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生态恢复的基础与前提

 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是进行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基础和前提。然而目前的生态系统化程度诊断大多停留在定性的水平,如何对退化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进行定量的诊断就成为恢复生态学与生态恢复实践所面临的一个迫切且十分关键的问题。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的一系列问题：绘制了描述生态系统退化程度的概念模型;认为在实践中退化程度诊断的参照系统可以选择相应的受人类或自然干扰程度比较轻的“自然生态系统”;归纳了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的生物途径、生境途径、生态过程途径、生态系统功能/服务途径、景观途径;把诊断方法分为单途径单因子诊断法、单途径多因子诊断法、多途径综合诊断法;分析了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的可能指标（体系）;给出了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的策略与流程,并对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诊断及生态恢复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讨论。建议我国加强典型生态系统退化程度的综合诊断研究。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退化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是生态系统内固有的特性,脆弱性只能在干扰的状态下才显现出来．而干扰（包括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又是引起退化生态系统的原因,种类的入侵和消亡、种类组成的变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生产力、生态位的分化及生态系统小环境变化则是研究退化生态系统形成和恢复的重要内容,本文探讨脆弱性与退化生态系统诸方面的关系以及在植被恢复上的应用．     

海岛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

海岛在干扰极下极易退化且不易恢复,这些干扰包括毁林、引种不当和自然灾害三类。海岛恢复的限制性因子是缺乏淡水和土壤,生物资源缺乏、严重的风害或暴雨。不同大小的海岛和海岛不同部分的恢复策略不同。海岛植被恢复可参考其群落演替过程,其恢复至少是一个群落或生态系统水平的恢复。海岛恢复的长期利益包括重建海岛的生物群落,再现海岛生态系统的营养循环,恢复海岛的进化过程。海岛恢复的过程比较复杂,最关键的是要选择好适生的关键种。     

生态系统退化的过程及其特点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破坏,使生态系统的退化已成为普遍现象。据初步统计,我国处于退化状态的生态系统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４５％以上,目前仍继续处于恶化状态［１］。加强对生态系统退化的研究已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问...     

海岛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

海岛在干扰下极易退化且不易恢复,这些干扰包括毁林、引种不当和自然灾害三类。海岛恢复的限制性因子是缺乏淡水和土壤、生物资源缺乏、严重的风害或暴雨。不同大小的海岛和海岛不同部分的恢复策略不同。海岛植被恢复可参考其群落演替过程,其恢复至少是一个群落或生态系统水平的恢复。海岛恢复的长期利益包括重建海岛的生物群落,再现海岛生态系统的营养循环,恢复海岛的进化过程。海岛恢复的过程比较复杂,最关键的是要选择好适生的关键种。     

海岛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

海岛在干扰下极易退化且不易恢复,这些干扰包括毁林、引种不当和自然灾害三类。海岛恢复的限制性因子是缺乏淡水和土壤、生物资源缺乏、严重的风害或暴雨。不同大小的海岛和海岛不同部分的恢复策略不同。海岛植被恢复可参考其群落演替过程,其恢复至少是一个群落或生态系统水平的恢复。海岛恢复的长期利益包括重建海岛的生物群落,再现海岛生态系统的营养循环,恢复海岛的进化过程。海岛恢复的过程比较复杂,最关键的是要选择好适生的关键种。     

景观生态学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

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是一项艰巨任务,它需要考虑到所要恢复的退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多样性和其动态的整体性和长期性。现在对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研究已经要使生态学家们关注受损生态系统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和利用生态演替理论来完成并加速恢复进程。恢复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维持的,由不同的群落或生态系统组成的能够满足不同需要如生物保护和粮食生产需要的景观。景观生态学关注于大的空间尺度的生态学问题。景观生态学研究方法可以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实践提供指导。在解决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问题时,景观生态学的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效的。景观生态学中的核心概念和其一般原理斑块形状、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镶嵌系列等都同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恢复地点的选择和适当的恢复要素的空间配置。在评价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是否取得成功,利用景观生态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景观生态学理论如景观格局与景观异质性理论,干扰理论和尺度理论都能够指导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实践。同样地,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可以为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提供非常恰当的实验场。寓景观生态学思想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过程是一种新的有效途径。     

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森林退化是全球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准确评价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是进行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重要前提,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研究国内外提出的关于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理论的基础上,综述了森林退化的定义、特征和一般过程,梳理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筛选的一般原则和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方法,分析比较了不同学者所提出的主要评价指标。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筛选、构建了一套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即从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和生境这3个方面选取了32个能够较全面反映退化生态系统主要特征的评价指标,以期为构建我国区域尺度上的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为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提供科学依据。总结分析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今后开展研究和探索应该深入的方向,以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合理性。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恢复生态学

