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黎贡山地区雉类多样性及其保护

根据高黎贡山地形和气候变化,将其分为南、中、北三段。通过查阅文献、访谈和野外调查,在该地区共记录到21种雉类。分布在海拔2500m以上的仅有9种,占45%;在海拔2500m以下的地域分布有雉类17种,占85%。北段有雉类13种,中段有11种,南段有12种。其中北、中、南段均有分布的仅有3种,北段和中段共有种为9种,中段和南段共有种为5种,北段和南段共有种也是5种。结果表明雉类多样性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北段高于南段。生境破坏与狩猎是该区雉类生存的主要威胁因子。加强管理,恢复和建立生境走廊,加强宣传教育和执法力度以及开展观鸟旅游,可使该区雉类得到更好的保护。     

繁殖季节同域分布的红腹角雉和血雉的觅食生境选择

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和血雉（Ithaginis cruentus）是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受胁雉类,到目前为止,对这两种雉类的生态学特征的了解并不多。作者于2006年5-8月,在四川省栗子坪自然保护区公益海,运用样线法和样方取样法对红腹角雉和血雉在繁殖季节的觅食生境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种雉在海拔分布和觅食生境上都存在重叠,红腹角雉主要分布在较低海拔（1,950？3,450m）,血雉分布在相对较高海拔（2,760？3,800m）。它们对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都表现出正选择性,而对箭竹林表现出负选择性。微生境尺度上,两种雉觅食生境的乔木和草本盖度均较大,草本高度高;两种雉的活动区内针叶林面积较大,距林区公路较近;红腹角雉对坡向没有选择性,血雉偏好西南坡向的生境。与对照样方相比,红腹角雉的觅食生境的箭竹高度和盖度小,血雉觅食生境的箭竹高度和盖度与对照样方无显著差异。红腹角雉活动区内的箭竹林面积比例显著小于血雉活动区,针阔混交林面积比例显著大于血雉活动区。表明两种雉类在需要某些共同资源的情况下,对觅食生境的利用产生了分异,这是两种雉类能够同域分布的基础条件之一。     

高黎贡山雉类生境预测

物种分布信息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至关重要。基于物种访查数据和气候数据,采用基于物种生境偏好、利比希最小因子定律和谢尔福德耐受性定律构建的生态位模型,综合考虑物种出现点和环境变量,预测了高黎贡山白尾梢虹雉Lophophorus sclateri、血雉Ithaginis cruentus、白鹇Lophura nycthemera、白腹锦鸡Chrysolophus amherstiae的潜在分布区域。结果表明,模型对4种雉类的预测均达到较好效果;白尾梢虹雉、血雉、白鹇和白腹锦鸡的潜在生境总面积分别为6 432 km^2、8 464 km^2、9 573 km^2和13 691 km^2,白鹇和白腹锦鸡的潜在生境面积大于白尾梢虹雉和血雉,但后两者具有更多的高质量生境。高黎贡山北段是4种雉类潜在生境的重叠区,为高黎贡山雉类保护的优先区域,尤其是白尾梢虹雉,建议加大该区域的雉类调查和保护力度。     

甘孜州大渡河干旱河谷区灌木植物资源组成及特征

通过野外调查与资料整理对甘孜州大渡河干旱河谷区灌木植物资源现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区灌木植物有68科166属682种，被子植物占99.41%，落叶类有495种，优势科为蔷薇科（Rosaceae）、杜鹃花科（Ericaceae）、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等8科，优势属为杜鹃属（Rhododendron）、柳属（Salix）、栒子属（Cotoneaster）等5属，珍稀濒危灌木有18科28属48种，含我国特有种38种。科的地理区系含9类型9变型，以热带性质为主；属的地理区系含15类型15变型，以温带性质为主。科、属、种数随海拔升高先陡增后缓降，主要分布在2 000～3 000 m海拔，以灌丛、林内、河沟、草地等生境为主。建议加强中域海拔灌木管理，注重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进一步加强灌木群落生态学研究，尤其是珍稀濒危种。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西坡垂直带蚂蚁群落研究

