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鸟击特点及防范体系构建

鸟击是威胁机场飞行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机场鸟击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鸟击防范体系对提升飞行安全、减少经济损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收集了重庆市江北机场2009—2016年的鸟击事件信息并送检鸟击残留物,在2010年3月—2011年2月调查了江北机场及周边区域的鸟类群落,将江北机场鸟击物种信息与鸟类群落的物种信息进行相似性分析,同时将江北机场的鸟击信息数据与中国民航2007—2015年的鸟击信息数据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1)江北机场鸟击物种与飞行区鸟类群落的相似性显著高于农耕区(t=2.507,P=0.041)和城镇园林(t=2.562,P=0.037),其中,夏季白天的鸟击物种与飞行区鸟类群落相似性最高(S=0.413 8),表明飞行区鸟类鸟击率更高,是鸟击防范工作的重点区域,夏季更应关注飞行区的鸟类控制;(2)江北机场与中国民航鸟击在季节、时间等方面基本一致,均呈现秋、夏、春季以及夜间鸟击高发的特点;(3)迁徙鸟和家鸽Columba livia domestica、燕子、树麻雀Passer montanus、小云雀Alauda gulgula等部分机场当地常见鸟是鸟击高发的物种。根据分析结果,结合江北机场及各机场鸟击防范工作经验,本文建议从组织机构、制度管理、监控、信息分析、设备防范、环境管理、航班动态调整、应急处置等方面构建鸟击防范体系,以期为江北机场及其他机场提供参考。     

湖南常德桃花源机场鸟类的时空分布与鸟击防范

桃花源机场位于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斗姆湖镇,距市区12.2 km.机场自1998年6月复航以来,鸟击事故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到机场的飞行安全.为指导机场开展有针对性的鸟击防范工作,2008年5月～2009年4月,作者对桃花源机场净空区的鸟类群落组成和不同生境的鸟类物种多样性进行了实地调查,共记录到91种鸟类,隶属13目28科.其中留鸟39种,夏候鸟25种,冬候鸟25种,旅鸟2种.在不同季节中,机场净空区鸟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性指数在春季均为最高,秋季均为最低.在净空区灌草丛、树林、农田、村落和水域5种鸟类生境类型中,以灌草丛生境鸟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最高,村落生境鸟类的Pielou均匀性指数最高,农田生境鸟类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elou均匀性指数均为最低.鸟类种群密度在灌草丛与农田、灌草丛与村落、灌草丛与水域、树林与农田、树林与村落、树林与水域、农田与村落、村落与水域生境之间的差异显著(P<0.05);灌草丛与树林生境、农田与水域生境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鸟类种群密度在不同季节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与鸟击的发生较为密切的鸟类为小云雀Alauda gulgula、牛背鹭Bubulcus ibis、金腰燕Hirundo daurica等鸟类.据此对桃花源机场的鸟击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重庆江北机场鸟类群落结构及鸟击防范

鸟击对民用和军用飞机的飞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了解和掌握机场及其周边地区的鸟类群落结构对机场开展鸟击防范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于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采用固定距离样线法对重庆江北机场以机场中心为圆心、半径8 km范围内的区域进行鸟类多样性调查。共记录鸟类102种,隶属于15目、40科。其中留鸟44种,夏候鸟30种,冬候鸟13种,旅鸟15种;雀形目鸟类占绝对优势,计54种,占调查鸟类物种总数的52.94%。对鸟类群落结构分析结果表明,冬季密度最大,夏季最低;秋季的多样性指数最高,夏季最低;春季的均匀度指数最高,夏季最低;夏季的优势度指数最高,秋季最低。结合鸟类的密度D值、分布系数ADC值、鸟击风险值R、相对风险比例RE以及鸟类生活习性等综合分析,与鸟击发生关系密切的鸟种为家燕(Hirundo rustica)、灰椋鸟(Sturnus cineraceus)、八哥(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黑卷尾(Dicrurus macrocercus)、金翅(Carduelis spinus)、珠颈斑鸠(Phasianus colchicus)以及人工饲养物种家鸽(Columba domestica)等,根据调查结果对重庆江北机场的鸟击防范工作提出了综合防治建议。     

