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物种分布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评价——以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区类型,该类型自然保护区通常具有复杂多样的保护对象,因此对其进行功能区划需全面考虑各种保护对象的需求。评价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有利于提高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有效性。以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为研究对象,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该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样线和红外相机调查,获取白冠长尾雉及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点数据,结合收集的环境数据,采用MaxEnt模型对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进行预测,进而分析物种与该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的空间关系,及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分布与人为干扰强度的空间关系,评估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对白冠长尾雉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保护有效性。结果表明,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为33.84 km²,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96%、3.84%和9.19%,自然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比例偏低。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并不能充分满足保护白冠长尾雉栖息地的需要,且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面临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的影响,这对保护区内重点保护对象的生存产生潜在威胁。因此,结合保护区内保护价值与人为干扰分布现状,针对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的受胁情况提出两种不同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方案,在不降低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前提下,提高核心保护区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适宜栖息地面积的比例,同时降低保护区内人为干扰强度。本研究可为该保护区保护白冠长尾雉提供决策依据,并为其他以野生动物为保护目标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提供指导方法。     

基于MaxEnt模型的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明确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子,是有效的栖息地管理和物种保护的基础。基于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2001至2018年间的野外调查记录,首次使用MaxEnt模型对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显示：（1）地形特征和极端时期的气候是影响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年最低温高于-14.4℃、海拔约2430-3100 m、坡度小于40°、靠近河流且最干月降水低于4.4 mm的区域属于蓝马鸡的适宜栖息地;（2）保护区内共有蓝马鸡栖息地102.28 km²,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适宜栖息地面积59.41 km²,次适宜栖息地面积42.87 km²,为该物种提供了面积巨大且连通性极好的栖息地;（3）在不适宜蓝马鸡分布的区域,海拔过高和最干月降水量较大是限制其栖息地适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目前保护区内主要的人为干扰类型是牦牛和马匹的放牧活动,并且放牧强度和区域有扩大趋势,潜在威胁着蓝马鸡种群及其栖息地。因此,基于模型结果和野外调查,为避免保护区内蓝马鸡栖息地的退化和破碎化,提出了控制放牧数量和面积、增强对放牧人员的宣传教育以及定期监测河流水质的保护建议,以期促进蓝马鸡的种群和栖息地保护。     

基于鸟类栖息地季节性变化的自然保护区动态分区管理——以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鸟类栖息地会随着季节迁徙而改变,基于此对以珍稀濒危鸟类保护为主要目标的自然保护区进行动态分区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利用。通过MaxEnt模型分析预测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繁殖季和越冬季的栖息地范围,并采用空间叠加分析方法得到动态分区方案。结果发现：繁殖季鸟类栖息地适宜性受到人口密度、丰水期土地利用类型、距居民点距离、距道路距离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越冬季鸟类受到距道路距离、人口密度、距枯水期水体距离、枯水期土地利用类型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运用ArcGIS水文工具分析出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汇水单元作为其动态区划单元,根据鸟类栖息地季节性变化的特点结合分析结果叠加分析,将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栖息地保护区、繁殖季栖息地保护区、越冬季栖息地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核心栖息地保护区要进行全年严格保护,繁殖季栖息地保护区和越冬季栖息地保护区在相应鸟类栖息时段严格管控、非栖息时段可合理利用,一般控制区则全年可允许合理的行为活动。季节性动态分区方案注重解决安徽省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便于未来保护区生态保护规划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丰富了以季节性栖息物种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的动态功能分区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为制定提高自然保护区空间利用效率的生态管理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综上,建议在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中,依据保护区季节性动态分区特征,实行分区管制,制定对应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措施。     

