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清澜港红树林湿地鸟类初步研究

记录到清澜港红树林湿地鸟类52种,隶属于19科9目。其中水鸟31种,陆生鸟类21种;留鸟29种,迁徙鸟类23种。在这些鸟类中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3种,中日候鸟协定名录中的鸟类17种,中澳候鸟协定名录中的鸟类18种。清澜港鸟类物种数量存在季节变化,无论是从总的鸟类种类看,还是从水鸟种类看,都是以冬季鸟类种数最多,而夏季鸟类种数最少,年变化趋势是：冬季＞秋季＞春季＞夏季。鸟类物种数量季节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迁徙鸟类的周年变化。不同栖息地的食物条件和滩涂面积不同,鸟类的组成和数量也不同。本文还对清澜港鸟类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     

鸟类栖息地研究的取样调查方法

栖息地或生境(habitat)是鸟类生活和繁殖的场所,即鸟类生活的环境条件。在鸟类生态学及资源保护利用研究中,为了充分了解某种鸟类的生活史、适应性以及演化过程,都必须定性或定量地了解该种鸟类的栖息地性质,因为这些特性对鸟类有深刻的影响。例如,生态位(niche)理沦要求我们在研究鸟类及其它     

中国中生代鸟类后肢骨骼的长度比例特征及栖息习性的分析

通过对18目59科137例现生不同栖息习性鸟类的后肢3块骨骼(股骨、胫跗骨和跗跖骨)长度比例的观察和特征分析,推断出鸟类的栖息习性与后肢3块骨骼中各骨骼长度所占总长度的比例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在所有鸟类的后肢骨骼中,胫跗骨的长度占3块骨骼的比例为最大;地栖鸟类后肢骨骼中股骨的长度要短于跗跖骨;树栖鸟类后肢骨骼中股骨的长度要长于跗跖骨。鸟类后肢3块骨骼的长度比例特征是鸟类长期对栖息等行为适应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中生代14例鸟类的栖息习性进行了分析,利用三元投影的统计方法,并以国内外新生代(古近纪和新近纪)21例鸟类标本作为对比参考,得出辽西中生代不同类型鸟类的栖息行为特征:基干鸟类以树栖为主要习性,其中个别鸟类还具有攀援的习性,而反鸟类则是典型的树栖鸟类,今鸟类兼有树、地栖的习性。研究表明,在现行的鸟类系统发育框架下,树栖适应(及攀援)代表了鸟类演化历史中最原始的生活方式。这一结论也支持鸟类飞行的树栖起源假说。中生代鸟类栖息习性分异的多样性反映了早期鸟类演化过程中自身以及与其他同期生物在生态空间和食物资源的竞争的加剧和对环境的不断适应。     

中国鸟类环志的现状与展望

１鸟类环志的意义鸟类环志是根据标记个体研究鸟类生活史、种群动态,特别是研究鸟类运动的一种研究方法,即在鸟类集中的地点（繁殖地、越冬地或迁徙中途停歇地）捕捉鸟类,将带有国家环志中心通讯地址和唯一编号的特殊金属环或彩色塑料环固定在鸟的小腿或跗跖上,然后在...     

一种简单通用的鸟类性别分子鉴定技术(简报)

我国幅员辽阔,生物类型多种多样,是世界上拥有鸟类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1999年底,已知有鸟类1253种948亚种,隶属于21目83科,其中有多种为我国特有或珍稀濒危的鸟类。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及非法捕猎等种种原因,许多鸟类尤其是珍稀鸟类正逐步濒临灭绝。为了加紧保护野生鸟类种群,我们对珍稀鸟类采用了人工饲养、交配等手段以提高繁殖率,并已经在部分鸟类中获得成功。但是,在全世界的鸟类中有50%是单态性鸟。他们的性别不论是在幼鸟还是在成鸟时期,都很难     