样线法和网捕法在机场鸟情调查中的应用比较

鸟击事件主要发生在机场范围内,对机场周边生境的鸟类组成进行调查,是制定鸟击防范对策的重要前提。国内多数机场已经开展了相关的鸟类组成调查,但是选用的调查方法却存在较大差异。以样线法和网捕法两种常用的调查方法对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周边的迁徙期鸟类进行了研究,旨在比较两种调查方法在机场鸟类群落组成调查中的效果及调查的鸟类群落组成差异。结果表明：两种方法均适合机场鸟类调研,共记录到鸟类97种,网捕法记录的鸟类种数(83种vs. 57种)高于样线法,网捕法单独记录的鸟类种数(40种vs. 14种)也高于样线法。尽管两种方法每期(半个月)调查的物种数和目的数量无明显差别,但随调查强度(如调查次数)增加,网捕法累计记录到的鸟类种类明显高于样线法,且较晚达到渐近线。另外,两种方法调查记录的鸟类群落组成也具有显著的差别,如网捕法记录到较多鹌鹑和鸮形目等夜间迁徙或活动鸟类,而样线法可记录到鹭科和雁鸭类水鸟等。这说明两种调研方法在鸟类调查中有较好的互补性。因此,本研究认为机场鸟情调研时应该根据鸟情特点,选择合适的鸟类调研方法,综合采用多种调研方法可更有利于获得科学的鸟情信息。     

长江口滩涂围垦后水鸟群落结构的变化——以南汇东滩为例

近年来长江口滩涂湿地高强度的促淤围垦对生物多样性保育造成了严重影响。本研究于2006至2010年在南汇东滩进行了水鸟调查,研究围垦后堤内环境的快速演替过程对水鸟的群落结构的影响。通过分析鸻鹬类、雁鸭类和鹭类三类主要水鸟类群,结果表明鸻鹬类的总数呈严重下降趋势（ANOVA, p=0.009）,而雁鸭类和鹭类总数在上升（ANOVA,p=0.015;p=0.00）;在种类数量方面,鸻鹬类和雁鸭类差异不显著（ANOVA,p=0.597;p=0.523）,鹭类种类数变化极显著（ANOVA ,p=0.00）。同时,通过对水鸟的栖息地选择因子偏好的分析, 发现滩涂减少是鸻鹬类减少的主要因素,而大型鱼塘和芦苇增加是雁鸭类和鹭类增加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提出相应海岸带湿地管理建议。     

机场昆虫的危害与防控策略

机场为防范鸟击事故,需对鸟类进行治理,而机场生境内吸引鸟类的最主要因素是食物,其中昆虫作为最主要食物源应实施严格防控治理.对机场内昆虫造成的危害进行梳理,包括对飞行安全、植被生长和人类健康等,并根据机场生境特点和昆虫的生物学习性提出机场昆虫的综合防控策略,即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运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及化学农药防...     

机场周边家鸽飞行行为的潜在鸟击风险初步研究

鸟击防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家鸽（Columba livia domestica）是机场生物多样性调查中最常见鸟类,也是历史上鸟击高危物种之一,还是唯一由于人工大量放飞导致严重鸟击事故的物种。2020年9月至2021年1月,在我国4个机场,针对机场周边23家鸽户,共149只家鸽开展卫星追踪放飞实验研究,获得了家鸽个体在机场周边的飞行时间、飞行距离、飞行高度等个体运动参数。研究发现,1）单次放飞时长多在1 ~ 4 h,单次平均放飞时长为（2.9 ± 1.6）h。在鸽户自主放飞家鸽和家鸽自由回笼的动态过程中,下午活动在外的家鸽数量较多,尤其15:00 ~ 17:59时段是活动在外家鸽数量最多的时段。2）飞行距离多在3.0 km范围内,最远可达8.9 km;存在家鸽飞行范围覆盖机场现象的鸽户占比45%。3）飞行高度主要在200 m及以下,平均飞行高度为（29 ± 28）m。本研究结果表明,下午,尤其是15:00 ~ 17:59时段应作为家鸽防控的重点时段,机场周边10 km以及高度0 ~ 200 m的范围应作为家鸽防控的重点空间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2021修正）》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不得饲养、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和其他物体”,需要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加强有效监管,以降低家鸽鸟击风险。     

