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自然保护地概况及分类体系构想

自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 截至2016年底, 我国已建立了约10种类型且数量庞大的自然保护地。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不仅是国家提出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 由于我国目前各类自然保护地尚无统一的分类体系, 已有的自然保护地之间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分类体系混乱、主导功能模糊、地理空间重叠等诸多问题。这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整合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而且不便于开展国际交流。因此迫切需要明确自然保护地的定义, 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且有利于国际交流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本文在介绍自然保护地的概念与内涵,以及我国10类自然保护地建设和分类体系现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我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历程, 比较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定义、内涵以及主要分类依据,并提出了3种能够涵盖目前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分类体系构想,它们分别基于IUCN保护区分类系统、保护对象自然属性和管理目标社会属性。希望这些构想能在未来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的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思考与建议综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自然生态系统面临挑战,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突出,传统的自然保护区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因此,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这种体系兼顾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两方面。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成立,目的是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舒适的游憩条件。这一独特的形式有效地将保护自然环境与休闲游憩相融合。基于查阅国内外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现状以及对贵州省黔西南州自然保护地实地评估调查,发现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存在诸多问题:1)保护地划定范围不合理导致保护价值低或没有保护价值; 2)保护地范围交叉重叠导致管理机构重叠设置; 3)保护地法律法规不完善;4)管护资金短缺、人员配置不合理; 5)保护与发展问题突出等。针这些保护地体系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关于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议:1)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机构2)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加快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3)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完善人员配置;4)把握我国国家公园发展的正确方向,缓解保护与发展的问题。     

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分类与评价——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自然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及重要内容。自然保护地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为自然教育实践提供活动场地及教育资源基础。在界定分析自然教育相关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提出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分类方案,包括自然事物、场地设施、自然文化3项主类,9个亚类、48种基本类型;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包括教育价值、资源质量、开发条件3层要素、10项指标的自然教育资源评价体系;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进行自然教育资源分类及评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构建的自然教育资源分类方案及评价体系具有科学性、普适性与可操作性,可在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的调查、分类与评价中推广,为自然保护地的自然教育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立法思考

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需要法治保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涉及的不同生态系统和多个管理部门、多方利益主体, 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 需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立法研究。目前, 国家正在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并已将《国家公园法》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更需要我们从自然保护地立法体系建设的高度, 正确处理《国家公园法》与未来可能制定的《自然保护地法》的关系, 在《国家公园法》制定过程中为今后出台《自然保护地法》预留空间, 并建立相应的衔接机制, 统筹谋划并协同推进国家公园法与自然保护地立法。     

论保护地分类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保护地建设

中国正在开展一场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保护地建设, 面临着一个跨领域、跨行业、全空间的保护地分类管理难题。世界各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 这些保护地存在着“同物异名、同名异物、一物多名”现象。IUCN提出了一个保护地分类系统, 以期将所有的保护地纳入一个体系。人们试图按照IUCN的保护地分类系统对现有保护地分类, 但是IUCN保护地分类系统的定义模糊, 无量化标准, 而保护地的属性常常存在非唯一属性等问题。保护地分类是一个学术问题, 可以自由探讨, 百家争鸣; 而保护地的管理是行政问题, 必须有章可依, 有法可循。中国现有10多种不同的保护地类型, 本身就是一种分类体系, 有的保护地, 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已经有相应的行政法规和管理经验。中国国家公园应整合优化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其他类型保护地。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中国保护地体系需要顶层设计和专门立法。保护地应当推动当地社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中国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分析与保护地体系优化整合对策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是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近年来, 中国已关注到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交叉的问题, 并出台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为落实这一战略, 需要对现有保护地的彼此关系与空间分布进行系统研究。为此, 本研究收集了8,572个不同类型和级别自然保护地的坐标、生态系统类型、行政区域及边界等信息, 筛选出1,532个具有空间重叠、管理部门交叉的自然保护地, 计算地理集中指数并采用ArcGIS软件进行了核密度分析, 得出空间重叠保护地分布的生态地理区、生态系统类型、交叉管理部门、所在省份等空间分布特点。研究结果显示: (1)鲁中山区、太行山、大别山、天目山-怀玉山、皖江等生态功能区的自然保护地重叠最为严重(核密度Mean > 6, Max > 8), 其中太行山区、大别山区、天目山-怀玉山区为重叠保护地密度高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 目前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域中仅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三处位于保护地重叠高密度区; (2)原主管部门中, 原国家林业局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交叉管理保护地数量最多, 为294个; (3)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省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状况明显高于其他省区, 而晋冀豫与皖鄂赣这两处三省交界处重叠程度更高, 其他多处三省交界区域也存在保护地的中度重叠。故上述生态地理区、原主管部门与行政区应作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先普查区域与优化整合重点对象。基于重叠保护地核密度热点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类, 对不同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优先性与类型提出了初步建议, 以期为当前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紧迫需求提供参考。     

