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2005年蒙古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1992、2002年遥感图像以及2001、2005年的MODIS影像,结合相关统计资料,研究了蒙古国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特征、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差异,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2—2005年,研究区耕地和林地面积明显减少,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呈增加趋势,水域面积略有减少,草地面积相对稳定,但质量有所下降;2001—2005年,蒙古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明显,西部山区和南部戈壁区北部是全国土地利用变化最集中的区域;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包括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在内的自然因子以及政策法规、人口增加等社会经济因子.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敏感区分析

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最北端的走廊,是我国进行重要经济战略对接和落实的平台,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开展的项目合作不断深化,生态环保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基于环保信息平台,采用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结合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国内外卫星遥感图像、保护区和植被敏感度数据,对中蒙俄经济走廊沿线100 km缓冲区开展生态敏感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缓冲区生态资源丰富,生态系统脆弱;湿地和保护区的分布对缓冲区项目建设具有生态限制;自然条件的制约对合作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缓冲区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为更好地支持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科学合理选线提供参考。     

2001—2019年蒙古高原生态系统质量时空格局变化及归因分析

蒙古高原作为典型内陆干旱半干旱区，其生态系统质量变化是全球及区域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最直接指示。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厘清蒙古高原生态系统质量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对蒙古高原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生态系统质量综合评价模型，评价2001—2019年蒙古高原不同生态区生态系统质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量化气候因子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2001—2019年蒙古高原生态系统质量空间分布呈东北高西南低的特点，多年平均值为50.89,混交林的生态系统质量均值最高，针叶林次之；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协同影响，研究时段内生态系统质量整体以0.48 a^-1速率呈好转趋势，显著好转区域面积占31.07%;蒙古高原生态系统质量时空异质性大，变异系数由中部典型草原向北部(针叶林、落叶林)和南部(沙漠)逐渐递减，其中中等波动区域最多，占研究区面积的30.69%;影响因素中降水量占主导作用，中东部典型草原和西北部森林草原受其影响显著。2001—2019年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质量的变化表现为积极影响，退耕还林、荒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促进了生态系统质量水平的...     

基于NDVI的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荒漠过渡带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2001、2007、2013和2017年的ETM/OLI遥感影像,使用复合植被指数构建的植被覆盖度模型与目视解译相结合提取塔里木盆地北缘绿洲-荒漠过渡带,并对其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为推动干旱区绿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土地荒漠化防治以及区域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2001—2017年间研究区绿洲面积呈扩增趋势,荒漠面积呈下降趋势;过渡带面积先减少后趋于稳定,年均扩增速率为-0.264%。(2)近16年来绿洲面积沿其边缘向外有不同程度的扩增,过渡带扩张面积主要由荒漠变化而来,缩小面积主要变化为绿洲,未变化面积趋于稳定,年均变化面积为-0.058×10^4 hm^2;(3)研究时段内受人为因素影响,绿洲面积迅速扩张,过渡带内侧的荒漠植被被开垦为耕地;位于区域东部和南部的地带,由于受地形和水文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过渡带面积扩增,荒漠面积缩减。近16年来塔里木盆地北缘加快了绿洲化进程,较为有效的控制了荒漠化;但过渡带空间变动较大,绿洲扩张过快且普遍存在环境恶化现象,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基于RS和GIS的塔里木盆地荒漠化动态监测

基于RS和GIS技术,利用MODIS-NDVI遥感数据,计算植被覆盖度作为评价指标,对塔里木盆地2000—2014年的荒漠化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并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探讨了荒漠化的原因。结果表明:(1)塔里木盆地重度荒漠化占比最大(64.63%),中度荒漠化(17.70%)、轻度荒漠化(9.95%)、非荒漠化较少(4.18%),其中重度荒漠化15年间向东北方向迁移21.08 km;(2)不同程度荒漠化土地面积变化不一,重度荒漠化面积近十余年平均变化速率约为-0.0076 km~2·a~(-1),略有减少,而中度荒漠化面积增加迅速,以0.0169 km~2·a~(-1)速率增加,轻度荒漠化面积有小幅上升趋势,非荒漠化面积则有显著上升,分别以0.0093和0.0289 km~2·a~(-1)的速率增加;(3)塔里木盆地荒漠化是由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年降水量与年均植被覆盖度关系密切,相关系数为0.45;人类活动导致耕地面积不断扩张,近15年耕地面积增加了13.18×103km2,强烈挤占了生态用水,加速了绿洲外围荒漠化过程的发展。     

