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相机技术监测效率分析——以陕西佛坪北部山区鸟兽监测为例

利用红外相机对陕西汉中市佛坪县北部山区3个监测样地内的大型兽类和地栖鸟类进行了初步调查和监测,分析了在该区域利用红外相机监测的效率、相机数量和相机工作日与物种数量间的关系以及物种的最佳拍摄地点。结果表明:59台红外相机共拍摄到物种独立照片22 089张,鉴定出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种。当相机数量增加到54台时拍摄到了本次记录的全部40种野生动物,当单台相机工作日达到140 d时,监测物种数趋于饱和。不同物种的最佳拍摄地点受季节和海拔的双重影响,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综上所述,现有的红外相机布设方法,能够有效地对大型兽类和地栖鸟类进行监测调查,但对于其他啮齿类和树栖鸟类,还应该从物种的体型、生活习性、栖息环境,红外相机布设的位点选择、布设时间、相机参数设置等方面,重新考虑监测方法。此研究不仅积累了监测样地的本底资料,也为红外相机在该区野生动物保护的应用提供了可借鉴的基础资料。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调查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

2017年3月—2018年3月期间,采用红外相机技术调查了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鸟类和兽类的物种多样性。红外相机监测期间,共累计4442个相机日,获得野生动物独立有效照片1003张,其中兽类独立有效照片683张,共4目9科16种;鸟类独立有效照片320张,共9目23科46种;保护区内兽类相对丰富度最高的是小麂(Muntiacus reevesi),鸟类丰富度最高的是黑领噪鹛(Garrulax perspicillatus);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有2种,梅花鹿(Cervus nippon)和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国家Ⅱ级保护动物有6种,分别为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白鹇(Lophura nycthemera)、草鸮(Tyto longimembris)、红角鸮(Otus sunia)和松雀鹰(Accipiter virgatus)。红外相机在灌丛中拍摄率最高,在草甸中拍摄率最低。通过稀疏外推曲线对物种多样性进行估计可得,保护区实际的物种数远大于监测到的物种数,因此有待继续进行长期监测。通过物种与相机位点的PCA排序图可知,各个相机位点和物种的相关性较强。调查结果为保护区提供了重要的兽类和鸟类资源信息,为保护区对野生动物的有效管理和长期监测提供了数据支持。     

四川老河沟保护地2011-2015年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数据集

红外相机技术目前已成为调查、记录陆生大中型兽类和地栖鸟类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为自然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编目、野生动物本底调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老河沟保护地位于四川省平武县, 地处岷山山脉中段, 面积110 km², 是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本文汇总、整理了老河沟保护地2011-2015年的红外相机监测记录, 提供了完整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集。数据集包括红外相机有效位点130个, 海拔跨度1,317-3,265 m, 总有效相机工作日10,185 d。红外相机拍摄记录159,694条, 其中兽类记录91,839条, 独立有效照片3,017张, 包括分属5目15科的野生兽类28种; 鸟类记录37,775条, 独立有效照片1,311张, 包括分属7目19科的野生鸟类60种; 两栖类记录8条, 独立有效照片2张, 包括1目1科1种; 家畜记录47条, 独立有效照片5张。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安徽省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类的调查

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别山脉南麓的核心地带。2014-2017年, 作者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对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类进行调查。研究共布设了72个相机位点, 累计完成16,658个相机工作日, 获得独立有效照片2,142张, 共记录野生兽类9种、鸟类15种, 隶属8目15科。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 即安徽麝(Moschus anhuiensis),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 分别是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和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相对多度排名前五的兽类分别为小麂(Muntiacus reevesi)、野猪(Sus scrofa)、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猪獾(Arctonyx collaris)和岩松鼠(Sciurotamias davidianus)。相对多度排名前五的鸟类为白冠长尾雉、勺鸡、松鸦(Garrulus glandarius)、灰背鸫(Turdus hortulorum)、红嘴蓝鹊(Urocissa erythroryncha)。此外红外相机还拍摄到大量人类活动照片, 表明当地人类活动较为严重, 应加强管理。本研究初步了解了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群落信息及人类活动的干扰情况, 为保护区未来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数据基础。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河北太行山东坡南段的鸟兽调查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于2017年冬季对河北太行山东坡南段的野生动物进行了调查。通过系统抽样,野外选取4个样区共安置红外相机78台,实际工作4753个相机日,获有效照片1903张。结果表明:共鉴定出兽类4目7科7种,鸟类9目14科27种,其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有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雀鹰(Accipiter nisus)、灰林鸮(Strix aluco)和燕隼(Falco subbuteo)。物种相对丰度指数较高的兽类和鸟类分别为岩松鼠(Sciurotamias davidianus)(10.10)和红嘴蓝鹊(Urocissa erythroryncha)(5.49)。对拍摄率较高的前6种兽类的日活动节律进行了分析,发现野猪(Sus scrofa)和蒙古兔(Lepus tolai)主要集中在晨昏和夜间活动,西伯利亚狍(Capreolus pygargus)和岩松鼠多在昼间活动,赤狐(Vulpes vulpes)和黄鼬(Mustela sibirica)则为全天性活动。土门—黄北坪乡样区和鹿头乡样区具有较高的物种数(24种和23种)和Shannon-Weiner指数(2.35和2.06)。该地区农业开发程度高、森林景观破碎化程度大、人类活动干扰重,应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     

