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和鉴别核心价值是世界遗产保护的关键 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杜晓帆博士

《风景园林》：杜博士,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现在就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请问您的工作业务范围包括     

世界遗产的发展脉络和趋势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杨锐教授

《风景园林》：《世界遗产公约》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11月16日通过的,它致力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到今年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您是世界遗产方面的专家,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世界遗产这40年的发展脉络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世界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

围绕《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的文化遗产概念,对1977年至今以来不同版本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世界文化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修订过程进行研究,分4个历史时期梳理了突出的普遍价值概念、评价标准、真实性和完整性条件、特殊类型遗产列入导则的主要变化,分析了标准修订的进步与局限,归纳了导致标准修订的因素,并探讨了标准修订对于不同相关者所产生的意义。     

论世界遗产地和生物圈保护区的关系

世界遗产地和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都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持下制定的,主要目的都在于保护世界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彼此之间究竞有何异同,人们或许并不十分清楚,特别是许多生物圈保护区也包括在世界遗产名录中,这就常常造成某种混淆。实际上,两者具有不同的目的、目标、法律依据和管理原则,不应该有所混淆。本文就拟简略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供有关方面参考。     

真实评估 整体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价值评估与保护规划概述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价值评估工作,是一次抽丝剥茧、去伪存真、整体定位的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与评价的工作,它破除人云亦云、众口相传的一些不准确、不专业的内容,深入到历史建筑背后深层次的动因之中,水到渠成地提炼出＂天地之中＂这一人文理念;并将国内＂三大价值＂评估模式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模式进行了对接。其总体保护规划在价值评估成果的基础上,同时解决整体保护与单体保护的问题,既为申遗保驾护航,又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大力推动了当地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世界遗产视角下的国外自然圣境保护实践进展与代表性方法研究

自然圣境（sacred natural sites,简称SNS）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典型的文化景观。它们作为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记录,所蕴藏的文化价值是其赖以存在的根基。从单纯的自然保护到融合文化价值的整体性保护,反观国外SNS保护工作的方向性转变,有助于在全球发展主义时代背景下从“术”的层面重新审视中国SNS保护工作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对于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从世界遗产角度,在阐述SNS概念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不同国际组织机构参与下的SNS保护实践进展;总结目前在其保护中涉及的景观方法和生物文化多样性方法等主流保护方法;最后指出在国家公园体制背景下,充分开展本土SNS基础调研,完善相关规划并确立保护条例,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SNS中的人际间及人与其他物种的公平关系是中国SNS保护成功的关键。     

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进展与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科研机构和文献关于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据, 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针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进展情况。结果显示, 我国已按时完成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中2015年之前对60%以上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指标; 目前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达136.19万km², 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186.60万km²)的72.99%;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受多方关注。本研究调查数据与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的数据差异较大;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多样, 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进展差异显著, 管理有效性评估标准化和连续性有待提高。最后, 提出了如下建议: 加强自然保护地整体性和连通性; 参考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的评估框架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标准, 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分类制定管理有效性评估规范并将评估制度化; 有效利用评估结果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标准化、科学化并建立激励机制等。     

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中国九寨沟和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的比较

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对自然旅游地的自然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自然旅游地居民自然保护态度的影响因子及影响方式,已经成为自然旅游地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相关研究薄弱。以中国九寨沟和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New Forest National Park,NF)为例,根据实地问卷调查数据,从两地居民的人口属性、旅游环保期望、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及旅游环境伦理观与其自然保护态度关系的角度,进行定量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两地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不同因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中外差异;(2)人口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居住年限、教育水平及旅游业参与情况对新森林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没有影响;但性别、旅游业参与情况却影响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女性及旅游业参与者更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3)新森林国家公园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观的影响:旅游环保期望较高、持保护主义环境伦理观的新森林国家公园居民,更有可能支持对新森林国家公园进行自然保护;(4)九寨沟居民的自然保护态度不受其旅游环保期望及旅游环境伦理的影响,但受其旅游环境影响感知的影响;居民的旅游环境影响感知越消极,越支持对九寨沟进行自然保护。     

地方认同视角下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态度——以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为例