从生态屏障到生物安全以中蒙俄跨界国际合作为例

中蒙俄走廊地带拥有许多原始、重要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许多濒危、代表性动物物种,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事关该地区的生态安全.中蒙俄走廊沿线是大型兽类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有蹄类动物和大型食肉动物对该区域的生态健康具有指示意义,需要加强监测与保护.     

广义模型及分类回归树在物种分布模拟中的应用与比较

比较3个应用较广的模拟物种地理分布模型:广义线性模型(GLM)、广义加法模型(GAM)与分类回归树(CART)对中国树种地理分布模拟的优劣,以提出更为合适的模拟物种地理分布模型,并用于预测气候变化对物种地理分布的影响。3个模型对中国15种树种地理分布的模拟研究表明:除对油松、辽东栎分布的模拟精度稍差外,对其余树种分布的模拟精度均较高,其中以GAM模型最好。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比较分析了这3个模型对青冈、木荷、红松和油松4种树种的地理分布模拟效果,结果亦表明:这3个模型均能很好模拟青冈和木荷的地理分布,而GLM模型对红松分布的模拟结果不太理想,3个模型对油松分布的模拟结果均不甚理想,其中以GLM模型最差。基于3个模型对未来气候变化下青冈与蒙古栎地理分布的预测表明:GLM模型与GAM模型对青冈分布的预测结果较为接近,青冈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向西和向北扩展,而CART模型预测青冈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除有向西、向北扩展趋势外,广东和广西南部的青冈分布区将消失;3个模型均预测蒙古栎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向西扩展,扩展面积的大小为:模型的模拟面积>模型>模型。     

气候变化对我国7种植物潜在分布的影响

利用CART(分类和回归树)模型及A2和B2气候情景,模拟分析气候变化对瘿椒树、岩高兰、延龄草、星叶草、天麻、蝟实和秃杉分布范围及空间格局影响.结果显示:气候变化下,就目前适宜分布范围,瘿椒树呈增加趋势,其它植物呈缩小趋势;就新适宜及总适宜分布范围,蔚实、延龄草和瘿椒树呈增加趋势,星叶草和岩高兰呈减小趋势,天麻和秃杉在...     

荒漠化与气候变化间反馈机制研究进展

荒漠化和气候变化是全球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两者间的反馈机制是目前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从荒漠化与气候变化间的反馈机制和荒漠化及其防治对碳源／汇的影响两方面对其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以往的研究表明,荒漠化对区域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主要通过荒漠化过程中植被覆盖降低一地表反射率提高和(或)土壤含水量降低-降雨量降低-植被覆盖降低这样一个正反馈机制(荒漠化生物地球物理模型“Charney假说”及其衍生理论)来实现的,此外大气中悬浮的沙尘具有明显抑制降雨的作用,土地荒漠化所导致的沙尘暴频发及其影响范围之大也将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显著影响。气候变化对荒漠化的影响则表现在对荒漠化的范围、发展速度和强度以及潜在危险性及干旱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生产力的影响上。同时作为全球重要的碳贮存地,干旱区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大气中CO2的收支．据估算全球荒漠化所导致的碳损失总量为18～28Pg C,其中中国近40a来因土地沙质荒漠化导致的CO2净释放量为91Mt C,如果UNEP建议的退化土地治理措施得以实施,每年可固定37Pg的碳,约占CO2年排放量的15％．其投入低于一些限制CO2排放的措施,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大多数研究尚处于定性描述阶段,虽然有一些量化的尝试,但多停留在低精度的外推或估算上,因此今后有关荒漠化与气候变化间反馈机制研究的重点应放在：(1)量化气候变化过程对干旱生态系统弹性、生物多样性、生物生产力和总体健康的影响。(2)模拟荒漠化发生发展对区域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影响,(3)评价荒漠化防治对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及其程度,特别是一些大范围的生态建设工程在防治土地荒漠化方面的作用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简言之,从科学和政策的角度来看弄清荒漠化与气候变化间的反馈机制不仅有利于区域和全球尺度荒漠化防治的开展,而且也将为国际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中相关部分的协商及谈判提供依据。     

