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更新世兔属化石的厘定

在对我国现生兔属各种骨骼特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形态特征的观察与测量数据的分析,修订了已有的兔属化石材料。将周口店第1,2,6,20,山顶洞和东岭子洞等地点以及山东平邑发现的兔标本归入草兔Lepus capensis。以前被归入Lepus wongi种内的标本,除周口店第13地点及蓝田陈家窝子的应属于Lepus teilhardi外,其余地点的皆为Lepus capensis,因此L.wongi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为无效种。周口店第16地点的标本归入华南兔Lepus sinensis,是该种目前惟一的化石记录。辽宁营口金牛山的标本暂时归入东北兔Lepus mandschuricus。我国更新世共发现两个化石种和4个现生种。其中化石种Lepus teilhardi和L.ziboensis出现在早更新世晚期至中更新世早期,现生种L.capensis,L.mandschuricus,L.sinensis和L.comus分别出现在中更新世与晚更新世。初步讨论了兔属的起源,认为兔属可能起源于上新世的Trischizolagus。     

中国新生代晚期的剑齿象(剑齿象科,长鼻目)及其扩散事件

对我国新生代晚期的剑齿象(Stegodon)进行再研究,提出了下列几点看法:1)依据Ste-godon的特征,可将已命名的中国剑齿象种分为3类。一类为有效的剑齿象种,包括晚中新世的S.licenti Teilhard & Trasseart,1937;上新世的S.zdanskyi Hopwood,1935和S.officinalis Hopwood,1935;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早期的S.zhaotongensis Chow & Zhai,1962;更新世的S.chiai Chow & Zhai,1962,S.orientalis Owen,1870,S.sinensis Owen,1870和S.huananensis sp.n.等种。另一类是从剑齿象属中分出,归入到其他属或科的种。属于这一类的有可能置入真象类(Elephantoidae)的Stegodon parahypsilophus He,1984,S.guizhouensis Li & Wen,1986,Stegodon cf.S.hypsilophus和S.primitium Liu et al.,1973以及归入Stegolophodon的Ste-godon baoshanensis Yun,1975。第三类为属种分类位置未定的种,以S.wushanensis Huang et al.,1991为代表。2)南亚更新世的S.elephantoides(Clift),1828可能在我国不存在。3)我国的剑齿象化石相当丰富,发现于东经99°以东、北纬38°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山西、陕西和甘肃以及华中、华南、西南和部分华东等地区),生存时代为晚中新世晚期至更新世。4)在新生代晚期我国的剑齿象可能经历了3次大的由北向南的扩散和迁移事件。第一次发生在晚中新世,第二次在晚中新世晚期至早上新世早期,第三次在更新世早期。5)剑齿象可能起源于亚洲。S.licenti是我国出现时代最早的剑齿象,也可能是剑齿象最原始的一种。     

吉林乾安大布苏晚更新世野牛化石

我国东北地区更新世野牛化石的发现已有近一个世纪历史, 尽管先后有不少零星报道, 但至今无一篇专门文献, 并且前人报道的头骨化石材料无一是完整的。本文记述了保存基本完好的2件野牛头骨和3件下颌骨; 化石来自吉林省乾安县大布苏地区, 地质时代为距今约2万年。基于其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 本文将其归入草原野牛Bison priscus(Bojanus, 1827)。前人将东北平原晚更新世野牛归入Bison exiguus Matsumoto, 1915的做法存在诸多问题, 因为后者在模式产地、地质时代及形态特征等方面都与东北晚更新世的野牛差异甚大。我国东北平原晚更新世的野牛应归入草原野牛种, 该种是中-晚更新世广泛分布于全北区的种类, 也是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最主要成员之一。     

哺乳动物化石群落线指示的甘肃临夏盆地晚新生代环境演变(英文)

