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牧对甘肃多儿保护区大熊猫小种群形成的驱动探讨

小种群是在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影响下,形成具有生存风险的隔离或异质种群,认识其形成原因并制定保护对策是开展救护行动的基础。野生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具有许多相互隔离的小种群,各小种群的生存状况决定该物种的整体保护成效。本文以甘肃多儿保护区大熊猫种群为例,在对保护区内大熊猫进行种群分布、空间利用、干扰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分析了保护区大熊猫有效利用空间及其时空格局与环境容纳量。结果显示：(1)保护区适宜栖息地面积5 789.2 hm²,次适宜栖息地面积18 165.6 hm²,共占保护区总面积43.9%。优质栖息地主要分布在工布龙区域,该区域森林和生态系统保持原生状态,也是保护区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2)工布龙区域总面积9 949.7 hm²,其中适宜和次适宜栖息地共5 129.4 hm²,牧场是大熊猫栖息地的主要干扰因子,放牧干扰下工布龙区域适宜和次适宜栖息地面积共减少12.9%,破碎化水平加剧;(3)牧场与大熊猫栖息地镶嵌分布,导致适宜栖息地隔离,放...     

周边区域湿地景观变化对洪河保护区涉禽栖息地的影响

以三江平原洪河国家级保护区及其周边3个农场为研究区域,利用GIS技术和栖息地评价模型方法,探讨了周边区域湿地景观变化对保护区内景观结构以及丹顶鹤、东方白鹳栖息地的影响。结果显示：（1）自1983年区域土地开发以来,周边区域湿地景观面积减少了63％,景观类型多样性趋于单一化;（2）保护区内湿地景观结构改变明显,类型多样性呈降低趋势,丹顶鹤和东方白鹳栖息地面积和空间分布均发生变化;（3）保护区与周边区域湿地景观连通度降低了70％,其结果严重改变了保护区与周边区域的景观生态联系,削弱了保护区原有湿地景观多样性和涉禽栖息地功能;（4）必须从景观尺度,恢复保护区周边一定面积的湿地景观结构,维持保护区与周边区域适当的景观生态联系,是有效管理和维护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手段之一。     

基于MaxEnt模型的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明确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子,是有效的栖息地管理和物种保护的基础。基于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2001至2018年间的野外调查记录,首次使用MaxEnt模型对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显示：（1）地形特征和极端时期的气候是影响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年最低温高于-14.4℃、海拔约2430-3100 m、坡度小于40°、靠近河流且最干月降水低于4.4 mm的区域属于蓝马鸡的适宜栖息地;（2）保护区内共有蓝马鸡栖息地102.28 km²,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适宜栖息地面积59.41 km²,次适宜栖息地面积42.87 km²,为该物种提供了面积巨大且连通性极好的栖息地;（3）在不适宜蓝马鸡分布的区域,海拔过高和最干月降水量较大是限制其栖息地适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目前保护区内主要的人为干扰类型是牦牛和马匹的放牧活动,并且放牧强度和区域有扩大趋势,潜在威胁着蓝马鸡种群及其栖息地。因此,基于模型结果和野外调查,为避免保护区内蓝马鸡栖息地的退化和破碎化,提出了控制放牧数量和面积、增强对放牧人员的宣传教育以及定期监测河流水质的保护建议,以期促进蓝马鸡的种群和栖息地保护。     