疏勒河流域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相对影响评价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定量评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的相对影响,对深入理解其驱动机制和控制荒漠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疏勒河流域为研究区,利用遥感和气象数据计算潜在NPP(PNPP)及其与实际NPP(ANPP)之间的差值,分别衡量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流域NPP的相对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2001—2015年疏勒河流域年ANPP整体呈缓慢增加趋势,与全国和西北地区相比,普遍较低,流域植被整体生产力水平不高。流域年ANPP空间分布呈现上游祁连山区和中下游绿洲区ANPP较高,而中下游荒漠戈壁区ANPP较低的分布格局。(2)2001—2015年流域年PNPP的变化趋势表明,降水量的变化是导致疏勒河流域植被退化加剧或缓解的主要气候驱动因素,但气温的变化对植被的影响较为复杂。(3)2001—2015年流域大部分地区植被退化系人类活动造成的,但人类活动的负向影响力在减弱。(4)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相对影响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人类活动是疏勒河流域植被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我国三北地区植被变化的动因分析

地表植被变化是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的结果。然而,以往的研究要么集中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象因素,要么集中在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人为因素,鲜有基于长期数据监测下对自然与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定量评估。因此,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对地表植被变化的相互作用并不明确,各个因素对植被变化影响的量化贡献仍然不确定。为了评价生态修复项目对荒漠化防治的效果、以及在土地荒漠化防治中自然与社会因素对我国植被变化的影响、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机理,该研究应用卫星遥感影像资料,通过面板数据混合回归模型大数据分析方法,计算了1983年至2012年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我国北方地区植被变化的贡献率。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NDVI变化均有重要作用,其中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影响占58.2%—90.4%、气候变化占9.6%—41.8%;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地理分异特征,并存在时滞效应。由此可见,荒漠化防治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地域特征,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研究结果较好地体现了卫星遥感影像资料在大尺度(省域尺度)下与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的融合,为进一步中尺度(县域尺度)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     

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2070-2099年中国潜在植被及其敏感性

潜在植被作为当前气候条件、无人类干扰下,所能发育演替形成的最稳定、最成熟的一种顶极植被类型,能够反映立地植被发展的趋势。潜在植被的研究有助于人类了解植被与气候系统的作用机制,可为区域植被恢复工程和生态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基于综合顺序分类系统,利用A1B、A2及B1情景下2070-2099年气象数据对中国潜在植被进行了模拟,在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分析了未来中国潜在植被的空间分布和潜在植被对不同气候变化的敏感性。结果表明:(1)不同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潜在植被分布的规律具有相似性,但潜在植被类在总数和各情景下分布的面积存在差异性;(2)比较发现,中国的气候条件在20世纪和21世纪均不适宜炎热极干热带荒漠类(ⅦA)的发育;(3)中国潜在植被在3种气候变化情景下表现为敏感性的区域占到国土总面积的64.10%,在西北地区、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及青藏地区不同自然区敏感性地区所占各区的比例不同,分别为68.20%、70.82%、49.94%及66.59%。     

Long-term desertification process monitoring and driving factors analysis in rare earth mining area