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态度影响其行为选择,并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文地理学及环境心理学领域的地方认同理论,选择历史认同、现实认同、情感认同及行为认同4个维度变量,通过问卷调查,以福州居民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认知及保护态度作为研究对象,并通过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定量分析居民认知态度、保护行为与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福州居民对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的行为认同维度得分高于其他维度,且福州市民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外来居民;(2)受访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地方认同与其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在福州居住时间长短的关系较为密切;(3)通过构建福州居民农业文化遗产认知及保护规律发现,福州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该遗产项目认知态度的影响,与居民人口特征相关性较弱。拓展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的红外相机初步监测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地处我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之一的武陵山脉,保护优先级别高,但遗产地自建立以来一直未开展系统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本底调查,这不利于遗产地的有效管理。为了掌握遗产地兽类和鸟类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的科学保护,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我们利用36台红外相机,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共布设了107 个位点,每个位点工作4个月左右。结果表明：共获得野生兽类独立有效照片607张,隶属于4目8科的14 种;物种相对丰富度指数排前7位的兽类依次是猕猴 (Macaca mulatta)、红腿长吻松鼠 (Dremomys pyrrhomerus)、猪獾 (Arctonyx collaris)、小麂 (Muntiacus reevesi)、鼬獾 (Melogale moschata)、花面狸 (Paguma larvata taivana)、毛冠鹿 (Elaphodus cephalophus)。共获得鸟类独立有效照片907张,隶属于5目10科的37 种;物种相对丰富度指数排前7位的鸟类依次是紫啸鸫 (Myophonus caeruleus)、红腹锦鸡 (Chrysolophus pictus)、虎斑地鸫 (Zoothera dauma)、红嘴蓝鹊 (Urocissa erythrorhyncha)、灰翅鸫 (Turdus boulboul)、黑领噪鹛 (Garrulax pectoralis)、松鸦 (Garrulus glandarius)。白颈长尾雉 (Syrmaticus ellioti) 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腹锦鸡、红腹角雉 (Tragopan temminckii)、勺鸡 (Pucrasia macrolopha)、凤头鹰 (Accipiter trivirgatus)、猕猴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猕猴、红腹锦鸡、紫啸鸫和红腿长吻松鼠为日行性动物,猪獾为夜行性动物。红腹锦鸡、紫啸鸫和红腿长吻松鼠在12:00~14:00活动频率下降,原因可能是这几种动物通过降低活动频率来躲避中午的高温和减少能量消耗。     

转基因作物非预期效应与自然变异的比较和鉴别

筛查转基因作物非预期效应遇到的最大难题是难以鉴别其非预期效应和自然变异.从转基因作物非预期效应与自然变异的发生机制、食用安全风险和遗传特性的比较分析阐述两者在发生机制及遗传特性方面的差异和特征,为设计减少自然变异干扰的非预期效应筛查模式和方案提供重要启示.     

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与实践

无人机技术的运用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变革。然而, 对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对象的关注不足, 导致了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技术尚未形成。为更好地发挥多种调查监测技术的各自优势, 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管护和监测提供支撑, 我们总结了国内外已开展的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工作进展, 梳理了我国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和监测的需求。总的来看, 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要保护对象围绕在生态系统、物种、遗址遗迹等或由上述要素构成的景观资源上; 管理目标定位则集中在保护、恢复、科研、宣教、游憩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基于上述需求, 我们归纳提出了包括图像识别与分类解译、数据反演与格局分析、数字建模与地表测量、巡护巡检4个类别共计14个专题的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技术方案, 明确了监测时期与频次、监测指标、监测技术的结合途径以及数据后处理方法等。同时, 我们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云岭片区内选择植物识别、植被长势、景观格局、地表测量以及执法检查等技术专题开展了应用试验。在技术方案取得良好验证结果的同时, 实现了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技术支撑, 为未来自然保护地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技术储备。     

自然与文化的交汇——解读2005年世界湿地日主题“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

湿地,文化的符号每年的2月2日是世界湿地日,今年的主题是"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湿地公约组织在解释这一主题时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的,那我们很难真正保护与管理好自然环境。因此,在生态系统管理中必须给文化相应的地位,将之视为一个生态文化综合体。只有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讨生态系统的可     