重庆江北机场鸟击特点分析及防范建议

为了解鸟击规律,作者收集了重庆江北机场2009—2013年的鸟击事件信息并对鸟击残骸进行送检,共收集鸟击事件信息189起,其中白天77起,占40.74%,夜间112起,占59.26%。鸟击数据显示:春、夏、秋季是鸟击高发季节;8月和11月为白天鸟击高发月份;夜间鸟击高发在春季(4、5月)和秋季(8、9、10月);鸟击多发种类有小云雀、家鸽、家燕、金腰燕、白鹡鸰、池鹭、大杜鹃及蝙蝠等。结合江北机场鸟类群落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飞行区集群活动的鸟种容易成为鸟击的高危物种,鸟击发生频率与鸟类生活习性关系密切;迁徙鸟类是江北机场鸟击的最大威胁。本文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预防措施。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鸟类多样性及鸟击风险评价

鸟类多样性研究对于新建机场开展鸟击防范工作具有指导意义。2012年2月到2013年1月,采用样线调查法对新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及其周边地区鸟类进行了调查,根据鸟类相对数量、遇见频率、生境利用率和飞行高度,对机场鸟类鸟击风险进行评价。共记录到鸟类79种,其中留鸟34种,夏候鸟21种,冬候鸟和旅鸟分别为12种和11种;食虫鸟35种,食谷鸟8种,杂食性鸟15种,肉食性鸟21种。在各类生境中以林地的鸟类密度(D=10.25ind·hm-2)和Shannon-Wiener指数(H'=2.12)最高。全年以秋季鸟类密度(D=9.23ind·hm-2)、Shannon-Wiener指数(H'=2.13)最高。新桥机场鸟击风险高的鸟类共23种,飞行区内(R≥40)12种,飞行区外(R≥40)21种;其中留鸟占60%,食虫鸟占52%。加强对留鸟和食虫鸟的管理,采取生态防治和综合防治措施,对于降低机场鸟击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水位变动影响下三峡库区汉丰湖鸟类群落及多样性

受三峡水库夏落冬涨的水位调控方式影响,位于三峡库区腹心的重庆开州区汉丰湖形成22.5m水位落差。为了解汉丰湖鸟类群落结构与动态水位变化之间的响应关系,2015年3月—2016年2月对汉丰湖鸟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共记录鸟类97种,隶属12目32科,其中湿地鸟类49种,主要包括雁鸭类(18种)、鸻鹬类(13种)、鹭类(7种)及秧鸡类(5种)。研究表明:受水位变化影响,鸟类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变化显著。夏季(8月)低水位期(水位高程152.50m),鸟种数最高,为34种,Shannon-Wiener指数最高;肉食性鸟与食虫鸟是主要取食功能群;与夏季低水位期生境类型多样、消落带植物正处于生长旺盛期、食物资源丰富有关,是雀形目鸟类、鹭类、秧鸡类等适宜的栖息地。冬季(12月)高水位期(水位高程174.50m),鸟种数为30种,Shannon-Wiener指数、均匀度指数均最低,植食性鸟类是主要的取食功能群,鸟类数量最高;与冬季高水位期水面开阔、生境类型单一有关,高水位期的大水面有利于鸭类集群越冬。冬季在退水期(水位高程170.01m),水位下降导致汉丰湖生境结构变化,越冬鸟类数量和物种丰度降低,空间分布格局也随之变化。鸟类是三峡水库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护和提升三峡水库生物多样性,恢复和营造鸟类栖息地,应针对繁殖鸟和越冬水鸟的功能需求进行生态设计。     

厦门市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与生态管控区分级管控

生态控制区是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生态空间。对城市生态控制区进行分级管控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城市生态安全,促进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研究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手段,采用"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景观连通性"评价结果识别生态源地,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判定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形成了点-线-面交汇的生态安全格局网络,并将其应用于厦门市生态控制区分级划定。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生态源地共有17处,面积为604.19 km²,约占厦门市陆域面积的35.54%,包括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水源保护地、森林公园等区域;提取主要生态廊道15条,长度为152.84 km,主要为连接生态源地与海洋的山海生态廊道;设置生态节点22个,主要为生态源地范围外的小面积重要保护区域和具有明确生态保护目标的区域。依据生态安全格局将厦门市生态控制区划分为三级管控区域,其中,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生态节点划入一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69.48%;一级管控区外的生态重要区和林地划入二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10.15%;生态控制区内的其他区域划入三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20.3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级管控建议,以期为厦门市实现生态控制区高水平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景观规划中的生态廊道宽度