恢复生态学起源于100a前的山地、草原、森林和野生生物等自然资源的管理研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研究生态整合性的恢复和管理过程的科学。恢复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在自然或人为干扰下形成的偏离自然状态的退化生态系统。生态恢复的目标包括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动态和服务功能,其长期目标是通过恢复与保护相结合,实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恢复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较多,它们均源于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但自我设计和人为设计是唯一源于恢复生态学研究和实践的理论。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方向和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其恢复的机理可用临界阈值理论和状态跃迁模型进行解释。中国森林恢复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大量营造种类和结构单一的人工林忽视了生物多样性在生态恢复中的作用;大量使用外来种;忽视了生态系统健康所要求的异质性;忽略了物种间的生态交互作用;造林时对珍稀濒危种需要缺乏考虑;城镇绿化忽略了植被的生态功能等问题。此外,还介绍了生态恢复的方法、成功恢复的标准,并提出了恢复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恢复生态学尚未形成理论和方法体系,要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恢复生态学正在强调自然恢复与社会、人文的耦合;对森林恢复研究要集中在恢复中的障碍和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两个方面;鉴于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动态性,应停止期待发现能预测恢复产出的简单定律,相反,应该根据恢复地点及目标多样性而强调适应性恢复。     

长江上游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刍议

通过对国内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研究进展的综述,论述了我国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主要特征和森林生态系统退化的现状,分析了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在此基础上,针对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提出恢复和重建的基本思路和建议。     

辽宁西部低山丘陵区植被恢复研究：基于演替理论和生态系统退化程度

在对辽宁西部地区植被演替分析的基础上,选用不同演替阶段的生境指标,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定量确定了辽宁西部低山丘陵区退化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在辽宁西部地区,南刘杖子林场的天然栎林、天然油松林、杨栎林、牛河梁和欺天林场坡地的人工油松林与天然松栎林的平均相异系数分别为0．655、0．665、2．029、3．919,综合反映了其在生态系统演替／退化中的相对位置．研究表明。辽宁西部低山丘陵区现有油松林(阴坡)立地大多已退化到灌木林和先锋乔木林之间的演替阶段,并且接近于先锋乔木林阶段;建议在现有人工林经营改造或营造混交林时,应适当增大灌木树种和先锋乔木树种的比重．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cosystem in western Hubei

Western Hubei is the most concentrated area of forest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system carbon density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density and its mechanism of formation. Carbon density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different layers in the ecosystem were studied by using field data. The average carbon density of ecosystems in western Hubei was 159.05 t/hm²; the carbon density of different forest types in descending order was Abies fargesii forests (362.25 t/hm²), mixed broadleaf-conifer forests (154.13 t/hm²), broad-leaved forests (146.09 t/hm²), and coniferous forests (135.76 t/hm²), and ecosystem carbon density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age. The carbon density of the arborous layer, shrub layer, and soil layer of A. fargesii forests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forests (P < 0.05), indicating the carbon storage per unit area of A. fargesii forests, which grow at higher elevations, was the greatest. The carbon density in arborous layers of broad-leaved forests, mixed broadleaf-conifer forests, and coniferous forests was 39.29 t/hm², 48.99 t/hm², and 48.39 t/hm², respectively. Those of the soil layer were 102.96 t/hm², 100.97 t/hm², and 82.37 t/hm²,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m. Among the three forest types, carbon density in the litter layer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hrub layer, which indicated the litter lay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bon storage. The carbon density of mixed broadleaf-conifer forests was greatest, excluding A. fargesii forests, in medium (58.71 t/hm²) and mature forests (79.66 t/hm²). Thus, the carbon sink of mixed broadleaf-conifer forests had more potential than the others at the medium and mature forest stage. The soil layer carbon density in different forests constituted 60.67—70.48% of the entire ecosystem, and was 1.70—2.62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arborous layer.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ecosystem carbon density, which result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topographical factors. The main explanatory variables of carbon density of the region were altitude, precipitation, and canopy density. The vegetation and soil layer carbon density increased as altitude increased, and the rate of change for every vertical 100 m was 1.3 t/hm² and 1.9 t/hm², respectively (P < 0.05). Although the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nly affected the carbon density of the vegetation, it increased to 4 t/hm² (P < 0.01) when average precipitation was >100 mm.     