岷山山系南端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分析

基于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野外分布数据及环境变量,利用MaxEnt模型对岷山山系南端的大熊猫适宜栖息地分布进行了预测及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内有大熊猫适宜栖息地330.9 km~2,占研究区域内保护区总面积的23.2%;并且龙溪虹口-白水河-九顶山一线的大熊猫的栖息地存在一定的破碎化现象。建议继续加强对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增进各相邻保护区间的沟通交流、数据分享,更准确掌握、了解该区域大熊猫的动态。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藏羚羊冷暖季适宜性栖息地分异性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藏羚羊等珍稀濒危有蹄类动物的三大保护区之一。客观地划分保护区内藏羚羊在冷季(1月)、暖季(7月)的栖息地适宜度是维持其种群数量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生态位理论为指导,综合应用GIS技术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基于GIS的生态位模型,确定藏羚羊在冷暖两季的适宜栖息地。结果表明:冷、暖两季的高适宜性与中适宜性栖息地面积总和分别为12620和15630 km2,冷暖季高适宜性栖息地主要位于保护区东北部(库木库里沙漠东北部)、保护区中部(卡尔墩检查站周围区域并延伸至阿其克库勒湖东部)、保护区西南部(兔子湖检查站附近区域),中适宜性栖息地主要分布于保护区东南部及高适宜性栖息地的周围区域;冷、暖季低适宜性栖息地面积分别为9930和8400 km2,冷季低适宜性栖息地主要分布于中适宜性栖息地与不适宜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暖季主要分布于鲸鱼湖周围区域及中适宜栖息地外围;冷、暖季不适宜区域面积分别为24290和22810 km2,包括保护区北部、湖泊、沙漠及高海拔区域。藏羚羊冷暖两季栖息地具有差异性,藏羚羊在冷季活动范围集中,而在暖季活动范围相对分散。     

生态保护项目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

由于森林砍伐、道路建设、农地扩展等人类活动的干扰,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大熊猫的栖息地受到了严重威胁,特别是保护区范围之外的大熊猫栖息地。以平武县木皮藏族乡为例,综合利用遥感图像解析、GIS空间分析以及地面调查的方法,研究了1999 2009年期间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Landsat TM卫星图像的解译结果表明,2009年的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阔叶林的面积分别比1999年增加了10.87%、4.40%和40.24%,灌木林和草地/耕地的面积则下降了10.74%和33.24%。植被转化矩阵表明这一时期各个植被类型间的变化趋势是农田/草地→灌木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针叶林。随着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当地商业采伐活动全部停止,伐区运输木材的公路减少了12.7km(74.71%),退耕还林对当地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挤出作用使得高山居民点的居民向山下转移。基于社区的保护项目帮助农户装备了沼气池等节柴设施,薪柴消耗量由1999年的5675kg/户减少到2009年的2736kg/户,但高山居民点的节柴设施的装备率与沟谷居民点相比差异显著。随着各个干扰因子的强度和范围下降,当地植被向着有利于大熊猫利用的方向演替,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和质量均发生了改善。表征栖息地质量的栖息地指数HSI由0.74上升到0.80,增长了7.88%。"最适宜"栖息地面积由1999年的4671.63hm²上升到2009年的6020.28hm²,增加了28.87%。栖息地景观多样性指数由1999年的1.29下降为2009年的1.18,景观破碎化程度降低。但是不同适宜度栖息地的变化情况有所不同,"最适宜"栖息地的斑块数量减少,平均斑块面积增大,其他适宜性较低的栖息地斑块增加、平均斑块面积减小,10a间木皮乡的大熊猫栖息地中的低质量部分向高质量转化。研究结果表明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是消除或减少各种干扰的过程。天保工程消除了大规模商业砍伐这一对大熊猫栖息地威胁最大的干扰,而退耕还林工程则通过减少高山居民点的人口来减少人类对森林的压力,间接促进了大熊猫栖息地的恢复。未来应该开展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的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为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官山保护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2009年4月-2009年5月和2009年12月-2010年1月,在江西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 繁殖期和越冬期的栖息地进行调查。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已有研究结果,确定了官山自然保护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因子,即植被类型、海拔、坡度和坡向等4个栖息地因子。基于"被利用生境-可获得生境比较法",以对各评价因子不同梯度的资源选择指数为依据,确定了白颈长尾雉适宜性评价准则。应用ArcGIS 9.3空间分析功能和栖息地片断化指数,对官山保护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进行了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在官山自然保护区适宜白颈长尾雉繁殖的栖息地斑块有502个,总面积为3307 hm²,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8.6%,分离度指数和片断化程度指数分别为0.365和0.912;适宜白颈长尾雉越冬的栖息地斑块有514个,总面积2755 hm²,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3.8%,分离度指数和片断化程度指数分别为0.443和0.939。官山保护区白颈长尾雉栖息地片断化较严重,片断化现象在白颈长尾雉越冬期加剧。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措施白颈长尾雉现存栖息地进行保护,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其越冬栖息地的保护。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藏野驴栖息地的影响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种藏野驴的主要保护区之一。分析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对藏野驴潜在栖息地的影响是维持藏野驴在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途径。本文以生态位理论为指导,综合应用GIS技术,构建基于GIS的生态位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AHP)与转移矩阵分析方法,分析自保护区1985年(建立)至2000年间LUCC对藏野驴不同适宜性栖息地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适宜性栖息地与中适宜性栖息地变化不明显,高适宜性栖息地主要位于卡尔墩检查站周围区域、保护区东北部沿着阿尔金山的高适宜性廊道,中适宜性栖息地位于高适宜性栖息地周围,二者面积均略有增加;高适宜性栖息地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为中适宜性栖息地,而中适宜性栖息地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为低适宜性栖息地与不适宜区域;低适宜性栖息地面积减小剧烈,其面积减少的去向主要是不适宜区域,不适宜性区域面积不断扩大;藏野驴不同适宜性栖息地的总体变化趋势是栖息地格局向两端集中,即向高适宜性栖息地与不适宜区域转化。     

