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地区昭觉林蛙不同发育期蝌蚪的栖息地利用

通过观察昭觉林蛙(Ranachaochiaoensis)蝌蚪在栖息地的分布状况,统计和分析不同发育期蝌蚪在不同植被盖度、水深和水温下的分布频次。其结果表明,Ⅰ、Ⅱ期蝌蚪更倾向于选择植被盖度为41%—70%的水域;Ⅲ期蝌蚪对植被盖度的选择不明显。Ⅱ期蝌蚪倾向于选择水深为0·11—0·30m的水域;Ⅰ、Ⅲ期蝌蚪对水深的选择不明显,且Ⅲ期蝌蚪在水深大于0·31m的水域无分布。随着蝌蚪生长发育,Ⅰ期至Ⅲ期对水深的选择不断变浅。Ⅰ、Ⅱ期蝌蚪均倾向于选择水温为19—25℃的水域;Ⅲ期蝌蚪对水温的选择不明显,但在水温为8—13℃的水域无分布。     

宁波地区黑斑蛙的繁殖生态和产卵地选择

黑斑蛙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两栖动物之一，但目前有关其繁殖生态和产卵地选择还所知甚少，而且多局限于定性描述。2004—2006年在宁波地区黑斑蛙的繁殖期，对黑斑蛙的繁殖生态研究分析表明，该蛙在繁殖期的种群密度为0.0903±0.0029只/m (n=11)；该蛙是雌雄二形性的蛙类，雌性蛙类的体重和体长都显著大于雄性；该蛙窝卵数的变化幅度较大 (1 546—7 897个)，平均窝卵数为4643.04±235.96个 (n=50)；卵径范围为1.50—1.74 mm，平均卵径大小为1.6050±0.0046 mm (n=226)。对黑斑蛙产卵地选择的研究结果表明，产卵地在水域比率、裸地比率、植被盖度、水深、水温和水的透明度等方面与随机样方不同；该蛙偏爱在水域比率和植被盖度较高的生境产卵，而避免在水体较深的生境产卵。为了更好地保护黑斑蛙的产卵栖息地，今后应优先保护水域比率和植被盖度较高而水体不深的生境。     

南充雉鸡的巢址选择和春夏季栖息地选择

2006年3—6月，采用野外直接观察法和样方法，在四川省南充市太和白鹭自然保护区对雉鸡（Phasianus colchicus）的巢址选择和春夏季栖息地选择进行了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对比分析，巢址选择研究结果表明：雉鸡的巢都是选择在乔木盖度小、距水距离较近、草本高度和盖度都较大的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l)干草丛中；影响雉鸡巢址选择的主要因子依次为：坡度、总盖度、乔木平均胸径、乔木盖度、郁闭度、距水距离、距路距离、灌木平均高度、巢周围干草比例、裸地面积、巢上方覆盖物厚、灌木盖度和巢所在草丛宽度等13个因子。春夏季栖息地选择研究结果表明：雉鸡在春夏季倾向于在植被总盖度大、坡度适中、乔木盖度适中、草本盖度和高度较大、灌木盖度较小、灌木高度较大、隐蔽度较大、距路距离较远和郁闭度较大等的生境栖息。     

宁波地区黑斑蛙的繁殖生态和产卵地选择

黑斑蛙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两栖动物之一,但目前有关其繁殖生态和产卵地选择还所知甚少,而且多局限于定性描述。2004—2006年在宁波地区黑斑蛙的繁殖期,对黑斑蛙的繁殖生态研究分析表明,该蛙在繁殖期的种群密度为0.0903±0.0029只/m(n=11);该蛙是雌雄二形性的蛙类,雌性蛙类的体重和体长都显著大于雄性;该蛙窝卵数的变化幅度较大(1546—7897个),平均窝卵数为4643.04±235.96个(n=50);卵径范围为1.50—1.74mm,平均卵径大小为1.6050±0.0046mm(n=226)。对黑斑蛙产卵地选择的研究结果表明,产卵地在水域比率、裸地比率、植被盖度、水深、水温和水的透明度等方面与随机样方不同;该蛙偏爱在水域比率和植被盖度较高的生境产卵,而避免在水体较深的生境产卵。为了更好地保护黑斑蛙的产卵栖息地,今后应优先保护水域比率和植被盖度较高而水体不深的生境。     

