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牛背梁保护区兽类调查报告

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有５５种,隶属于６目２６科,其中,古北界种１６种,东洋界种２５种,广布种１４种,分别占该保护区兽类总数的２９％、４５％和２６％,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３种,二级９种,从动物区系的组成及其特点看,牛背梁区的兽医共系表现为东界种植稍多于古北界种的过渡特征,在生态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三个不同垂直分布带。     

陕西牛背梁

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1年．在各级主管部门支持下．批准启动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申报工作。该保护区位于陕西省秦岭山脉东段的长安、宁陕和柞水三区（县）交界区域．总面积168平方公里,是我国唯一以保护羚牛及其栖息地为主的保护区。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多样性研究

对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的种子植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据统计,种子植物950种,隶属105科433属,其中,裸子植物4科8属9种,被子植物101科425属941种;木本植物372种,草本植物578种;珍稀濒危保护植物17种,资源植物丰富,分为药用,观赏,食用等10大类型,生态系统多样,按大的类型可划分为森林,灌丛,草甸,裸岩和农田,其中森林面积15055hm^2,占总面积的91.7%。是生态系统的主体。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提出了保护植物多样性应采取的对策。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羚牛的分布与数量

1998 年1～4 月对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羚牛种群数量与分布做了调查, 结果表明, 保护区内有11 群羚牛, 总数量119～130 头(包括独牛) , 整个保护区内羚牛分布密度为0.007 3～0.007 9 头/ hm² 。在冬季, 羚牛分布于海拔1 900～2 700 m的5 块相互隔离的栖息地中, 以海拔2 200～2 600 m之间分布更为集中。在1981～1998 年的17 年间, 保护区内的羚牛种群分布范围在逐渐缩小; 从上世纪50 年代至90 年代, 羚牛最低的分布高度比历史分布高度至少上升了400 m。周边地区人为干扰、生境不断丧失和保护区内生境破碎化是导致羚牛分布现状最直接的原因。     

秦岭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海拔梯度格局分析

通过植被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了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随海拔梯度的变化趋势,并利用聚类方法分析海拔梯度对区系成分构成的影响,探讨区系地理成分沿海拔梯度变化的断点,为植被垂直带谱划分提供区系依据.结果表明:(1)各类区系成分中,热带成分所占比例小且均随海拔上升而减小,海拔1 500 m是多数热带分布类型的上限;而温带成分总体随海拔梯度的升高而上升;热带成分与温带成分的比值随海拔升高呈下降趋势且始终小于1;中国特有属成分随海拔升高表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在1 000～1 800 m海拔区间内变化不明显,但从1 800～2 880 m海拔区间内开始急剧下降;秦岭牛背梁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具有温带性质,不存在区系平衡点.(2)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保护区植被沿海拔梯度可划分为5个垂直带谱:海拔1 000～2 000 m为中低山落叶阔叶林带;海拔2 000～2 500 m为中山落叶阔叶小叶林带;海拔2 500～2 600 m为亚高山寒温性针叶林带;海拔2 600～2 800 m为亚高山灌丛带;海拔2 800～2 900 m为亚高山草甸植被带.     

陕西牛背梁自然保护区血雉对栖息地的选择

2009年1月～2010年12月,对牛背梁自然保护区血雉栖息地选择与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血雉Ithaginis cruentus sinensis David栖息分布于秦岭主脊以南海拔2000～2500 m中山地带、乔木高度较矮(5～10 m)、郁闭度较低(0.3～0.5)、林下灌木稀疏(≤0.2)的针阔混交林中.从地形情况来看,则多活动于山坡的上坡位或梁脊处、坡度相对较为平缓(≤25°)地带的半阴半阳坡.距离水源较远(150 m),对人为干扰的敏感性相对较弱.从对各生态因子的偏好性来看,血雉比较偏好坡度相对较陡(25°～40°)、乔木高度低矮(≤5 m)、郁闭度低(≤0.2)的针叶林,以及盖度在0.3～0.6的竹林、隐蔽性较高(≤5 m)、距离水源较近(50～100 m)的环境,而对其他因子的选择性和偏好性则无差异.主成分分析表明,血雉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因子有3种:干扰因子(依次为坡向、植被类型、坡位、乔木高度与人为干扰距离)、隐蔽因子(灌木盖度、竹林盖度、隐蔽性、坡度、乔木郁闭度和水源距离)和食物因子(灌木盖度).人为活动干扰是影响血雉对栖息地各生态因子选择的最根本的诱因.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食肉目和偶蹄目动物的区系特征与生态分布

