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任务,农户作为该区最重要的生态保护主体,面临着多重风险的冲击,其对生计风险的多维感知不仅会影响其生产行为决策,更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急需准确地了解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维度生计风险感知测量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家庭发展需求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且重点保护区农户面临环境风险、家庭发展需求风险、政策风险的比例均显著高于恢复治理区和经济示范区农户。②农户对家庭发展需求风险的熟悉性、自愿性、持续性感知均最高,对健康风险的恐慌性、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均最高,对社会风险的可控性感知最高。其中,重点保护区农户对政策、市场及健康风险的可控性感知均高于其他区域。③人力资本对可能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恐慌性感知、熟悉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对自愿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农户防范生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黄河流域旱塬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人地系统协调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所在。而在气候多变、水旱灾害异常的背景下,依赖农业为生的黄河流域旱塬区农户生计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威胁。当前亟需评估基于等级差异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建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提供借鉴。以黄河流域旱塬区的渭北旱塬为例,在综合评价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的基础上对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等级进行排序,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使用夏普利值进行分解。结果发现：(1)非农户和一兼户占了研究样本的大多数,从脆弱性的三个维度来看,纯农户的暴露水平最高,敏感性最低,非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2)回归结果表明,耕地数量、耕地质量、房屋结构、家庭固定资产数量、村民信任、整体健康状况影响显著;(3)夏普利值分解发现,生计资本的排序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各类资本的组成成分中,家庭固定资产数量的贡献度最高,整体健康状况次之,村民信任、耕地质量、房屋结...     

高寒生态脆弱区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脆弱性影响评价——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减轻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南高原为例,建立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基于539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的影响不同,其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中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小;从低收入农户到高收入农户、从低教育水平农户到高教育水平农户、从纯农户到二兼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降低,但从低抚养比农户到高抚养比农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增大;(2)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纯牧区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农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最小;(3)农户生计的脆弱性与农户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水平呈负相关,与家庭抚养比呈正相关。最后,提出了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建议。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非常重要。基于500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和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并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需求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甘南高原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对信息和生产技术的需求次之;(2)不同区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存在差异。其中,纯牧区农户和农区农户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均最强烈,半农半牧区农户对信息的需求最强烈;(3)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需求也存在差异。其中,纯农户对信贷保险的需求最强烈,一兼户和二兼户均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最强烈;(4)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农户对生产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对信息需求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农户对基础设施需求的关键因素,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影响农户对信贷保险需求的关键因素。提出了提升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政策建议。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评价——以石羊河中下游为例

生态退化对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业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显著,当前急需评估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识别脆弱群体及脆弱性成因,并依此寻求降低生计脆弱性的对策措施。以石羊河中下游为研究区,基于366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对生态退化的暴露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评估了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探明了影响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高收入及高文化程度农户的适应能力强,暴露度与敏感性高,生计脆弱性较低;(2)从纯农户到非农户、从单一生计农户到多种生计农户,适应能力依次增强,暴露度与敏感性递减,生计脆弱性降低;(3)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农户的富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社会资本,促进生计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生计对生态退化的脆弱性。最后,提出了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对策建议及未来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野生动物肇事对武夷山国家公园农户生计影响研究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参考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野生动物肇事下农户生计损失的评估框架,基于449户问卷调查数据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讨生计损失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野生动物肇事造成的农户生计损失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本维度,其后依次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损失最小;（2）性别、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养殖牲畜规模、生计多样化、应对策略多样化、是否获得政府扶贫救助以及与国家公园的距离对于各维度生计资本损失都有一定影响;（3）农户采用改变种植结构与生计类型、搬迁、减少外出等方式进行适应,倾向于采取夜晚结队轮流敲打、使用喇叭、制作“汗衣”等传统方式进行防范。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维护农户生计安全与保护野生动物的对策,希望能够为缓解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提供科学参考。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以甘南高原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功能,农户作为该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环境资源过度依赖会严重影响该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当前亟需深入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环境友好型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鉴。本研究以甘南高原为例,基于581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并利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了影响农户环境资源依赖度的因素。结果表明: 甘南高原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其主要体现在食物自给、生活用能、收入来源3个方面,依赖度分别为57.3%、56.9%和37.4%;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对环境资源的依赖性存在显著差异,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及非农化水平较高的农户,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低,而抚养比系数较高的农户对环境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家庭抚养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领导能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比重、生态政策、海拔等因素均对农户的环境资源依赖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抚养比、海拔对其具有正向影响,而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比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领导能力、生态政策等因素对其表现为负向影响。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变迁与农户生计安全

少数民族农户生计及其安全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建设、区域发展和文化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在总结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及其特点、传统生计变迁及其主要驱动力的基础上,主要从环境行为/生态后果、文化适应两方面分析了生计变迁的影响。资源配置家庭化是少数民族生计变迁后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对于农户生计的研究应受到重视。当前针对农户生计的研究主要围绕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农户生计安全而开展。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与可持续生计密切相关。在考虑西南地区生态安全的背景下,生态脆弱性和生计后果是相关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而针对少数民族生计的研究还需要突出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作用。民族文化资本化是保护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将民族文化作为生计资本并纳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生计研究的有效补充。     