哺乳动物群的演替过程在重建古环境和古气候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群落线(cenogram)是将陆生哺乳动物群中非肉食性种类按体重分布顺序排列的一种曲线,并可在图中将肉食性种类单独排序,以便显示动物群的整体组成。通过与现生哺乳动物群的比较,化石动物群的群落线已经被用来推断古环境及其在地质历史时期的变化。基于甘肃临夏盆地晚新生代哺乳动物群的群落线进行古环境重建,时代从晚渐新世直到早更新世。大多数化石种类的体重通过下第一臼齿面积与体重的回归公式来估计,少数种类用其他牙齿或肢骨来估计。大多数体重估计的测量数据来自临夏盆地的化石,少数取自文献。对7个化石动物群分别计算群落线的统计结果,在此基础上进行古环境解释。这些分析揭示了临夏盆地在晚中新世、早上新世和早更新世具有开阔的环境,晚渐新世是半开阔的林地,而中中新世为比较紧密的森林;在晚渐新世和晚中新世早期气候干燥,晚中新世的其他时段以及早上新世和早更新世为半干旱环境,而中中新世时期相当湿润。     

江西萍乡上栗杨家湾洞晚更新世长鼻类化石:兼论东方剑齿象–亚洲象组合

江西萍乡杨家湾1、2号洞出土了4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括剑齿象和亚洲象,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杨家湾洞的剑齿象化石包括DP2, DP3, DP4, M1, M3, dp3, m2和m3等40余件;根据形态特征和测量数据,可将其归入东方剑齿象(Stegodon orientalis);在形态方面最显著特征是乳齿的宽/长比值较大、每个齿脊上乳突数目较少和白垩质层不发育。亚洲象化石只发现2件齿板,其特征和大小均与现生亚洲象(Elephas maximus)的一致;此外,2号洞还出土了1件门齿残段;我国南方更新世的长鼻类化石多为颊齿,门齿则报道较少;首次观察了我国化石象类门齿施氏线,其外施氏角为136°,该数值在剑齿象和亚洲象的变化范围之内,因此,仅藉此特征很难将其归入二者之一。东方剑齿象的地质分布纵贯整个更新世,但亚洲象在我国的初现时间却至今不明,其根本原因是对早–中更新世亚洲象(古菱齿象)的分类、演化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不过,在晚更新世,亚洲象已在我国南方广泛分布;依据现生亚洲象可能出现的时间判断,东方剑齿象–亚洲象组合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分布时间应当是在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末期,并以晚更新世最为常见。剑齿象出现于我国南方第四纪各个时期,早更新世甚至在北方少数地点发现;真象类在早更新世期间在南方地区缺失,而中–晚更新世时却几乎遍布全国(高山地区除外)。这种时空分布上的变化,究竟是长鼻类自身演化的结果还是由环境变化所致,目前还不清楚。     

甘肃临夏盆地晚中新世貘类化石(奇蹄目、貘科)一新种

描述在甘肃临夏盆地晚中新世地层中发现的貘属新种和政貘(Tapirus hezhengensis sp. nov.),它是貘属中已知最小的种之一。在基本特征上,临夏盆地的和政貘与现生貘已相当接近,前臼齿完全臼齿化,门齿、犬齿的数目和形态也与现生貘一致。东亚晚中新世缺少貘科化石的材料,和政貘的发现对中国第四纪貘类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显示中中新世起源于欧洲的真貘在晚中新世时期已扩散至东亚。貘类通常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森林环境,但和政貘在华北三趾马动物群中的发现说明这类动物也能够生活于干旱的温带草原地区。     