基于适宜性分析的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功能区划研究

黄河首曲地区具有突出的生态功能和较高的旅游价值,研究选取距水域湿地距离、草地覆盖情况、森林覆盖情况、海拔高度、坡度和偏远程度6个表征地区自然性的标准,采用GIS技术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黄河首曲地区生态旅游适宜性进行了分析,并结合首曲自然保护区要求对研究区进行了旅游功能区划。研究区生态旅游适宜性可划分为五级,Ⅰ级适宜度最低,适合开发一般的生态旅游或大众旅游,V级地区适宜度最高,原生态景观价值突出,但环境敏感性也高,宜发展严格生态旅游,以最大化保护生态环境。出于协调旅游功能与生态功能的统一以实现地区生态景观可持续利用的目的,研究区被划分为3类功能区、8类功能亚区,且均具有各自特殊的主导和辅助服务功能。研究最后根据各功能区、亚区的特殊服务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以促进生态旅游的合理性规划及未来可持续发展。     

评估动物栖息地适宜性的两种方法比较:以大相岭山系大熊猫种群为例

采用景观因索赋值法（方法Ⅰ）和主成分分析法（方法Ⅱ）对大相岭山系大熊猫栖息地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方法Ⅰ的结果中中等适宜、适宜等级和最适宜等级所占的面积分别为94．62、45．46和0．21km^2,分别占总面积的4．17％、2．00％和0．01％;而方法Ⅱ的结果中,中等适宜和适宜等级所占的面积分别为623．03和170.27km^2,分别占总面积的27.49％和7．51％。结合实际调查数据和景观因素,发现2种方法均能对大相岭山系大熊猫生境进行评价。但差异较大。方法Ⅰ评判因索较少。各因素所占比重较大,因索对整个评价结果影响很大,评价结果不精确,但所需人力、物力较少;方法Ⅱ所需评判因素较多,野外搜集所需资料困难,累计贡献率很难达到95％。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为了减少评估误差。应将2种方法结合对动物生境进行评估。     

基于地形的牲畜空间利用特征及干扰评价——以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地形是栖息地的基本要素, 从地形评价动物的空间利用特征能够掌握动物的分布规律并进行预测。为掌握保护区内牲畜的空间利用特征, 并评价它们对主要保护动物的潜在影响, 我们于2018年5-11月调查了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牛和马的分布, 并结合红外相机监测结果及历史监测数据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 (1)虽然两种牲畜均偏好低海拔、低坡度、光照良好(半阳坡、阳坡)、距水源近的栖息地, 但它们在地形利用上存在显著差异; (2)牲畜活动最频繁的三条沟分别是竹根岔右一支沟、竹根岔正沟和大窝凼洋洞沟, 且呈现不同的干扰特征; (3)基于监测数据, 羚牛(Budorcas taxicolor tibetana)可能是保护区内最易受牛马活动威胁的保护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结果显示, 羚牛沿海拔分布现状可能是回避牲畜密集区域的结果。基于本研究, 我们建议: (1)保护区重点关注竹根岔(右一支沟、正沟、白沙沟)、大窝凼(洋洞沟、外侧坡)两个核心区的牲畜活动情况, 并尽快针对放牧采取措施。例如, 持续监测重点干扰区域牲畜的种群数量和空间分布趋势。(2)严格限制牲畜继续向高海拔栖息地入侵。(3)管控放牧投盐等干扰的发生频率。(4)加强执法力度, 防止牲畜对保护区带来的干扰持续和扩大, 威胁物种安全。     

汶川地震后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的调查——以龙溪虹口和千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了解汶川地震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2008年10月中旬,选择在龙溪虹口和千佛山两个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实地调查。在调查的20条样线中,发现次生地质灾害体100处,平均面积为（12±2．5）hm^2。地质灾害体按基质成分所占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土壤、裸岩、流石滩、地被残留物,其中部分灾害体上已经长出草本植物。地质灾害点发生比例与坡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地质灾害体的面积和影响范围也呈显著正相关。野外调查中共发现动物活动痕迹点52处,没有发现因地震直接导致伤亡的动物个体,约60％的动物活动痕迹位于距地质灾害体100m的范围内,表明地震后动物的活动区域并未远离崩塌、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体;与震前相比,在旅游景区发现更多野生动物的活动痕迹,表明人类活动停止后,野生动物重新利用这些栖息地。     