青铜时代中晚期辽西地区农业活动特征

辽西地区城子山遗址和夏家店遗址农作物种子遗存研究显示,城子山地区青铜时代中期以旱作农业种植为主.粟的栽培比例要明显高于黍.青铜时代晚期的夏家店地区属半农半牧区,存在黍与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种植,但黍的栽培比例要远高于青铜时代中期的城子山地区.干旱化可能是导致夏家店地区青铜时代晚期黍栽培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城子山和夏家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在青铜时代晚期可能已有所不同,但这2个地区农业种植的差异究竟从何时开始,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低价林早期诊断: 生态因子途径

提出了低价林早期诊断的新思路,即根据低价林的形成规律,在林分还未表现出低价林状况时就能诊断出其发展趋势,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经营管理措施,以辽西油松林为例,从生态因子途径开展了低价林的早期诊断研究,建立了基于单因素实验和判别分析的生态因子途径早期诊断技术。研究表明,土层厚度X1,有机质含量X2,土壤全氮含量X3,土壤含水率X4,土壤微生物总数量X5可选择作为油松低价林早期诊断的敏感指标;在综合诊断时引入了判别分析的数量分类方法,并根据判别分析的思路建立了油松林生长状况生态因子途径早期诊断方法,其步骤：1）确定判别指标;2）建立判别函数Y＝1．596X1－0．51X2－3．196X3＋1．622X4＋1．898X5;3）通过判别函数和研究对象的各项判别指标值进行早期诊断低价林早期诊断的技术与方法尚有待进一步地研究,检验和完善。     

辽宁省菜田生态系统组分优势值与系统优势度分析

辽宁省菜田生态系统组分优势值与系统优势度分析周宝利,葛晓光李宁义（沈阳农业大学园艺系,１１０１６１）（沈阳市城建中专,１１００１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Ｃｏｍｐｏｎ...     

论浙西生态旅游线构建

通过对浙西地区旅游资源、地理位置与市场分析 ,提出构建浙西生态旅游线的必要性。在构建过程中 ,采用三大战略 :空间战略立足品牌景点 ,联络周边旅游线 ,发展资源丰富地段 ;形象战略利用品牌效应 ,宣传旅游形象 ,立足资源特色 ,提出恰当的旅游形象口号 ;产品战略以地方特色为前提 ,树立产品风格 ,开发各类旅游产品。     

辽宁食蚜蝇科昆虫名录(双翅目:食蚜蝇科)

本文报道了辽宁省食蚜蝇科昆29属53种的名录和分布。     

从第二届世界水资源论坛看辽宁的水资源危机及对策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省份 ,境内分布着我国三大城市群之一 ,农业也很发达 ,工农业生产、城市建设和居民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量都很大。本文根据第二届世界水资源大会有关会议资料[4 ] 及后续影响 ,从世界范围内水资源的分布、取用和污染现状与发展趋势[6,9] ,对辽宁省水资源危机进行分析 ,对其今后宜采取的有效措施进行建议与论证。1　第二届世界水资源论坛的简要回顾“第二届世界水资源论坛”是 2 0世纪末和 2 1世纪初水资源领域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在世界水资源委员会的组织下 ,在荷兰交通与公共事务及水资源管理部、荷兰住房与空间规划及…     

湘中红壤丘陵区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湘中红壤丘陵区是中国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技术的支持下,以湘中红壤丘陵区的典型区域———长沙市为例,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湘中红壤丘陵区景观格局多样性变化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长沙市1986年和2000年的遥感影像资料分析表明,湘中红壤丘陵区现状景观格局以林业景观为主,农田是景观类型中的重要组分;同时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湘中红壤丘陵区景观格局的多样性和破碎化程度逐年明显的增加,景观格局的稳定性逐渐增强。应用马尔柯夫模型对于湘中红壤丘陵区景观格局变化趋势进行了模拟,表明该模型可以应用于湘中红壤丘陵区景观格局的模拟预测中;对长沙市2005~2020年的模拟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镇居民地景观面积将逐年增加。     

辽宁铁岭榛白粉病病原菌研究

榛是辽宁铁岭市最重要的木本经济树种。白粉病是榛生产中的主要病害,导致树体衰弱,减少花芽分化,落果,降低产量。本研究对该病害的发生和危害进行了调查,通过病原菌形态学和rDNA ITS序列分析,确定该病害的病原菌为榛白粉菌(Erysiphe corylacea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