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腊子保护区亚洲象种群和栖息地评价

通过社区村寨访问、监测网络、痕迹追踪和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等方法对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腊子保护区内亚洲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进行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勐腊子保护区的亚洲象种群数量约为25—32头,2009年其数量增至35—42头;2006—2007年期间,亚洲象的分布区包含保护区东南部和东部的两片区域,面积共221 k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9.2%;象群在分布区内开辟了固定的活动路线,总长约65 km,它们利用这些路线巡回取食天然植物和农作物并导致严重的人象冲突;栖息地评价研究表明亚洲象对栖息地具有一定的选择偏好性,保护区内亚洲象喜好的栖息地面积为328.5 km2,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8.5%,且主要被分为两大斑块1和2,分别位于保护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     

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适宜度评价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属于我国Ⅰ级保护动物,在中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洱市的思茅区、澜沧县和江城县,以及临沧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普洱全境作为研究区域,利用野外调查数据,结合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模型对普洱市亚洲象的栖息地适宜度进行了评价,并预测了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发现:普洱市亚洲象栖息地的边际值为0.991,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对环境变量的选择不是随机的;耐受值为0.315,表明亚洲象在普洱市境内生态位较窄,受环境条件的制约。根据模型计算得到的栖息地适宜度指数,将普洱市的亚洲象栖息地分为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边际栖息地和非栖息地4个等级,面积分别为409.32、574.32、2909.48、38722.32 km2。最适栖息地仅占全市面积的0.96%,而非栖息地占90.86%。利用GIS和Biomapper 4.0生成亚洲象栖息地分布图,发现普洱境内最适栖息地和较适栖息地面积狭小。对最适栖息地、较适栖息地和边际栖息地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的结果表明,3种类型的栖息地破碎化均十分严重,连通度较低,栖息地内受到较大程度的人类活动的干扰。因此建议在普洱和西双版纳间尽快建立野生动物生态廊道,以加强亚洲象各种群间的交流。     

云南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亚洲象对栖息地的选择

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尚勇子保护区内的亚洲象种群为研究对象, 利用村寨调查、样线调查和3S(GIS、GPS、RS) 技术对该地区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状况和亚洲象对栖息地选择利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亚洲象喜欢海拔1 000 m以下的区域, 坡度小于10°的区域, 坡位为平坦的沟谷和山坡的下部, 坡向为南、北两个方向。偏好的植被类型有竹阔混交林、灌丛和高山草甸。研究还发现尚勇保护区及周边区域亚洲象栖息地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非法盗猎活动已经严重威胁到该地区野生亚洲象种群的生存。     

四川小相岭山系大熊猫种群及栖息地调查

小相岭山系是现存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少的山系之一。根据全国第3次大熊猫及其栖息地调查结果,小相岭山系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在石棉、冕宁和九龙三县,栖息地总面积802.04 km²,大熊猫种群数量有32只。大熊猫在3个位于小相岭山系的自然保护区内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分别为:四川冶勒自然保护区9只,栖息地面积168.01 km²;四川栗子坪自然保护区14只,栖息地面积306.38 km²;四川贡嘎山自然保护区1只,栖息地面积15.19 km²。在3个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为489.58 km²,占各山系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的61.05%;有大熊猫24只,占大熊猫种群数量的75.0%。小相岭山系大熊猫meta种群栖息地片段化比较严重,它由2个种群和2个孤立分布点组成。南北方向从成都至昆明的108国道以东的种群A有大熊猫13只,栖息地面积263.54 km², 完整性较好,大熊猫分布比较集中。108国道以西的种群B有大熊猫19只,栖息地面积为538.50 km²,栖息地破碎。该山系大熊猫数量少,栖息地片段化严重,需加强保护。
     

浅谈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建立专门管理机构与有效管理

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位于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其地理位置为北纬20°10′～20°24′,东经100°16′～101°50′,是我国建立最早的自然保护区之一。该保护区是以保护热带雨林、季雨林和热带珍稀野生动物种群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大型综合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保持比较完整、生物资源极为丰富、面积最大的热带原始林区,也是我国亚洲象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片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始建于1959年,最早划定的自然保护范围为勐养、勐仑、勐腊、大勐龙四片保护区,总面积为5万余公顷(85.85万亩)。1980年经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调整扩大了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使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增加到了24万     