高度城市化区域中铁岗水库鸟类多样性研究

深圳市最大的水库铁岗水库的鸟类资源调查结果表明,库区拥有18目42科74属98种鸟类,其中非雀形目鸟类占全部鸟类总种数的39.8%,雀形目鸟类占60.2%。水库内的鸟类包括留鸟52种、冬候鸟34种、夏候鸟10种,旅鸟2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8种、省级保护鸟类9种、中国濒危鸟类1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收录鸟类8种、中日协定保护鸟类32种、中澳协定保护鸟类8种。在高度城市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部分大型水库及周边的水源保护区域可提供多样的栖息地,有助于增加城市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从c-mos和12S rRNA基因序列探讨现生鸟类早期历史和三趾鹑类的系统地位

通常认为古腭型鸟类处在现生鸟类系统进化树的基部,最近的分子水平研究则认为今腭型鸟类中雀形目种类构成了现生鸟类中一个最古老的支系.本研究通过对现生鸟类中21目39种核c-mos基因和线粒体12S rRNA基因部分序列的分析,从分子角度对现生鸟类的早期进化及三趾鹑鸟类的系统发生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鸡雁类是现生鸟类最古老的一个支系,现生鸟类的祖先并不是经白垩纪到第三纪大灭绝后残留下来的一些过渡性水鸟(transitional shorebirds).在现生鸟类中,今腭型鸟类为并系发生,古腭型鸟类为单系发生.三趾鹑类在系统发生中晚于鸡雁类和古腭型鸟类,早于今腭型鸟类中非鸡雁类鸟类与鹤形目鸟类的亲缘关系较远.建议将现生鸟类分为初鸟下纲和新鸟下纲2个下纲,三趾鹑类属新鸟下纲的三趾鹑目(Turniciformes).     

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及其附近鸟类多样性研究

2008年5月～2012年5月对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及附近的鸟类进行调查,共计发现鸟类117种,隶属于10目35科65属,其中夏候鸟40种,留鸟53种,旅鸟16种,冬候鸟8种;在鸟类区系方面,古北界鸟种占52.1%,广布种占40.2%,东洋界鸟种占7.7%,其鸟类群落组成兼有黄土高原鸟类与兴隆山山地鸟类的特点;在三种鸟类生境类型中,鸟类多样性和群落的均匀度最高的是校园人工园林,山区灌丛草地的鸟类多样性位居其次,且具有一些黄土高原特有留鸟,农田与居民点的鸟类多样性最低而优势度最高。     

北京市平原区受胁鸟类栖息地识别和评价

在北京分布的受胁鸟类主要分布在平原区,而平原区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区域,因此,在城市管理中融入受胁鸟类保护的内容十分必要。以北京市平原区分布的24种受胁鸟类为研究对象,以鸟类对栖息地的需求为分类依据,结合国家土地利用分类标准,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法,在北京市平原区的高清卫星影像图上识别出5类一级鸟类栖息地和17类二级鸟类栖息地,得到北京市平原区鸟类栖息地分布图。使用24种受胁鸟类的空间分布模型掩膜鸟类栖息地分布,得到24种受胁鸟类的预测空间分布,叠加之后获得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结果显示,水域是受胁鸟类丰富度最高的栖息地。将受胁鸟类丰富度分布格局与北京市国家级和市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叠加进行空缺分析,结果显示：1）北京市的自然保护区多分布在山区,不能有效保护受胁鸟类;2）受胁鸟类的保护与平原区的城市建设、绿地管理关系密切。采用分区统计方法,计算各类栖息地中分布的平均鸟类种类数,作为栖息地保护行动优先级指标,得出湖泊、水库、坑塘、滩地、沼泽地等湿地区域是具有最高保护优先级的栖息地类型,在保护实践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应对各类栖息地开展综合保护。该研究首次为北京城市区域受胁鸟类保护提出空间参考和管理建议。     

中生代反鸟类研究的新进展

反鸟类是繁盛于中生代的鸟类类群,它们在鸟类演化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全球性辐射,化石发现于除极地以外的各大陆白垩纪地层中,目前全世界被命名的反鸟类1属种超过了50个,其中我国辽西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被命名的反鸟类新属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最新的研究表明,在白垩期早期反鸟类的个体大小和相对翼长已有很大的分化,肩带和前肢上与飞行相关的骨骼特征已与现代鸟类基本相似,进步程度甚至高于同时期的今鸟类,表明适应飞行的演化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吻部和牙齿的改变也较同时期的今鸟类多样,说明在食性也有了大的分异。新的发现也进一步减少了反鸟类和今鸟类——这两个中生代进步鸟类姊妹群之间的特征差异。     