新疆北塔山雪豹对秋季栖息地的选择

2004年9～10月，对新疆北塔山地区雪豹(Unica unica)栖息地选择进行了调查。在选定的15条样带上测定了59个利用样方及30个任意样方的6种生境特征(海拔、地形、植被类型、生境平坦度、放牧状况和坡向)，其结果如下：Vanderploeg和Scavia选择指数表明：雪豹对海拔、地形、植被类型、生境平坦度和坡向存在选择性：(1)雪豹偏好利用海拔2 000～2 200 m，而避开2 600～3 000 m区域；(2)倾向于悬崖底部和山嵴，避开山坡和山谷；(3)偏好于灌丛，避开森林；(4)避开平坦的开阔地；(5)倾向于选择非放牧区域活动；(6)倾向于选择北坡，避开南坡。对生境特征的主成分分析显示：前3个主成分(海拔、地形和植被类型)的累积贡献率达到75.76%，可以反映雪豹的栖息地特征，同时表明：影响雪豹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放牧状况、植被类型、地形和生境平坦度。     

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山羊种群密度与栖息地利用

2005年10—12月对新疆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山羊(Capra ibex)的种群密度与栖息地利用进行调查。种群密度调查显示该地区北山羊平均群大小为8.43只，种群密度为269.76只／100 km²；栖息地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北山羊广泛活动在海拔2 500—3 000 m的区域范围内，对距悬崖距离、坡度、地形和植被类型有一定选择倾向，它倾向在悬崖附近(<100 m)、坡度大于30°而小于45°和崎岖的山地活动，会避开草地和平坦山坡。北山羊这种栖息地利用模式可能与满足自身安全需要有关。     

莱州湾强壮滨箭虫种群数量及个体大小季节分布

基于2011年5月至2012年4月(12月和翌年1—2月冰期除外)在渤海莱州湾逐月采集的数据资料,分析莱州湾强壮滨箭虫丰度空间分布和体长的季节变化,估算其生产力和摄食率,以掌握其种群动态特征,为评价该种在莱州湾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中地位提供参数和依据。结果显示:强壮滨箭虫丰度和生物量年变化曲线为双峰型,最高峰出现于5月,次高峰出现于8—9月;4 mm和15 mm体长的个体分别是丰度和生物量的主要贡献者。生产力估值为0.25 mg C m~(-3)d~(-1),摄食率估值为0.88 mg C m~(-3)d~(-1)。种群月均体长以3—4月最高(10 mm)、5月和11月最低(5 mm);月均体长与月表层水温、盐度呈负相关。春季5月、夏季7—8月和秋季10—11月中,小型个体丰度所占的比例较高,应为种群数量增长期。各月的体长频数分布可分辨出平均体长5mm(Cohort Ⅰ)、介于5—10 mm(Cohort Ⅱ)和10 mm(Cohort Ⅲ)的3个同生群。Cohort Ⅲ和Cohort I高丰度区的表层水温和盐度分别介于15—17℃和29—32。Cohort Ⅲ基本不出现于水温大于24℃的站位,其丰度与水温呈显著负相关。Cohort Ⅰ基本不出现于水温低于11℃的站位,其丰度与水温呈显著正相关。Cohort Ⅱ高丰度区的表层水温和盐度为26—27℃和30—32。由上推测强壮滨箭虫发生明显体型更替的水温阈值应不超过15—17℃。     

