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旅游地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感知的历时性研究——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安置区居民的生态移民感知状况对于把握生态移民实施效果、实现遗产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湖南武陵源3个不同移民安置方式的社区居民为调研对象,通过对比分析2010和2016年两次系统性调研数据,分析不同时段安置区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感知的历时性变化和促成感知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2010、2016年,研究区居民对“就业机会增多”、“科教培训机会增多”、“景区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和“认同移民后的‘农转非’身份”等指标反应消极;强烈赞同“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政策实施过程中缺乏监督”等指标选项. 2016年,不同性别、年龄、月均收入水平的安置区居民对生态移民经济和心理影响感知差异较为显著;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居民对移民政策的感知分异明显;投资兴业安置方式的居民对生态移民经济影响感知相对积极.经济影响感知和移民政策感知成为影响居民对生态移民整体感知的主要因素;就业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和移民保障体系等问题是居民持续关注的重点.     

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认知分析的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识别

生态移民安置区内,不同群体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复杂的利益冲突.基于安置区内利益群体对风险类别、干扰强度的识别,构建相应的决策模型,是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划分出生态移民安置区4类不同利益群体,并采用参与式半结构访谈法和定性聚合法,构建了3类一级变量和13个二级变量的生态风险因子体系,进一步运用模糊认知图模型(FCM)和人工神经网络(ANN)开展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识别.结果表明: 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生态风险变量认知来看,其共同点是不同利益群体对垃圾污染风险变量提及数量最多,但整体上又存在显著差异,即管理者注重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居民则关注生活水平的提高,且直接关系到其环保意识和行为;经济活动者多追求经济利益;环境保护者专注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认知图论指数结果显示,管理者和环境保护者对安置区生态风险认知较为全面且清晰.从安置区4方利益相关者的整体风险认知结果来看,生态环境风险因子显著影响居民的人身安全及满意度;公共政策对安置区风险管理起关键作用;风险变量的中心度结果进一步表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是防范生态风险的关键.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生态风险感知与管理情景模拟结果来看,解决垃圾污染有助于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且关键是要完善和落实相关公共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关系居民生活水平和环保行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景观生态格局、生物生境和多样性,同时可提高居民满意度和公众参与度.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农户对环境移民政策及重建预案的认知与响应——西南喀斯特移民迁出区研究

环境移民工程的实施对迁出区生态重建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对喀斯特石山区4个屯农户进行了调查,根据研究需要将其分为移民迁出区和非移民迁出区,对比两组农户的现有耕地面积、经济收入以及对移民政策的态度等问题,探讨迁出区的移民效应和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环境移民缓解了人地关系的矛盾,提高了耕地的利用效率、加强了农户环境意识、增加了经济收入以及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有力地保证了退耕还林政策的顺利实施和多种经营的推广.但仍然存在4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潜在移民人数仍然很高.二是农户种植行为的商业化,忽视了对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三是现有的配套措施不够完善,水、路等基础设施亟待解决.四是特色产业和文化受到冲击.     

三峡库区移民环境容量分析

三峡工程淹没范围广 ,移民数量大 ,安置任务艰巨 ,对环境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本文根据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现状 ,从土地承载能力及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移民环境容量的大小 ,并就合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发展库区经济、扩大移民环境容量、避免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恶化提出了建议 .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四川省凉山州移民生态效应研究