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普遍存在着科学管控难、统一管理难和资金供给难等问题, 即便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也不例外。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设计了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役权制度, 以探索一种能解决上述问题并能体现生态补偿的适应性管理方法, 包括: 细化主要保护对象的管理需求, 结合土地利用类型, 确定实施保护地役权的空间范围; 辨析保护需求和原住民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形成正负行为的准则并以行为清单的形式体现; 从生态系统监测指标改善情况、正负行为遵守情况和社区能力建设三个维度制定地役权制度的评价方法; 据此形成地役权合同, 明确供役地人和需役地人的权责利, 形成考虑保护绩效的生态补偿方案。这种方法可以解决自然保护地因为权属不一致造成的生态系统和景观破碎化问题, 缓解社区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南方集体林地占比较高的自然保护地具有适用性。     

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效果评价

自然保护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稳定起着积极作用。社会生态评价有助于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采用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景观生态指数等指标对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效果进行评价,以人口密度、人均农业产值为指标,对自然保护地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生态效果：2000-2015年自然保护地的NPP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但保护地建立后NPP下降趋势有所减缓。景观破碎度增加、斑块形态复杂化。草地、农田、城镇等人类主导景观斑块空间集聚性增强。除部分偏远地区人类活动影响减小外,大部分自然保护地人为活动扰动依然较强。其中,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用地比重增加、生产用地比重下降,自然景观得到一定恢复;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生产用地比重增加,尤其是草地优势度进一步增大,生态压力加大。2）社会经济效果：1990-2015年自然保护区人口密度、农业产值总量显著低于生态功能区,但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显著高于生态功能区。保护地建立后人口密度、人均农业产值都有增加,人口密度生态功能区增加更显著,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增加更显著。今后,对自然保护区要强化管理、控制人类活动,对生态功能区要着力缓解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冲突,提高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针对性,探索保护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与切实保护相协调的新途径。     

国家公园体制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经历了由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向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重要变迁。应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从内在逻辑、民主化程度和变量控制三个方面分析了多源流理论在中国保护地变迁研究中的适用性;从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的主要影响因素,梳理了变迁的逻辑路线,总结了变迁的内容,变迁内容包括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和管理手段三个方面。结果表明: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变迁是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表现在问题源流中的指标数据和问题反馈促进了政策源流中政策建议和方案的提出,而焦点事件与政治源流中执政理念的冲突对变迁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政策源流存在渐进式完善过程,尤其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政策源流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此次变迁的逻辑路径主要包含三股源流的相互作用,通过引入国家公园重塑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促进其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发展。     

北京市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与交叉重叠特征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空间关系研究是保护地整合优化的重要基础,对于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北京市5种类型81处自然保护地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最邻近点指数和核密度估计的方法对北京市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和重叠保护地特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自然保护地和重叠保护地均呈集中分布,重叠保护地的地理集中性更强、聚集程度更高;延庆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和密云区是保护地数量和出现交叉重叠现象最多的辖区,累计占比高达70%以上;在重叠保护地类型上,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的重叠是最为普遍的重叠类型。本研究结果清晰地描述了北京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现状特征,可为北京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提供科学参考。     

保护区的分类系统与标准

保护区是一个泛称,根据建立的目的和本身的特点可以划分不同的类型,以利于管理工作的开展。每一个国家都应制订一个与本国资源和要求相适应的保护区分类系统。本文着重讨论按保护对象和保护区性质划分的保护区类型,以供判断每一个保护区的归属和管理重点。     

