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更新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以上海市长宁区生境花园为例

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在城市中营造生物多样性生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建设中日益紧迫。生境花园作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种模式,厘清其在高密度城市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与效果,探索其科学的建设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调研长宁区生境花园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居民参与建设和使用情况、生境花园管理模式等,梳理分析了上海市长宁区生境花园所处区域的绿地斑块分布现状、生境花园建设前后的生境条件、政策的促进作用与建成效果,探讨了高密度城市中社区更新背景下实现社区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模式,并提出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结果表明,生境花园是一个低维护管理的自然演替生态系统,作为城市绿地的基本单元,不仅填补了城市小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白,而且分布具有空间异质性,对城市绿色生态网络的完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的优化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生境花园依然存在知识技术方面入门难、资金投入量大、潜在障碍等问题。生境花园有效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4种主要建设管理模式包括:(1)过程管理。包括前期选址、确定生物...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尝试——以社区为主体的渠楠保护小区管理模式研究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目前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主要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来进行。保护小区作为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区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是联通动植物破碎化的栖息地,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手段。该文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等方式对以社区为主体的渠楠保护小区的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日常工作以及初步成效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结果表明:(1)渠楠保护小区以“自建、自筹、自管、自受益”为指导思想进行建设,采取“平等议事、民主协商”为主的方式进行管理,得到了当地社区居民的认可和拥护,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外界的承认和支持。(2)保护小区的成立、建设和发展,不仅提高了社区居民的保护意识和周边动植物种群数量及多样性,还改善了渠楠社区的生活环境,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该文还探讨了以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小区建设中存在的隐患,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他保护小区的发展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西双版纳傣族生态文化为例

至今,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采取了多种行动计划,但世界各国领导人在2002年于南非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所作的在2010年"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趋势的承诺至今都无法实现。究其主要原因,除了没有解决好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外,还在于所采取的多种保护行动中忽视了文化层面,尤其是土著民族生态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应用。本文以地处滇南的西双版纳傣族热带雨林生态文化为例,讨论了民族生态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上的重要作用,即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保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抽样调查策略研究——以武陵山地区为例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是我国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划定的重要区域,目前部分优先区已陆续开展生物本底资料的调查评估工作,但受限于经费、时间等条件,对区内所有县域或网格全覆盖式科考,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而区域尺度的抽样设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武陵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为例,结合层次聚类和系统抽样方法,同时考虑历史调查资料的系统完整程度和空间保护属性,提出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抽样方案。首先将研究区域内的所有县域聚为5类,每类挑选出2个重点县域,共获得6个历史上进行过系统科学考察的县域和4个本底资料相对缺乏的县域,进而挑选出76个重点调查网格（10 km×10 km）,其中生物多样性富集网格36个,保护区外的人类干扰网格40个,抽样比例为11.09%,每个网格平均调查经费为2.52万元。该抽样策略区分了调查层次并突出重点区域,使调查和评估更有针对性,进一步完善了保护优先区基础调查系统,也强化了项目管理能力,对其他保护优先区项目开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积极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从生物多样性中得到了所需要的全部食品、许多药物和工业原料,同时,生物多样性在娱乐和旅游业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它的间接价值主要与生态系统的功能有关,通常它并不表现在国家核算体制上,但如果计算出来,它的价值大大超过其消费和生产性的直接价值。生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理论框架——生物最小面积概念

稳定而复杂多样的自然生境有利于多样性的形成和保存,剧变并趋于简单化的干扰生境常使多样性丧失。现实中的森林破碎化使区域物种丧失。多样性保护要求具备促使物种能长久生存的生境。生物最小面积概念集中讨论物种长久生存与群落(景观)面积的关系,是多样性保护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根据自然保护实践,提出最小景观,扩充了生物最小面积概念。讨论了生物最小面积概念在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理论框架、了解被保护生物及其生境的自然特点以及建立更全面的自然保护网络等方面的应用。     

国际瞩目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科学进步、工农业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也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人口的膨胀,需要更多的耕田和生活资料,消耗更多的资源。人们开始发现,人类正在不知不觉地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减少,这已引起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及社会各界的震惊。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的资源,是40亿年来自然进化的结果,它包括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基因,和由这些生物所组成的生态系统。因此生物多样性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即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在自然界有多种多样的物种。在物种下的品种或小种     

