同性状和材料自々预测效果受环境互作自々影响不同,糙米率受环境互作影响大干精米率大干整精米率．因此,可根据不育系和恢复系材料特性,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建立碾磨品质性状的预测模型,或者选择遗传主效应表现良好,同时环境互作效应表现较为稳定的亲本建立预测模型,可能将会获得较为理想的预测效果．     

自然发情与诱导发情小鼠子宫内膜中雌激素受体α表达的比较

目的从雌激素受体α(ERα)的角度探讨自然发情小鼠与诱导发情小鼠的子宫内膜上,雌激素受体α表达是否受内源雌激素的特异诱导而变化,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方法27只同日龄母鼠,根据处理方式的不同随机分为3个组:自然发情假孕组(对照组)、诱导发情处理假孕组和自然发情假孕第1天摘除卵巢组,3个组的小鼠在见栓后第4、6、8天分别取样后,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小鼠子宫内膜中雌激素受体α的表达情况。结果免疫组化结果显示,3个处理组的小鼠子宫内膜上皮细胞核、胞质都有ERα存在,且主要表达在腺上皮;见栓第4、6、8天时,诱导发情处理组小鼠子宫内膜的ERα阳性率均显著高于自然发情组和自然发情第1天摘除卵巢组(P0.05);见栓第8天时,自然发情处理组小鼠子宫内膜中的ERα阳性率与自然发情第1天摘除卵巢组差异不显著(P0.05),但见栓第4、6天时两者阳性率差异显著,自然发情处理组小鼠子宫内膜中的ERα阳性率显著高于自然发情第1天摘除卵巢组(P0.05)。结论诱导发情处理的小鼠子宫内膜,其表面雌激素受体α表达显著高于自然发情小鼠,且两者都受其内源性雌激素的特异诱导而变化。     

^1HMRS在定性诊断乙肝后早期肝硬化中的初步研究

目的：研究慢性乙型肝炎后早期肝硬化患者的氢质子磁共振波谱图像特点,旨在探讨^1HMRS成像技术诊断慢乙肝后早期肝硬化的可行性,为早期肝硬化的定性诊断提供新的方法。方法：首先,筛选出15例健康志愿者及15例慢乙肝后早期肝硬化患者。并将15例患者依据肝穿结果分为S2期、S3期和S4期三组;然后,对15例健康志愿者及15例慢乙肝后肝硬化组患者进行常规MRI扫描,包括三平面定位,横断面T1加权像（T1WI）、T2加权像（T2WI）,于T2WI上选取感兴趣区进行单体素氢质子波谱扫描。分别采集各化合物峰,通过GE公司波谱分析软件校正,测量各波峰峰值和峰下面积,分析正常组和病例组各波峰和峰下面积变化特征。结果：正常组均得到谷氨酸和谷氨酰氨复合物（glumatic acid and glutamylamnnia complex,GIX）峰与胆碱／磷酸肌酸（choline／phosphoric creatine acid,Cho／Pcr）峰,病例纽除上述两峰外,还得到乳酸（Lactate,Lac）峰和脂质（Lipid,Lip）峰。经统计学分析正常组与病例组Glx、Cho／Pcr峰值及峰下面积无明显差异（P〉0．05）,而Lac、Lip峰值及峰下面积有差异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内的S2、S3及S4期三组各自的Glx、Cho／Pcr、Lac、Lip峰值及峰下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H磁共振波谱成像技术是一种非创伤性定性检测慢乙肝后早期肝硬化的方法。     

磁敏感加权成像在帕金森病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索帕金森病（PD）的磁敏感加权成像（SWI）的表现。方法：34例帕金森病患者作为病例组和30例正常人作为对照组。采用GEL5T磁共振成像系统,行常规的快速自旋回波T1、T2加权像后,加扫三维磁敏感加权成像覆盖基底节区及中脑。使用SWI后处理软件在校正相位图上两次测量双侧尾状核头、苍白球、壳核、黑质、红核的相位值,最终的相位值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结果：病例组患者黑质、壳核的相位值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D患者黑质及壳核铁沉积增加。病例组壳核的相位值与PD病程之间存在负相关。对照组中尾状核头、壳核、黑质相位值左侧低于右侧。结论：SWI是显示PD患者脑内缺沉积的有效音白枪杏方法．     

沉默DEPDC1基因表达对鼻咽癌细胞系HNE-1生长和细胞周期的影响

为探讨沉默DEPDC,基因表达对鼻咽癌细胞系HNE．1生长和细胞周期的影响,该实验设计合成靶向DEPDCl的小分子干扰RNA（smallinterferingRNA,siRNA）转染人鼻咽癌HNE-1细胞。转染后,采用荧光定量PCR、免疫印迹、MTT及流式细胞术方法检测细胞内DEPDCl的表达量以及细胞周期、生长增殖、凋亡的变化及其可能机制。结果显示,转染DEPDClsiRNA后,DEPDC1基因在mRNA及蛋白水平的表达量明显降低;大量细胞被阻滞于G2／M期,生长增殖减慢,凋亡增加。荧光定量PCR结果表明,抑制NF—KB激活的A20基因表达量明显上调,受NF-κB调控的肿瘤相关靶基因的表达量下降,包括C-MYC、MMP9、ICAM-1、BCL-2基因。由此说日月,沉默DEPDC1基因可以影响HNE-1细胞的周期,抑制其生长增殖,促进凋亡,其机制可能与抑制NF-κB通路有关。     

Geneflow的溯源及其在生物安全和进化研究中的意义

尽管geneflow源于群体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但已成为环境生物安全文献中常见的科学术语。花粉介导的geneflow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并对物种和群体的进化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随着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种植,转基因随geneflow发生逃逸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生态进化影响已经成为环境生物安全评价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备受全球广泛关注,geneflow这个术语在我国也被频繁引用。但是,geneflow的中文术语在我国各种文献资料中存在着十多种翻译版本,这些不同的翻译版本形式不同且内容略有差异,容易给环境生物安全问题的理解和研究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本文对geneflow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回顾,并对不同形式的geneflow术语在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中使用的历史溯源进行了阐述。笔者建议使用“基因流”作为geneflow在中文应用中的统一术语,这也最接近群体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等相关著作中geneflow的原意。基于此,对基因流在转基因逃逸及其相关的环境生物安全评价以及群体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研究方面的理论和应用意义进行了讨论。     

带有正负系数的一阶震荡中立型微分方程

本文建立了中立型微分方程d/dt[x（t）-R（t）x（t-r）]＋P（t）x（t-r）-Q（t）x（t-δ）=0震荡的一个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