森林公园在我国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地位

本文针对我国森林公园建设发展迅速的现状,阐述了“森林公园”的自然保护性质和作用,提出“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将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三个体系同视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并阐述了这三个体系各自的特点、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同时,还提出进一步加强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中国保护区分类的研究

保护区是一个泛称,由于其建立的目的、要求和本身所具备的条件不同,所以具有多种多样的类型,不同类型管理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以保护区管理的目标为原则划分第一级分类单位,共有5个类型,即:严格的保护区、国家公园、保护景观、栖息地/物种管理区、资源管理保护区.再以保护对象原则划分第二、三级分类单位,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分类系统,以适应保护区事业日益发展的要求.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生态区类型与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是泛第三极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和缅甸等6国交界的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区和保护地分布开展研究。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总面积902843.76 km²,跨古北界和东洋界两大全球重要的生物地理区域,分布有14个生态区,其中有55处保护地。保护地由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组成,主要分布在东喜马拉雅亚高山针叶林、喜马拉雅亚热带阔叶林和东喜马拉雅阔叶林3个生态区内,面积为159063.30 km²,占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总面积的17.62%。保护地中有41处国家公园,占保护地总数的74.5%;有25处为多国毗邻,占总数的45.45%。保护地的地理集中指数都大于完全平均分布值（37.796）,空间分布呈集聚状态;其中自然保护区分布的不均衡度高于国家公园,分布在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国境内。核密度分析显示中尼边境与中印边境区域的保护地分布集中度高。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来各国建立保护地,目前已经形成全球著名的保护地集群带。对于进一步推进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国家公园跨境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区分类和分级的动态管理

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重要场所。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保护区规划和管理得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就有必要的保障。保护教育和立法是提高保护区管理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应给予足够重视。当前,在中国各种各样保护实体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及时地对它们进行类型和级别的划分,在统一协调的基础上发挥各仆管部门和有关组织的管理积极性,开展有效的动态管理,是保护区事业的一项迫切任务。本文从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 进展与展望

自然保护地(protected areas)保护成效是指自然保护地对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效果, 及其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综合成效。近年来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逐渐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分别从不同空间尺度、评估对象、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指标等方面综述了相关的研究进展。总体来看, 近年来的研究已基本覆盖了全球、区域、国家和单个自然保护地等不同尺度, 针对森林、湿地、草地和荒漠等代表性生态系统以及野生动植物等主要保护对象进行了评估, 发展了“matching”技术等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 探索了系统的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并应用一些指标进行了保护成效的案例研究。自然保护区(nature reserve)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主体, 近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区相关管理部门也相继开展了保护成效评估工作, 建议未来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网络尺度和各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评估研究, 将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与管理评估相结合, 研究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面临的新问题和潜在影响, 为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论保护区的管理体制

一个国家保护区管理体制是否合理和完善与该国保护区发展的速度和管理的有效程度有密切关系。世界各国保护区的管理体制很不相同,各有长处和不足。本文对保护区的主管部门和管理系统、管理现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以及我国保护区管理体制的改革等作一些粗略的评论,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并进一步开展研究。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对大熊猫分布的影响

理清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与分布格局是加强空间管控、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内的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基于ArcGIS空间数据的处理、分析与可视化表达等功能,结合韦恩(Venn)图在空间层面上量化分析了公园范围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关系,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保护情景下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的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含有6类自然保护地,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5.13%,其中40.68%为交叉重叠区域。(2)各类自然保护地皆存在大面积的交叉重叠。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区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72.53%,其中45.89%为交叉重叠区域;其他类自然保护地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60.87%,其中66.48%为交叉重叠区域。(3)猫点密度与自然保护地的交叉重叠程度呈现逆向增长趋势,区域的重叠水平越高,猫点密度越低。(4)自然保护地整体非重叠区的猫点密度高于重叠区。自然保护区是整体猫点密度最高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其非重叠区密度明显高于重叠区;森林公园非重叠区与水利风景区重叠区呈现较高的猫点密度。(5)与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