农田边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的初步研究——以北京东北旺步甲群落多样性研究为例

农田边界是农田间的过渡带 ,包含了树篱、防护林、草皮 (带 )、墙、篱笆、沟渠、道路、作物边界带等景观要素[3] 。许多研究表明 ,农田边界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Ｄｅｎｎｉｓ等[7] 的研究表明 ,通过为节肢动物提供多样、稳定的栖息地和越冬场所 ,增加农田中节肢动物的多样性。Ｈｏｌｌａｎｄ等[12 ] 的研究也表明 ,林地边界在农业生态系统中能起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这种作用不仅使林地中有较高的多样性 ,而且还使相邻农田生物多样性增加。同时 ,多样化的农田生态系统比纯作系统具有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害虫天敌[6 ] 。国…     

苔藓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苔藓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曹同高谦付星路勇（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１１００１５）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ｒｙｏｐｈｙ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ｏＴｏｎｇ,ＧａｏＱｉａｎ,ＦｕＸｉｎｇ,ＬｕＹｏ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未来十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生物多样性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报道,在他们评估的5.2万个物种中有36%受到严重威胁,全球六千多种两栖类中有30%受到严重威胁,自2000年以来每年有600万公顷原始森林丧失,在过去的20年中红树林丧失了35%,目前70%的珊瑚礁受到严重破坏(http://www.iucn.org/iyb/about/bio-diversity_crisis/).     

浑善达克退化沙地恢复演替18年中植物群落动态变化

探讨了浑善达克退化沙地草地围封后流动沙丘的稳定程度 ,以及相应的群落特征随恢复进程的变化规律。采用空间序列代替时间序列的方法 ,从物种丰富度、生活型及功能型多样性等方面探讨了围封 18a(1985～ 2 0 0 3年 )过程中草地自然恢复演替进程。在这一过程中 ,物种多样性、丰富度和生物量随恢复演替先增加而后基本稳定或略有降低 ,呈抛物线型的变化趋势 (P<0 .0 0 1)。依群落特征变化 ,大致可将退化沙地恢复过程分为 3个阶段 :(1)流动沙丘向半固定沙丘转变的过程。在围封的前 2 a内 ,群落盖度增加 6倍 ,物种丰富度增加了 1倍 ,而物种多样性增加较缓慢 ;(2 )半固定沙丘向固定沙丘演替的过程。围封后 3～5 a内 ,尽管群落盖度只增加了约 2 0 % ,但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显著增加 ,植物种类在 3a期间增加了 15种 ,是沙地恢复演替的关键时期 ;(3)固定沙丘稳定阶段。围封第 6 a后 ,群落总盖度、生物多样性、物种丰富度保持不变或略呈下降趋势。在恢复演替中 ,C4 植物在初期起先锋作用 ;而 C3植物在后期对群落稳定起重要作用 ;豆科植物尽管在群落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但可能对改善沙丘土壤养分方面起重要作用。从生活型多样性来看 ,1年生植物在恢复演替早期阶段对沙丘稳固起重要作用 ;而中后期群落则以多年生植物为     

浑善达克退化沙地草地生态恢复试验研究

选择草地退化十分严重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开展恢复生态学研究 ,试图寻求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新途径。采取“以地养地”模式 ,在小范围的土地上 ,建立高产饲草基地 ,使牲畜的压力逐步向高效地集中 ,同时改变畜群结构 ,解决当地牧民生活出路 ;而大面积的退化草地 ,主要借助自然力恢复。结果表明 ,自然力在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群落生物量、平均高度和总盖度 2年后均随恢复时间增加而增加 ( P<0 .0 5 )。流动沙丘的裸沙 ,经 2 a自然恢复后 ,生物量达 1 0 1 2 g/m,总盖度高达 60 %。与对照相比 ,封育 2 a后固定沙地群落盖度增加近 3倍 ;滩地群落生物量提高了 9倍 ,平均高度增加 4倍。植被组成方面 ,恢复前固定沙地以冷蒿 ( Artemisia frigida)、糙隐子草 ( Cleistogens squarrosa)和寸草苔 ( Carexduriuscula)等为主 ,恢复 2 a后冰草 ( Agropyron cristatum)、褐沙蒿 ( Artemisia intramongolica)等占优势 ;滩地植被中 ,羊草 ( L eymus chinensis)、披碱草 ( Elymus dahuricus)等逐步取代了灰绿藜 ( Chenopodiumglaucum)和尖头叶藜 ( Chenopodium acuminatum)等。生态恢复不仅使自然生态系统得以保护 ,而且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项目中的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牧民 ,在实验示范前后     