生态廊道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调控洪水等多种功能。建立生态廊道是景观生态规划的重要方法,是解决当前人类剧烈活动造成的景观破碎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众多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按照生态廊道的主要结构与功能,可将其分为线状生态廊道、带状生态廊道和河流廊道3种类型。生态廊道设计包括的关键问题有廊道数目、本底、宽度、联接度、构成要素、关键点(区)等。由于生态廊道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廊道的宽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的讲,生态廊道的宽度由保护目标、植被情况、廊道功能、周围土地利用,廊道长度等多个因素决定。合适的廊道宽度应该根据对廊道主要生态过程的研究来确定。从景观的结构与功能分析出发,分别从生物保护廊道和河流廊道两方面对生态廊道的宽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总结得出两种类型生态廊道的适宜宽度值范围。最后提出确定宽度时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     

A Land-Use Perspective for Birdstrike Risk Assessment: The Attraction Risk Index

Collisions between aircraft and birds, birdstrikes,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aviation safety.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events is influenced by land-uses in the surroundings of airports. Airports located in the same region might have different trends for birdstrike risk, due to differences in the surrounding habitats. Here we developed a quantitative tool that assesses the risk of birdstrike based on the habitats within a 13-km buffer from the airport. For this purpose, we developed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GLMs) with binomial distribution to estimate the contribution of habitats to wildlife use of the study area, depending on season. These GLMs predictions were combined to the flight altitude of birds within the 13-km buffer, the airport traffic pattern and the severity indices associated with impacts. Our approach was developed at Venice Marco Polo International airport (VCE), located in northeast Italy and then tested at Treviso Antonio Canova International airport (TSF), which is 20 km inland. Results from the two airports revealed that both the surrounding habitats and the season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pattern of risk. With regard to VCE, agricultural fields, wetlands and urban areas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presence of birds in the study area. Furthermore, the key role of distance of land-uses from the airport on the probability of presence of birds was highlighted. The reliability of developed risk index was demonstrated since at VCE it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bird strike rat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territory near airports and the wildlife use of its habitats, as factors in need of consideration for birdstrike risk assessment procedures. Information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abitats in attracting birds, depending on season, can be used by airport managers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plan specific interventions in the study area in order to lower the risk.     

基于生态重要性和敏感性的西南山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快速城市扩张背景下缓解生态保护和土地开发矛盾、保证区域生态安全的有效途径。源地和阻力面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基础,当前阻力面构建多关注生态要素而忽视与区域典型生态问题相对应的生态过程表征。以西南山地地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研究区,选取生物资源保护、水资源安全和营养物质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生态重要性从而识别源地,基于地质灾害、土壤侵蚀、石漠化等生态敏感性构建生态阻力面,并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组团廊道和景观廊道,从而构建山地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大理州生态安全源地总面积14416.64 km~2,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50.93%;关键生态廊道分为组团廊道和景观廊道两类,分别长404.7 km和208.4 km,以"一轴三带"形式呈树状辐射分布。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生态源地和廊道应成为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中的禁止开发区。生态重要性源地识别和生态敏感性阻力面分析方法可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对于大理州山地城镇建设的用地选择和空间扩张提供定量指引。     

基于鸟类视角的城市生态廊道构建方法研究综述

基于鸟类移动特征与栖息地需求的生态廊道不仅有利于减少由生境丧失与生境破碎化导致的物种灭绝,进而促进物种的基因扩散与交流,而且可以改善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推动城市不动产增值。然而,迄今为止,由国外学者研发的主要生态廊道构建方法没有内在地考虑鸟类的移动与生境特征,国内学者的鸟类生态廊道研究则侧重于对技术方法的探索而缺乏对研究鸟种特征的认知。因此,基于鸟类视角的城市生态廊道构建研究尚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本文通过对1975—2020年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分析,识别出了可结合鸟类生态的7种廊道构建方法及3种廊道优化方法,并总结了相关方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情况。最后,本文认为将典型鸟类物种的观测数据、真实运动能力与景观结构相融合,研发出计算高效便捷而且能够模拟廊道生态效益的计算机模型,将会是鸟类生态廊道构建方法的发展趋势。     

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厦门市为例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如何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同时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成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可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大意义。以厦门市为例,基于“生态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的基本框架构建陆域生态安全格局。结合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识别生态源地,该方法兼顾了生态结构和功能,使得所识别的生态源地更具全面性。选取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构建生态综合阻力面,并用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生态综合阻力面,以减少主观赋值的影响,识别各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差异,使生态阻力面的构建更加合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利用重力模型量化潜在生态廊道的相对重要性,并根据重力模型结果划分重要性等级。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的生态安全格局由14个生态源地、21条生态廊道、15个生态节点及若干个踏脚石所组成。生态源地主要集中在研究区的西部和北部,以林地和草地为主,面积合计为558.64 km²。生态廊道长约159.40 km,其...     