云南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亚洲象新活动廊道的开辟和利用

利用村寨访问、痕迹追踪和3S技术,对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亚洲象种群活动范围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尚勇亚洲象的活动区域包括尚勇保护区的大部分区域,保护区西部的上中良、曼粉、河图和南平等村寨的部分集体林以及由河图、南平延伸,途经田房,龙匡和咖啡二队直至老挝境内的狭长廊道,总面积约395 km2.廊道长约17 km,呈"S"形,两端宽中间窄,最窄处约0.66 km,廊道内天然林面积仅占37.6%,且呈不连续分布.至2006年12月,记录亚洲象经由该廊道的跨境活动共6次,象群不仅利用此廊道在不同栖息地之间来回活动,而且还以廊道内的天然林或橡胶林为庇护所,取食周围的农作物.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人类活动和盗猎威胁是导致亚洲象在此区域内活动并最终开辟新活动廊道的原因.在勐养、勐腊和尚勇保护区以及中国老挝之间建立生态走廊带,严厉打击盗猎和科学的栖息地管理是恢复和增大亚洲象生存空间,缓解人象冲突,更好地保护亚洲象的有效措施.     

六盘山华北豹的栖息地利用及保护建议

大型食肉动物对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但大部分大型食肉动物处在持续的种群数量和分布面积下降之中, 面临着急迫的研究与保护需求。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是我国特有的豹亚种, 也是部分区域森林生态系统中仅存的大型食肉动物, 面临着生境破碎化等威胁。本研究使用红外相机调查了宁夏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的分布, 通过构建占域模型分析了华北豹的栖息地利用, 预测了华北豹的适宜栖息地, 并评估了其生境破碎化格局。研究发现, 华北豹在六盘山的平均占域率约为0.135。华北豹偏好植被发育成熟、地势崎岖、温度较低、远离农田和公路的栖息地, 对于农田边缘和居民点等人类活动区域未显示出显著回避。研究识别的六盘山华北豹适宜栖息地主要沿六盘山东西两侧山脉分布, 55%的适宜栖息地斑块位于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栖息地斑块面积平均为16 km², 最大达214 km², 约77%的栖息地斑块面积在10 km²以下。研究表明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效地保护了华北豹现有的适宜栖息地, 但仍存在栖息地破碎化和人类活动干扰等关键限制因素。建议通过栖息地改造、人类活动管理等方式增强六盘山华北豹适宜栖息地斑块连通性; 并通过推动华北豹跨省保护工作等举措促进华北豹种群扩散恢复。     

中国亚洲象现状及研究进展

综述了中国亚洲象的分布、种群大小、行为和系统地理学研究现状。野生亚洲象目前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南部3个地区,种群大小在200～250头之间。面临着栖息地高度破碎化、较为猖獗的盗猎活动和日益严重的农业开发干扰等问题。种群遗传学研究进一步表明,我国中国亚洲象分为两大地理单元,西双版纳地理单元及南滚河地理单元。西双版纳地理单元内4个地理种群间遗传变异很低,南滚河种群与其他4个地理种群具有显著性差异和明显的遗传分化。与国外其他种群相比,中国亚洲象种群遗传多样性极端缺乏。建议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将分布于西双版纳地区与南滚河地区的亚洲象种群分别对待,以保证两分枝内亚洲象种群遗传的稳定性和独特性。另外,在西双版纳地区将几个孤立的地理种群通过建立亚洲象可利用的生态走廊带是十分必要的。     

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水库对亚洲象迁移活动和人—象冲突的潜在影响

2020年1—12月,采用半结构式访查法、痕迹跟踪调查法和无人机跟踪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拟建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水库涉及区域的亚洲象种群结构、迁移路线等进行了调查,并采用样方法和3S技术对该区域亚洲象取食植物和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探讨拟建勐阿水库可能对亚洲象迁移活动和人—象冲突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1)拟建勐阿水库区域活动的亚洲象小种群被称为澜沧江西部种群或西双版纳勐海—普洱澜沧种群,仅由19头亚洲象(10头雄性,9头雌性)组成,有2条亚洲象迁移路线穿越该区域;(2)在研究区域共统计到亚洲象取食植物12目19科32属33种,基本能满足该象群的取食需求;(3)海拔、坡度、植被隐蔽度及食物资源等生态因子的适宜性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区域(包括占总面积14.61%的最适生境和占总面积82.05%的相对适宜生境)都能满足该亚洲象小种群的基本生活需求;(4)2条亚洲象迁移路线中的1条将因水库建设而阻断,迫使该象群改变原来的迁移路线;(5)水库淹没区的植被将被永久破坏,原本连片的适宜栖息地也将受到进一步切割和压缩影响;(6)当食物资源无法满足亚洲象生存需求时,它们可能会选择进入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食物的农耕区取食农作物和经济作物,随着人流、车流大量增加,亚洲象与人相遇的概率也会大幅度增加。分析认为,拟建勐阿水库将淹没1条迁移通道,对亚洲象迁移活动造成阻碍,迫使象群改变路线,还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人—象冲突。建议在水库工程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采取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减少工程项目对亚洲象种群及其栖息地的负面影响;水库建设和管理部门、林业和草原管理部门等应加强对亚洲象活动的监测和预警,避免亚洲象肇事造成人员伤亡和更大的经济损失。     