利用红外相机对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资源的初步调查

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 我们在四川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设置红外相机对地面活动鸟兽进行了初步调查。布设在24个位点的24台相机累计工作3,832天, 共获得可识别物种的独立有效照片535张。经鉴定, 兽类有4目10科17种, 鸟类有2目4科10种。其中, 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种, 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种, 中国豪猪(Hystrix hodgsoni)、宝兴歌鸫(Turdus mupinensis)和黑顶噪鹛(Trochalopteron affine)为保护区新记录种, 而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为汶川地震后首次拍到。兽类中, 花面狸(Paguma larvata)、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和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 3种动物的独立有效照片总数占全部兽类独立有效照片数的50.2%。鸟类中, 血雉(Ithaginis cruentus)和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的独立有效照片总数占全部鸟类独立有效照片数的91.6%。本研究为白水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管理和保护提供了参考依据。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物种

红外相机是监测野生动物的有效工具,目前广泛用于兽类资源调查以及动物损害、鸟巢生态学、种群评估、行为生态学等研究领域。为了调查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于2010年5—12月采用红外相机进行系统调查,在210个位点放置了红外相机,每台相机在每个地点上放置一个月。研究期间共拍摄到照片2203张,其中73%为兽类,12%为鸟类,13%为工作人员,2%为其它人员。共鉴定出17种兽类(分属5目10科)以及36种鸟类(分属5目17科)。兽类中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动物分别是岩松鼠(Sciurotamias davidianus)、猪獾(Arctonyx collaris)、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狗獾(Meles meles)和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鸟类中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动物分别是紫啸鸫(Myophonus caeruleus)、雉鸡(Phasianus colchicus)、松鸦(Garrulus glandarius)、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和宝兴歌鸫(Turdus mupinensis)。红外相机在不同海拔、不同植被类型以及不同月份所拍摄动物的拍摄率不同:在1000—1400m的海拔段,拍摄率显著高于低海拔(600—1000m)以及中高海拔(1400—1700m);在阔叶林中的拍摄率最高,在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中的拍摄率相似;秋季(8—10月)拍摄率较高,夏季(6—7月)次之,冬季(11—12月)最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累积物种数与相机放置的时间成上升曲线,但曲线的增长速率逐渐变缓。研究表明红外相机适合于调查和监测大中型兽类和部分鸟类,所采集的动物数据以及拍摄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将为保护区的监测、科研和环境教育提供资料。讨论了应用红外相机调查和监测野生动物的技术细节。     