同水塘分布两种无尾两栖类蝌蚪的竞争策略

实验室条件下，通过活动性水平，变态时的体重、增长率和完成变态所需时间考察同水塘分布的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和高原林蛙蝌蚪(Rana kukunoris)的竞争策略。实验按照2×3因子设计，即：食物资源2个水平(高、低)，组合方式3个水平(10只中华蟾蜍蝌蚪，记为B组；5只中华蟾蜍蝌蚪和5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BR组；10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R组)。中华蟾蜍蝌蚪的活动性在食物水平低时显著低于食物水平高时，而高原林蛙蝌蚪的活动性在不同食物水平下无显著差异；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的高原林蛙蝌蚪变态时体重和体重增长率都显著高于R组，而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与B组相比无显著差异；在不同处理组中，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幼体期最短。这些结果表明：中华蟾蜍蝌蚪在不同食物资源条件下所选择的生存策略可能不同，即食物资源充足时，增加活动性获取更多食物；食物资源有限时，降低活动性且提前完成变态；与中华蟾蜍蝌蚪相比，在食物资源有限时高原林蛙蝌蚪获取食物能力更强。     

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白鹤秋季迁徙停歇期觅食生境选择

2008年秋季(10月8日—20日)及2009年秋季(9月20日—10月16日),通过样方法对觅食生境11个生态因子进行调查,利用卡方检验、资源选择指数和资源选择函数在莫莫格保护区对秋季迁徙停歇期白鹤觅食生境选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白鹤对距人为干扰源距离、植被密度、盖度、高度、植物性食物密度以及水深均具有选择性,但对宏观尺度干扰因子的选择性较低。其偏好觅食生境的特点为:距一级路>5000m,>二级路1500m以上,>三级路1000m以上,>居民点1000m以上,农田>1000m;植被密度20~50株/m2,盖度<10%,高度<20cm,扁杆藨草密度1~50株/m2,藨草密度1~10株/m2,水深40~60cm。白鹤秋季觅食生境资源选择函数为Logistic(P)=0.663+0.565×与一级道路距离+0.042×与二级道路距离+0.519×与三级道路距离+0.353×与居民点距离+0.169×与农田距离–0.455×植被密度–0.618×植被盖度–0.548×植被高度–0.158×扁杆藨草密度–0.404×藨草密度+0.920×水深,T(x)=eLogistic(p)/[1+eLogistic(p)],模型正确预测率为82.9%。     

广东罗坑自然保护区鳄蜥夏季生境特征

2005年6—8月，在广东省罗坑自然保护区对36处鳄蜥的生境特征进行了研究。采用样线调查法，在保护区内鳄蜥分布区随机选取了30条溪沟进行调查，对每处有鳄蜥分布的生境测量了15个相关的生态因子。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回水塘长度和宽度、水源距离、水流速度、栖枝高度、栖枝直径、干扰距离、植被类型、植被盖度等9个生态因子对鳄蜥的生境选择有显著影响，而回水塘底质组成、回水塘水深、栖枝枯活状况、栖枝角度、溪沟类型和溪沟坡向6个生态因子的影响不显著。鳄蜥偏好的生境可归结为：回水塘长度、宽度中等(均为1.0—2.0 m)，有位于水源正上方的栖枝，水流速度缓慢，栖枝高度05—1.0 m、栖枝直径≤1.00 cm，干扰距离>500 m，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植被盖度>60%的生境。建议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重点保护水源林和溪沟两侧的植被。     