天津地区主要资源鸟类调查

天津地区主要资源鸟类同芦苇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芦苇地及其芦苇收购数量的变化,认为芦苇是影响本地区主要资源鸟类资源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主要资源鸟类在本地区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因此在迁徙期鸟类的数量比较多,特别是鸭科一类鸟类,调查主要资源鸟类共有34种,分别隶属于二目、二科。     

古鸟类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1我国古鸟类化石的基本情况中国的古鸟类的研究在过去的10多年中取得较大的进展。这主要得益于该时期大量早期鸟类以及与鸟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带毛恐龙的发现。这些化石材料的发现速度是空前的,以此带来的概念和理论上的更新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古鸟类通常是指生活在新生代(6500万年前至今)和中生代(6500万年前至14500万年前间)已经灭绝的鸟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我国的古鸟类的发现和研究均局限在新生代的古鸟类,这些鸟类包括鸵鸟目、鹳形目鸟类(表1),它们中的许多都归入到了现生鸟类的目、科中。这些新生代化石材料既包括一些已经完全石化(骨骼的有机成分已经完全被无机的     

陕西省黄河湿地冬季鸟类群落初步研究

1998～2008年,采用直接计数法对陕西省黄河湿地冬季鸟类群落组成、鸟类物种多样性及数量变化进行了调查.在预先设置的5条调查样带中共记录到鸟类14目33科117种.观察结果表明,该地区鸟类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分别为4.497和0.654.栖息地可分为人工渔塘、芦苇沼泽、滩涂湿地、农田和人工林5种类型.这些生境中鸟类组成及物种多样性差异均较大,其鸟类多样性指数分别为2.826、3.571、3.202、1.205、2.496,以芦苇沼泽中的鸟类多样性指数最高,滩涂湿地中鸟类数量最多,农田中鸟类优势度最高.通过对该地区鸟类群落组成及多样性分析研究以及黄河湿地冬季鸟类栖息地现状评价,为湿地鸟类资源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鸟类飞行起源问题新思路

目前学术界对于有关鸟类起源与鸟类飞行起源等问题仍存在激烈争论。在关于鸟类飞行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对立假说：一种是地栖起源说,认为鸟类的飞翔是由鸟类祖先在地面奔跑和跳跃的过程中逐步升腾起飞成功的。此假说通常与鸟类小型兽脚类恐龙起源假说相关联。另一种是树栖起源说,认为鸟类最初的飞行是通过借助树木的高度,先进行滑翔,然后逐步发展,从而产生鸟类特有的振翅飞翔的本领。     

广东石门台自然保护区鸟类组成和区系的研究

对石门台自然保护区鸟类组成、鸟类区系和鸟类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保护区有鸟类208种,隶属16目41科,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有25种.在该保护区有分布的208种鸟类中,属留鸟的有156种,属冬候鸟的有 44种,属夏候鸟的有8种.根据中国动物区系的区划,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分布的鸟类属东洋界物种的有136种,属古北界物种的有43种,属广布种的有29种.本文还分析和研究了石门台自然保护区鸟类区系特征、鸟类生态分布群和经济鸟类等方面的内容.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春季鸟类的鸟击危险等级评估(英文)

2005年3—5月采用样带法对呼和浩特白塔机场4个样区的鸟类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鸟类59种,隶属于10目26科。通过分析春季鸟类群落中各鸟种的相对重要值、分布系数、密度和种间相遇概率等群落特征参数,结合鸟类在机场及周边地区的活动行为等综合因素确定影响飞机飞行安全的危险鸟类。其结果表明构成飞行安全威胁有两类喜鹊和红隼等23种鸟类为最危险的鸟类,雀鹰和金翅雀等8种鸟类为较危险的鸟类。     