汶川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与恢复对策

 大熊猫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种, 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完整性与稳定性的重要保障体现。汶川地震灾区位于大熊猫重点分布区岷山-邛崃山, 地震及其次生灾害导致该区2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不同程度受损, 8.3%的大熊猫栖息地因地震而被破坏。地震及其次生灾害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地震埋没和砸毁大熊猫赖以生存的主食竹, 地震可能诱发主食竹开花, 威胁到大熊猫的健康和食物安全; 2) 地震及其诱发的土壤和山石运动显著影响森林的动态特征, 森林大面积丧失或质量下降; 3) 地震改变大熊猫栖息地生境特征, 大熊猫个体交流的廊道阻断, 形成“生殖孤岛”, 遗传多样性降低, 栖息地破碎化进程加快。应对震后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的主要对策有: 1) 重新评估震后大熊猫栖息地质量, 并重新规划现有大熊猫保护区群的布局; 2)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及数学模型等手段与野外实地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全面查清震后大熊猫栖息地主食竹资源状况及分布规律并及时监测其动态, 复壮更新大熊猫主食竹; 3) 利用天然植被自然恢复和人工重建等措施恢复因地震而退化或丧失的大熊猫栖息地。     

秦岭中段南坡景观格局与大熊猫栖息地的关系

景观格局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作用的结果 ,同时景观格局强烈影响着生境内种群的生物学过程 ;种群的结构和分布状况同栖息地景观格局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对秦岭中段南坡地区 3个保护区 (佛坪、长青和观音山 )大熊猫栖息地的景观格局及其与大熊猫活动痕迹密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该研究首先绘制了景观类型格局图并进行总体斑块格局分析 ,其次分别从保护区尺度和 1km2 尺度分析平均斑块分维数、破碎度指数和香农多样性指数 ,以进行比较 ;最后在 1km2尺度上统计分析大熊猫活动密度同景观格局指数分布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1)各自然保护区内的景观格局存在着差异性 ,佛坪保护区景观多样性水平较高 ,长青保护区居中 ,观音山保护区最低 ;(2 )各保护区内部受人为干扰和生境恢复程度不同 ,使得景观破碎化程度在佛坪保护区最低 ,长青保护区居中 ,观音山保护区最高 ;(3)大熊猫活动密度有集中分布的趋势 ,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佛坪中部和长青北部 ;(4 )在 1km2尺度 ,3个保护区大熊猫活动痕迹密度同景观指数格局之间存在不同的相关性 ,说明不同的景观格局会影响到大熊猫的活动和生境利用。     

Identifying core habitats and corridors for giant pandas by combining multiscale random forest and connectivity analysis

