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生态脆弱性评价——以福建省为例

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强烈的相关性,为避免旅游扶贫重点村发展落入"贫困陷阱",有效地评价其生态脆弱性成为开展旅游扶贫和精准脱贫的重要前提。然而,当前鲜有将旅游扶贫与生态环境问题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内,开展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生态脆弱性及其驱动因子研究的成果。以福建省472个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为样本,基于"成因-结果"模型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样本生态脆弱性指数,并深入分析其空间分异与驱动因子。结果显示:重点村生态脆弱性指数平均值为4.84,总体处于轻度脆弱;30 m×30 m栅格单元生态脆弱性呈零散分布格局,空间分异不显著;极度和重度生态脆弱村主要分布在三明市、宁德市、南平市和龙岩市,并在宁德市和三明市形成3处高度脆弱核心区;餐饮和床位数、旅游基础设施状况、土壤侵蚀强度、人口密度、多年平均降水量、坡度、休闲农业园面积等为生态脆弱性主要驱动因子。     

旅游型乡村生态空间演化与重构——以茶陵县卧龙村为例

旅游型乡村生态空间系统重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典型旅游型乡村茶陵县卧龙村为例,结合PRA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l,又称参与性乡村评估）反演生态空间不同发展阶段并分析其演变特征,运用生态敏感性评价及最小阻力模型等定量方法系统分析生态空间构成要素,探索生态空间重构方法。研究表明：卧龙村生态空间由6个生态源地、15条生态廊道和22个生态节点构成,各类要素存在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结构不合理,生态功能不强等问题。按生态空间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其演变特征呈现出明显的规模递减性、时空差异性和功能复合性。可采取新增源地、调整廊道、提升节点等措施,构建以7个生态源地、14条生态廊道和19个生态节点为主的生态空间重构路径,对空间要素采取分类管控、生态空间结构优化及生态规划引导等措施。生态空间重构研究可为乡村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与案例借鉴。     

旅游非优区的优化开发选择——以岷江上游乡村旅游为例

旅游非优区的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运用参与式乡村旅游评估法和层次分析法,对设计的岷江上游羌族聚落牟托村3种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所涉及的开发策略、开发潜力、运行机制、利益协调等问题,结合旅游非优区特点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市场导向和资源导向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适宜于乡村旅游开发初期的发展,而产业导向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能调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为协调旅游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和克服旅游非优特点,实现当地生态经济系统的正向演替和形成良性反馈环,旅游非优区的乡村旅游开发应引入多中心管理方式。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以丽江古城水系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是这些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合一。云南丽江古城水系的设计、管理和保护就是这些传统生态智慧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延续,为当今人们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极其宝贵而深刻的启示。古城的选址充分考虑了地形地貌、方位朝向和水系分布的特点,环山抱水的空间格局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古城的建筑、街巷与水系密切结合,形成了变化丰富的临水模式;依据古城地势和水系的特点,古城人们开创了独特并且延续至今的洗街文化;发达的水系造就了众多的桥梁,同时也产生了独特的桥市文化;以三眼井为代表的用水、护水民俗,蕴含着丰富的水管理智慧。面对当前旅游业迅猛发展所造成的水环境压力,古城管理部门借鉴传统的生态智慧,效仿古人的用水、护水方法,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和保护措施,古城水系的水质、水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例如: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已由2008年的45.20%上升到2012年的86.82%,古城下游的水质也由2010年的劣Ⅴ类上升为2014年的Ⅲ类。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保护“文化物种”说起——与彭兆荣教授谈乡村旅游

<正>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同时兼任中国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几年前他著写的《旅游人类学》一书,深度讨论了乡村文化旅游的问题。与我们一见面,他就开宗明义:"现在我们文化物种的消失程度和速度远远高于生物物种。全球都在关注生物物种的消亡,而文化物种的消失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带着这样的视角和忧患,他与我们做了一次涉及乡村旅游终极问题的访谈,这里摘录其中的一部分。     

传统山地村落的生态适应性研究—以京西黄岭西村为例

生态适应性研究是剖析传统村落生态理念的重要角度。本文介绍了生态适应性的概念及研究进展,传统村落生态适应性研究包含2个部分：自然生态适应性和人文生态适应性。构建了传统山地村落生态适应性的研究体系。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黄岭西村为例,立足于5个研究视角分析其自然及人文生态适应性,引入软件模拟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山地村落的生态适应理念予以总结,以期对中国今后的山地村镇规划与发展提供经验与借鉴。     

