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动物遗存研究

对2011年陕北神木木柱柱梁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按照出土单位对所有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分类、测量和鉴定。总共鉴定出脊椎动物27个种属,包括鳖、鸟类、褐家鼠、中华鼢鼠、蒙古兔、狐、貉、狼、狗、虎、黄鼬、狗獾、野猪和家猪、奥氏马、野驴、骆驼、鹿类、黄牛、山羊、绵羊、鹅喉羚。特别是发现了目前时代偏晚偏南的马科动物绝灭种Equus(Sussemionus) ovodovi, 根据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周围的自然景观以草原为主,不远处有一定面积的森林、疏林、灌丛及沙漠的自然景观。从先民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以羊为主情况可见他们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同时从事农业和狩猎采集。     

陕北横山杨界沙遗址动物遗存研究

杨界沙遗址位于陕西榆林市横山县雷龙湾乡沙峁村张油坊组, 2010年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存, 时代为仰韶晚期。按照出土单位对所有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科学的收集以及分类、测量和鉴定。通过系统的分类和研究表明至少代表3纲7目10科11个属种, 包括蚌类、鸟类、环颈雉、刺猬、褐家鼠、中华鼢鼠、甘肃鼢鼠、草兔、黄鼬、狗、猪、鹅喉羚、绵羊。根据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结果表明: 遗址周围的自然景观以草原为主, 草原上有草兔、绵羊等食草动物, 不远处有一定面积沙漠, 其间有鹅喉羚出没。草原和沙漠间分布着一定面积的水域, 其间有蚌类出现。家养动物猪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食用动物群的87.9%, 除了饲养家畜, 捕猎野生动物也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之一。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仰韶时期的动物遗存

沟湾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上集镇西南,老灌河东岸二级台地上。2007-2009年共发掘5000 m²,出土了7700多件仰韶时期动物骨骼。可鉴定标本至少代表5纲11目19科23个属种,包括猪(Sus scrofa domesticus)、犬(Canis familiaris)、水牛(Buballus buballus)、犀牛(Rhinoceros sp.)、亚洲象(Elephas maximus)、中华竹鼠(Rhizomys sinensis)、花面狸(Paguma larvata taivana)等。动物群统计结果表明,仰韶文化一至三期含犀牛、亚洲象、竹鼠等喜温动物,四期中无喜温动物;根据动物生境,可判断该地区仰韶文化一至三期气候温暖湿润,四期相对干冷。仰韶文化一、二期狩猎动物的数量稍多于或等于家养动物,说明该时期“狩猎采集”比“饲养家畜”的活动多或并重;三、四期家猪骨骼占比分别是90.7%和87.9%,说明饲养家畜是一项主要的生业方式,狩猎和捕捞仅起辅助作用。仰韶文化三期3个兽骨坑内各埋藏了1具完整的成年母猪骨架,其中K15内为孕晚期母猪,怀仔猪数为7或稍多,为研究我国早期家猪繁育情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总之,该遗址出土的丰富动物遗骸可为研究汉水中游地区仰韶时期的古环境、生业模式、动物资源利用、畜牧史等提供重要资料。     

郑州地区晚更新世中期人类的生计方式——老奶奶庙遗址动物遗存研究

本文对郑州晚更新世老奶奶庙遗址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埋藏学观察显示动物遗存的堆积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动物遗存主要由马科和原始牛构成,还包含羚羊、鹿类、野猪、犀牛等。对马科动物的分析表明:人类很可能把猎物整体搬运到遗址上进行屠宰。动物骨骼中的骨髓与油脂被充分提取,成为人类饮食的重要构成,反映了狩猎采集者最大化地获得食物的生计策略。马科动物和原始牛的死亡年龄结构显示:人类以获取成年个体为主,暗示了人类狩猎能力和集体协作行为的发展。本研究试图为进一步认识中原地区晚更新世人类生计方式与文化发展提供依据。     

吉林白城双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遗存及其环境

本文对中国东北地区目前所知较早的双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遗存及其生存环境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古代人类的生存模式。本项研究的主要材料基于2007年双塔遗址一期地层及遗迹单位出土的三万多件以脊椎动物为主的动物遗存,并结合孢粉分析的研究成果。研究工作主要采用比较解剖学、动物地理学、动物生态学,以及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分析方法。约一万年前双塔遗址周围处于干旱的沉积环境,气候较冷,双塔一期早中段,植被覆盖率较高,呈现出草甸为主的植被景观,还曾有林地和一定规模的河湖;然而,晚段的植被覆盖率降低,环境变为半荒漠;人们采用的是以蒙古兔、环颈雉等小型动物为主要狩猎对象,兼营渔捞的广谱型肉食资源获取的经济形态;结合对遗址出土的石制工具组合分析,推断当时人们采用的是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广谱型生业模式,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可持续性发展的生存对策。     