Habitat loss and fragmentation are widely acknowledged a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decline of giant panda population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tect this charming species and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uch as population growth and habitat expansion. However, habitat fragmentation has not been reversed. Protecting giant pandas in a large spatial extent needs to identify core habitat patches and corridors connecting them. This study used an equal‐sampling multiscale random forest habitat model to predict a habitat suitability map for the giant panda. Then, we applied the resistant kernel method and factorial least‐cost path analysis to identify core habitats connected by panda dispersal and corridors among panda occurrences, respectively. Finally, we evalu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protected areas in representing core habitats and corridors. Our results showed high scale dependence of giant panda habitat selection. Giant pandas strongly respond to bamboo percentage and elevation at a relatively fine scale (1 km), whereas they respond to anthropogenic factors at a coarse scale (≥2 km). Dispersal ability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ore habitats extent and population fragmentation evaluation. Under medium and high dispersal ability scenarios (12,000 and 20,000 cost units), most giant panda habitats in the Qionglai mountain are predicted to be well connected by dispersal. The proportion of core habitats covered by protected areas varied between 38% and 43% under different dispersal ability scenarios, highlighting significant gaps in the protected area network. Similarly, only 43% of corridors that connect giant panda occurrences were protected. Our results can provide crucial information for conservation managers to develop wise strategies to safeguard the long‐term viability of the giant panda population.     

基于不同视角与方法的北京市密云区生境规划对比

由快速城市化导致的生境破碎化严重影响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因此,保护与规划城市生境尤为重要。然而目前科学的生境规划设计方法仍有待探索,因为生境的定义具有不同的视角与内涵。基于保护生物学与景观生态学理论,对比了物种视角与景观视角下的2种规划思路,并结合北京市密云区的生境规划,分析对比2种方法的规划结果。在物种方法中,首先选取承担多种生态作用的豹猫为目标物种,运用HSI模型并结合专家赋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每个评价因子的权重,最后通过ArcGIS计算选取高适宜性源地并建立生态网络。景观方法则基于ArcGIS、Guidos、Conefor等软件平台,采用MSPA和景观连通性分析方法,选取重要核心区源地并建立景观生境网络。研究结果表明,2种方法的源地分布差异较大。因此生境规划不能盲目选择一种方法,需有机结合2种方法得到源地与廊道结果。根据地块承载的生境生态功能重要程度确定源地核心保护区,以实现最佳的生境规划和有效的生态系统服务。     

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评价——基于荟萃分析和遥感大数据分析

生境适宜性评价是物种保护和生境管理与规划的基础。近几十年来，云南境内野生亚洲象数量剧增，外扩迁移事件频发，而新迁入区域生境适宜状况因物种出现点数据缺乏而难以评价，掣肘迁移亚洲象保护与风险防范应急。以亚洲象新近迁入的元江-李仙江流域为案例区，采用荟萃分析统计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独立性检验，筛选出生境评价因子；基于开源遥感数据产品量化生境因子，综合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计算生境评价因子权重，采用生境适宜性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模型评价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并分析其景观格局。结果表明：(1)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空间格局主要表现为由下游至上游呈递减趋势，最适生境主要分布于流域下游段，而流域上游段适宜生境少；(2)元江流域生境适宜性低于李仙江流域，且其生境斑块连接度更低、破碎化更严重；(3)2021年“北移象群”北迁沿程生境适宜性由西南向东北呈下降趋势。基于亚洲象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科学引导野生亚洲象迁入适宜生境区，以规避人象冲突，保障外迁亚洲象群及其活动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于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大相岭北坡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评价

2005 年3 ～11月采用样线法和样方法对大相岭北坡大熊猫栖息地进行了调查,通过利用样方法发现的大熊猫痕迹频次对栖息地的适宜性进行景观连接度(适宜性)赋值,对大相岭北坡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进行了分析评价。研究区面积约为2266.79 km² ,其中竹林分布面积约为842.3 km² 。仅有约56.8 km² 占6.8%的竹林面积是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地区,次适宜地区面积为96.3 km² ,约占11.4%,较差适宜地区面积为177.4 km²,约占21.1%,3 个等级加到一起共为330.5 km² ,占竹林面积的39.3%,主要分布在2200～2800 m 的平缓山坡,有60% 以上为不适宜地区。人为活动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主要是不仅减少了大熊猫的生境面积,也降低了大熊猫亚种群之间的景观连接度,对大熊猫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产生阻碍。作者通过实际调查提出了管理措施。     