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发展协调关系的定量研究——以敦煌市为例

生态文明城市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宗旨, 以集约利用资源, 保护环境为目标, 旅游作为城市转型和升级的新型产业, 与城市在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协调关系, 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耦合协调模型, 分别构建了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敦煌市2003-2012 年间敦煌市旅游与生态文明城市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敦煌市旅游产业和生态文明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期间稳步提高; (2)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越来越好, 在2012 年达到初步协调阶段, 但改善程度并未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3)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在2010 年之前基本上呈现旅游滞后和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滞后交替演化的态势, 2010 年以后, 整体上呈现旅游产业引领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说明旅游产业对生态文明城市的引领作用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生态文明城市的发展水平还不能较好的支撑旅游产业的发展。     

小议生态城市建设研究——以秦皇岛海港区为例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在城市建设中关于生态建设的实施逐渐提升到日程上来。在城市建设中,引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符合中央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宜居城市的要求,符合人民生存与发展及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是值得推广的。     

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道路网络生态效应分析——以福州市为例

以2000年和2016年两期Landsat影像为基础数据源,借助遥感生态指数（RSEI）对福州市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从道路缓冲区、城乡梯度带、剖面线三种不同取样方法定量探讨RSEI对路网的响应机制;再以500 m×500 m、1000 m×1000 m、1500 m×1500 m、2000 m×2000 m、2500 m×2500 m、3000 m×3000 m不同尺度的网格划分空间单元,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道路核密度（KDE）和RSEI及其之间关系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从2000年到2016年,福州市生态环境好的区域面积增幅大于生态环境差的区域面积,生态环境质量向好的方向发展。各类型道路缓冲区的RSEI变化规律都是呈从0 m到3000 m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中国道、省道、县道、乡镇道路影响的阈值分别在900、900、450、750 m左右。在城乡梯度分析中,RSEI曲线的变化规律都是随着与行政中心距离的增大而增大,到达一定阈值后趋于平缓,甚至还有小幅度的下降,区级的影响阈值在20 km左右,县级的影响阈值在12 km左右;而KDE曲线的变化规律与RSEI相反,其变化阈值与RSEI正好对应。剖面线所经过的行政中心处,其RSEI为低值,KDE为高值,西北方向的内陆地区RSEI高于东南方向的沿海地区。在多尺度的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中,1500 m×1500 m和2000 m×2000 m这两个网格单元采样下的空间集聚性较强,空间异质性明显,总体上来看,RSEI与KDE呈现负相关关系,且相关关系存在空间分异,负回归系数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中心区域。研究结果可为福州市生态建设和路网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新区开发建设及其生态效应——以雄安新区为例

雄安新区自2017年设立为国家级新区以来,已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建设,但迄今尚未见对开发建设所产生的生态效应的研究报道。因此,选取2017年和2020年的Landsat 8影像,分别代表雄安新区未开始建设和建设3年后的两个时期来对此进行对比。利用遥感空间信息技术反演出2017—2020年雄安新区开发建设以来主要地表覆盖类型的变化,并采用遥感生态指数(RSEI)对这些地表覆盖类型变化产生的生态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雄安新区2017—2020年间的开发建设已使建筑用地面积增加了60.01 km²,水体面积增加了8.95 km²,植被面积减少了69.29 km²。雄安新区现阶段的开发建设主要集中在区内的容城县和雄县,而安新县的开发强度较小。(2)雄安新区2017—2020年间开发建设的生态效应体现在生态改善面积大于退化面积,生态等级良好以上的面积占比有所提升。因此,新区的生态质量总体略有上升,RSEI均值从0.668上升到0.677。但3个县的表现不一,雄县和安新县的生态有所提升,而容城县则略有下降。(3)雄安新区虽经开发...     

滇西北生态脆弱区生态足迹动态变化与预测研究--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例

预测研究是生态足迹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通过对生态足迹未来发展趋势的拟合,能够有效克服生态足迹计算结果的静态性缺陷,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的预测、预警和相关政策制定具有实际意义.本文以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丽江县1949～2001年共53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不同时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未来近20年的生态足迹变化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从1949～2001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人均生态足迹呈整体上升趋势.从0.2938～1.3518 hm2·人-1,人均生态足迹增长近4.6倍,表明在人民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的同时,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也日益加剧;从不同时期来看,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均处在生态盈余状态,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协调程度较好;生态足迹模拟预测结果表明,如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人均生态足迹将不断增长,并在2015年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使发展进入不可持续状态.     