广东省鸟类新记录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关联性

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必须以充分了解地区物种资源的分布状况为前提。科研监测是传统而有效的数据获取手段, 但研究地点大多集中在自然保护区。公众观鸟记录活动扩大了物种数据收集的时空范围, 是科研监测的有益补充, 但观鸟活动开展的范围和强度受经济水平的影响明显, 呈现空间上的不均匀性。为明确自然保护地分布格局和地区经济水平对鸟类物种多样性记录的影响, 本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对比了公众观鸟和科研监测所记录的鸟类物种分布地区差异。结果表明: 从2016年至2020年, 公众观鸟为广东省贡献了17种鸟类新分布记录和10种再确认记录, 但有100种历史科研监测记录的鸟类种类未记录到。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广东各市地区生产总值(GDP)对于公众观鸟记录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具有最高的解释率(校正R² = 0.582), 而保护地面积则是科研监测记录的鸟类物种丰富度的主要解释因子。对于市级总体鸟类物种丰富度, GDP的解释率为保护地面积的4.2倍。研究结果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公众观鸟活动的有力支撑, 促进了广东鸟类新记录的发现, 但也显示广东省目前的物种多样性地区分布信息存在一定偏差。建议根据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差异, 制定相应的物种多样性监测与保护措施, 并结合科研与公众力量各自的优势, 加强对物种多样性被低估地区的本底资源调查与监测。     

恢复与重建自然与文化的和谐——2011生态恢复学会国际会议简介

2011生态恢复学会国际会议( SER2011)是第4届世界生态恢复大会、第20届生态恢复学会年会与伊比利亚美洲和加勒比海生态恢复网络第2次会议的联合大会,于2011年8月21日-25日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召开.在人类过度干扰和全球变化加剧的双重胁迫的背景下,生态恢复成为应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退化和减缓全球变化的主要对策之一.本次会议引起了广泛地关注.注册报名的有64个国家865人,而实际与会的有70多个国家超过1000人.各国生态学者集聚梅里达,共同探讨生态恢复的理论与实践.5106     

自然恢复还是人工干预？——专家谈震区自然保护区的恢复与重建

此次地震发生在我国境内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也是我国自然保护区,包括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分布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60％的大熊猫保护区和80％的大熊猫种群分布在这里。     

自然恢复还是人工干预？——专家谈震区自然保护区的恢复与重建（二）

冉江洪（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大面积滑坡体会对大熊猫造成种群割裂,需要人的适当帮助 在这次地震的四川区域里,有14个大熊猫保护区位于重灾区域,所栖息的大熊猫数量占整个岷山和邛崃山系大熊猫数量的一半左右。其中,岷山南段受损最严重,这个区域包括了龙溪一虹口、白水河、千佛山、九顶山4个保护区。     

基于草地生态系统服务认知的牧民生计选择——以新疆喀拉峻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

牧民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认知成为推动牧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牧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以喀拉峻180份牧户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在分析牧民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程度和生计选择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探究生态认知与生计选择的总体关联性,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探究生态系统服务认知对生计选择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1)生态系统服务认知水平依次为调节服务(79.83%)>支持服务(78.21%)>文化服务(77.06%),且对气体调节的认知度最高(82.67%),对科研教育的认知度最低(72.11%);(2)生态系统服务认知与生计选择的总体关联度均在0.47以上,处于中等关联水平;3)生态系统服务认知对选择旅游畜牧兼业生计影响相对显著,其中气体调节和土壤保持正向影响旅游畜牧兼业生计选择,而废物处理对其产生负向影响。     

世界植物学与真菌学的信息中心——英国邱园标本馆

邱园标本馆位于英国伦敦市郊西南部,坐落于举世闻名的英国皇家植物园正门旁,旁边有泰晤士河流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标本馆和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     

城市扩张对北京市城乡结合部自然和农业景观的影响——以昌平区三镇为例

城乡结合部自然和农业生态系统是确保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研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自然和农业景观的时空演变规律和驱动因素,能够为相关规划的编制和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以北京市三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乡镇为例,通过对1999、2004和2010年三期SPOT遥感影像的解译,获取三镇三个时期土地利用/覆盖(Land Use/Land Cover,LULC)数据。在此基础上,借助Arc GIS空间叠加功能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1999—2010年三镇LULC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通过空间自相性和景观连通性分析,研究近十年来三镇建设用地的空间聚集特征以及自然和农业景观空间连通性的变化,分析城市扩张对三镇自然和农业景观格局和稳定性的影响。最后,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三镇自然和农业景观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999—2010年三镇经历了剧烈的LUCC过程,建设用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大幅增加,伴随的是农业用地和水域面积的急剧减少。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转移,特别是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林地和草地,以及林地向建设用地转移明显。新增建设用地大多通过侵占原有建设用地周边的农业用地和林地,而实现"成片蔓延式"扩张;并造成了三镇自然和农业景观连通性的急剧下降,危及到该区域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和功能的持续性。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公共政策等共同决定着三镇LUCC的结构、规模和空间分布,是三镇自然和农业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