牛背梁自然保护区(108°45′~109°04′E,33°47′~33°56′N)位于秦岭山脉东段,地跨秦岭南北坡。采用样线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于2003年5月~2004年8月,对该保护区食肉动物及偶蹄动物的区系特征和生态分布进行了研究。该保护区共有18种食肉动物及偶蹄动物,其中属我国级、级重点保护动物的兽类分别有2种和7种。分析表明,保护区的有蹄类动物物种丰富,秦岭分布的有蹄类在该区域均有分布,但食肉动物种数仅占整个秦岭地区的45.5%。这些兽类中,属于东洋界的兽类有12种,占66.7%;属古北界的仅1种,占5.5%;其余5种为广布种,占27.8%。牛背梁保护区在动物地理区划上应属古北界和东洋界物种交汇的区域,且为东洋界逐渐向古北界过渡的区域。分析该区域食肉动物及偶蹄动物的生态分布发现,这些物种的垂直分布幅度有很大的差异。垂直分布幅度在海拔高差1300m以上、1000m左右、450~700m之间的物种各占1/3。结果还表明,区内这些兽类物种的丰富度随海拔的升高具有先升后降的垂直变化规律。不论是秦岭南坡还是北坡,分布在海拔1800~2200m区域的兽类物种最多,所占比例大于80%;而在海拔2600m以上区域,兽类种数降至最少,仅占50%左右。兽类丰富度的海拔梯度也体现于这些兽类在各植被类型中的分布上。中山针阔叶混交林中分布的兽类种数最多,而在中低山落叶阔叶林、亚高山针叶林及亚高山灌丛草甸中分布的兽类则较少。     

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及其若干问题—以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为例

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于1988年加入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但它在功能格局和管理机构协调等方面仍存在若干问题,尚未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生物圈保护区。因此,关于功能格局,作者建议增设湿地生态系统核心区和缓冲区;在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核心区之外设立缓冲区、调整和扩大沙地白扦云杉林与山杨林的缓冲区;重视过渡区的协作。作者并就管理机构协调提出8项建议,强调牧场、保护区管理处、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和牧民之间的协作。     

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及其评估——以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从基于风险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气候变化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挑战出发,明确了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的涵义,并以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水体、草地、林地、沼泽地生境为研究对象,对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变化趋势进行评估和预测.结果表明: 1997—2010年,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及其水体、草地、林地、沼泽地生境的气候变化风险均呈明显的波动性变化趋势,1999、2001、2005、2008年保护区及其4类生境和2002、2004年沼泽地生境均处于风险状态;与2010年相比,情景A、B、C下2020、2030年保护区及其4类生境的气候变化风险均有所增强;各类生境的气候变化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沼泽地生境的气候变化风险较为突出,与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丰富的鸟类分布密切相关;人类对水资源、草地资源的过度利用会加剧气候变化对自然保护区的不利影响及其对应的生态风险.总体上,气候变化风险在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已经显现,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有助于保持并增强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有穷人无穷山 当地居民对牛背梁的朴素认知

贫瘠的土地,蜿蜒的山路,靠天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穷山恶水＂。如果你是一个旅人,初次见识牛背梁,一定会这样猜想当地人的生活状态。的确,远在中国大西北秦岭山脉里的牛背梁人,他们一年中在土地里刨挖出的苞谷、土豆、红薯,甚至难以满足一家人饱腹之需。     

基于物种分布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评价——以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区类型,该类型自然保护区通常具有复杂多样的保护对象,因此对其进行功能区划需全面考虑各种保护对象的需求。评价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有利于提高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有效性。以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为研究对象,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该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样线和红外相机调查,获取白冠长尾雉及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点数据,结合收集的环境数据,采用MaxEnt模型对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进行预测,进而分析物种与该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的空间关系,及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分布与人为干扰强度的空间关系,评估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对白冠长尾雉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保护有效性。结果表明,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为33.84 km²,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96%、3.84%和9.19%,自然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比例偏低。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并不能充分满足保护白冠长尾雉栖息地的需要,且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面临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的影响,这对保护区内重点保护对象的生存产生潜在威胁。因此,结合保护区内保护价值与人为干扰分布现状,针对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的受胁情况提出两种不同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方案,在不降低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前提下,提高核心保护区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适宜栖息地面积的比例,同时降低保护区内人为干扰强度。本研究可为该保护区保护白冠长尾雉提供决策依据,并为其他以野生动物为保护目标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提供指导方法。     

自然保护区外野生动物的管理--以藏北羌塘自然保护区为例

自然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大量进入承包草场后,因与家畜争食并破坏草场,和牧民的冲突日益严重,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案加以控制。在藏北高原的羌塘自然保护区与承包草场的边界选取了观察区域,通过样线调查和PRA方法,并选用优势-劣势-机遇-风险分析矩阵评估了现有的管理能力、牧民态度、当地知识体系、当地提出的管理方案与提议等。结果表明,在牧场超载、退化严重的状况下,野生动物与家畜争食使得草场使用的控制目标难以实现;放任自流和修建隔离墙等方案均不可取;自然保护区外野生动物保护是一个循序渐变过程,可根据牧民收入水平、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当地财政收入状况,充分利用当地知识体系,以成本-效益原则为基础,来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积极吸纳牧民参与管理,尽快实践社区共管的自然保护区外野生动物的管理模式。     