土地利用变化是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量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土地利用方式,进而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作用。因此,研究人口流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及生态效应,能为合理调控区域人地关系,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平衡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基于长时序高空间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以具有典型移民现象的四川省凉山州为研究区,针对移民驱动下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诱发的生态效应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间,受人口迁移影响,凉山州土地资源的利用结构和程度都发生了相应改变,以耕地、草地、林地及不透水面的面积变化最为显著。在人口迁入较多的西昌、冕宁和德昌等县市内,供人类生活、生存所需要的耕地和建筑用地的数量显著增加;相反,对于大量人口迁出的喜德、昭觉和美姑等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的降低为生态用地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条件,生态用地面积不断上涨。(2)受土地利用类型、地形条件、人口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凉山州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000-2020年,整体生态环境质量仅下降了0.36%,总体较为稳定。(3)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区域集中于东部的越西、美姑及昭觉等县市,而生态环境质量降低的区域主要位于盐源、会里、西昌和德昌等县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与区域移民活动存在紧密联系,其中由移民迁入引发的耕地和不透水面对生态用地的挤占,对生态环境质量退化贡献比重达87.97%,而随着移民迁出为生态工程的实施提供条件,凉山州内生态用地面积共增加775.84 km²。     

湖北省兴山县移民安置区内生态系统的管理

为了安置三峡工程的移民,湖北省兴山县形成了移民安置区.天然林地的恢复和农田、城镇及村落的重建是安置区所面临的问题.移民安置区内生态系统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原有土地使用方式的重新配置.提出农用土地生态系统与天然林生态系统协同发展,维持或提高生态系统水土保持能力,维持或扩大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系统管理目标.通过划分功能保育区、功能改建区、自然保育区和自然维持区来实现管理目标.安置区内生态系统管理是以地块为基本操作单位,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和栅格化地图的方法实现的.另外,提出多目标最佳空间规划的方法,该方法兼顾了土地利用格局中生态、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利益.这一方法被用于安置区内城镇和村落格局的设计中.根据本文提出的管理方案,安置区内林地面积可以增加30.19%,生态系统水土保持能力可以提高38.7%.     

北方沙漠化地区生态移民中的关键问题

对生态移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梳理,认为生态移民是指为了保护某个地区特殊的生态或让某个地区的生态得到修复而进行的非自愿性移民,往往由政府组织实施。在此基础上,从沙漠化治理的逻辑悖论与危险人口阈值理论2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北方地区生态移民与沙漠化正逆过程之间深层次的互动关系,指出生态移民在解决区域人地冲突的过程中存在有效的协调机制。最后,通过对内蒙古的巴林右旗“玛拉沁新村”和阿拉善左旗“孪井滩”2个移民项目的比较,对我国北方沙漠化地区生态移民的现实基础、特点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做好生态移民项目的评估与监控工作,降低生态移民的经济、生态甚至社会风险。     

基于景观结构的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评价——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以宁夏自治区红寺堡区为例,以1995年、2000年、2005、2010年和2015年5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生态风险指数、空间分析法以及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995—2015年研究区景观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草地面积减少了2.97×10~4hm~2,耕地、林地、建设用地分别增加了1.90×10~4hm~2,0.42×10~4hm~2和0.43×10~4hm~2;在研究期间景观整体斑块数不断增加,其景观整体破碎度随之变大;研究区生态风险主要以较低风险和中风险为主,其中建设用地、沙地和未利用地生态风险值较高,在研究期间生态风险平均值由0.166降低至0.154,研究区生态风险值呈降低趋势。通过地理探测器诊断得出景观斑块数、景观破碎度、景观优势度、景观损失度、斑块密度等因素是安置区生态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     

游客和居民视角下武夷山市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感知比较研究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连接,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参与式制图是感知与保护热点文化服务地区的有效方法。采用参与式制图与访谈、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游客和居民2类群体对武夷山市CES的感知情况;利用空间分析、热点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比较分析了游客和居民CES的感知差异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除了居民月收入对感知有影响外,游客和居民对武夷山市CES认知基本不受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影响(P>0.05);(2)居民的CES价值人均支付保护意愿较游客高。文化遗产、游憩与生态旅游、教育、美学价值是游客和居民都重视的4类子文化服务。游客对文化遗产价值服务的支付意愿最高,而居民则对教育价值服务支付意愿最高。(3)居民对CES价值感知分布空间范围较广,几乎涵盖了武夷山市大部分乡镇;而游客则相对集中,主要位于旅游点密集区域,对其他地区的感知程度较低。CES价值冷热感知程度与旅游点分布呈现相同的空间分布格局,游客和居民对CES价值热点区的感知强度从南向北逐渐降低。(4)从不同文化服务类型权衡/协同关系上看,除了“精神与宗教价值”和“游憩...     