首次研究了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西坡垂直带蚂蚁群落及共物种多样性。在北段和中北段随海拔升高优势种数目增加,而在南段随海拔升高优势种数目递减。在北段和中北段海随海拔升高优势种所占百分比递减,而在南段随海拔升高优势种所占比例递增。在西坡４个地段均呈现随海拔升高种数目和密度递减的基本规律。北段和中北段随海拔升高优势度指数降低,中南段和南段随海拔升高优势度指数增大。北段随海拔升高多样性指数递增,中北段多样性指数缺乏规律性,中南段和南段随海拔升高多样性指数递减。北段、中北段和中南段均呈现随海拔升高无效度指数递增规律,而南段表现出随海拔升高均匀度指数递减的相反情况。西坡４个地段垂直带上,蚂蚁群落之间的相似系数几乎均在０．００－０．２５,处于极不相似水平,只有１个系数超过此范围,我们认为在原始植被状态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西坡蚂蚁群落的基本规律是随着海拔升高。优势种数目递减,优势种所占比 递增,物种数目递减,优势度指数递增,多样性指数递减,均匀度指数递减。山体中部和下部植被的毁坏导致了实际调查中出现的反常情况。     

云南高黎贡山中段鸟类多样性和垂直分布特征

由于较难到达等客观原因,以往对高黎贡山中段的鸟类调查比较缺乏。2011年8月至2014年7月,采用样线法对高黎贡山中段六库-姚家坪-风雪垭口-片马一线鸟类多样性进行了调查,旨在完善该区域不同海拔和生境的鸟类信息。野外共观察到225种鸟类,其中有3个高黎贡山新纪录鸟种。结合以往资料,高黎贡山中段共记录鸟类357种,隶属于18目60科,占云南省鸟类903种的39.53%。其中,留鸟282种,占78.99%。该区鸟类垂直分布呈单峰型,以2300~2800 m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中分布的种类最多。该区域鸟类G-F指数高,多样性十分丰富,而且受危和特有现象明显,保护鸟类42种,横断山区特有鸟类57种,分别占所记录鸟类的11.76%和15.97%。结合该区域鸟类的垂直分布特征,提出保护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对该区域鸟类多样性的保护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建议以后也应对该区域低海拔生境的鸟类进行调查。     

同域分布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生境分化

生境分化是群落物种缓解种间竞争压力,实现同域稳定共存的重要途径,是群落生态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同域动物的生境分化是空间尺度依赖的生态过程,从不同空间尺度分层研究物种的生境分化,对于全面了解同域动物的共存模式和机制,以及实现多物种整合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1月至8月,在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同域分布的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和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minckii)进行了野外调查,基于MaxEnt模型和样方法,从宏生境和微生境两个空间尺度对其生境分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在宏生境尺度,两种雉类的适宜宏生境重叠面积达44.59 km~2,分别占红腹锦鸡和红腹角雉适宜宏生境面积的58.73%和44.3%,表明二者在宏生境尺度上没有发生明显的种间分化;2)微生境尺度是两种雉类生境分化的关键尺度,海拔、坡位、最近水源距离和乔木层盖度4个特征上的显著差异,使二者的微生境发生显著的种间分化;3)虽然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具有不同的分化程度和方式,但两种雉类在海拔适应性、人为干扰耐受性以及对水源的依赖性上的差异在两个尺度下表现出了一定的一致性。此外,基于二者生境需求的异同,提出了控制人为干扰、加强宣传教育、维持自然植被多样性和镶嵌格局等针对该区域雉类物种共同保护的建议。     

江西官山自然保护区四种雉类的生境选择差异

2009年10月—2010年11月在江西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白颈长尾雉、白鹇、勺鸡和灰胸竹鸡4种雉类的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共调查了6条样线上的388个样方,选取了与这四种雉类栖息地相关的17个生态因子进行观测和测量。结果显示,4种雉类均偏好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阳坡或半阴半阳坡的生境。Kruskal-Wallistest检验表明,4种雉类在海拔、坡度、乔木盖度、灌木盖度、灌木数量、灌木高度、草本盖度、草本种类、草本数量、落叶层盖度和水源距离11个生态因子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乔木种类存在显著差异(P<0.05),其余生态因子无显著差异(P>0.05)。典则判别函数图显示,4种雉类在生境选择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又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逐步判别表明在区分4种雉类生境选择差异方面有一系列的生态因子发挥作用,依照贡献值的大小依次为海拔、草本数量、灌木高度、水源距离、灌木盖度、乔木盖度、坡度、落叶层盖度、灌木数量、草本盖度。由这10个变量构成的方程对4种雉类生境选择差异的正确区分率为74.7%。     