吉林大安市后套木嘎遗址出土鸟类遗存研究

本文对后套木嘎遗址新石器时代到辽金时期出土的鸟类遗存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对出土的鸟类骨骼进行个体及种群的统计和分析,探讨该遗址先民对鸟类资源的利用方式、狩猎模式、遗址的使用时间和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为进一步研究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提供重要线索。     

吉林白城双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遗存及其环境北大核心CSCD

本文对中国东北地区目前所知较早的双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遗存及其生存环境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古代人类的生存模式。本项研究的主要材料基于2007年双塔遗址一期地层及遗迹单位出土的三万多件以脊椎动物为主的动物遗存,并结合孢粉分析的研究成果。研究工作主要采用比较解剖学、动物地理学、动物生态学,以及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分析方法。约一万年前双塔遗址周围处于干旱的沉积环境,气候较冷,双塔一期早中段,植被覆盖率较高,呈现出草甸为主的植被景观,还曾有林地和一定规模的河湖;然而,晚段的植被覆盖率降低,环境变为半荒漠;人们采用的是以蒙古兔、环颈雉等小型动物为主要狩猎对象,兼营渔捞的广谱型肉食资源获取的经济形态;结合对遗址出土的石制工具组合分析,推断当时人们采用的是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广谱型生业模式,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可持续性发展的生存对策。     

郑州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记录的夏商时期农业特征及其发展过程

本文通过对郑州东赵遗址2013~2014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该遗址新砦、二里头、二里岗三个不同时期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以及狗尾草属、稗属和马唐属等不同种属的杂草种子等。对遗址不同阶段炭化农作物及典型田间杂草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东赵遗址自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的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特点,大豆是该遗址先民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而水稻在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从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粟、黍两种旱地作物在东赵遗址农业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先民的旱地田间管理技术也随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小麦的种植始于遗址二里头文化期,至二里岗期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先民重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为了解夏代早期至商代前期中原核心区域农业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国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农业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山东日照黄泥梁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黄泥梁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于山东省日照市丝山东麓的黄土台地中,2006年发现,2011、2012年进行复查和试掘,2013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约50 m2。遗址文化层厚约1.2m,位于地表下3-4m处,经光释光测定,文化层的年代为54-59 kaBP。本次发掘出土有编号的石制品1876件,包括石核、石片、石锤、工具、断块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碎屑类石制品。石料主要为脉石英和安山岩两种,大多就地取材。石制品类型以石片、断块为主,石核有一定比例,石锤上的打击痕迹明显,工具数量较少,以简单加工的刮削器为主。石制品的剥片、加工技术均为硬锤直接打击法。初步分析表明黄泥梁遗址为一处原地埋藏的石器制作场所。     

地理信息系统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以贵州马鞍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为例

目前,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多学科领域的融合方面已经发挥了极为明显的作用。但是,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东亚地区,这一手段的使用还明显有所欠缺。本文尝试将这一技术手段应用于贵州马鞍山遗址(距今约43~16 kaBP)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之中。在上千件石制品与数十件骨制品之外,马鞍山遗址还出土有大量的动物化石,从而使其成为检验与实践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个良好媒介。本文以ArcGIS软件包中的空间分析工具为技术依托,重点对遗址出土的大型动物（包括Bubalus sp 和 Megatapirus augustus) 的骨骼单元分布模式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统计与分析。本项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方法而言,GIS系统在大型动物遗存的量化统计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此外,这一技术手段还有望在第四纪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得到发挥与应用。     

陕北榆林王阳畔遗址的植硅体分析

榆林地处农牧交错带,是研究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的理想地区。本文基于植硅体分析,探讨了该地区王阳畔遗址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过渡阶段的农业生产情况及农业对环境的适应等。遗址剖面及灰坑样品的植硅体分析表明:仰韶晚期,粟和黍是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而黍较粟始终保持着种植优势;龙山早期,粟作农业逐渐衰落。植硅体组合图谱显示,先民在此遗址活动期间,气候是略偏凉偏干的,整体上较为稳定,呈现出干凉化的趋势。综合来看,农业活动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环境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该遗址榆科植硅体的大量发现,不仅补充了史前植物利用史,同时也对丰富植硅体数据库具有重要意义。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动物化石初步研究