区域自然保护区群规划——以秦岭山系为例

自然保护区群的构建对于优化我国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提高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以大熊猫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秦岭山系为研究区域,以生境评价与通达性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探讨了自然保护区群合理布局与功能区优化的程序、内容与方法。研究表明,目前秦岭山系已建与筹建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17个,自然保护区群初步形成,保护了50%的大熊猫生境,但东部的3个自然保护区尚未全部相连,且整个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被隔离为20部分,大大影响了自然保护区效果的发挥。为优化自然保护区的布局,建议新建湑水河与锦鸡梁两个自然保护区,以大熊猫居群为基本单位将核心区调整为4个,并且通过3个连接区的建设加强各大熊猫居群的连通性,以促进大熊猫种群间的交流与迁徙。研究结果可为秦岭山系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思路与依据,对其它地区自然保护区群的建立及全国自然保护区网络的优化也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栖息地风险评价模型的海岸带滩涂湿地风险评价——以闽三角为例

海岸带湿地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产力最高、最具价值的生态系统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海岸带地区的土地利用正发生深刻变化,生态风险凸显。利用2000、2005、2010和2015年的Landsat TM/ETM+和Landsat 8 OLI遥感影像,融合行政区划图与地形图,并引入一个评价多元海洋、海岸带利用对栖息地造成风险的模型,即Integrate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In VEST)模型中的栖息地风险评价(Habitat Risk Assessment,HRA),模型评价闽三角海岸带滩涂湿地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1)闽三角海岸带滩涂湿地风险以低风险为主;(2)泉州地区的风险面积最大(约4389.91 hm~2),漳州地区最小(约4630.73 hm~2);(3)修正面积影响的情况下,其他建设用地造成的暴露和影响较大,耕地造成的暴露和影响最小。不同区域滩涂湿地风险程度的可视化表达,可以揭示滩涂湿地高风险地区以及高风险的产生原因,便于管理者对滩涂湿地采取精准的保育措施。     

基于MaxEnt模式的白头叶猴栖息地评价——以广西崇左白头叶猴保护区为例

针对物种分布格局与其环境变量关系的研究,对于生态廊道规划与环境恢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白头叶猴(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为研究对象,针对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1个白头叶猴分布点和11个环境变量数据,利用MaxEnt模型(maximum entropy modeling)...     

基于动物适宜栖息地的北京市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

栖息地是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础,明晰物种的适宜栖息地分布是切实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基础。北京市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也建立了一系列自然保护地以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当前亟需系统评估北京市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对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的保护成效,为未来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和自然保护地体系整合工作优化提供科学指导。研究选取了北京地区6个较为典型的野生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黑鹳(Ciconia nigra)、褐马鸡(Crossoption mantchuricum)、大鸨(Otis tarda)、鸳鸯(Aix galericulata)、金雕(Aquila chrysaetos)和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利用MaxEnt模型和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分析其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将自然保护地与适宜栖息地相叠加,识别其适宜栖息地的分布热点和保护空缺,进而评估了北京市现有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成效。研究结果表明,6个研究物种在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其中褐马鸡的受保护率最高(92.82%),鸳鸯的受保护率最低(13.66%)。各类自然保...     

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分类与评价——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自然教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及重要内容。自然保护地具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为自然教育实践提供活动场地及教育资源基础。在界定分析自然教育相关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提出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分类方案,包括自然事物、场地设施、自然文化3项主类,9个亚类、48种基本类型;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构建包括教育价值、资源质量、开发条件3层要素、10项指标的自然教育资源评价体系;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进行自然教育资源分类及评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构建的自然教育资源分类方案及评价体系具有科学性、普适性与可操作性,可在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的调查、分类与评价中推广,为自然保护地的自然教育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水生态健康维护的空间开发管制分区研究——以巢湖环湖地区为例