贺兰山甲虫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环境解释

理解山地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及其成因对于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贺兰山地区甲虫31科252属469种的分布信息, 结合相关气候与生境异质性数据, 系统地探讨了贺兰山地区甲虫及6个优势科物种丰富度地理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甲虫物种丰富度及科属区系分化强度以贺兰山中段最高, 南段比北段高, 西坡比东坡高。基于183个栅格内物种分布的二元数据聚类分析, 贺兰山甲虫分布可分为北段强旱生景观甲虫地理群、中西段半湿生景观甲虫地理群、中东段及南段半旱生景观甲虫地理群3个地理群。冗余分析(RDA)表明年均温和年均降水量是影响最显著的因子。方差分解结果显示, 水分与能量因子共同解释了全部甲虫物种丰富度57.1%的空间变异, 单独解释率分别为5.9%和7.1%。生境异质性解释了全部甲虫物种丰富度35.2%的变异, 单独解释率仅为1.8%。气候因素与生境异质性对不同优势科物种丰富度的相对影响并不一致。在贺兰山的南段和北段, 生境异质性和水分因子对甲虫物种丰富度影响作用明显。水分和能量因子是贺兰山地区甲虫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的主导因子, 生境异质性有助于提高甲虫物种丰富度。从未解释的比例来分析, 地形和土壤因素可能对贺兰山甲虫物种丰富度存在重要影响。     

江西武夷山雉科鸟类研究初报

2004年9月～2008年5月对江西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雉类资源进行了调查,查明区内分布有白眉山鹧鸪、灰胸竹鸡、黄腹角雉、白鹇、勺鸡、雉鸡、白颈长尾雉等雉科鸟类,隶属于7属7种,分别占我国雉类属、种数量的33.3%和12.7%.较常见的种类有灰胸竹鸡、白鹇和黄腹角雉.并对有关物种的生境利用特点、生物学特征和灾害性天气对其分布的影响等进行了初步分析.     

九顶山蔷薇科植物资源及保护对策

中国是蔷薇科植物的原生中心之一,分布有55属,1000多种。蔷薇科植物是经济和生态价值极大的植物种类,其中有果树植物、观赏花卉植物和药用植物,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德阳市九顶山区位于岷山山系中段,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海拔由700 m直接爬升到4989 m,植物垂直带谱十分明显,分布有多种蔷薇科植物。1998~2003年,作者与有关专家学者三次对九顶山区蔷薇科植物资源种类及分布环境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区分布有蔷薇科植物37属237种。其中,草本植物10属46种,占该区蔷薇科植物的19.4%,木本植物27属191种,占该区蔷薇科植物的80.6%。就加强蔷薇科植物资源保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为市政府制定蔷薇科植物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珍稀濒危雉类研究现状和前景

据Delacour(1951)全世界共有雉类16属48种,我国就有12属(占全世界总属数75%)、26种(占55%)。我国雉资源居世界第一位。 (一)雉类现状令人忧虑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附录中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已列入保护名录的雉科鸟类有25种,占我国雉科鸟类总种数96.2%,其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4种,占53.8%,二级保护动物有11种占,42.3%;世界鸟类“红皮书”(1982)上列举世界濒危雉类14种中,中国有九种,占全世界濒危总种数64.3%。上述数字表明我国雉类中的大多数已处于濒危状态,急待保护。雉类数量日趋下降的主要原因有:①森林是雉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条件,是栖息、繁衍生息的场所。如我国极为珍贵的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     

诸广山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及区系研究

通过多次野外调查及资料整理,对诸广山地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资源组成、地理成分、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诸广山地区共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37科、87属、249种,优势科为鳞毛蕨科、水龙骨科、金星蕨科、蹄盖蕨科、凤尾蕨科,优势属为鳞毛蕨属、凤尾蕨属、复叶耳蕨属、卷柏属,单种科有12个,单种属有39个,这些丰富度高的蕨类中既有古老孑遗种又有新生代年轻种,反映了该区蕨类植物的古老性与延续性。(2)从分布区类型来看,该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区系中以热带性质的科和属占绝对优势,分别占除世界分布类型外总科、属数的89. 3%和77. 6%,以泛热带分布类型为主。但种的地理成分复杂,温带成分略显优势,占50. 6%,以东亚分布类型为主,中国特有分布种占23. 3%;热带成分的种占26. 1%,以热带亚洲分布类型为主。表明该蕨类植物区系具有热带亲缘性,是明显的热带向温带过渡地段。(3)该区以土生蕨类群落类型为主,树生蕨类与石生蕨类随海拔升高而增多,物种丰富度在800-1 500 m处最高。     