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对栖息地的利用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是中国西南山地特产珍稀鸟类，由于亚热带阔叶林破碎化，其种群数量显著下降。2005年11—12月在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共记录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栖息地20个。以其新鲜粪便为中心设一个10 m×10 m大样方和4个1 m×1 m的小样方，测量每个样方中与栖息地利用有关的12个生境因子(海拔、坡向、坡度、乔木层盖度、灌木高、灌木密度、灌木层盖度、竹盖度、竹密度、雪盖度、林缘距离和道路距离)；并在距栖息地100 m处任意设对照样方1—2个，共获取30个对照样方，测量相同的生境因子。结果表明，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以靠近林间小道和森林边缘的次生落叶阔叶林为栖息地，主要利用海拔高度为1 000—1 600 m，坡度为2—15°的南坡；其偏爱的栖息地竹盖度、竹密度和雪盖度明显小于对照样方，而灌木盖度明显大于对照样方。对栖息地变量进一步分析表明，影响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依次为地面层食物因子、地型因子、隐蔽因子、温度因子等，其中食物条件的贡献率为29.407%。四川山鹧鸪在利用栖息地时可能面对食物资源与天敌风险的权衡。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应重视阔叶林的保护和恢复。     

云南昆明地区4种蝌蚪形态比较研究

作者比较了采自昆明东北郊的滇蛙Rana pleuraden、昭觉林蛙Rana chaochioensis、华西蟾蜍eufo andrewsi和云南小狭口蛙Calluella yunnanensis的蝌蚪。结果表明,4种蝌蚪口部形态、尾形、出水孔和肛管开口位置在第Ⅰ、Ⅱ期稳定。滇蛙蝌蚪唇齿式为Ⅰ：1—1／1—1：Ⅱ;有一出水孔位于体左侧,肛管开口于下尾鳍基部右侧,尾末端尖、短。昭觉林蛙蝌蚪唇齿式为Ⅰ：2—2／1—1：Ⅲ;有一出水孔位于体左侧,肛管开口于下尾鳍基部右侧,尾末端为尖、短。华西蟾蜍蝌蚪唇齿式为Ⅱ／Ⅲ;有一出水孔位于体左侧,肛管开口于下尾鳍基部正中,尾末端钝,几乎呈半圆。云南小狭口蛙蝌蚪无唇齿及唇乳突,口位于吻端,口缘膜状,口部马蹄形,出水孔位于腹部后端中线处;肛管开口于下尾鳍基部正中;尾末端尖,细长。肛管在下尾鳍基部的开口位置可作为蝌蚪分类特征。     

珠江西部河口中华白海豚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2012年采用船基截线法在珠江口西部河口进行了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调查,并同步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环境要素进行了现场采样测定,以分析该水域中华白海豚空间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AM)分析了中华白海豚目击率与海况、水深、底层水温、盐度、pH值、溶解氧、游泳生物密度、捕食种密度和离岸距离等的关系。GAM模型对中华白海豚目击率分布的总偏差解释率为64.7%,游泳生物密度、水深、捕食种密度、离岸距离、底层水温等对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选择有较大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华白海豚的活动与捕食种密度密切相关,但当捕食种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海豚目击率的影响减弱,推测可能与食物较多时海豚逗留捕食时间减少有关;中华白海豚较为喜欢的水深在10m左右,这一模拟结果与以前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中华白海豚对底层水温似乎有一定的选择性,当底层水温大于19.5℃时目击率明显下降,推测底层水温可能影响了捕食种鱼类的分布,进而影响海豚的活动;离岸距离3km范围内是中华白海豚较为喜欢的水域,因此对这一水域范围应给予重点保护管理。     

台湾海峡西北部平潭岛海域表层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分布及其环境控制因素

对台湾海峡西北部平潭岛海域337个站位表层沉积物中底栖有孔虫进行分析鉴定,结果表明底栖有孔虫丰度、分异度变化较大,所出现的属种类型以玻璃质壳体为主,其次为瓷质壳,胶结壳最少。底栖有孔虫分布受水深、盐度、底质类型、底流和沿岸上升流等因素共同影响。应用‘PAST’软件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该海域底栖有孔虫可划分为四个组合:组合Ⅰ(Hanzawaia-Pseudorotalia-Bolivina)主要分布于水深大于20m的深水区,受水深和底流影响明显;组合Ⅱ(Ammonia beccarii-Elphidiumspp.)主要分布于近岸浅水环境;组合Ⅲ(Quinqueloculina-Ammonia annectens-Spiroloculina)主要分布于海湾内高盐度区,推测受到沿岸上升流影响;组合Ⅳ(Elphidium advenum-Ammonia annectens)分布于组合Ⅰ与组合Ⅲ之间的局部区域,可能受浙闽沿岸流影响较强。     