水生态健康已成为区域环境管理的新目标及国内外生态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下,巢湖环湖地区出现了水质恶化、植被消亡与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水生态健康问题,旨在通过环湖地区的空间开发管制分区,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实现环湖地区水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发展。应用Arc GIS空间分析平台,构建由水生态敏感性和水生态压力组成的分区评价指标体系,以500 m×500 m网格为评价单元,通过单要素与多要素的综合评价,借助二维关联矩阵分析,进行空间开发管制分区,据此提出差别化的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导向。结果表明:巢湖环湖地区从空间单元上可确定为低敏低压区、低敏高压区、高敏低压区、高敏高压区4种类型区;水生态敏感性较高的环湖主要入湖河流两侧,以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为主;滨湖新区北部、巢湖市区及各镇镇中心水生态压力较大,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实施严格的环境准入条件和污染排放标准;虽然环湖乡镇大部分地区水生态敏感性和水生态压力相对较低,可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但严格控制新增污染物排放、维护水生态健康发展是首要任务。     

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我国的自然保护地普遍存在着科学管控难、统一管理难和资金供给难等问题, 即便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也不例外。本文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 设计了基于细化保护需求的保护地役权制度, 以探索一种能解决上述问题并能体现生态补偿的适应性管理方法, 包括: 细化主要保护对象的管理需求, 结合土地利用类型, 确定实施保护地役权的空间范围; 辨析保护需求和原住民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 形成正负行为的准则并以行为清单的形式体现; 从生态系统监测指标改善情况、正负行为遵守情况和社区能力建设三个维度制定地役权制度的评价方法; 据此形成地役权合同, 明确供役地人和需役地人的权责利, 形成考虑保护绩效的生态补偿方案。这种方法可以解决自然保护地因为权属不一致造成的生态系统和景观破碎化问题, 缓解社区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南方集体林地占比较高的自然保护地具有适用性。     

The selection and desig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ustralia as a case study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increased interest in the use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as tool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marine habitats and species. This has resulted in the declaration of many MPAs around the world. Despite this activity there have been few tests of hypotheses about the design criteria for sel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se areas, resulting in a haphazard and ad hoc selection of protected areas, with conflicting and inconsistent terminology and objectives. The application of appropriately tested scientific information to the design of MPAs will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in the future.To 1st January 1992, 267 MPAs had been declared in Australia, covering a total area of ca 400 019 km². The history of their declaration has been sporadic and uneven. Conflicts over State and Federal legislation and, within states, conflicts over jurisdiction among agencies caused by overlapping responsibilities, have at times slowed the declaration of MPAs. In this paper, the history of MPAs in Australia is used as a case study to discuss the problems, both biological and administrative, of declaring MPAs.     

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的城市边缘区生境服务评估与分区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和乡村交接的社会-生态脆弱区,科学评估其生境服务,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生境服务评估中将社会和生态视角进行整合,有利于制订具有接受度和包容性的保护与管理策略。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构建“生境质量-生境感知”的生境服务评估框架,综合InVEST模型和SolVES模型开展评估,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的耦合协调关系,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协调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生境服务分区。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境质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分布呈“西高东低”格局;生境感知空间分布则多临近水系呈“条带状”格局。(2)生境质量与生境感知的耦合协调程度为轻度失调,且失调单元较多。(3)社会经济因素为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多与景观格局因素共同作用。(4)基于生境质量和生境感知的匹配与耦合协调关系,可将研究区划分为4大类、12小类生境服务区,以进行针对性保护与管理。研究结果可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境综合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不同生态保护地植物特征和土壤性质的对比研究——以黑河中游湿地为例

选择黑河中游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和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植物组成、物种多样性、植物生长状态、土壤养分、土壤理化性质及植物土壤间关系。结果显示:湿地公园的植物高度和土壤养分含量(有机碳、全氮、速效氮、全磷、速效钾)显著高于自然保护区,土壤理化性质含量(容重、pH)显著低于自然保护区,表明湿地公园有利于植物生长发育、土壤养分固存、改善土壤质地;自然保护区的植物科属种、多度、物种多样性(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显著高于湿地公园,表明自然保护区有利于维持植物多样性;两种保护地中影响植物多样性的土壤因子不同,湿地公园物种多样性与土壤全磷和速效磷显著正相关,而自然保护区物种多样性与土壤盐分显著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