基于红外相机监测的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及其垂直分布特征

生物多样性的海拔格局一直是生态学、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红外相机对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垂直带的兽类和鸟类开展连续10年的野外监测,分析了保护区当前鸟兽多样性及受胁情况,并通过整合水平与垂直分布的多样性格局开展热点与空缺分析。2012–2021年间共设置了116个红外相机点位,相机累计拍摄85,164个工作日,获得可识别独立有效照片21,194张,共记录到兽类24种,鸟类50种。兽类受威胁物种比例较高,为45.83%。相对多度指数(relative abundance index, RAI)最高的5种兽类为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小麂(M. reevesi)、红腿长吻松鼠(Dremomys pyrrhomerus)、鼬獾(Melogale moschata)和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而红颊獴(Herpestes javanicus)和水鹿(Rusa unicolor) RAI最低,仅各拍摄到1次。RAI最高的4种鸟类是白鹇(Lophuranycthemera)、紫啸鸫(Myophonuscaeruleus)...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浙江省凤阳山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2010年8月至2016年8月期间,采用红外相机调查浙江凤阳山–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凤阳山片区的兽类和鸟类多样性。调查期内共布设98个不同相机位点（45个公里网格）,累计28 256相机日,共拍摄到8 208张有效独立照片,鉴定为18种野生兽类和38种野生鸟类物种,分别隶属5目12科和7目16科;家畜及家禽共5种。红外相机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野生动物依次为小麂（Muntiacus reevesi）（拍摄率CR=11.15）、白鹇（Lophura nycthemera）（CR=2.63）、黑麂（M. crinifrons）（CR=1.03）、野猪（Sus scrofa）（CR=0.96）、猕猴（Macaca mulatta）（CR=0.59）;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6种;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易危（VN）、近危（TN）的物种分别有2、4、9种。调查中记录到倭花鼠（Tamiops maritimus）、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和丘鹬（Scolopax rusticola）等15个物种为凤阳山保护区新记录种,其中斑尾鹃鸠（Macropygia unchall）为浙江省鸟类新记录物种。此外红外相机还拍摄到大量的人类活动照片,表明当地人类活动较为严重,应加强管理。调查结果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凤阳山保护区兽类和鸟类的本底信息,为后续的保护管理和长期监测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指导。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对陕西老县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类资源分析

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的监测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一环。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按照网格法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的老县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了36台红外相机,对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多样性进行调查。累积7 835个相机工作日,获得野生动物独立有效照片1 915张,共鉴定出32种鸟类和兽类物种,隶属8目18科,其中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易危(VU)和近危(NT)的物种分别有2种、4种和3种。相对丰富度指数最高的为羚牛(Budorcas taxicolor)(IRA=36.81);夏季(7.68)和秋季(7.81)物种拍摄率大于春季(4.65)和冬季(4.30),不同季节拍摄到的物种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不显著。不同海拔段物种拍摄率、物种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均不具有明显差异。濒危物种中的羚牛不同海拔段拍摄率存在明显差异。主成分分析表明,拍摄物种与相机位点之间相关性较强,这与相机位点附近的生境条件有关。研究结果初步掌握了老县城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种类组成、相对多度及分布状况,为未来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资料。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分析不同人类干扰强度对森林动物栖息的影响

云南江城县地处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历史上未展开过全面系统的爬行动物资源调查。本研究于2019年5月至2020年9月期间,先后7次(5 ~ 10 d/月,8:00时至次日04:00时),调查江城县全域爬行动物多样性。调查采用固定样线法,共设置207条样线,每条长4 km,本次调查共记录爬行动物2目17科39属51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1种,圆鼻巨蜥(Varanus salvator),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7种。本次调查发现2新种和1种中国分布新记录及1种云南分布新记录,新种为伯仲钝头蛇(Pareas geminates sp. nov)和滇南竹叶青蛇(Trimeresurus goui sp. nov),中国新记录种为老挝拟须唇蛇(Parafimbrios lao),云南新记录种为崇安斜鳞蛇(Pseudoxenodon karlschmidti)。通过分析发现,江城县爬行动物物种多样性丰富,该区分布的物种区系以东洋界为主,单属种较多,与喜马拉雅-横断山具有一定的联系。其6类生态型中,灌丛石隙型最丰富。垂直分布多样性最丰富的是山坡地带海拔700 ~ 1 500 m。江城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与植被环境,是研究季雨林爬行动物多样性组成的典型区域,本次调查研究弥补了该地区爬行动物多样性文献资料的空白,建议未来维持现有的森林分布格局,加强对该地区爬行动物多样性的研究、监测和保护。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监测道路对野生动物丰富度的影响——以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道路为例

2014年7月至2018年10月,利用20台红外相机监测陕西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条内部道路对兽类和鸟类活动的影响.监测期间获得照片16168张,共鉴定到13种兽类和14种鸟类,包括4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7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结果 显示,距道路的距离越远,出现的物种种类越多.有2种兽类只活动于距离道路...     