景观基质对雅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冬季觅食地选择的影响

生态系统中生境斑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于周边景观基质中。生境内种群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不仅取决于生境本身，更与景观基质组成与结构紧密关联。黑颈鹤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高寒湿地是全球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觅食生境。厘清该区域黑颈鹤觅食生境选择如何受景观基质组成结构的影响，对于青藏高原旗舰物种保护以及流域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以遥感影像和实地黑颈鹤种群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景观基质多尺度缓冲区构建、相关分析以及Maxent模型，分析2000-2020年雅江中游河谷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喀则片区）景观格局时空变化和觅食地生境特征及其与黑颈鹤种群的关系，探究景观基质对黑颈鹤觅食地选择的影响，并利用关键生境因子模拟黑颈鹤生境适宜性分布。通过分析发现：（1）时间尺度上，雅江中游河谷耕地面积先增加后下降，滩地持续减少；空间尺度上，觅食黑颈鹤种群呈东多西少的集群分布特征，其分布范围与河谷内耕地分布基本吻合；（2）景观基质对黑颈鹤觅食地选择影响显著。景观结构上，黑颈鹤偏好连通性好、优势度高的景观基质；景观组成上，偏好基质中耕地和水域类型，这与黑颈鹤的觅食习性及对环境安全的生态位需求有关；（3）景观基质结构组成对黑颈鹤觅食地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尺度效应。景观基质结构影响最显著的空间尺度为1500-2000m。但基质中耕地、草地和水域等景观组成要素对黑颈鹤的影响具有不同空间尺度效应，分别为1500m、3000m和4000m；（4）通过模型模拟，揭示出黑颈鹤适宜生境面积先增后减，但总体较2000年呈上升趋势，且基质中觅食地与耕地的距离、水域斑块密度和偏好景观组成的优势度始终是生境适宜性解释率最高的景观因子。本研究揭示出，该区域乡村规划应该统筹优化黑颈鹤栖息生境及其景观基质中的作物生产以及居民生活，形成以黑颈鹤旗舰物种保护为核心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综合管理模式，从而增强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同时也为深入研究物种生境选择机制提供了思路。     

亚洲象生境长时序变化及其对人象冲突的影响——基于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

生境变化直接关系到物种种群维持与人类安全,揭示其长期变化规律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可为物种保护与生境恢复提供科学支撑。但因受物种活动点数据获取与位置精度的局限,鲜见濒危、危险物种的长时序生境变化研究。以人象冲突频发的西双版纳勐海—普洱澜沧地区亚洲象种群(勐海—澜沧象群)活动区为例,提出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亚洲象长时序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即基于荟萃分析筛选出的15个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近期有限的物种活动点监测数据,利用MaxEnt得到生境评价因子的贡献率,再运用HSI模型计算生境适宜性指数;利用该方法制作出研究区1988—2020年逐年时序的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图,以分析亚洲象生境的时空变化,将其与亚洲象肇事数据结合,进而分析人象冲突与生境变化的关联。结果表明：(1)基于物种生境偏好不变的前提,融合MaxEnt模型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可应用于物种的长时序生境评价,且基于亚洲象活动点数据从动物对生境利用的生态学视角定量获取亚洲象对各生境评价因子的偏好程度,使生境评价结果具有良好的生态可解释性;(2)目前亚洲象适宜生境面积占研究区面积三分之一(4039.76 km^...     

How does landscape context contribute to effects of habitat fragmentation on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of butterflies?

Aim Studies on habitat fragmentation of insect communities mostly ignore the impact of the surrounding landscape matrix and treat all species equally. In our study, on habitat fragment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context, we expected that habitat specialists are more affected by area and isolation, and habitat generalists more by landscape context. Location and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city of Göttingen in Germany in the year 2000. We analysed butterfly communities by transect counts on thirty‐two calcareous grasslands differing in size (0.03–5.14 ha), isolation index (2100–86,000/edge‐to‐edge distance 55–1894 m),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Shannon–Wiener: 0.09–1.56), which is correlated to percentage grassland in the landscape. Results A total of 15,185 butterfly specimens belonging to fifty‐four species are recorded.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number of habitat specialist (n = 20) and habitat generalist (n = 34) butterfly species increased with habitat area, but z‐values (slopes) of the species–area relationships for specialists (z = 0.399) were significantly steeper compared with generalists (z = 0.096). Generalists, but not specialists, showed a margin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 with landscape diversity. Effects of landscape diversity were scale‐dependent and significant only at the smallest scale (landscape context within a 250 m radius around the habitat). Habitat isolation was not related to specialist and generalist species numbers.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density of specialis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habitat area, whereas generalist density increased only marginally. Habitat isolation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did not show any effects. Main conclusions Habitat area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ctor of butterfly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influenced habitat specialists more than habitat generalists. In contrast to our expectations, habitat isolation had no effect as most butterflies could cope with the degree of isolation in our study region. Landscape diversity appeared to be important for generalist butterflies only.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空间利用格局动态变化特征