三峡地区最晚更新世的梅氏犀兼述中国南方更新世的犀牛化石

重庆市巫山县迷宫洞是一处重要的晚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遗址, 其绝对年代为距今13150±190年。本文研究了这一遗址出土的犀牛化石, 材料包括头骨碎块、下颌、牙齿及数件头后骨骼。这些材料被鉴定为梅氏犀或称基什贝尔格犀(Stephanorhinus kirchbergensis), 是这个种已知时代最晚和分布最为靠南的记录。适合温带气候的S.kirchbergensis在中-晚更新世南下至长江流域, 可能是受到冰期寒冷气候的压迫所致。以迷宫洞和其他长江流域的S.kirchbergensis为基础, 通过对比, 认为我国南方、北方以及欧洲的S.kirchbergensis在颊齿形态上存在明显的区别, 从而将这个种分为三个类型。另外, 本文还对我国南方更新世的犀牛种类, 特别是中国犀(Rhinoceros sinensis), 进行了全面地厘定。     

安徽淮南大居山早更新世猪化石

继在安徽淮南大居山发现晚中新世老洞哺乳动物群和新洞早上新世哺乳动物群后,1998年在老洞西侧又发现了西裂隙哺乳动物群。记述了西裂隙动物群中的李氏野猪(Sus ly- dekkeri),并对李氏野猪的地理与地层分布进行了综述,对李氏野猪与其近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李氏野猪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和江南,最早出现在下更新统下部,最晚可延续到上更新统底部。李氏野猪与早更新世分布在长江以南的裴氏猪(S.peii)、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分布在欧洲和中东的斯氏猪(S.strozzii)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地理亚种或仅仅是形态种,晚更新世以后分布于欧亚大陆的野猪(S.scrofa)是它们的直接后裔。     

云南禄丰晚中新世的长臂猿类化石

本文记述的是在禄丰腊玛古猿化石产地发现的长臂猿类化石,它是一种与上猿较为相似而又具有一些进步性质的长臂猿类。它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晚中新世此类化石记录稀少的状况,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长臂猿类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对现生长臂猿起源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化石依据。鉴于它的形态特征和地史分布,作者把它订为一新属新种Laccopithecusrobussus gen.et sp.nov.     

生物古地理、分子分异时间及化石纪录:古中华貂在内蒙古阿巴嘎旗晚中新世宝格达乌拉组的新材料(英文)

北美现生的潘氏貂Martes pennanti(荷兰殖民区俗名fisher,北美印地安土著俗名pe-kan)传统被归入貂属(Martes)。20世纪70年代初Elaine Anderson首先认识到北美fisher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中国山西保德晚中新世的古中华貂M.palaeosinensis。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上裂齿唇侧具有一个孤立的小齿根。因此在众多的化石和现生貂中,这些具有多一个小齿根的种类可以归入它们自己的一个分支,并重新启用已建立的Pekania属来区别于其他种类。近年来新兴的分子系统研究也趋于把北美的fisher与中、南美的Eira及北半球的狼獾(Gulo)并列,甚至指示它可能是狼獾的姊妹群。因此把fisher独立归入Pekania属中可能是未来的方向。2009年我们在内蒙古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组的晚中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个古中华貂的上颌。这是该种在内蒙古的首次发现,借此机会对目前的分子系统关系、分异年代及化石记录进行综合探讨。虽然保德和宝格达乌拉的古中华貂在时代上与分子钟估算的5～8Ma比较一致,狼獾的化石记录却远比古中华貂的老(可以追到11Ma左右)。如果狼獾确实是fisher的姊妹群或与它并系的话,那么fisher的分异时间也可能更早。     

THE APPLIED BIOLOGIST, THE CHILD, AND SOCIETY

Conside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st and current applied biology reveals its fundamentally ecological nature, and also indicates the potent influence of the applied biologist upon society. It is urged that in order to impress influence upon pupils biolog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mainly upon field studies, rather than upon predominantly evolutionary,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udies. The nature of past and existing school biology strongly reinforces the abovel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attempts to find and evaluate evidence of the social influences of past and present biological education are presented, both in relation to the whole population, as well as to particular aspects, like food poisoning, the press, and the education of Civil Servants and Members of Parliment.
The potentialities of a Sixth Form biology resting chiefly upon field study are discussed not only as a means of developing an outlook valuable to-day, but also of treating suitably the pre-university education of future applied biologists.