浑善达克沙地不同植物功能型光合作用和水分利用特征的比较

为了比较不同植物功能型在沙地生境下光合作用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差异,测定了浑善达克沙地3种功能型的代表种的气体交换特征来比较它们的光合碳固定能力和水分利用状况。3个代表种的气体交换日变化结果表明乔木的光合速率和水分利用效率比草本和灌木的低,而蒸腾速率和气孔导度较高,经过中午的光合午休后,乔木的光合速率在下午没有恢复,而草本和灌木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在所测定的所有代表物种中,研究地全部的乔木(3种)和灌木(6种)以及典型的草本(2 5种) ,气孔导度与光合速率和蒸腾速率都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在同样的叶片水势情况下,乔木植物的气孔导度最低,在同样的蒸腾速率情况下,乔木植物的光合速率最低。这些结果表明乔木在CO2 同化和H2 O蒸腾平衡上具有低的水分利用效率。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在对沙地进行恢复时,一些草本和灌木种比乔木更合适     

生物多样性保护背景下云南省野生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探讨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求坚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维持机制的原则,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的实现路径。云南拥有全国乃至全球都极为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形成了独特的“菌文化”。然而,随着天然菌类产品越来越受欢迎,野生食用菌的采集销售量大增、产值高涨,背后潜藏野生食用菌数量锐减,部分野生食用菌类群处于濒危、易危的境地。该研究在调查云南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利用现状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薄弱、无序采集、乱采、滥采等因素都危及野生食用菌资源的生存和发展; 与此同时,相关产业标准的缺失也极大阻碍了云南野生食用菌产业的发展。鉴于此,该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1)加快野生食用菌资源保护与发展的专门立法,不能停留在目前碎片化或者混同化的立法状态,也不能只满足于本地的政策性保护。(2)构建野生食用菌采集、销售(包括国际贸易)、加工、运输等标准体系,对野生食用菌进行分类分级精准保护,尤其对采集国家保护类群应当逐步建立起采集许可证体系。(3)强化全产业链技术支撑,推进野生食用菌种质保藏、人工培育、精深加工等科技体系建设。期望该研究有助于野生食用菌的采集、加工和流通有标准可依,资源的保护利用有政策可查,并为野生食用菌的保护、利用和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Resource requirements for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 combined industrial and natural ecology approach to quantifying natural capital use in nature

Socioeconomic demand for natural capital is causing catastrophic losses of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ality, most notably in regions where socioeconomic‐and eco‐systems compete for natural capital, e.g., energy (animal or plant matter). However, a poor quantitative understanding of what natural capital is needed to support biodiversity in ecosystem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atisfy human development needs—those associated with human development within socioeconomic systems—undermines our ability to sustainably manage global stocks of natural capital. Here we describe a novel concept and accompanying methodology (relating the adult body mass of terrestrial species to their requirements for land area, water, and energy) to quantify the natural capital needed to support terrestrial species within ecosystems, analogous to how natural capital use by humans is quantified in a socioeconomic context. We apply this methodology to quantify the amount of natural capital needed to support species observed using a specific surveyed site in Scotland. We find that the site can support a larger assemblage of species than those observed using the site; a primary aim of the rewilding project taking place there. This method conceptualises, for the first time, a comprehensive “dual‐system” approach: modelling natural capital use in socioeconomic‐and eco‐systems simultaneously. It can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capital at the global scale, and in both the conservation and creation (e.g., rewilding) of biodiversity within managed ecosystems, representing an advancement in determining what socioeconomic trade‐offs are needed to achieve contemporary conservation targets alongside ongoing human development.     