基于InVEST-图论模型的西双版纳州亚洲象生境网络评价

在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背景下,亚洲象的活动范围与人类生产生活空间不断重叠,人象冲突矛盾日益严重,对物种栖息地生境网络进行优化能从源头缓解这一矛盾。在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之际,研究以西双版纳州为例,提出了一种基于InVEST-图论复合模型识别并优化生境网络的方法:即以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结合亚洲象生活习性与栖息地偏好,通过海拔、坡度、距水源距离3个约束因子矫正生境质量数据,运用Graphab软件识别潜在生境网络,结合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理念与景观图论的分析方法,从"源地-廊道"角度定量化分析西双版纳州国家级亚洲象保护区的保护空缺,探讨保护区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与生境分级保护策略,以期为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建设与西双版纳州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新视角。结果表明,西双版纳州共识别出生态源地335个,总面积4595.60km²,总体上高质量生境分布较为均衡,连通性较好的生境网络集中分布在北部与东部区域,中部B4勐仑片区存在较为显著的生态孤岛现象,西南部高质量生境斑块小而破碎,联系紧密但缺少作为核心栖息地的大面积生境。保护空缺方面,国家级保护区范围内的生态源地仅占总源地面积的31.68%,大型保护空缺集中分布于B3勐养片区东北部;优化后的生境网络能形成以B3勐养片区为核心,以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主的"B5-A-B3-B4-B1-B2"生物迁徙廊道。     

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评价——基于荟萃分析和遥感大数据分析

生境适宜性评价是物种保护和生境管理与规划的基础。近几十年来,云南境内野生亚洲象数量剧增,外扩迁移事件频发,而新迁入区域生境适宜状况因物种出现点数据缺乏而难以评价,掣肘迁移亚洲象保护与风险防范应急。以亚洲象新近迁入的元江-李仙江流域为案例区,采用荟萃分析统计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独立性检验,筛选出生境评价因子;基于开源遥感数据产品量化生境因子,综合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计算生境评价因子权重,采用生境适宜性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模型评价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并分析其景观格局。结果表明：(1)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空间格局主要表现为由下游至上游呈递减趋势,最适生境主要分布于流域下游段,而流域上游段适宜生境少;(2)元江流域生境适宜性低于李仙江流域,且其生境斑块连接度更低、破碎化更严重;(3)2021年“北移象群”北迁沿程生境适宜性由西南向东北呈下降趋势。基于亚洲象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科学引导野生亚洲象迁入适宜生境区,以规避人象冲突,保障外迁亚洲象群及其活动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于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中国亚洲象取食植物种类统计与分析

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分别采用样线法和跟踪调查法对中国境内分布的野生亚洲象和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与救助中心的10头圈养亚洲象放养时取食植物进行调查,经分类鉴定,共收集到亚洲象取食植物111种,分属29目、42科、77属,其中新增亚洲象取食植物57种,分属于21目、32科、44属。与文献中记载的中国亚洲象植物性食物进行了汇总,统计得到新的中国亚洲象植物性食物名录,共计32目、62科、162属、240种。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G-F多样性指数为0.84,表明中国野生及圈养亚洲象取食的植物具有较高的多样性,这些植物涉及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其中,圈养亚洲象采食植物种类共84种,西双版纳境内圈养亚洲象以禾本科(Gramineae)的甘蔗(Saccharum spp.)、玉米(Zea mays)、马唐(Digitaria spp.)、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粽叶芦(Thysanolaena latifolia)等为主要食物,而国内其它地方(北京动物园、广州动物园和昆明动物园)圈养的亚洲象主要饲喂高粱属(Sorghum)的高粱(S.bicolor)或苏丹草(S.sudanense)等。因此,在将来开展野生亚洲象栖息地保护、恢复及食物源基地项目规划与建设时应规避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优选亚洲象喜食、速生、生物量大的土著物种,如野芭蕉、棕叶芦、董棕、构树、重阳木、中平树、马唐属及竹类等植物,按照不同季节进行套种,为亚洲象提供更多可口食物。对于圈养亚洲象,需要设计足够面积的食物源基地供放养,补充食物种类,增加运动量,增强体质,提高其生活质量。     