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目前生态学研究的热点,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是补偿标准的确定.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移民作为对象,结合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的特点,针对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以及我国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提出了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的不同方案,所采用的方法分别是:牲畜机会成本法、草场机会成本法、以果洛新村和河源新村两个移民新村为例的地区发展差异法.结果表明:3种方法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所确定的平均生态补偿标准也稍有不同,分别为1.39万元·户-1·a-1;1.03万元·户-1·a-1;1.1万元·户-1·a-1.研究为确定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一定的借鉴.     

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研究——以盐城丹顶鹤、麋鹿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环境教育是当前生态旅游研究中的热点论题。基于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及环境教育效果4个结构变量,以生态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盐城丹顶鹤保护区和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盐城麋鹿保护区为例,构建湿地自然保护区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影响结构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旅游者环境教育感知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丹顶鹤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均产生正向影响;麋鹿保护区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均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环境教育感知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在生态旅游动机、环境教育途径、环境教育感知3个分维度上,丹顶鹤保护区分别以一般生态旅游动机、常规环境教育途径、表层环境教育感知为主,麋鹿保护区则分别以严格生态旅游动机、专门环境教育途径、深度环境教育感知为主。(3)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存在差异。丹顶鹤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主要集中在态度、行为效果上,意识效果为辅,知识、技能效果作用较小;麋鹿保护区游客环境教育效果则以知识、态度效果为主,行为、技能、意识效果均起辅助作用。     

上海池塘养殖环境成本——基于双边界二分式CVM法的实证研究

池塘养殖具有食品供给、空气质量调节、文化服务等多重功能,但在其生产过程中也会产生环境成本。正确认识池塘养殖的正、负生态服务价值,对于避免养殖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盲目和短视、保持水产养殖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水产养殖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双边界二分式CVM法,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法获得当地居民对于环境污染时的受偿意愿(WTA)水平,利用STATA10.0软件定量核算了2010年上海环淀山湖地区的池塘养殖环境成本为1982.26万元/a,约合5105元.a-.1hm-2)。研究表明,居民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居民的环境污染受偿意愿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其具体的影响力大小和方向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研究同时表明,双边界二分式CVM法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政府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制定并执行针对性、公平性的生态补偿政策。     

生态效率视角下旅游业生态福利及驱动因素——以常州市为例

经济效益最大化与环境影响最小化是绿色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诉求。本文立足于生态效率模型,创新性地提出旅游业生态福利指数,据此分析1995—2017年常州市旅游业生态福利变化趋势及驱动效应,旨在为评价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1)1995年来常州市生态足迹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但旅游业各部门生态足迹均不断增长,游客人均资源消耗约为本地居民人均资源消耗的2.81—9.37倍,面临艰巨的节能减排压力。(2)1995年来常州市本底生态效率与旅游生态效率逐年提升,分别增加了37033元/hm~2和44226元/hm~2;同等资源消耗下,旅游业平均每单位产出高14409元/hm~2,但游客年均消耗的自然资源却为本地居民的5.78倍。(3)1995—2007年间常州市旅游生态福利升降波动频繁,2007年来呈以直线式地骤降,受规模效益影响,旅游业的绿色生态福利和高效性不断弱化,为全市的资源节约量下降了10.7倍。(4)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sivia Index, LMDI)揭示规模效应、经济效应对旅游福利水平变化起到显著地负向驱动效应,效率效应、技术效应起到正向拉动作用。未来,常州市旅游业应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走出"无烟产业"误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工作,走资源利用精细化、可持续发展道路,最大限度提升旅游业福利效应。     