湖北大巴山东部蚤类区系组成及垂直分布

采用常规与沿雪线调查方法,对大巴山东部具代表性的7个不同海拔梯度及6个不同生境类型,连续进行了11年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1)在所获得的8科28属51种9 974只蚤类中,有25种隶属于古北界,占49.02%,21种属于东洋界,占41.18%,5种广布,占9.80%; 经个体数量区系处理,古北和东洋两界蚤类区系数量（37.97%,50.30%）并不完全与物种区系相吻合,但东洋蚤类区系数量与古北物种区系相当;2）大巴山东部蚤类垂直分布的区系特点是,1 500 m以下东洋成分占绝对优势,1 600～2 300 m古北成分达44.82%～56.41%,但个体区系数量却在33.47%～60.16%之间,物种区系成分与数量区系分布并不完全一致; 一些东洋界特有指示性质的巴山盲鼠蚤和它的寄主猪尾鼠,仍可分布到这一地带;当海拔上升到2 600 m,古北成分已稳定达55.00%,此地带已不见东洋界特有指示性质的巴山盲鼠蚤和它的寄主猪尾鼠的踪迹,当海拔上升到2 800～2 980 m,古北成分和个体数量分别已达65.00%和89.51%;3）在大巴山东部51种蚤类中,有24种在秦岭有分布,占秦岭已知34种的70.58%,两座山系古北成分也相当,分别为49.02%及52.94%。最后按区系、宿主动物、植被带谱和地理状况相近原则,对张金桐等（1989）对秦岭南坡的蚤类海拔高度划线1 000～2 000 m进行修订,并上移至2 600 m左右地带,修订后的划线,其具体位置及走向大体与暗针叶林的下限保持一致。此线以上,无论蚤种或是数量都以古北界成分为主,低于此线,古北、东洋成分和一些特有指示性质的种类相互渗透。     

陕西马家山自然保护区大中型兽类的资源及区系与生态分布

马家山自然保护区(105°28′~105°40′E,32°50′~32°56′N)属秦岭西段的南坡山地。采用样线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于2004年10~11月,对该保护区大中型兽类(包括灵长类、食肉动物和偶蹄动物)的资源、区系和生态分布进行了研究。该保护区共有23种大中型兽类,其中属我国Ⅰ级、Ⅱ级重点保护动物的兽类分别有5种和9种。它是秦岭物种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金丝猴和猕猴在此同域分布,大熊猫和羚牛四川亚种也分布于此地,该保护区是这4个珍稀濒危物种的一个新分布区。区内的23种兽类中没有古北界的区系成分,而属于东洋界成分的兽类有17种,占73.9%;其余6种为广布种,占26.1%。分析该区域23种兽类的生态分布发现,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中分别有16种、20种和12种动物活动。这些物种的垂直分布幅度有很大的差异。垂直分布幅度在海拔高差1000 m以上、500~1000 m、500 m以下的物种分别有5种、13种和5种。区内不同海拔带的兽类物种数随海拔升高的变化比较平稳,没有表现出明显上升或下降的规律性变化。     

基于MAXENT模型的贺兰山西坡啮齿动物生境适宜性评价

贺兰山因其拥有独特的植物垂直分布带而十分适宜啮齿动物生存,但自保护区生态恢复以来并未见有研究评价啮齿动物在贺兰山的生境适宜性,使得其分布现状未知。使用GIS技术和MAXENT模型对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种主要啮齿动物进行生境适宜性状况评价及预测,探究啮齿动物在贺兰山的分布现状。结果表明：影响6种啮齿动物的主要环境因子为海拔、坡度和距矿区距离,海拔越高、坡度越大及距矿区距离越近均使啮齿动物生存适宜性降低;两两鼠种生境适宜面积叠加发现,大林姬鼠和阿拉善黄鼠适宜生境重叠面积最大(261.37 km~2),短尾仓鼠和子午沙鼠的适宜生境重叠面积最小(19.00 km~2);6种主要鼠种均适宜的生境面积交集仅有17.14 km~2,占贺兰山总面积的0.47%,6种主要鼠种均不适宜的生境面积有2985.23 km~2,占贺兰山总面积的81.21%。研究表明,啮齿动物栖息地距矿区距离仍是影响其适宜生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废弃矿区采取措施,改善保护区啮齿动物生境质量。     