人类休闲活动对森林鸟类群落无有害影响

我们对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深处(未受到人类干扰)、森林小路沿线(间或有徒步旅行者经过)以及森林野餐区(有较持久干扰)的鸟类进行了调查,以查明人类休闲活动对该地区鸟类群落的分布和多度的影响.结合样方法对以上3类区域鸟类群落的总体特征(如:鸟类的多度、物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不同鸟类群体的特征(如:鸦科鸟类的多度,营巢或者取食集团的特征)、各鸟种的多度等参数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小路沿线和野餐区样方内鸟类的多度和物种丰富度比森林深处更高,已查明14种鸟类的多度在人为干扰区域比森林深处高,只有5种鸟类的多度在森林深处更高一些;在树冠层筑巢的鸟类、在树干和地面觅食的鸟类及鸦科鸟类在休闲活动区有更高的多度;地巢性鸟类在休闲区的多度较低,这种差别尤以阔叶落叶林中加明显.而森林小路的鸟类群落结构与森林内部非常相似,说明人类休闲活动对这些林区鸟类群落的影响更多缘自野餐.原因是野餐区常常具有以下特点:具有高大的乔木、中层植被稀疏、有较多的洞和缝隙以及野餐后会遗留下一些垃圾.以上结论与研究的预期目标正好相反,人类的这些休闲活动可能会降低地巢性鸟类的适宜度,但是对大多数鸟的类栖息地没有不利影响.     

四川省鸟类名录的修订与更新

根据最新的分类学观点和研究结果对地区性鸟类名录进行更新,对于开展保护和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四川鸟类鉴定手册》为基准,参考《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综合最近20余年的鸟类分布记录,对四川省境内分布的鸟类物种数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修订,更新后的四川省鸟类名录共记录到野生鸟类757种。共计新增鸟类135种,其中,23种新增鸟类缘自亚种提升为种,5种为新描述物种,107种为新分布记录。此外,由于标本鉴定有误或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6种被《四川鸟类鉴定手册》收录的鸟类应从四川省鸟类名录中删除。另有19种鸟类虽有相关文献报告,但是由于较为可疑或证据不足暂未列入四川省鸟类名录之中。在新分布记录中,具有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候鸟,特别是水鸟所占比例较高;且大多数新分布记录是由观鸟爱好者所发现。随着鸟类研究的发展和观鸟活动的普及,将有更多新分布鸟类被发现和记录。     

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资源

2003年7月~2006年5月对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进行了调查,并结合历史文献,确认保护区有鸟类298种,其中非雀形目鸟类172种,雀形目鸟类126种。该保护区的鸟类以旅鸟和夏候鸟为主,占保护区鸟类总数的84%(旅鸟52%、夏候鸟32%、留鸟11%、冬候鸟5%)。在128种繁殖鸟类中,古北界种类占73.44%,东洋界种类占6.25%,广布种占20.31%,可见古北界种类占优势。在保护区内记录到国家Ⅰ、Ⅱ级重点保护鸟类50种。     

城市化对鸟类筑巢的影响研究综述

繁殖期筑巢是鸟类生活史的重要阶段, 是鸟类繁殖成功的关键保障。全球范围的城市化加速推进, 使城市中筑巢繁殖的鸟类面临挑战的同时又为其提供了特殊机遇。本文通过搜索现有文献, 利用Biblioshiny程序提取并整合关键词, 得到城市鸟类生态研究的热点领域, 分析了城市气候、食物资源、巢址资源、捕食压力、污染和人为干扰对鸟类筑巢的影响, 并对今后城市化对鸟类筑巢影响研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展望。城市化对鸟类筑巢期、巢址选择及巢材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与栖息在村镇生境的鸟类相比, 在城市中繁殖的鸟类在筑巢时间、空间和巢材使用上出现变化。在城市中筑巢的鸟类到底是通过调整行为策略作出积极适应, 还是被动接受城市环境中的诸多负面干扰, 需要针对研究对象和特定的城市栖息生境进行及时评估, 而非泛泛之谈。要在研究结论基础上, 深入思考并提出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有利于鸟类种群和群落保护的具体措施, 高效发挥公民科学作用以解决城市中的鸟类保护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