With the exploitation of rare earth elements (REE) in southern China, desertification has become a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 in this region.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desertification process in mining areas and formulate targete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grams, taking the Lingbei mining area in Ganzhou City, Jiangxi Province as the study area, we explored desertification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ethods, desertification dynamics monitoring, and desertification drivers in REE mining areas using multisource data from 1986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method of extracting desertification information, Random Forest is the prominent (83.33%), followed by Albedo–NDVI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space (74.44%), and thirdly Linear Spectral Mixture Model (65.56%). From 1986 to 2021, the desertification land area in Lingbei mining areas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showing a reverse trend, but it has not recovered to the pre-mining level. The government's ecological reclamation measures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sertification land. There are still 17.81 km² areas that have not been restored, of which 2.16 km² are at the level of severe desertification. Moderate desertification and light desertification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curbed, which needs continuous attention. Vegetation coverage has the highest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in mining areas, followed by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indicating that human activities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in mining area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regional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下骆驼刺潜在分布格局变化特征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影响物种分布的最重要因素。骆驼刺是我国荒漠区的重要建群种,建群种的丧失将对荒漠生态系统产生严重损伤。因此预测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骆驼刺适宜生境的变化特点对保护我国荒漠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用61个骆驼分布点数据,和21个环境因子数据,运用最大熵模型（MaxEnt）预测骆驼刺当前在有、无人类活动干扰下的适宜生境分布,对影响其分布的环境因素进行了评估。并预测未来（2021-2040,2041-2060,2061-2080,2081-2100）四条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126,SSP245,SSP370,SSP585）情景下,骆驼刺潜在分布区的变化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在无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骆驼刺适生区面积达132.29万km²,覆盖我国西北干旱区的大部分面积。年均降水量、最冷季度平均温、平均气温日较差、年均温、温度季节性、降水的季节性和高程被确定为影响骆驼刺潜在分布区的最重要因素。而在加入人类活动强度因素之后,骆驼刺适生区面积显著下降至71.31万km²,且呈现出破碎化状态。此时,年降水量、人类活动强度和高程是影响骆驼刺分布的最重要原因。在未来气候情景下,骆驼刺的适生区将产生一定的扩张。尤其在中高强迫（SSP370）和高强迫（SSP585）情景下,骆驼刺的适生面积将随时间推移产生显著的增加,且这种扩张主要向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发展。骆驼刺能保留大部分原有生境,仅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发生少量收缩。在气候变化条件下,骆驼刺能够在西北干旱区生存并扩张,故可将其作为防沙治沙的优良物种进行保护与开发。     

典型小流域喀斯特石漠化演变特征及其关键表征因子与驱动因素

中国西南喀斯特区域土地石漠化生态灾难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对石漠化进行治理,其空间分布信息的准确提取是必不可少的。针对现有石漠化信息提取技术存在不可能发生喀斯特石漠化(Impossible to develop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IKRD)范围提取不准确,关于石漠化的时空演变分析较少及其驱动因子、表征因子繁杂等问题,本文以典型喀斯特流域后寨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高精度影像识别提取IKRD范围,利用植被覆盖度、岩石裸露率对研究区域准确提取石漠化信息,揭示该区域不同石漠化等级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探明石漠化分布与地表反照率、坡度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1)2005年至2010年后寨河流域石漠化程度整体在恶化,在后寨河流域西南部分和中部极少区域石漠化程度有所减轻,其余区域基本未发生变化,而在2010年至2015年后寨河流域石漠化程度大部分区域都呈减轻状态,而且石漠化程度减轻强度较大,在南侧大部分区域石漠化程度都呈减轻状态,且强度较大。(2)2005年至2010年后寨河流域石漠化程度减轻、未发生变化以及加重的面积分别为4.23 km~2、25.736 km~2、20.81 km~2,各部分面积占比分别为8.3%、 50.7%、41%。(3)2010年至2015年后寨河流域石漠化程度减轻、未发生变化以及加重的面积分别为31.87 km~2、16.57 km~2、6.85 km~2,各部分面积占比分别为57.6%、30%、 12.4%。(4)石漠化区域的坡度、地表反照率主要集中在2°—22°、0.12—0.21之间,而且随着坡度值的增加,潜在石漠化、重度石漠化面积占比增高,轻度石漠化和中度石漠化面积占比降低,随着地表反照率增加潜在石漠化、轻度石漠化面积占比增高,重度石漠化面积占比降低。综上所述,在2005年至2015年间,后寨河流域石漠化演变因贵州省2008年至2010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而呈现先恶化,后减轻的状态,同时通过对该区域石漠化分布与地表反照率、坡度的相关分析发现,地表反照率和坡度可以作为石漠化研究的辅助表征因子和驱动因子。     