黄土高原农户生计转型及其生态效应——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在乡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农户生计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生态效应研究的核心。本文以陕西省佳县为研究区,结合遥感影像、GIS技术和实地调研获取的微观数据,对1990年以来典型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长时序动态监测和分析,从农户种植结构、收入结构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结构对农户生计类型和乡村发展类型进行界定,分析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和特征,基于土地利用分析生境质量时空变化,以生境质量为媒介分析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佳县农户类型和乡村类型演化特征显著。从农户尺度上看,农户生计类型从以粮食主导型为主,逐渐演化为非农主导型为主粮食主导型为辅的组合模式。从乡村类型上看,传统农业型和新型农业型均逐渐演化为非农业型。(2)农户生计转型路径由多元化逐渐转向单一非农化发展,不同农户生计转型过程存在差异,按照转型路径特征可分为4类：持续稳定型、渐进型、调整型和倒退型。(3)生境退化度呈下降态势,从退化等级上看,无退化、轻度退化和中度退化等级面积增加,高度退化等级面积减少,严重退化等级面积降低为0。生境质量呈波动上升态势,从等级上看,占主导的为优等和较差等级,且...     

旅游发展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旅游因其“绿色”属性与之联系十分密切,论证旅游发展能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探究其空间溢出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旅游发展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熵权TOPSIS法对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9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ECC)进行测度,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旅游发展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各城市ECC均取得不同程度提升,相对高值区集中于长江和黄河经济带下游沿线,低值区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区域尺度下,各地区ECC长期呈“东—中—西”递减格局,内部发展差异性与其存在明显空间错位。(2)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和“邻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表现为“三轮驱动”下的水平提升,其对城市经济系统的驱动力显著大于生态和社会系统。(3)东、中、西部地区旅游发展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得到释放,空间异质性下二者作用强度与城市ECC基本“区域重叠”。(4)政策制定上,一方面在长期落实旅游业“生态优先”原则的基础上,加快旅游数字化建设和文旅融合步伐,充分释放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基于生态重要性和敏感性的西南山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快速城市扩张背景下缓解生态保护和土地开发矛盾、保证区域生态安全的有效途径。源地和阻力面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基础,当前阻力面构建多关注生态要素而忽视与区域典型生态问题相对应的生态过程表征。以西南山地地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研究区,选取生物资源保护、水资源安全和营养物质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生态重要性从而识别源地,基于地质灾害、土壤侵蚀、石漠化等生态敏感性构建生态阻力面,并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组团廊道和景观廊道,从而构建山地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大理州生态安全源地总面积14416.64 km~2,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50.93%;关键生态廊道分为组团廊道和景观廊道两类,分别长404.7 km和208.4 km,以"一轴三带"形式呈树状辐射分布。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生态源地和廊道应成为低丘缓坡土地资源开发中的禁止开发区。生态重要性源地识别和生态敏感性阻力面分析方法可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对于大理州山地城镇建设的用地选择和空间扩张提供定量指引。     

基于NPP分配的生产和生态功能协同提升模式——以西藏拉萨河谷半农半牧村为例

在人类占用净初级生产力（HANPP）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净初级生产力（NPP）权衡假设,即生态系统供给、调节服务的权衡受到HANPP各组分分配比例的影响;基于NPP权衡假设构建了生产生态协同提升模式效果的分析框架。以西藏拉萨河流域白朗村为例,基于实地采样、监测数据,分析了生态修复前、协同提升及河谷种草模式下,白朗村的HANPP组分、空间格局,以及生产、生态功能（牲畜养殖数量、碳固定服务和空气净化服务）。结果表明：在实施生态修复前,白朗村共有牲畜15990羊单位,HANPP为35.0 g C/m²,占潜在NPP的13.8%,其中收获导致的HANPP_harv占40.0%;生态系统空气净化服务为12.0 g SO₂ m^-2 a^-1,碳固定服务为6245.4 g C m^-2 a^-1。协同提升后,HANPP总量基本保持不变,但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HANPP_harv提高了4.2%,土地利用导致的HANPP_luc降低了1.8%。同时,养殖牲畜数量增加6.3%,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基本保持同一水平。在河谷种草模式下,HANPP总量相比实施生态修复前降低了67.0%,结构变化更加剧烈。HANPP_harv增加了84.2%,为25.8 g C/m²;HANPP_luc降低了167.0%,为-14.2 g C/m²。牲畜数量大幅增加了2.2倍（35195.0羊单位）;而空气净化服务也提高了15.1%（13.8 g SO₂ m^-2 a^-1）,碳固定服务提高了5.0%（6560.1 g C m^-2 a^-1）。研究表明,NPP权衡假设可以为定量分析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促进生产生态功能协同提升的生态修复模式优化。     