基于C-Plan规划软件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优先区规划——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

以中国东北地区为研究区域,根据生物多样性属性特征,选择研究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濒危物种作为指示物种,利用系统保护规划方法(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SCP)和保护规划软件(C-Plan),对该区域进行了优先保护规划研究。通过计算规划单元的不可替代性值(Irreplaceability,IR),找出区域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保护空缺地区,然后利用C-Plan规划软件对该地区进行保护优先等级划分,确定必须保护(Mandatory Reserved,MR)、协商保护(Negotiated Reserved,NR)和部分保护(PartiallyReserved,PR)3个等级保护区域的具体位置和面积,并针对保护现状提出保护规划建议。结果显示,必须保护区域的总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8.17%,主要分布于长白山核心地区和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协商保护区域占总面积的7.51%,主要分布于大兴安岭东南部和松嫩平原湿地;部分保护区域占总面积的9%。保护空缺分析结果显示,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存在3个明显的保护空缺,即长白山林区的龙岗山地区、老爷岭北部和张广才岭南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呼玛河—黑龙江流域的平原湿地和伊勒呼里山东南部山区;大兴安岭南部森林草原过渡区的东南部森林地区。结合区域内已建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情况,利用C-Plan规划软件对不同时期建立的保护区实现保护目标的贡献率做了分析。截止2000年,已建保护区可实现预期保护目标的17.5%,通过对贡献率大小的比较确定了不同时期保护的有效程度。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对称几何形状的单元划分方法,根据植被类型和自然地形地貌,采用自然多边形进行单元划分,提高了物种分布范围准确度。研究通过C-Plan规划软件的实际应用,丰富了系统保护规划研究的方法,从理论上为区域保护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并可指导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政策的制定和中长期规划的编制。     

Rural change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in Africa: A case study from Swaziland

High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teriorating economic conditions imperil Africa's natural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ists are trying to cope with the threat by work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Yet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y can be effective when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rural areas is so rapid. Northeast Swaziland provides a case study. The landscape has been transformed since the 1950s, and conservationists are the only people now giving nature conservation a high priority. Land uses incompatible with local nature reserves are supported because they provide jobs. Thus, conservationists find themselves facing a world where wildlife is increasingly devalued as the forces of change accelerate. This paper concludes: (1) conservationists must expand their influence into rural communities, (2)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plan is required for northeastern Swaziland, and (3) only the alleviation of poverty will secure the future of nature conservation in Swaziland as well as the rest of Africa.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保护空间识别——以北京市为例

构建国土空间修复与保护识别体系可以有效实现区域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然而,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和规划缺乏从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角度识别关键生态修复与保护区。因此构建了系统的生态修复与保护空间识别方法,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基于该方法,以北京市为例,通过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问题,构建生态修复与保护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 2000—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和质量退化区主要集中在平原区和密云水库北部,面积为760.4 km~2;生态系统质量低下区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山区和东北部山区,面积为4925 km~2;水土流失问题区零星分布在山区,面积为130.1 km~2;基于以上三者的北京生态修复建议区总面积5606 km~2。(2)建议北京生态保护区6391 km~2,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和西南部山区,保护了79.63%的水源涵养功能,74.97%的土壤保持功能,58.79%的洪水调蓄功能和60.3%的自然栖息地。本研究构建的生态修复与保护空间识别方法体系,为北京生态修复和保护规划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以为其他地区的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提供参考。     

淡水生态系统中的TOP—DOWN效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淡水生态系统中高营养级类群可以对低营养级类群产生强烈的影响,最终导致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变,这一现象被称作下行（ｔｏｐｄｏｗｎ）效应。本文对ｔｏｐｄｏｗｎ的含义特别是鱼类所产生ｔｏｐｄｏｗｎ效应的结果进行了阐述,提出了ｔｏｐｄｏｗｎ效应还表现在当原来生态系统中的高营养级类群缺少时,也会造成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观点。最后,根据淡水生态系统ｔｏｐｄｏｗｎ效应的特点,认为在淡水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应注意高营养级类群的保护和谨慎地对待引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