山西省阳泉矿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矿产资源的开发,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造成了区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极大影响农户的生计方式和生活环境。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了山西省阳泉矿区典型村庄煤矿开采前后的土地利用变化,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SLF）和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研究了矿区农户的生计动态及不同类型失地农户的生计可持续能力。结果表明：1）煤矿开采改变了村庄土地利用格局。耕地大面积减少,由占区域面积69.72%降为29.42%;工矿用地大幅度增加,由占区域面积7.51%增为25.01%;农村建设用地、林地、草地和水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农户的资本组合及生计方式随着煤矿开采呈现相应的动态变化,农户逐渐呈现兼业特性;不同类型失地农户的生计资本存在显著性差异。3）生计资本结构的不同造成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平等,生计资本累计值越大,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越强。矿区农户生计的研究为促进农户生计资本合理配置、缓解矿区企业与农户利益冲突提供了科学依据。     

禁牧政策下宁夏盐池县农户适应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禁牧政策下农户的适应策略是农户为了应对外界干预而做出的各种适应性改变,生计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对比分析禁牧初期和禁牧10a农户生计模式、养殖及种植方面的变化,并以农户的生计资本作为自变量,运用有序多分类和二项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适应策略(农户生计多样性、养殖规模及养殖方式)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与禁牧初期相比,当前农户的适应策略主要表现为农户生计模式具有初步非农化倾向,生计多样性增加,大部分农户养殖规模减小或不变,农户生产结构有所调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加,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减小,单只羊的养殖成本增加。2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对其适应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农户生计多样性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养殖规模变化的主要有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影响农户养殖模式选择的主要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因素。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直接影响着环境行为,这不仅关系到生态保护计划的执行效果,更关系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草地、森林、湿地、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甘南高原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依次减弱,其中,半农半牧区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强于农牧区;(2)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可管理性、脆弱性、损害度的感知度依次降低,且不同区域农户的属性感知存在差异;(3)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的重要因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环境政策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及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球生态系统保护与支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区域。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的主体，其福祉水平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实现。科学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相对贫困程度，精准识别相对贫困人口并揭示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计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以地处秦巴山重要水源涵养区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系统识别相对贫困农户，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在"家庭-村庄"双重尺度上探索相对贫困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陇南山区农户相对贫困程度存在分化，其中，高山区农户、补贴型农户和高家庭抚养比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相对贫困农户占受访户的20.39%，且主要集中在高山区、家庭抚养比较高以及补贴型农户中。（2）农户的家庭属性是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的决定性因素，脱贫内生动力及生计多样性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而医疗负担和教育负担增加会导致农户陷入相对贫困。（3）村庄特征放大了家庭特征对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村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对外联系等通过影响家庭特征而强化了对农户相对贫困程度的影响。     

典型沙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是解决农户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等关键问题的主要途径。采用参与式的农村评估法(PRA),以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为例,在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就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最为匮乏,且生计资本值存在一定差异。(2)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和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生计活动安排及其收入构成上存在一定差异。(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家庭整体劳动能力(H1)、人均耕地面积(N1)、人均年收入(F1)和能够提供援助的亲友数(S2)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生计资本指标。除N1外,以上生计资本及生计资本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转化均具有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杭锦旗农户生计水平,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陕北黄土高原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以佳县为例

陕北黄土高原自然环境严峻,是我国农村生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不同地理地貌村庄的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敏感性还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基于佳县的调研数据,将样本划分为风沙区、丘陵沟壑区和土石山区三类村庄,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对比分析基础上,结合二元logistic模型对贫困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对贫困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正向作用,而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的增加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有负向作用。风沙区和丘陵沟壑区的结果与总样本相似,土石山区贫困农户自然资本越丰富反而越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不同类型村庄生计策略存在显著差异,不调整生计策略的贫困农户未来仍有70％选择扩大农业、林业生产。在进行可持续生计策略调整时,个体经营和外地打工是他们主要选择的方式,自然灾害和红枣市场不景气是他们未来愿意选择生计多元化的主因。     

生计资本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虽覆盖全部地区,但其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修复成本与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缺少对外围农户受偿意愿的关注。基于阿尔泰山地森林草原生态功能区的553份农户调查数据,利用CVM法、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对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以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面向农户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调查区域85.53%的农户具有较强受偿需求,这一意愿具有生计方式、收入层次以及流域差异,经Heckman期望值估计方法调整后,农户受偿水平为1250.5元户^-1 a^-1。(2)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草场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人力资本中劳动力比重对农户受偿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中,牲畜存栏量与受偿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生产性工具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水平都具有正向影响;金融资本中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受偿水平,是否为脱贫巩固户身份对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中汉语水平与农户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是否常去村级文化中心正向影响农户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