煤气炮和声波驱鸟器有效距离的评估

鸟击事故主要发生在机场区域,通过使用驱鸟设备减少机场鸟类活动是预防鸟击的主要措施之一.本研究以家鸽和红隼两种高危险鸟类作为受试对象,选择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使用的煤气炮和定向声波驱鸟器,观察在设备正常运行期间鸟类位于不同距离上的行为反应,探究两种驱鸟设备的有效作用距离以及效果.结果表明:家鸽和红隼在距离煤气炮驱鸟器10、3...     

基于物种分布的北京平原生态网络构建

高强度的城市化活动导致了生物栖息地破碎化、退化和消失,是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建立城市地区生态网络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途径。因其他物种数据可获得性差,以观测的典型鸟类群落为指示物种,探讨构建生态网络,可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新思路。以北京市平原区为研究范围,重点基于86种鸟类分布大数据,通过Maxent模型掩膜生成栖息地源地并进行分级,在GIS技术的支撑下,以土地利用数据建立鸟类活动阻力面,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算法,模拟并形成了平原地区分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研究结果表明,河湖湿地和城市公园组成了北京平原地区生态网络的优势景观类型,占平原区生态空间的81%。基于景观类型大小与物种数量的线性关系筛选出分级生物栖息地,其中一级生物栖息地58个,二级生物栖息地146个,通过模型模拟形成了平原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二级生态网络,共948条网络,长3760km。筛选出重要生态节点12处,关键生态廊道6条,是保护平原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设施。该生态网络的实施对于提升首都平原区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可为国土生态空间优化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和参考。     

整合多重生态保护目标的广东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空间途径。但目前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过于强调综合,简单叠加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忽视了不同服务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难以直接支撑不同目标下的生态保护决策。以广东省为例,重点关注生境维持、水源涵养、水质净化、粮食生产、土壤保持、洪水调节、沿海灾害缓解七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面向生物多样性保育、水资源利用、粮食生产、自然灾害防范等单一生态保护目标分别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面向生物多样性保育目标的生态安全格局呈“双屏障带”式分布,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粤北生态发展区;面向水资源利用目标的水安全格局呈“五江一带”式分布,重点保护区主要位于河湖水库及周边绿地;面向粮食生产目标的生态源地主要分布在广东省东西两翼;面向自然灾害防范目标的生态源地在珠三角、湛江市、汕头市少有分布,集中在粤北生态发展区。基于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综合重要性判定生态源地,并整合单一生态保护目标下的多重源地,识别综合生态源地共49536.10 km~2,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外围和粤北生态发展区。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电路模型,识别了总长度2268.07 km...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生态韧性评估——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生态空间具有重要意义,科学评估生态韧性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模式,定量评估固碳释氧、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三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识别源地,结合自然和人为因素构建阻力面,使用Linkage Mapper工具基于最小成本路径理论识别生态廊道,提出了一套基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过程的生态韧性评估框架,并结合Fragstats和Conefor Sensinode软件对其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显示:(1)长株潭城市群共55块生态源地,面积为7747.75km²,占城市群总面积的27.58%,东部和南部源地较为集中,西部较分散,林地是生态源地的主要组成部分;生态廊道共113条,廊道总长度为1458.97km,平均长度为12.91km,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部和北部。(2)结合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构建了长株潭城市群"一心一环"生态安全格局,可有效缓解长株潭城市群中部生态用地 "空心化"的格局。(3)研究区55块生态源地的韧性指数介于0.1265-0.4682之间,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113条生态廊道的韧性指数介于0.0027-0.8002之间,韧性指数较高的廊道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南部,韧性指数较低的廊道分布在西部、中部和北部。西部和中部或将成为影响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对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区域生态韧性的评估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