Using presence‐only modelling to predict Asian elephant habitat use in a tropical forest landscape: implications for conservation

Aim Asian elephants, Elephas maximus, are threatened throughout their range by a combination of logging, large scale forest conversion and conflict with humans. We investigate which environmental factors, both biotic and abiotic, constrain the current distribution of elephants. A spatially explicit habitat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find core areas for conservation and to assess current threats. Location Ulu Masen Ecosystem in the province of Nanggroe Aceh Darussalam on the island of Sumatra, Indonesia. Methods A stratified survey was conducted at 12 sites (300 transects) to establish the presence of elephants. Presence records formed the basis to model potential habitat use. Ecological niche factor analysis (ENFA) is used to describe their niche and to identify key factors shaping elephant distribution. An initial niche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describe elephant niche structure, and a second model focused on identifying core areas only. To assess the threat of habitat encroachment, overlap between the elephants’ optimal niche and the occurrence of forest encroachment is computed. Results Elephants were recorded throughout the study area from sea level to 1600 m a.s.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phant niche and consequently habitat use markedly deviates from the available environment. Elephant presenc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forest cover and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and elephants were largely confined to valleys. A spatially explicit model showed that elephants mainly utilize forest edges. Forest encroachment occurs throughout the elephants range and was found within 80% of the elephants’ ecological niche. Main conclusions In contrast to general opinion, elephant distribution proved to be weakly constrained by altitude, possibly because of movement routes running through mountainous areas. Elephants were often found to occupy habitat patches in and near human‐dominated areas. This pattern is believed to reflect the displacement of elephants from their former habitat.     

尚勇保护区亚洲象种群数量动态、种群结构及季节分布格局

在2006 年6 月至2007 年9 月,通过种群个体识别、社区监测网络、样线调查和村寨访问等方法对尚勇保护区亚洲象的种群动态和季节性分布格局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在尚勇保护区的亚洲象种群数量约为68头;拍摄到亚洲象共计347 头次,通过个体识别方法识别出亚洲象53 头,其中幼体、青少年体、亚成体和成体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3 (5.66%)、11 (20.75% )、15 (28.30% )、24 (45.28% ),在成体中雄性只有两头,成年象的雌雄性比为11∶ 1,高于已知国内外的其他区域。从1992 年至2007 年10 月,至少有32 头亚洲象死亡,其中确认死于猎杀的有7 头,保护区的核心区野牛河、金宝河一带是盗猎亚洲象最严重的地区。严重的盗猎和不断减少的栖息地对当地的亚洲象种群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也加剧了当地的人象冲突。在雨季和旱季,亚洲象各有五个核心活动区域,食物是导致雨季和旱季分布格局不同的主要因素。     

西双版纳三岔河地区野生亚洲象的个体识别、种群数量和活动特点

2004 年10 月至2005 年10 月,在云南西双版纳三岔河野象谷用直接观察、拍照、摄像等方法直接记录野生亚洲象的形态学特征,通过耳、门齿、背、尾、疤痕、面部骨骼等特征对经过本地区的象群和独象进行个体识别并建立个体信息库。直接观测记录野象524 头次,通过照片资料和访问间接记录289 头次,识别为46 头个体,由7 个家族(庭)群共38 头和8 头单独活动的雄象组成;发现象群和独象的活动具有季节性;不同象群在野象谷的活动频次差异显著;象群大小和其在本地区的活动频率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     

亚洲象生境长时序变化及其对人象冲突的影响——基于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

生境变化直接关系到物种种群维持与人类安全,揭示其长期变化规律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可为物种保护与生境恢复提供科学支撑。但因受物种活动点数据获取与位置精度的局限,鲜见濒危、危险物种的长时序生境变化研究。以人象冲突频发的西双版纳勐海—普洱澜沧地区亚洲象种群(勐海—澜沧象群)活动区为例,提出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亚洲象长时序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即基于荟萃分析筛选出的15个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近期有限的物种活动点监测数据,利用MaxEnt得到生境评价因子的贡献率,再运用HSI模型计算生境适宜性指数;利用该方法制作出研究区1988—2020年逐年时序的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图,以分析亚洲象生境的时空变化,将其与亚洲象肇事数据结合,进而分析人象冲突与生境变化的关联。结果表明：(1)基于物种生境偏好不变的前提,融合MaxEnt模型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可应用于物种的长时序生境评价,且基于亚洲象活动点数据从动物对生境利用的生态学视角定量获取亚洲象对各生境评价因子的偏好程度,使生境评价结果具有良好的生态可解释性;(2)目前亚洲象适宜生境面积占研究区面积三分之一(4039.76 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