水洞沟遗址第7地点2003~2005年发掘出土动物化石2000余件。初步鉴定包括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水牛(Bubalus sp.)等十多个动物属种。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表面少见食肉类啃咬痕迹且未有啮齿类啃咬痕迹及水流磨蚀等现象,表明这一动物骨骼组合应当不是食肉类、啮齿类与水流等自然性营力带入遗址的。遗址动物群中一定比例的具切割痕骨骼标本的出现表明了古人类在动物群富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动物考古学观察表明,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该地点古人类主要对遗址附近的大中型食草类动物进行了猎捕与肢解、利用,这与相对更晚阶段的第12地点古人类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要猎食对象的生存策略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     

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

长江三峡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分属于新石器时代、东周时期和明代。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动物遗骸包括大熊猫、大苏门羚、普氏野马等,其中大苏门羚是我国至今发现该种动物生存时代最晚的地点。官庄坪遗址明代动物骨骼中,有三峡地区引进型动物家黄牛。官庄坪遗址动物群的总体特征,反映三峡新石器时代以来具备高山—峡谷的立体气候自然景观。新石器时代至明代环境变化不大,峡谷以湿热、多林环境为主,峰顶区域则在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方面有些改变。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反映三峡古居民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依赖性较强。该遗址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存在随葬多种野生动物下颌骨的考古学文化现象,其中以大熊猫下颌骨作为随葬品,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例。     

关于萨拉乌苏遗址地层及人类化石年代的问题

本文回顾了与人类化石相关的萨拉乌苏河晚更新世地层及文化层的年代学研究,经过14C测年和相关证据认为,采集的萨拉乌苏PA.62号股骨不属于萨拉乌苏遗址的原生地层。     

贵州穿洞遗址1979年发现的磨制骨器的初步研究

贵州省普定县穿洞出土的骨器是穿洞文化的重要标志。1979年首次试掘出土的骨器基本为磨制者, 类型主要有骨锥、骨铲、骨叉、骨棒及骨针等,多采用较厚的动物骨骼的碎片为原料加工而成。一次性出土数量如此多骨器的遗址在我国非常少见, 为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重要地点和一批有意义的文化遗物, 并对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骨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增加了我们对骨器工具的制造工艺及用途的了解。     

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石制品研究

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出土石制品共计1098件,主要来自下文化层。除石锤、石砧和人工石块外,其他石制品的原料几乎全部为黑色燧石。石制品普遍较小,主要为小型和微型。石核数量很少,但石片占石制品总数的一半还多。碎屑在探方中的几个区域密集分布。石器加工精致,刃缘大部分都比较平齐且其上的修疤排列均匀、整齐,尤其表现在端刮器上。原料、类型与技术特点表明,东方广场遗址石制品组合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石片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这一文化系列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周口店第15地点、许家窑遗址等有较多的相似性,推测东方广场石制品组合是由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石器工业演变而来。     

尉家小堡遗址石制品的初步研究

山西北部桑干河中游的尉家小堡遗址,是华北地区以细石器加工技术为特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石制品岩性以硅质岩和火山角砾岩为主。细石核全部为楔形石核,显示出一套较为成熟而稳定的制坯及剥片工艺,包括软锤修整楔状缘、压制产生细石叶等。石器类型全部为刮削器。5.6%的拼合率说明此处为原地埋藏遗址。通过与同时代桑干河流域的其他遗址石制品的比较和遗址出土较精致的穿孔骨制品的现象判断,此遗址的年代应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     

广西百色公篓遗址石制品的初步研究

公篓遗址位于广西百色市田阳县境内, 地处百色盆地右江南岸第四级阶地, 地理坐标为23°45.568'N, 106°42.210'E。该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采集石制品88件, 是百色盆地较早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2010年我们对遗址进行复查时又采集石制品14件, 本文对两次采集的石制品进行了分析。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砍砸器、手镐、刮削器、手斧和断块, 其中砍砸器数量最多; 原料来源于遗址附近第四级阶地的砾石层, 有石英岩、硅质岩、石英、粉砂岩、细砂岩和角砾岩6种, 以石英岩为主; 石制品以大型和中型为主, 也有一定数量的小型石制品; 剥片和修理方法主要为锤击法。根据地貌和地层可以判断该遗址年代为中更新世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