自然保护区居民福祉的历时性——以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系统管理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在区域尺度上管理生态系统服务并提高当地居民福祉。选择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居民福祉进行历时性研究。构建了不同于较大范围和行政区域尺度的福祉指标测量体系,包括了主、客观福祉和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下的人类福祉,然后对保护区居民从1995经2005至2015年的主、客观福祉和人类福祉指标进行了定量评估和特征刻画。历时数据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保护区居民福祉有明显提升,2005—2015年阶段比1995—2005年阶段的增幅更多;居民主、客观福祉在各方面有了明显提升;人类福祉在基本生活与服务、安全、选择和行动的自由等方面有显著提高,健康方面有显著下滑。通过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受访者居住地与保护区的距离等部分人口特征对提升居民主、客观福祉和人类福祉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结合陕西省佛坪县实际情况,针对如何提升保护区居民福祉,提出了巩固生态系统服务成果、经济发展共建共享、社区共管助力旅游开发、提升教育水平促进旅游就业等建议。     

发展,为保护与科研提供经济支撑 保护区管理心得之三

发展生态旅游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资源的非消耗性利用,促进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促进旅游业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引领绿色消费、培养绿色生活方式。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方面的积极性。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多种方式,推动社会各方面参与生态旅游发展。企业应当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居民合作。当地居民有权利分享生态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摘编自《全国生态旅游发展纲要(2008-2015)》保护区除了保护、科研之外,还有个重要职能,就是发展。我说的发展包括三个内容。第一、在各级政府、各级主管部门的棋盘上,保护区就是一颗棋子,他要想把你放到核心位置的话,那你就必须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第二、从事保护区工作的人也必须要有所发展,     

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有效性评估: 以广西12个典型自然保护区为例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措施, 而且自然保护区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压力在气候变化的胁迫下不断加剧, 因此, 有效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必须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适应性管理技术以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迫切需求。但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针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近半个世纪来广西气温持续升高且极端气候事件频次增加, 对广西各类生物生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框架和管理有效性评估框架, 在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man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ETT)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tool of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on climate change, MEATMACC), 并使用该工具和METT对广西12个典型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METT得分、MEATMACC得分分别比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28.98%和43.91%; 国家级与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METT得分无显著差异, 但MEATMACC得分差异极显著; 两个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得分率呈线性相关但差异不显著; 两个评估工具中背景、规划与影响3个要素得分率存在极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技术支持仍需加强。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     

关于联营保护区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以云南西双版纳勐仑自然保护区为例

现在,全国各省都是一年比一年更加对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和建设的重视,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正在积极地进行这项工作,但据过去的经验.保护区的圈划是容易的,但划下来之后保护得好却不容易,更谈不上得到社会上普遍的承认和赞扬。究其原因,主要一是经费不足,因而措施不力;二是消极保护的综合与周围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导致了反保护。想来想去,看来根本的问题还是方针、方向的问题还没解决好。如果保护区不讲经济效益,又不与群众相结合,保护区的工作势难成功。自然保护区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答了。王献溥同志这篇文章恰好是针对这个问题发表议论的,正合时宜。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和从事保护区工作的同志读读此文,并加思考。     

利用红外相机技术监测道路对野生动物丰富度的影响——以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道路为例

2014年7月至2018年10月,利用20台红外相机监测陕西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条内部道路对兽类和鸟类活动的影响.监测期间获得照片16168张,共鉴定到13种兽类和14种鸟类,包括4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7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结果 显示,距道路的距离越远,出现的物种种类越多.有2种兽类只活动于距离道路...     

保护区及周边居民对野猪容忍性的影响因素——以黑龙江凤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以黑龙江凤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于2010年9、10月份,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考察法相结合的形式,调查该保护区及周边地区野猪危害农田的情况,以及居民对野猪的容忍性和认知度。结合Mann-Whit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方法比较各个因素对保护区及周边居民野猪容忍性的影响差异,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辨析。结果表明:农田收入比例、文化程度、人均农田面积以及野猪毁田面积是影响居民对野猪容忍性的主要因素。被访问的居民中,66.19%的居民希望野猪种群减少或消失;63.38%的居民赞同或者完全赞同保护措施;毁田事件发生后,46.48%的居民赞同或完全赞同捕杀野猪;在村外遇见野猪时,66.20%的居民不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捕杀野猪;在山野遇见野猪时,65.59%的居民不赞同或者完全不赞同捕杀野猪,说明遇到野猪的地点对居民所持捕杀态度基本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