四川省石渠县高山血雉繁殖初期的集群和生境需求及其相互关系

2004年4月，在四川省石渠县西南部，对高山血雉(Ithaginis cruentus)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该处的高山血雉仅分布于海拔3 400—3 700 m的范围内。从观察到的36群381只高山血雉来看，平均每群(10.67±5.17)只，最大集群19只，最经常的集群形式是每群8—16只。影响高山血雉生境需求的主要因子，按重要性大小排列依次为坡位、离水源距离、离公路距离、植被郁闭度、植被高度和坡向。高山血雉的生境偏好性表现在下坡位、离水源较远(＞100 m)、稀灌(15%—30%)、低灌(1.50—2.50 m)和半阴半阳坡。其中，集群大小与坡位和离水源距离相关，即在繁殖初期，高山血雉的集群大小变化趋势是随着坡位的升高而减小，随着离水源距离的减小而增大。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在不同生境类型中食物资源的可用性相关。     

四川省石渠县高山血雉繁殖初期的集群和生境需求及其相互关系

2004年4月,在四川省石渠县西南部,对高山血雉(Ithaginiscruentus)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该处的高山血雉仅分布于海拔3400—3700m的范围内。从观察到的36群381只高山血雉来看,平均每群(10·67±5·17)只,最大集群19只,最经常的集群形式是每群8—16只。影响高山血雉生境需求的主要因子,按重要性大小排列依次为坡位、离水源距离、离公路距离、植被郁闭度、植被高度和坡向。高山血雉的生境偏好性表现在下坡位、离水源较远(>100m)、稀灌(15%—30%)、低灌(1·50—2·50m)和半阴半阳坡。其中,集群大小与坡位和离水源距离相关,即在繁殖初期,高山血雉的集群大小变化趋势是随着坡位的升高而减小,随着离水源距离的减小而增大。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在不同生境类型中食物资源的可用性相关。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鹿夏季生境选择

015年7- 8月,采用样方法对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鹿夏季生境进行了调查。共布设160个样方,其中75个为空白对照样方,85个为利用样方,测量、比较了两类样方中海拔、坡度等15个生境变量,并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及赤池信息标准（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选取出最佳的水鹿夏季生境选择模型。结果表明：影响卧龙水鹿夏季生境选择的主要因素为隐蔽度、坡度、距人为干扰距离和距水源距离。在夏季,卧龙水鹿通常选择隐蔽度较好、缓坡（< 20°）、距人为干扰距离远（≥ 1 000 m ）及距离水源近（< 500 m）的生境。此外,植被类型对于卧龙水鹿夏季生境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 χ2= 11.499 , df= 4, P= 0.021)。有约92%的利用样方分布于各种类型的森林中,仅有约8%的利用样方分布于海拔3 500 m左右的杜鹃及高山栎灌丛带。     

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评价与保护管理对策

对濒危野生动物而言,开展生境质量评价是完善就地保护措施、提高自然保护成效的基础。蜂桶寨自然保护区位于邛崃山系中段,是大熊猫模式标本的采集地。而此前有关该保护区大熊猫生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境的选择上,生境适宜性评价方面的研究尚未开展。本文以海拔、坡度、植被类型、食物来源等4个生态因子为指标,通过构建景观连接度模型对保护区内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保护区内大熊猫不适宜生境面积、较适宜生境面积及最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23.26、133.67和33.46 k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57%、34%和9%。从空间分布来看,最适宜生境和较适宜生境在保护区内的分布较为破碎分散,大熊猫活动痕迹点更多地集中在生境适宜程度较高的区域。为加强该区大熊猫种群的科学保护,应控制敏感区域的人为活动,确保保护区内大熊猫个体在不同生境斑块之间迁移扩散。日常保护管理工作中应重点关注与黄水河自然保护区相连区域,并可适度扩大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