野生扬子鳄生境特征分析

作者分别于 2002和 2003年抽样调查了安徽省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或曾经有野生扬子鳄 (Alligatorsinensis)分布的 22个样地,选择了与野生扬子鳄生存有关的 8类生态因子,即水域中岛屿情况、水域水面的稳定度、水体pH值、螺类丰富度、岸线植被盖度、岸线土壤质地、苦竹密度和植被类型,运用资源选择函数结合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野生扬子鳄对生境的选择。结果表明岸线植被盖度对野生扬子鳄的生境选择影响最大,其次是水体pH值,再次是螺类丰富度、苦竹密度、水域水面的稳定度和土壤质地;而水域中岛屿情况与植被类型对野生扬子鳄生境选择的影响则较弱。     

同一生境牛蛙与昭觉林蛙蝌蚪的食性比较

对采自昆明东北郊同一水塘的牛蛙和昭觉林蛙蝌蚪进行食性分析。结果表明 ,牛蛙蝌蚪Ⅰ、Ⅱ期的食物种类分别为 8大类 5 1种和 37种 ,而昭觉林蛙蝌蚪Ⅱ期的食物种类有 6大类 30种 ;两者的食物组成均以硅藻门、绿藻门、蓝藻门为主 ,但昭觉林蛙蝌蚪Ⅱ期与牛蛙蝌蚪Ⅰ期的摄食种类差异极显著 ,与牛蛙Ⅱ期的不显著。昭觉林蛙蝌蚪Ⅱ期与牛蛙蝌蚪Ⅰ、Ⅱ期的食物生态位重叠度分别为 0 6 95 2和 0 6 887,单位体重摄食的生物量分别是后两者的 10 96倍和 15 4 8倍 ,但百分率相似性指数并不高 (分别为 5 4 95 %和 5 8 11% )。与等重量牛蛙蝌蚪相比 ,昭觉林蛙蝌蚪食物量较大 ,即昭觉林蛙蝌蚪为生存所需要的生物量远高于牛蛙蝌蚪。本文结果及野外观察表明 ,昭觉林蛙与牛蛙蝌蚪存在较激烈的食物竞争 ,且前者处于不利地位。     

广东罗坑自然保护区鳄蜥夏季生境特征

2005年6—8月,在广东省罗坑自然保护区对36处鳄蜥的生境特征进行了研究。采用样线调查法,在保护区内鳄蜥分布区随机选取了30条溪沟进行调查,对每处有鳄蜥分布的生境测量了15个相关的生态因子。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回水塘长度和宽度、水源距离、水流速度、栖枝高度、栖枝直径、干扰距离、植被类型、植被盖度等9个生态因子对鳄蜥的生境选择有显著影响,而回水塘底质组成、回水塘水深、栖枝枯活状况、栖枝角度、溪沟类型和溪沟坡向6个生态因子的影响不显著。鳄蜥偏好的生境可归结为回水塘长度、宽度中等(均为1.0—2.0m),有位于水源正上方的栖枝,水流速度缓慢,栖枝高度0.5—1.0m、栖枝直径≤1.00cm,干扰距离>500m,植被类型为常绿阔叶林、植被盖度>60%的生境。建议提高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重点保护水源林和溪沟两侧的植被。     