野生动物在长期的栖息地选择过程中,能判断其生境质量,而趋向于选择既能降低能量消耗,又能获得营养价值和能量净收益较高的有利生境。以往的研究多是从统计学方法或宏观尺度对大熊猫生境进行评价,很少考虑到野生动物自身生物学特性及生境选择过程中的空间利用特征。本研究结合家域模型与景观格局分析技术定量分析大熊猫实际空间利用格局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破碎化程度,进而反映不同时期大熊猫生境选择模式及栖息地生境适宜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在对栖息地的实际利用过程中向更适宜的区域集中,使得高适宜等级区域面积有所增大;而边缘生境区域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干扰,破碎化加剧,需要在保护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大熊猫行为模式特征出发,在不同时空尺度上,评估大熊猫对生境选择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丰富了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的时空尺度选择,为更准确地制定保护区管理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江苏盐城自然保护区獐栖息地的质量评价

本研究通过1999 年3 月至2000 年11 月期间的实地调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江苏省盐城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獐在产仔前期、产仔期以及产仔后期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评价,并对理想状况下獐的潜在栖息地和实际栖息地的范围及分布进行了比较。理想状况下3 个不同时期獐的最适宜栖息地面积分别为361.0 km² 、267. 5 km² 和338. 5 km², 主要分布在保护区核心区、东台市琼港镇南的新东乡滩涂;而实际在各个时期獐的最适宜栖息地面积只有44.75 km² 、36.00 km² 和54. 50 km² ,仅为潜在栖息地的1/7 左右。通过比较獐的潜在栖息地与实际栖息地的综合适宜性指数发现,整个研究地区适合獐生存的栖息地非常少,最适宜栖息地的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而不适宜的栖息地面积却达到40%,其余大部分均是次适宜的栖息地。由于獐的栖息地受到道路和居民等人为活动的影响,导致大量适宜栖息地丧失。为了有效地保护盐城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獐种群,建议减少对滩涂的各种开发活动,保护现有的适宜栖息地,引导当地居民合理利用滩涂资源。     

Landscape-scale impacts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n spatial dynamics of two vulnerable ungulate species in Ghamishloo Wildlife Refuge,Iran

Development of roads through protected areas can have deleterious effects on natural habitats containing species of conservation concern.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road construction has affected many former remote areas and led to fragmentation and isolation of wildlife population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ecological impacts of Isfahan's West Freeway, which passes through Ghamishloo Wildlife Refuge; an IUCN category IV protected area, in Isfahan Province. The two key affected species, both classified as vulnerable by IUCN, the goitered gazelle (Gazella subgutturosa subgutturosa) and the wild sheep (Ovis orientalis isphahanica) were subject to impact analyses. We used habitat evaluation procedure (HEP) as a habitat-based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ology which considers habitat quality and quantity. Habitat quality was measured as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 for each species.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observations, five variables defining habitat suitability were identified and suitability maps for both species generated. Habitat units (HUs) were derived from multiplying the HSI for each species by the habitat area before and after freeway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way, about 14% of the HUs for goitered gazelle and about 9% of the HUs for wild sheep were lost. In addition, for quantifying landscape pattern change due to freeway construction, various landscape metrics were calculated for the species distribution polygons for two times before and after freeway construction. Results obtained through quantifying landscape metrics showed that mean nearest neighbor (MNN) and number of patches (NP) metrics increased. On the other hand, CONTAG metric decreased in both goitered gazelle and wild sheep distribution polygons, demonstrat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freeway on these species distribution polygons integr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mitigation and compensation activit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Ghamishloo Wildlife Refuge.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HEP method combined with quantifying landscape metrics might provide a powerful tool for assessing ecological impact of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s on populations of far-ranging species of conservation conc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