基于红外相机陷阱法的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线路周边野生动物的调查研究

为了调查北京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线路周边野生动物分布和活动规律,于2015年7月—2016年9月,铺设20台红外相机,共拍到有效照片3761张,其中兽类2813张,鸟类643张。鉴定出兽类14种(分属5目9科);鸟类39种(分属4目16科),其中4种兽类和8种鸟类是保护区新纪录。红外相机在不同的生境类型、海拔以及不同月份的拍摄率都不同,阔叶林的动物物种数和拍摄率远远高于其他生境类型;较低海拔(1150—1400 m)区域的拍摄率高于中间海拔(1400—1600 m)和较高海拔(1600—1800 m);动物集中在5—10月份活动,这几个月的拍摄率高于其他月份。而拍摄率与多样性指数往往不一致,阔叶林低于针叶林和灌木林;中间海拔最高,较低海拔最低。野生动物活动活跃的月份与旅游旺季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而野猪(Sus scrofa)、狗獾(Meles meles)、豹猫、猪獾和花面狸(Paguma larvata)这五种潜在危险动物,表现出明显的夜行性,对白天游客的威胁性不大,但存在潜在危险性。通过研究,有助于保护区制定相应的管控方案和建立危险预警机制。     

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的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初步调查-基于红外相机监测数据

红外相机技术是监测兽类和鸟类的重要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种群评估和行为生态学等研究领域。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在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51个红外相机监测位点（分别位于4种生境和7个海拔区域）,对区内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类资源多样性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期间共记录到兽类17种、鸟类30种,包括2种国家I级和7种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泡巨鼠（Leopoldamys edwardsi）、红腿长吻松鼠（Dremomys pyrrhomerus）、隐纹松鼠（Tamiops swinhoei）、野猪（Sus scrofa）和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的相对丰富度居于兽类前5位,白鹇（Lophura nycthemera）、紫啸鸫（Myophonus caeruleus）、红嘴相思鸟(Leiothrix lutea)的相对丰富度居于鸟类前3位。在不同生境和海拔,兽类和鸟类物种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存在显著差异。混交林中兽类和鸟类的物种数量、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明显高于其它生境;海拔1400-1600 m鸟类物种数明显高于其它海拔区域。本次监测结果初步了解了猫儿山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兽物种组成、相对数量及空间分布,为后期的科研工作及保护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     

红外相机技术监测喀斯特生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及活动节律

2012年8月至2013年11月,在15 hm2弄岗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及其周边地区以1台/2 hm2密度布设了35台红外相机,对研究区域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资源进行连续监测。共记录到20种兽类和26种鸟类,包括2种国家I级、8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小泡巨鼠（Leopoldamys edwardsi）、帚尾豪猪（Atherurus macrourus）、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北树鼩（Tupaia belangeri）、赤麂（Muntiacus muntjak）等5种动物拍摄率和相对丰富度均居于兽类的前5位;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橙头地鸫（Zoothera citrina）和蓝背八色鸫（Pitta soror）的相对丰富度居于鸟类的前3位。虽然每月监测的鸟兽种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不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差异,但不同季节记录到的兽类和鸟类种类存在一定差异：黑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si）、野猪（Sus scrofa）2种兽类和斑头鸺鹠（Glaucidium cuculoides）、长尾阔嘴鸟（Psarisomus dalhousiae）、红胁蓝尾鸲（Tarsiger cyanurus）3种鸟类仅在旱季记录到;而仙八色鸫（Pitta nympha）和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2种鸟类仅在雨季记录到。活动节律分析结果表明赤麂、北树鼩、赤腹松鼠和白鹇为昼行性动物,帚尾豪猪与小泡巨鼠为夜行性动物。以上研究结果有助于监测喀斯特生境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种群的变化,为保护区有效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红外相机安放于地面和林冠层对野生动物监测结果的影响

红外相机技术在野生动物研究中日趋普及, 逐渐成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手段。过去的监测常局限于地面, 而针对林冠层的监测较少, 这对野生动物的多样性评估影响尚未可知。为此, 本研究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碧罗雪山南段, 将20台红外相机分别拍摄地面层(0.5-1.5 m)和林冠层(5-10 m)配对比较, 累计拍摄2,319个有效相机日, 平均每对相机同步进行112.5 d的监测。监测期间共拍摄到44种野生动物(不包括鼠形啮齿类), 其中兽类20种, 鸟类24种; 冠层和地面红外相机监测的物种相似度为29.54%; 15种动物仅拍摄于林冠层, 16种动物仅拍摄于地面, 13种动物拍摄于两个林层。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林层监测的物种组成存在显著差异, 林冠层与地面层监测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不同林层红外相机的监测手段也能用于研究野生动物的空间选择和生态位分化。红外相机监测中根据目标物种的习性在相应的林层设置相机能提高物种发现率; 为全面掌握区域森林生态系统野生动物的多样性, 红外相机监测需要兼顾不同林层这一点需要在监测规范中明细。     