基于地质灾害敏感性的山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云南省玉溪市为例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景观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国土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了重要途径,尤其对于灾害频发、生态脆弱的滇中地区,其能够有效规避自然灾害、促进区域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本文以玉溪市为例,针对区域生态环境基底特征,选取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自然生境重要性,综合考虑单一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和多功能性识别生态源地;并采用地质灾害敏感性修正基于地类赋值的基本阻力面,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从而构建玉溪市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 玉溪市生态源地斑块数量为81个,占玉溪市土地总面积的38.4%,与各级自然保护区重合率达75.2%,主要分布在市域西部的山林地和东部的湖泊湿地区域;玉溪市生态廊道总长度1642.04 km,呈“一横三纵”的空间分布格局,沿河谷、断陷盆地等植被覆盖较好的区域延伸.本文针对滇中山地生态脆弱区地质灾害频发特征,构建山地生态安全格局,对于区域山地开发与生态保护能够提供决策指引.     

村落生态单元及其景观模式的营造智慧——以青藏高原秀日村为例

乡村建设的本质是为生活在其中的人类建设健康有序的生存生态系统,健康的村落生态系统离不开智慧营造模式。单元是一种空间环境系统,由于系统内部要素的共同作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流,村落单元呈现的景观模式具有差异性,包含着不同的生态智慧。基于此,从生态学的角度提出村落生态单元的概念,村落生态单元由居住景观、生产景观及文化景观 3 个子单元组成。村落生态单元景观模式的营造智慧关键是单元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青藏高原秀日村为例,归纳了秀日村村落生态单元良性的结构与功能关系,包含着“农牧共生”与“方位种植”的生产景观营造智慧;“田居一体”与“循环再生”的居住景观营造智慧;“信仰至上”与“万物平等”的文化景观营造智慧。     

我国主体功能限制开发区域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以张家界为例

旅游生态安全是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基于主体功能限制开发视域下旅游生态安全内涵解析和"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构建指标体系,继而采用改进的逼近理想排序法(TOPSIS)模型、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CNN-LSTM)混合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因子贡献度模型对张家界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刻画分析。研究发现:(1) 旅游生态安全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安全等级与警情状态不断改观,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演变分为"增减交替"快速上升"稳定增长"三个时期。(2) 旅游生态安全三大子系统均朝良性方向发展,但演化态势差异显著,压力子系统平均安全水平最高,但增长速率迟缓,状态子系统与前者则呈完全逆反态势,响应子系统平均安全水平与增长速率均处于中间位序水平,演变走势稳定性欠佳。(3) 2021-2030年,旅游生态安全指数预测值有望从0.6194增至0.7665,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呈"螺旋式"上升趋势,整体安全状况将会得到持续优化,但仍存在较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4) 影响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演变的首位驱动因子呈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面积→城镇化率"的转换特征,旅游经济地位提升、公共绿地建设供给、工业绿色转型发展对旅游生态安全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传统城镇化与工业化、高强度能源消耗、旅游产业无序扩张、频发性自然灾害、迟滞居民生活水平则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深圳市生态用地景观连通性动态评价

生态用地是快速城市化地区敏感的土地利用类型,景观连通性是研究景观结构和景观功能互馈关系的重要途径.利用1996-2008年深圳市土地利用数据和基于图论的整体连通性指数、可能连通性指数和斑块重要值,对深圳市生态用地的景观连通性进行动态评价,试图从空间上识别出维持整体景观连通性的重要斑块,并结合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评价生态控制线内外生态用地景观连通性的变化.结果表明:1996-2008年,深圳市生态用地全局连通性基本呈下降趋势,维持连通性的重要斑块的重要程度及其分布均发生变化;基本生态控制线对维持线内生态用地的景观连通性发挥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