1961-2010年内蒙古草原植被分布和生产力变化——基于MaxEnt模型和综合模型的模拟分析

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对内蒙古草原植被分布及其净第一性生产力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干旱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基于最大熵模型（MaxEnt）评价了气候因子的重要性,进而模拟了1961-2010年内蒙古草原植被的地理分布,同时应用综合模型模拟了净第一性生产力变化。研究表明,湿润指数（MI）、年降水量（P）、最暖月平均温度（T_w）和最冷月平均温度（T_c）是决定草原植被分布的主导气候因子。1961-2010年内蒙古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分布面积分别减少了5%、1%和62%,草原面积整体减少了11%,预示着草原向着荒漠化的方向发展。降水是决定内蒙古草原净第一性生产力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垂直分布变化的情景模拟

如何模拟和揭示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垂直分布在全球气候变化驱动下的时空变化情景,对定量解析青藏高原陆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效应具有重要意义。该论文基于Holdridge life zone （HLZ）模型,结合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改变模型输入参数模式,发展了改进型HLZ生态系统模型。结合1981-2010（T0）时段的气候观测数据和IPCC CMIP5 RCP2.6、RCP4.5、RCP8.5三种情景2011-2040（T1）、2041-2070（T2）、2071-2100（T3）三个时段气候情景数据,实现了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时空变化情景模拟。引入生态系统平均中心时空偏移趋势模型和生态多样性指数模型,定量揭示了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在不同垂直带上的时空变化情景。结果显示：青藏高原共有16种植被生态系统类型;冰雪/冰原、高山潮湿苔原和亚高山湿润森林为青藏高原主要的植被生态系统类型,其面积之和占到了青藏高原总面积的56.26%;高山干苔原、亚高山潮湿森林、山地灌丛、山地湿润森林和荒漠等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总体上高于其它类型;在T0-T3期间,青藏高原的高山湿润苔原、高山干苔原、荒漠呈持续减少趋势,平均每10年将分别减少1.96×10⁴km²、0.15×10⁴km²和1.58×10⁴km²;亚高山潮湿森林、山地湿润森林和山地灌丛呈持续增加趋势,平均每10年将分别增加3.42×10⁴km²、2.98×10⁴km²和1.19×10⁴km²;RCP8.5情景下青藏高原的植被生态系统平均中心的偏移幅度最大,RCP4.5情景下的偏移幅度次之,而RCP2.6情景下的偏移幅度最小。另外,在三种气候变化情景驱动下,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的生态多样性呈减少趋势。总之,未来不同情景的气候变化将直接影响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其生态多样性,气候变化强度越高,影响就越大,而且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的影响呈现出从低海拔到高海拔递增的影响效应。     