Mammal indicator species for protected areas and managed forests in a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rea of northern India

There is a realization that managed forests and other natural areas in the landscape matrix can and must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ften, however, there are no consistent baseline vegetation or wildlife data for assessing the status of biodiversity elements across protected and managed areas for conservation planning, nor is there a rapid and efficient means to acquire those data. We used a unified veget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imple animal sampling design to describe the patterns of abundance of selected mammals as indicator, or characteristic, species in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and protected areas vs. managed forest units in the Terai Conservation Area (TCA) in northern Uttar Pradesh state, India. We quantified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15 mammals of conservation concern from dung counts in vegetation sampling plots within 122 sample patches in 13 vegetation types and 4 management units. Assemblages of species differed both among vegetation types and among management units. Species assemblages in the two protected areas differed strongly from those in two managed forests. Grasslands in protected areas were the most species diverse among vegetation types and had several indicator species. Protected forests were dominated by chital (Axis axis) and nilgai (Boselaphus tragocamelus) in a second species group. A third species group in open grasslands and savannas in managed forests was characterized by cattle (Bos taurus) and Indian hare (Lepus nigricollis). Protected areas clearly are the core conservation area of the TCA for their relatively high habitat value and species diversity, and their protected status minimizes human disturbance. Impacts of human use are high in managed forests, indicating their compromised valu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Our simple assessment methodology gives managers a simple way to assess the status of important mammals across landscape conservation units.     

Habitat disturbance and small mammal richness and diversity in an Atlantic rainforest area in southeastern Brazil.

Since disturbance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factor affecting species diversity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the increasing human occupation rate in Brazilian Atlantic rainforest, which supports about 50% of Brazil's human population, has resulted in intense habitat degradation and fragmentation. Within this rainforest, animal and plant species have been lost at a high rate, and biological and diversity is presently vulnerable. Various animals community studies along a gradient of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s have shown that the highest species diversities occur in habitats with intermediate levels of disturbanc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In the present study, which was carried out in the Atlantic forest of Ilha Grande (23 degrees 11' S and 44 degrees 12' W), an island located on the southern coast of Rio de Janeiro State, southeastern Brazil, we estimated species richness,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of small mammals in three forest areas having different disturbance levels. This was done, in each of these areas and in an anthropic area that they surround, by establishing trails 200 m long, in which points were marked at 20 m intervals. The work involved a total effort of 4800 trap/nights. We also measured some habitat variables at each site in order to evaluated their disturbance levels. Our data showed that the two most conserved forests had the lower species richness and small mammal diversity, while in the anthropic area wild species were absent. The forest with an intermediary level of disturbance showed higher values for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with the anthropic area presenting the highest disturbance level.     

A meta‐analysis of bird and mammal response to short‐rotation woody crops

Short‐rotation woody cropping (SRWC) refers to silvicultural systems designed to produce woody biomass using short harvest cycles (1–15 years), intensive silvicultural techniques, high‐yielding varieties, and often coppice regeneration. Recent emphasis on alternatives to fossil fuels has spurred interest in producing SRWC on privately owned and intensively managed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 We examined potential bird and small mammal response at the stand level to conversion of existing, intensively managed forests to SRWCs using meta‐analysis of existing studies. We found 257 effect sizes for birds (243 effect sizes) and mammals (14 effect sizes) from 8 studies involving Populus spp. plantations. Diversity and abundance of bird guilds were lower on short‐rotation plantations compared with reference woodlands, while abundance of individual bird species was more variable and not consistently higher or lower on SRWC plantations. Shrub‐associated birds were more abundant on SRWC plantations, but forest‐associated and cavity‐nesting birds were less abundant. Effects on birds appeared to decrease with age of the SRWC plantation, but plantation age was also confounded with variation in the type of reference forest used for comparison. Both guilds and species of mammals were less abundant on SRWC plantations. These conclusions are tentative because none of these studies directly compared SRWC plantations to intensively managed forests. Plantations of SRWCs could contribute to overall landscape diversity in forest‐dominated landscapes by providing shrubby habitat structure for nonforest species. However, extensive conversion of mature or intensively managed forests to SRWC would likely decrease overall diversity, especially if they replace habitat types of high conservation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