北京野鸭湖湿地地表甲虫群落组成与空间分布格局

2007年4–10月在北京野鸭湖湿地两种保存较好的湿地植被类型和3种主要的退化植被类型中设立了32个样地, 采用陷阱法调查地表甲虫群落的组成, 并在科级水平上探讨了湿地退化及植被类型变化对地表甲虫群落组成的影响。整个采样周期共采集甲虫标本42科, 其中步甲科和隐翅虫科为优势科, 蚁形甲科、肖叶甲科和薪甲科为亚优势科。在所研究的5种植被类型中, 湿地景观保存较好的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带与球穗莎草(Cyperus glomeratus)带的甲虫群落活动密度、科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均无显著差异, 而上述两种植被类型的甲虫活动密度以及球穗莎草带的甲虫科丰富度均显著高于3种退化的植被类型。对地表甲虫群落组成与9个环境因子进行的典范对应分析(CCA)表明, 32个样地在CCA排序图中的分布与植被类型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土壤含水量、植物盖度、植物生物量和枯落物盖度是影响地表甲虫群落组成及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也显示, 甲虫群落的活动密度与土壤含水量、植物生物量和植物盖度均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 科丰富度与植物生物量显著正相关, 多样性指数(H’)与植物盖度极显著负相关; 其中土壤含水量的变化能够解释甲虫群落活动密度总方差的57%。此外, 通过主成分分析获得了反映土壤含水量、植物生物量和植物盖度综合作用的环境变量WBC (Water-Biomass-Coverage)。依据地表甲虫活动密度与WBC的关系, 可将5种植被类型分为彼此差异极显著的3组。研究结果表明保持良好的湿地景观对于保护湿地甲虫具有重要意义。     

猪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后细胞骨架的变化

为研究玻璃化冷冻后猪卵母细胞纺锤体、染色体和微丝的变化，从屠宰猪卵巢表面直径2—5 mm卵泡中采集未成熟(GV)期卵母细胞，由GV期卵母细胞经成熟培养获得体外成熟(MⅡ)期卵母细胞。GV期和MⅡ期卵母细胞各分为3组：对照组、冷冻保护剂处理组和玻璃化冷冻组。MⅡ期卵母细胞经分组处理后直接用于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LSCM)观察样本；而GV期卵母细胞处理后先经44 h成熟培养，再用作LSCM观察样本。供试卵母细胞经固定、免疫荧光染色后，于LSCM下观察。结果表明，冷冻保护剂处理组GV期卵母细胞经成熟培养后，其纺锤体结构、染色体排列与微丝分布正常率分别为42.9%、89.6%和28.6%；玻璃化冷冻组此3项指标的正常率分别为10.1%、36.4%和16.9%，两组间差异显著(P<0.05)；除冷冻保护剂处理组染色体正常率与对照组无较大差异外，两试验组的其他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分别为79.5%、93.1%和72.3%，P<0.05)。MⅡ期卵母细胞冷冻保护剂处理组的纺锤体结构、染色体排列与微丝分布正常率分别为34.4%、61.3%和47.9%，而冷冻组分别为12.9%、56.7%和37.2%，两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78.3%、90.1%和72.8%，P<0.05)。结果表明，猪GV期和MⅡ期卵母细胞经冷冻保护剂处理或玻璃化冷冻保存后，均造成了纺锤体、染色体和微丝不可逆的损伤，这可能是影响卵母细胞成熟、受精与发育的重要原因。     

福寿螺密度变化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

生物入侵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环境问题。福寿螺Pomacea canaliculata的入侵对当地农业和湿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危害。入侵地的环境因子对入侵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2015年1—12月,采用样方法对云南省昆明地区景观池塘中的福寿螺密度以及相应的栖息地环境因子进行了调查和测定以研究环境因子对福寿螺密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区域的福寿螺密度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环境因子中植被高度、植被盖度、水面边缘植被宽度、田螺密度、鱼类出现频次的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水深、水温、p H值和氨氮浓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福寿螺密度与栖息地中的植被高度、植被盖度、水面边缘植被宽度、水温、p H值、田螺密度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水深、氨氮浓度、鱼类出现频次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3)植被盖度、p H值和鱼类出现频次是影响福寿螺密度变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