Modelling biome shifts and tree cover change for 2050 in West Africa

Aim Africa is expected to face severe changes in climatic conditions. Our objectives are: (1) to model trends and the extent of future biome shifts that may occur by 2050, (2) to model a trend in tree cover change, while accounting for human impact, and (3) to evaluate uncertainty in future climate projections. Location West Africa. Methods We modelled the potential fu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sert, grassland, savanna,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forest in West Africa using six bioclimatic models. Future tree cover change was analysed with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 (GAMs). We used climate data from 17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GCMs) and included huma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fire intensity to model tree cover. Consensus projections were derived via weighted averages to: (1) reduce inter‐model variability, and (2) describe trends extracted from different GCM projections. Results The strongest predicted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was on desert and grasslands, where the bioclimatic envelope of grassland is projected to expand into the desert by an area of 2 million km². While savannas are predicted to contract in the south (by 54 ± 22 × 10⁴ km²), deciduous and evergreen forest biomes are expected to expand (64 ± 13 × 10⁴ km² and 77 ± 26 × 10⁴ km²). However, uncertainty due to different GCMs was particularly high for the grassland and the evergreen biome shift. Increasing tree cover (1–10%) was projected for large parts of Benin, Burkina Faso, Côte d’Ivoire, Ghana and Togo, but a decrease was projected for coastal areas (1–20%). Furthermore, human impact negatively affected tree cover and partly changed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jected change from increase to decrease. Main conclusions Considering climate change alone, the model results of potential vegetation (biomes) show a ‘greening’ trend by 2050. However, the modelled effects of human impact suggest future forest degradation. Thus, it is essential to consider both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impact in order to generate realistic future tree cover projections.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coal mining and grazing on vegetation dynamics in the mountain permafrost region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alpine regions is fragile and sensitive to land-use and land-cover (LULC) change and climate warming. However, there are limited studies on the response of LULC and vegetation activity to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interference in mountainous permafrost regions. Based on in-situ meteorological and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we performed time trend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es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LULC, landscape pattern, and vegetation growth under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Datong River from 2000 to 2019.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lpine desert area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a rate of −13.1 km² yr⁻¹ (p < 0.05), while the alpine meadow area increased at a rate of 8.3 km² yr⁻¹ (p < 0.1). Mining and road areas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ing trend at a rate of 3.2 km² yr⁻¹ and 1.2 km² yr⁻¹, respectively. The increasing alpine meadow and mining areas were mainly derived from alpine deserts and alpine wetlands,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alpine wetland patch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long with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landscape shape index of the rivers. Vegetation growth, as indicated by the 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mperature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ecipitation and solar radiation in 59.6%, 52.3%, and 56.5% of the vegetated areas, respectively (p < 0.05). Temperature was the dominant climate factor controlling vegetation dynamics, and the recent warming hiatu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EVI for alpine deserts, but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EVI for alpine wetlands and alpine meadows. Increasing risk of negative impacts from human activities, including mineral exploration and grazing, on vegeta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was observed. This study provides clear evidence of the upward invasion of alpine meadows into alpine desert areas under warm and humid climatic conditions. As climate warming intensifies, alpine meadow expansion may be impeded by extreme precipitation and permafrost thawing.     

青藏高原地区生态资产核算研究——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为例

生态资产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也是优质生态产品提供的基础,生态资产的变化趋势可作为衡量生态保护和恢复成效的重要指标。山南市拥有青藏高原地区各种生态资产类型,以山南市为例开展生态资产核算可为青藏高原地区生态资产评估与保护提供参考。以生态资产数量、质量和生态资产指数为主要指标,揭示山南市2000-2015年生态资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年山南市生态资产以草地和森林为主,分别占生态资产总面积的40.6%和35.8%;但质量不高,优、良等级比例仅占11.8%和12.0%;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为38.26,草地、森林、灌丛和湿地生态资产指数分别为16.23、14.88、5.37和1.78;（2）2000-2015年,山南市生态资产面积总体变化不大,森林和荒漠生态资产分别增加50.2 km²和43.9 km²,但湿地、农田、草地、灌丛、冰川生态资产面积分别减少97.4、29.8、2.9、2.7、0.3 km²;生态资产质量明显提升,优级和良级生态资产增幅分别为40.5%和108.5%;生态资产指数增加了16.1%;（3）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保护和修复政策、城镇扩张以及气候变化等是山南市生态资产变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