The evolution of migration in a seasonal environmen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igration occurs in a wide variety of taxa worldwid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migration is expected to evolve from an ancestral resident population. We develop a model that focuses on ec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migration in a seasonal environment within a genetically explicit framework. We model the evolution of migration for two common types of migration: ‘shared breeding’ where migrants share a breeding ground with residents and migrate to a separate non-breeding area, versus ‘shared non-breeding’, where migrants share a non-breeding ground with residents and migrate to a separate breeding area. Ecologically, migration is more easily established in the shared-breeding case versus the shared-non-breeding case. Genetically, the additive effect of a migratory allele affects its establishment more in the shared-non-breeding case versus the shared-breeding case, whereas the dominance effect of the allele affects its establishment more in the shared-breeding case versus the shared-non-breeding case. Generally, migratory alleles can invade even when residents are competitively superior to migrants during the shared season. Partial migration occurs when the population is polymorphic for migratory and non-migratory alleles, and is dependent upon which season is shared and the additive and dominance behaviour of the migratory allele.     

长岛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维护的条件价值评估

长岛自然保护区是典型的海岛自然保护区,迅速发展的捕捞业、养殖业和旅游业不可避免地引起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使长岛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采用支付卡式的条件价值法,调查并估算了2013年居民和游客对维护长岛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支付意愿,并与2008年的研究结果比较以检验条件价值法的可靠性。结果显示,2013年居民和游客人均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203.77和257.26元/a,分别比2008年增长了7.9%和21.7%。两次支付意愿调查结果的相同点在于居民或游客对各个投标额愿意支付的人数比例在不同年份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不同点在于愿意支付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加。前者体现在居民对各个投标额的选择比较集中,而游客的选择比较分散;后者表现为居民和游客愿意支付的人数比例增长率分别为20.5%和19.1%。结果表明,采用条件价值法评估长岛自然保护区居民和游客对生态系统维护的支付意愿结果可靠,其评估结果主要受经济收入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因此,当地政府应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教育。     

Stress hormone dynamics: an adaptation to migration?

The hormone corticosterone (COR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a bird’s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stress, but it can also have negative effects. Therefore, birds on migration are hypothesized to have repressed stress responses (migration-modulation hypothesis). In contrast to earlier studies on long-distance migrants, we evaluate this hypothesis in a population containing both migratory and resident individuals. We use a population of partially migratory blue tits (Cyanistes caeruleus) in southern Sweden as a model species. Migrants had higher CORT levels at the time of capture than residents, indicating migratory preparations, adaptation to stressors, higher allostatic load or possibly low social status. Migrants and residents had the same stress response, thus contradicting the migration-modulation hypothesis. We suggest that migrants travelling short distances are more benefited than harmed by retaining the ability to respond to stress.     

基于农户感知的黄河下游人-水关系结构分析

人-水关系研究是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领域。识别黄河下游农户对人-水关系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对黄河下游因人施策开展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政策调控具有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多从区域水资源、水环境、水文化等某一种或几种关系开展居民感知调查及归因,忽视了人-水关系之间结构化的相互影响机制。基于对黄河下游山东省10个县的农户发放的1651份问卷,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后,最终引入水资源与生态关系、水文化与旅游关系、居住地生态功能、河口湿地功能、文化旅游功能五个潜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农户对水资源与生态关系的认识正向影响其对居住地生态功能和河口湿地功能的评估,农户对水文化与旅游关系的认识正向影响其对居住地生态功能、河口湿地功能和文化旅游功能的评估。研究结果通过基于农户感知刻画人-水关系结构,揭示人-水系统功能认知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为黄河下游地区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北京百花山旅游活动与植被环境的关系

通过实地取样并选取植被景观特征指标,分析百花山旅游植被景观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自然因子对植被景观特征的影响较小,但各植被景观特征值大都与其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人文因子中,游径宽度和伴人种比值与生态效应值形成显著负相关,说明植被景观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大。由此可见,山岳型景区开展生态旅游时必须加强生态旅游的规划和管理,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对植被景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